2019年10月16日，李修文最新散文集《致江東父老》分享會在成都市文軒BOOKS書店舉行。
紅網時刻記者 蔡娟 通訊員 陳漫清 長沙報導
「大家好，我是李修文的書迷，我代表大家向李修文問好。」寧浩式幽默開場。
李修文與寧浩的關係，如同文學與電影的關係。一個握筆，一個運鏡，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總能殊途同歸。關注並詮釋小人物的起伏命運，堅持底層草根美學，讓李修文和寧浩成為「膩歪」多年的老友。
10月16日晚，作家李修文攜散文新作《致江東父老》作客成都，在文軒BOOKS書店與當地讀者見面。這位「70後」湖北省作協主席、魯迅文學獎得主，與著名導演寧浩一道，以《致江東父老》為起點，展開了一場有關文學和電影的精彩對話。
文學是弱者的事業，為「天下可憐人」立碑
《致江東父老》是李修文繼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山河袈裟》之後的全新散文集，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全書約30萬字，收錄有《三過榆林》《我亦逢場作戲人》《不辭而別傳》《小站秘史》《白楊樹下》《何似在人間》《在春天哭泣》《猿與鶴》等十幾篇散文。
落魄的民間藝人、與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過了氣的女演員、流水線上的工人、不得不拋棄自己孩子的女人、愛上了瘋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獲取勇氣的窮人……書中，李修文用細膩的筆觸，把過去十餘年遇見的「天下可憐人」凝練成一個個故事。為此，李修文將這個群像定義為——「在如今敘事中越來越安放不下的典型中國式面孔」。
在李修文看來，《致江東父老》當中，「可憐之人」皆是「可愛之人」。他們是小人物，是」江東父老「，是你，是我，他們的故事裡有力量、有勇氣、也有情義。因此，李修文在《致江東父老》序言中寫道：「那些被吞咽和被磨蝕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將它們重新打撈起來；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決了，他們便配得上一座紀念碑。」
從《山河袈裟》到《致江東父老》，正如寧浩所說，李修文的創作內核沒有變化，「就沒有換過賽道」，一直力求美學上和精神上的真實，為普通人立傳。在李修文眼中，寧浩是嚴肅電影導演，他比觀眾認為的更複雜和豐富，他的作品有著強烈的作者意識。寧浩曾說過，世界上90%以上都是小人物，因此他的電影就是展示小人物的故事。
「從我寫作第一天開始，就沒有寫過什麼大人物。」李修文坦言，以前的作品並沒有刻意地要去為誰而寫作、為小人物而寫作，因為「本質上我自己就是一個小人物嘛，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來有目的。你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一個寫作者，你肯定是其來有自、有淵源、出處和來歷的，你從來沒有從一個多麼高端、多麼大人物的環境裡面給長出來，當然揮之不去的都是小人物。」
《致江東父老》圖書展示。
寫作，就是李修文的日常生活本身。在李修文看來，寫小人物重要的是態度，是寫作和生活知行合一的程度，而不是策略。文學是一個弱者的事業，面向弱小、虛空、失敗、不堪，然後去甘於自生自滅，是文學藝術的人間正道，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秉持的命運。
李修文坦言，《致江東父老》是他對命運的一次確認，他想通過寫作挽留或者確認那些困境裡的人。「我確信在每個人昂首向前的這樣一個社會準則和秩序裡面，還有一部分人跟不上，還有一部分人要落伍，每次看見這樣的人物我就心生垂憐之感，尤其現代文學或者現代文學評論發展至今，過度的闡釋老是使我們離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產生最真實感受的那個地方越來越遠。在這些人身上，我看見了我熟悉的中國人，他們沒有死絕，他們依然靜水深流地生活在我身邊，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很古老的情感，我發現它沒有從我的生活身邊消失。」李修文說，「我想通過自己的寫作能夠對他們進行一點點的挽留或者確認，告訴大家我們中國人，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參與才構成了一個『此時此刻的中國人』，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我是有這個志願的」。
作為老友，寧浩與李修文一樣，對「何以為中國人」的命題特別感興趣。「我也一直特別感興趣落伍的人，就是因為這個時代發展太迅速，從小老覺得追不上，現在APP越來越多，覺得越來越追不上了，總有一種恐慌。」
復活荊楚風格，做「美學上的項羽」
