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求含靈之苦……勿避險希、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醫精誠》篇對「大醫」的界定，成為後世行醫者的醫德典範，也是北京大學醫學部醫療系統所有員工所孜孜以求的從醫境界。
近百年來，北醫歷史上湧現了無數「大醫」典範。他們既有醫者妙手仁心的行醫風範，又有師者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為迎接北京大學與北醫合校十周年和北醫100周年慶典，充分展示醫學部各學院及附屬醫院廣大職工愛崗敬業、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的良好師德師風、醫德醫風，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與醫學部黨委宣傳部決定推出一批在教學、醫療、科研戰線品德高尚、業務精湛的先進典型，通過宣傳先進人物的風採，弘揚師德師風、醫德醫風，發揮典型示範作用為目的，進一步激發北醫廣大職工的光榮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設一支思想端正、業務過硬、作風紮實、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職工隊伍。
王興：拳拳醫者情 口腔大事業
王興教授1970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醫療系，曾任北京大學口腔醫院口腔頜面外科副主任、黨支部書記，口腔醫院醫療副院長，目前是北京大學口腔醫院口腔頜面外科正頜外科中心主任，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現擔任中華口腔醫學會會長，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中國醫師協會口腔醫師分會名譽會長，口腔種植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同時，他還是《中華口腔醫學雜誌》總編輯，《中國口腔醫學繼續教育雜誌》主編，國際牙科研究會會員，國際牙醫學院院士，美國ADA名譽會員，香港專科醫師學院名譽院士。
在北大口腔醫院北側，坐落著一座新建築——北京國際，乘電梯到C座4層，映入眼帘的是「中華口腔醫學會」嶄新的辦公場所。6月中旬的一個上午，在一間整潔的接待室裡，記者見到了中華口腔醫學會會長、北大口腔醫學院教授王興。
一見面，迎面而來的是他的親切和熱情，招呼入座、泡茶送茶；談話間，抑揚頓挫，時常發出爽朗的笑聲，這位和藹的老者的言行舉止透出一股力量，拉近與人的距離而不失威嚴。
醫者風範——做一名「好醫生」並不難
做一名醫術高明、受人尊敬的好醫生，是從醫者的至高追求，入行四十多年的王興教授也不例外。然而，在他看來，要成為一個「好醫生」卻並不難。
「首先，不管面對怎樣的病人，都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責任心，並保持我們對病人基本的尊重。」王興說。治療絕不是醫生對病人的一種恩賜，病人最痛苦的時候把康復的希望都託付給了醫生，對於病人的痛苦，醫生應該有充分的同情心和責任感。「病人沒有地位的高低貴賤，我們的眼中只能有病症的不同，這是一名醫生醫德的根本。」
有了這樣的心態，高水平的醫術就成為保證患者治癒的關鍵。王興強調醫生要在良好醫德醫風的基礎上提升自己的本事：「用拔牙來說吧，好醫生拔牙的特點是創口小、術後反應小，病人痛苦少；而技術不高明的醫生手下的病人可就受苦了。」
一名好醫生是要時刻要求自己高於平均醫術水平的，這不僅包括理論基礎以及臨床基礎的修養，還要實事求是地與病人交流。病人們都知道他有一個習慣：在手術前幾天裡，王興會頻繁地到病房裡來，觀察病人的病情，與他們交流和溝通，並隨時做好記錄。「多少年了，都成規矩了。不做好這些，晚上睡不好覺。」
如此說來，做一名「好醫生」並不難，王興又給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一名北大的好醫生。在北大口腔醫院工作多年，他一直感到責任重大。「要知道我們是全國一流的口腔醫院，如果病人在這裡都找不到治癒的希望，那他們要怎麼辦？」
王興的態度就是：在北大口腔醫院做醫生，就要負起更大的責任來。這意味著，無論在科研還是臨床上，北大人都要勇於解決前人所解決不好的事情。「現在大家都怕承擔責任而迴避風險，雖然我們不能輕易拿病人做試驗，但在做好充分準備、保證最基本治療效果的基礎上，是一定要試著去突破的。」
幾十年來王興時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憑什麼當一個醫生？「我的想法是真真正正地做點事。」在王興看來，一要有實實在在的本事，別人同樣可以解決的問題，你可以解決的更好，這就體現一個醫生的價值；在此基礎上，解決前人所沒有解決的前沿問題，即使不能做很多，但至少要解決一點。
1973年，王興在美國進修時，接觸到了頜骨畸形修復的前沿問題，按照當時流行的做法，一般是將病人的下頜骨牽引延長，從而達到手術修復的目的。王興教授當時就思考，能否從上頜骨著手修復呢——儘管這在當時的風險極大。經過多次的實驗和研究，王興他的同事在1997年完成了國際上尚未見報導的第一例上頜骨牽引手術。
「醫學院不應該是培養科學家的地方，而是培養醫生的地方。」 因此，王興對學術浮誇很是反感，「我覺得醫生最要緊的就是要好好看病，看好病。」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人的本事可能不是很大，但總要做點善事。」
