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年（1937—1947），將一個陝北小鎮打造成革命聖地，吸引了無數熱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奔向它的懷抱，並因此而引領了幾代中國人的生命歷程，改寫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社會歷史的篇章。
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來寫延安，還原延安當年的生活面貌，揭示那些已經進入歷史或曾經被忽略了的歷史，從中我們能感受到延安時期那激情燃燒的歲月，那生命升華的天堂般的記憶，以及那殘酷的鬥爭和嚴峻的現實，這是我們的前輩為革命所創造的光榮和付出的代價。
延安交際舞始末在延安1937—1942年前後六年的周末和節假日晚會上，革命隊伍裡時興交際舞。陝北黃土地上，寶塔山上，延水河邊，穿軍裝，著草鞋，明亮的汽油燈映照著一對對聞樂起舞的翩躚身影，這是嚴肅緊張的工作、學習、生產、戰鬥生活之餘，另一番生動活潑的革命生活歷史。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隨紅軍總部進駐延安。同月底，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就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到延安作為期七個多月的採訪。史沫特萊是繼《西行漫記》作者埃德加·斯諾之後到延安採訪的第二位外國記者，由於事先通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所以她的到來受到了特別的重視。經過領導討論決定，抽調丁玲趕赴當時國共兩黨轄地分界處的三原古城杜裡鎮迎接。
正是這位自稱「大地的女兒」的史沫特萊，不僅在延安採訪寫作，聯繫促成了白求恩大夫的援華，而且還倡導組織了滅鼠運動、節育運動，以及聲噪一時的交際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馬靴，史沫特萊是一身時裝出現在延安一片青灰色軍裝制服面前的。與她形影不離的是一位年輕漂亮，長髮披肩，大學畢業後寫過詩，演過話劇的吳光偉(吳莉莉)，時任史沫特萊的翻譯兼秘書。平時偶爾和她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位濃眉大眼，最早奔赴陝北的文藝明星丁玲。
這樣三位耀眼的單身女性，像旋風一樣出入在各種政治、社交和群眾場合，她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和熱烈的歡迎。那時，革命隊伍裡盛行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她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
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看，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惟一有節奏感的舞師。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鬥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
這是延安早期的交際舞，主要是在高級幹部聚會的晚會上，但這種帶有異域色彩，具有強烈心理刺激作用的娛樂形式卻非常具有示範性，很快，在鳳凰山下史沫特萊的住處，就有了私人性質的娛樂晚會，當然少不了要跳交際舞。毛澤東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客人們的住處。
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裡提著一袋花生米。於是，外國友人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稱為樂事。
在這友好歡樂的悠閒時刻裡，我經常邀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維吉尼亞土風舞。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朱將軍參加，他和舞伴們旋舞起來，而且按著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剛參加閱兵式的新兵一樣，踢得塵土飛揚。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風舞傾囊相授後，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際舞，我也教了。
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裡的鐘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闢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周末的晚上，這裡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跳舞就是照著音樂走路。」毛澤東對交際舞也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解。雖然他也經常光顧舞場，但一開始並沒有參加交際舞，只是與史沫特萊、吳光偉有著非常頻繁的接觸。據史沫特萊回憶：
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裡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我們談到印度，談到文藝。有時他朗誦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句，有時他低吟他自己寫的律詩。他有一首懷念他第一個夫人的悼亡詩，因為她是被國民黨殺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試著跟我的女秘書學北京官話，跟我學英語，學唱英文歌子。
毛澤東後來曾經風趣地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那時候，不僅我喜歡跳舞，恩來、弼時也都喜歡跳呀，連朱老總也去下幾盤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樣)……」