「所謂的小說人物背後站著很多個人物，散文為什麼不可以如此？」談到虛構與真實的關係，李修文認為，在《致江東父老》的創作中，只有一種真實，那就是美學意義上的真實，而非散文意義和新聞意義上的真實。「作為一個楚人的後裔，我期待那種荊楚風格的復活。我希望能從美學上恢復《天問》《山鬼》的傳統，我也希望從氣質上，我能寫下一個個像項羽和屈原那樣決絕的、能在現代生活中伴隨我們往下走的人。」
對談現場。
現場，李修文分享了在陝北的一段親身經歷。當時在小旅館裡，他們對面住著幾個丟孩子的人，其形象讓人難忘但不至於花筆墨專門去寫，後來在河北邯鄲又碰到了一個丟了孩子的人，兩者的形象就發生了重疊。「當我要去寫它不斷回憶它，回憶它的過程也是在重新創造它，我只知道我一次一次對它的觀望、凝視構成了一場我創作意義上的真實。」李修文認為，這種重疊與再現有別於完全真實的記錄，這也是作家有別於記者或者紀錄片導演的地方。
為了這種實現美學意義上的真實，在《致江東父老》一書中，李修文打破了傳統的寫作方式、也打破了傳統體裁的分野，將口述、書信、筆記小說等多種體裁雜糅在一起進行創作。李修文說，「我不是為了哪一種文體而寫作，就是它質疑在今天這樣一個年代、這樣一個維度裡，你願意把這一批文章裝在哪一個筐裡頭，它就在哪一個筐裡頭待著，與我無關。我要迫切地去創造連我自己都暫時無法命名的那樣一個世界。」
「當你開始精緻的時候，墮落的旅程很有可能就開始了」
雖然古典主義是李修文一直所堅持的創作價值，但他同時也警惕在文章裡出現過多傳統意義上已經定性的古典性。他說，事實上古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標準，古典性並非「唐詩宋詞的一種流風餘韻」，唐詩宋詞固然有字詞之美，但美學勝利的最根本原因是在於唐詩宋詞見證了那個年代的離亂興衰。而且古典中也往往蘊含著現代性，古典傳統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為它豐富、複雜、駁雜、生機勃勃，有時候甚至充滿挑戰性。「《三言二拍》裡面寫了多少離經叛道？所以，我從古典裡面感受到的往往是這種力量，真正今天在這個時代還有效的古典作品，在那個年代一定是有冒犯力和創造力的」。
李修文說，這兩年來他從所謂的通俗文學裡得到了很多有價值的啟示，「我沒有想到的是，我是一個所謂的嚴肅文學或者成為文學作家的時候，真正這兩年來對我形成了最有效啟發的，其實反而是武俠小說帶給我的關於小說敘事結構上的認識。」李修文說，他最近一直在研究，想寫如此豐富如此紛繁的一個時代，如果要寫長篇小說，如何進行一個有效的架構，能夠連接起來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物生活，「我研究來研究去，突然發現武俠小說非常有效。武俠小說裡面構建一個龐大世界的能力，然後把大人物和小人物，就是這種枝幹、這種根須都描寫得既深入又廣闊，既面面俱到但是每個人都還有自己的一個面貌和尊嚴。」
作為老友，寧浩敏銳地捕捉到了李修文作品中古典主義的」回歸「——精煉。在他看來，文言文時代寫作的時期，文人會努力追求用最少的筆墨和精煉的部分，創造「上天入地的最寬闊的情緒」，而李修文寫作中表現出的精煉，也同樣是他拍電影時所追求的。「不僅僅是說在電影和文學上，其實無論你看繪畫，或者看其他的文藝形式，都是希望能夠在單位時間內得到更多、更豐富層面的感知，這才是一個好的作品」。在寧浩看來，一個合格的藝術家不應該喜歡被框住，而是願意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並且認識自己、認識這個世界，同時構建一些新的語境和創造新的感官。
活動大合影。
寧浩說他喜歡帶碴的、硬一點的美學風格，不喜歡太多的筆墨去說廢話，而李修文給他的感覺就是豐滿和紛亂的。對此，李修文自己的解釋是那是一種「經歷了殫精竭慮的創作實踐之後所要呈現給世界的美學」，是真實和準確，而非粗糙，寧浩的電影也是如此。「我特別喜歡一句話，精緻往往是墮落的開始。當你開始精緻的時候，你一定要小心，你墮落的旅程很有可能就開始了。」
李修文坦言，早期以小說家身份出道的他，在很長時間裡自己寫不了小說，因為還沒來得及構建一個世界，就突然發現生活得很多外部形狀、內部機理又發生了變化。「搞創作有的時候是魔障，是漩渦，它需要我們非常大的心智和精神世界，搞不好你會被你想要表達的對象以及這場生涯吞噬掉，你能夠挺住持續行走在這樣一條道路上，能夠留一條全屍、能夠繼續苟延殘喘，我覺得就已經是非常幸福了。艱難跟所謂的成功學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是說我們持續地有紀律地行走在這樣一條道路上，很多人會因為各種各樣的成功焦慮，他會轉移焦點走上岔路。」
寧浩則認為，所謂成功焦慮的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我們處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生活節奏狀態當中，並且我們在整個社會氛圍裡面已經強化出來這種競爭性，所以成功變成了每一個人的壓迫，「這種成功焦慮，其實大家肯定是有同感的，去機場看那個書店，左邊都是馬雲、馬化騰，右邊都是星雲大師，這邊就是教你衝啊成功啊，這邊就是放下放下，說明每一個人都處在一個病態的焦慮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