有一位來自北京的女病人，接受王興的面部矯正手術後，脾氣變得很暴躁。每天對著鏡子看自己，越看越不滿意，就抓起家裡的東西亂摔亂砸，還對著老公動輒發火，家庭關係很緊張。本來這是手術之外的事，可以說與醫生沒有關係。但王興聽說後，主動寫信給這位病人，請她定期來醫院做複查，每次複查都和她進行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談話，幫她化解心理的積怨。漸漸地，半年過去了，這位病人的情緒完全平和了下來，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原來那些吵架發火也不見了。
春風化雨——藝術性化解各方矛盾
王興曾任北大口腔醫院副院長，分管醫療。這在旁人看來是個棘手的苦差事，因為這意味著每日都要面對形形色色的矛盾以及讓人頭疼的醫患糾紛。
王教授跟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口腔醫院曾接待過一名患兒，治療過程很順利，但術後卻發生了患兒的口腔黏膜被藥水輕微燒傷的事故。接診的醫生認為是孩子調皮，對治療不予配合、亂哭亂鬧的後果，而家長卻怒不可遏，堅持要醫院賠償。憤怒的父親在醫院裡打鬧，一定要見到醫院領導。
王興知道此事後，詳細地看了孩子的病歷，並找當事的醫生、護士等人了解清楚情況後，他把家長請到了辦公室。王興向患兒父親誠懇地承認了醫生由於疏忽造成的對孩子的傷害，並承諾免去孩子的醫療費，並由醫院承擔孩子燒傷的醫療費以及父母來往的車費、誤工費等等共三百多元，但事後得知，病人一定要堅持交了所有治療費，原諒了醫生的過錯。
事後，王興召集相關科室開會，他嚴肅地說：在我們治療中，灼傷小孩的口腔黏膜，100%是醫生的責任，其他所有的藉口都行不通，今後遇到類似情況都照此辦理。說到這裡，王興感慨地說：「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無法解決的醫患糾紛，如果醫生都能百分百承擔起責任來，那麼很多糾紛就根本不會存在。」
王興常常告誡他的學生以及年輕醫生：要學會換位思考，要客觀面對現實。他立下一條規矩：凡是年輕醫生與病人發生爭吵，不論什麼理由，都要先批評醫生。
有的年輕醫生不理解：這不是無原則的謙讓和寬容嗎？王興沒有用行政命令向下壓，而是給大家講道理：爭吵，就意味著你會把病人貶低，這其實也是在貶低你自己，換句話說，就是自己承認和病人半斤八兩，這是一個高素質醫生所做的嗎？「作為醫生，我們要站得比患者高一些，多一些寬容，少一些斤斤計較。」
俗話說，某某人不是鐵板一塊，這對於在重要崗位擔任領導的王興來說，有時也需要靈活。在王興那裡，這種靈活不是不講原則，而是充滿藝術性和智慧的變通。
曾有一位大學教師帶著她大學在讀的兒子掛了王教授100元的號來看病。王興為他的兒子仔細檢查並請正畸科醫生會診後，認為他兒子的畸形很清，不需要手術，可以正畸治療，並給他約了正畸治療的醫生接診，但是病人覺得找你來看就是要手術，你說不做手術不是白看了，要求退號。王興向她仔細做了解釋，對方仍堅持不讓步。見到這種情形，王興就笑著對女教師說：「好了，就算你白看，算我白幹。我現在就寫個條，你去退號。」
在回想起這件事時，王興說，當時如果和她爭執下去，很可能會影響其他的醫生和病人；我已經做到了我該做的，做些必要的讓步也沒有什麼。「在面對醫患糾紛時，如果無法改變大環境的話，醫生就要自我改進，避免事態的升級。」
一生情所系——口腔之中有大事業
從醫多年，王興從未停止過科研的腳步。他在國內首先將國際上最先進的頜骨牽引延長技術應用於複雜疑難牙頜面畸形病例矯治，並在多次國際會議上報告了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與會專家的高度讚揚。多年來，他正是以一個名副其實的學科帶頭人身份把國內正頜外科事業推向世界，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正是由於他站在了口腔醫學的前沿，王興才更清楚地審視中國口腔醫學的現狀。「中國的口腔事業起步晚，但發展較快。從70年代的只有5千多個口腔醫生，到今天的18萬多，可以說是翻天覆地了。」發展的速度不能掩蓋口腔醫療事業發展中存在的的許多問題，尤其在西部地區，口腔醫醫療的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還十分大。口腔醫了資源過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
王興帶領中華口腔醫學會的同事們發起了「口腔健康促進、口腔醫學發展西部行」活動，努力把口腔健康帶進西部、帶進人們的生活中；同時，在他帶領下的中華口腔醫學會大力提倡「支持口腔醫療資源民族品牌成長」。「國內市場太小，西方國家處於絕對的壟斷地位，而這種差距並沒有受到國內足夠的重視。」
「口腔走進社區」項目將重心放在口腔健康的大眾教育、普查上，以及常見多發口腔疾病的預防及基本治療上。從2006年起，「口腔醫學發展西部行」得到各級政府支持和相關商家、企業的贊助。多年來，王興和他的團隊一直致力於組織專家開辦技術學習班，免費為社區培養口腔專業人才，努力普及大眾健康教育，還發動企業、大專院校、口腔專科醫院為社區捐贈醫療器材和設備。
至於老百姓所關注的「看牙貴、看不起牙」的問題，他認為造成老百姓「看牙貴、看不起牙」的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國家保障在此投入太少。「臺灣每年3700億臺幣的醫療投入，有1/7是投放在牙科；在美國更有『牙科司令』之說，保護牙齒的全民意識非常強，這是我們要努力趕上的。」
如果要為65歲的王興找一個角色的話，「社會活動家」或許更為合適。提起他的口腔事業，王教授始終熱情不減。他說由於工作繁忙，自己一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北京，全年做的手術還不如過去一個月做的多了。「如今不帶研究生了，也沒有時間和學生在一起了。」說起這個，王興語氣中透著些許的遺憾。
「我一直在思考：我憑什麼當一名醫生。」採訪之初時，王興教授向記者回憶起文革時年輕的自己，在那個充滿混亂的時代，選擇從醫的他充滿焦慮。而在之後四十多年的歲月中，他也從未停止過以一名「好醫生」的標準對自己督促和錘鍊，在北大醫院、乃至全國口腔醫學界中，樹立起了一面旗幟。（黃君子 商偉）
編輯：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