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裡女將們的強烈反對。在她們看來，交際舞「一直是被當作外國的惡習被禁止的」，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際舞，彼此親密地接觸，是傷風敗俗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而禍根子不是別人，就是史沫特萊。
一時間，延安因為交際舞而鬧得沸沸揚揚。先是吳光偉在1937年7月底悄然離開延安；史沫特萊因為從馬背上摔下來受了傷，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時間，到9月初，也與斯諾夫人一道告別了延安。
但是，延安交際舞潮並沒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為有了大量青年學生的到來，延安周末晚會或交際舞會更加時興起來。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期間，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奔向延安。
這些青年學生的到來，不僅為革命隊伍增添了大量新鮮血液，而且使延安這座本來灰色狹小的古城，煥發出年輕的光彩。每到周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延安城裡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城東門外橋兒溝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魯藝大禮堂、城南門外的自然科學院禮堂、城西門外延河兩岸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或操場、藍家坪的馬列學院大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所屬的作家俱樂部、大砭溝的文化俱樂部等，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
音樂伴奏雖然很簡單，但已經是現場樂器演奏。計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製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廢棄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鋼琴，是大後方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贈送給周恩來的，1941年春轉贈到魯藝。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曲線，有的衣襟上還別上一朵小花。冬季裡將制服袖口、領口鑲嵌上一道白色或藍色的布邊，在舞場裡也是很出眾的時裝。
在當時延安所有的舞場裡，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級別最高的，經常有首長光顧。藍家坪文抗所屬的作家俱樂部舞場條件最好，有設計成沙髮式的摺疊椅，還有蕭軍夫人王德芬當壚的窯洞酒吧供應飲料。但是，最客滿為患的舞場卻是女大禮堂或操場，而最熱鬧的舞場是橋兒溝魯藝那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每到新年之際這裡都舉辦化裝舞會。
同樣是在魯藝舞場上，還演繹出許多愛情佳話。文學系第二期學員蘇菲是魯藝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魯藝大禮堂的舞會上，大鼻子醫生馬海德勇敢地邀請她跳舞，這樣就牽上了她的纖纖玉手，並且整個晚會上就沒有放下過。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很反對跳舞，但隨著交際舞逐漸蔓延時興，他也走進了舞場。剛開始，他只在舞場邊上，與文學系的幾個男生學著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顧盼流輝的目光，便靦腆得手足無措。老師的窘態，激起男同學們的不滿，經過一番策劃，在不久後的一個周末舞會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與一個同樣有些靦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學系第三期學員牟決鳴。大概是心有靈犀，他們在一起學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諧。三年後，同樣是在一個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決鳴與周立波、林藍兩對新人，同時在窯洞裡舉行婚禮。
延安交際舞潮持續到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展開，經過整風審幹運動，1943年元旦以後，取代交際舞的是群眾性的大秧歌舞。
陳毅的謙遜美德
陳雲是怎樣做思想工作的
颯爽英姿是怎樣煉成的延安革命隊伍裡的女同志，是一道風景。她們大都走過一條從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離舊家庭，投身革命的隊伍裡，軍事化生活強健了體魄，脫落了小姐們的脂粉氣與羞澀感，在光榮與苦痛中磨鍊出革命知識女性的颯爽英姿。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雲甫在安排何穆、陳學昭夫婦乘汽車去延安時，特別囑託他們，「和我們同行的有一個女青年，要一路照顧她」。何穆、陳學昭是一對留學法國的博士，一為肺結核病專家，一為重慶《國訊》雜誌特約記者，都是當時延安緊缺的高級人才。他們通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介紹，途經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別的關照。
而這位同樣受到特別照顧的女青年，原名溫聯琛，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剛剛翻字典取了一個化名叫夏沙，時年只有14歲。她是復旦大學教務長兼政治系主任溫崇信的獨生女，從小嬌慣。抗戰爆發後，其父溫崇信出任國民政府江蘇省太倉縣、崑山縣縣長，安徽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受抗戰進步的革命思想影響，在武漢時，夏沙曾從家裡偷跑出來，準備到延安，在鄭州被父親的朋友從火車上把她攔截下來。到重慶，夏沙還要去延安，父親不同意，但鎖不住她，只好買機票讓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中，乘飛機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1938年3月，原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讀書的閻明詩，離開成都來到武漢，尋找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周恩來親自接待了這位時任「新生活運動」總會總幹事，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謀閻寶航的千金，看其幼小的年齡，問她：「你吃得了苦嗎？」她故意提高嗓門，聲音響亮地回答：「能，我吃得了苦！」
不久，她被組織安排從武漢乘火車經鄭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車到延安。「我以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點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隨身帶的錢和衣物都分給了大家。」
進人革命的隊伍，一聲「同志」的稱呼就讓這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女青年們感慨萬千。對大家族的叛逆，對革命隊伍的嚮往，這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
據統計，1939年7月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成立時有學員近500人，出身多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亦有極少數的女工、農婦和家庭婦女。20歲左右的年齡，初高中文化程度，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敢想敢幹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屬性。
走進延安革命隊伍裡的知識女青年，首先改變的是身體，過集體軍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體驗革命的新奇與崇高的開始。
1938年10月24日，17歲的於藍隨隊伍從晉察冀根據地過黃河到延安，她們「有說不出的歡快和新鮮感」。女生宿舍的炕頭和地上都睡滿了當天來延安的新人們，她們只能見縫插針地將就著熬過一夜。第二天早飯後，填過表格。她們就被編入抗大8大隊第5隊。一年後，她們又轉入中國女子大學。
編入革命的隊伍，穿上統一的制服，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開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延安給予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臺，都格外富於革命理想主義的浪漫情調，不過這種最初的美好經驗持續時間並不長，她們很快就被整合成為革命隊伍裡的一分子，接受集體軍事化生活的磨鍊。
抗戰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所屬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西青救」），在國統區的陝西省涇陽縣安吳堡創辦的「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和「戰時青年訓練班」（「安吳青訓班」），是西安事變後共產黨接受、訓練並甄別革命青年的一個早期場所。學員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安排全部軍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練、臨時安排的夜行軍和野外拉練，以及修路、運糧、背柴、開挖窯洞等體力勞動，使得這些從前弱不禁風的女青年飯量大增，體格逐漸健壯起來。據親歷者回憶：
有些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學，在剛來的時候，捧起碗筷看著那單調的青菜豆腐湯，不免難以下咽，夜裡還要遭受「遊擊隊」似的跳蚤襲擊，確有坐臥不安之感。可是一段時間之後，她們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飯，跳蚤也失去了剝奪她們美夢的作用。
這種軍事化、戰鬥化的生活，強壯了投身革命者的體魄，培養了組織紀律性，磨鍊了頑強的意志，也徹底改變了女青年們的身心面貌。據時任陝北公學校長的成仿吾後來回憶：
軍事訓練把女學員由嬌柔的小姐訓練成英武的女戰士。開始時，深夜緊急號吹響了，女生隊亂成一團，這個穿錯了鞋，那個摸不著襪子，還沒出發，背包帶又散了，笑料百出。但訓練幾次之後，幾分鐘內，女生隊就報告「集合完畢」，得到軍事教員的誇獎。夜間站崗剛開始聽見風吹草動，腿就發軟，但硬著頭皮堅持。當我問她們怕不怕時，她們挺胸立正說：「報告校長，不怕！」
除了軍事訓練外，女學員們還要和男學員一樣參加艱苦的勞動，沉重的钁頭把比她們手腕還要粗，膠質黃土格外難挖，但她們不退縮，不叫苦，勞動煉硬了她們的臂膀和意志。
延安的物質供給是貧乏的，但軍事訓練和體力勞動給予了她們肉體的飢餓與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來到陝北的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隊伍裡摸爬滾打了一年多時間後，在接受美國女記者尼姆·威爾斯採訪時說：「我喜歡此地簡單的生活，我正在長健康長肥起來，而我來此之前是神經衰弱，睡不著覺的。」從「宰相府走出的大小組」孫錚來到延安魯藝，參加大生產運動，「一個星期吃一次饅頭，她一頓能吃五、六個。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
這種艱苦昂揚的軍事化集體生活，賦予了革命女青年們颯爽的英姿，又塑造了她們直爽、潑辣，無私、無畏，沒有羞澀感，一切相信組織，一切依靠組織的情感模式和思維模式。
紅軍初進延安城，被派往延安縣擔任婦女部長的周生榮，是個年方18歲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對來訪者爽朗地說起這段經歷：
18歲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齡。中國人對姑娘的審美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沒有羞態就顯示不出其美態。我們米脂就有這麼個講究：要是誰家的姑娘對人講話乾乾脆脆，臉不紅，聲不軟，就會遭人說閒話。
可是，我是延安縣的婦女部長，若是羞羞答答，就沒法工作，就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鄉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塊一召集，就站在碾盤子上揮著胳膊大聲作動員。
幾年後，由習仲勳代表黨組織，安排決定了她與李會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體驗到了羞澀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習仲勳那裡去談工作，正「巧」李會有也進來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動與李握手，李卻躡手躡腳地往後退。她心想，這人怎麼還這樣封建呢？
習仲勳笑著把他們倆看了一陣，拳頭砸了一下桌子說：「你們兩個美得太！」
周生榮懵了，鬧不清領導同志說的是啥意思，就問：「什麼美得太？」
習仲勳把腰一挺，朗聲笑道：「你們兩個過日子美得太嘛！」
有習仲勳代表組織這麼一說，李會有就兩眼瓷瓷地盯著愛戀已久的周生榮。周生榮的感覺是：「只覺得渾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湧到臉上來了，臉紅得不敢見人，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害羞。」
羞澀，是少女情竇初開的天然美姿美態，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為革命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部分地或完全地喪失了青春和性別的羞澀感。革命將她們從肉體到精神都全副武裝起來，錘鍊成革命這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
1944年夏天，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採訪的記者們發現，經歷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後的延安，「女性的氣息在這裡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燙髮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嬌柔做作，在服裝上也和男人差別很少。」這些來自外界的記者們注意到，「失卻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煩惱，使這些所謂新女性恢復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氣聽受丈夫的無理譴責了！」「延安新女性給人的印象，是她們能夠那樣泰然生活的精神，確是配合著男性做了同樣的工作。」
1939年3月8日，延安各界在北口外廣場隆重舉行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活動，中央領導人都出席會議並講話。毛澤東在題為《婦女們團結起來》的講話中指出：「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是密切地聯繫著的，婦女解放運動應成為社會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存在著。」會上，他倡議創辦中國女子大學，並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贊同。「我們要培養幾百幾千的女英雄、幾百幾千的婦女運動的職業家和博士。」
7月20日，中國女子大學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正式開學典禮。王明擔任校長，中央領導全部出席並講話。毛澤東說：創辦中國女子大學，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戰的需要，婦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題字，我就寫了下面幾個字：「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抗戰勝利之時。」
據當時的中國女子大學學員晚年回憶：「從每天清晨起床號一響，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學習都是軍事化的。1940年，在國民黨的封鎖下，延安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我們每天洗腳洗臉都在延河，冬天敲開冰窟窿洗，夏天跳進河裡衝。沒有肥皂就用石塊在河邊捶打衣服，要麼用草木灰過濾的鹼水來洗。吃的是小米飯，一天兩頓，沒有菜，有時真餓得難以忍受。
「物質生活雖苦，但在精神上，我們卻是最富有、最快樂的一群。最能說明我們心境的，要算是迴蕩在延河邊的嘹亮歌聲了。除了睡覺、上課、吃飯，學員們隨時隨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飯前飯後唱，課前課後唱，行軍時唱，開大會時更唱，歌聲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動山搖。」
這段幸福時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婦女節，中國女子大學在延河灘上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臨時搭建的主席臺和松柏彩門，四周布滿彩旗和標語，女大學員身穿一色列寧服、腰扎皮帶、排列整齊的隊伍，把延河沙灘打扮得格外壯觀。當毛主席等中央首長健步登上主席臺時，500多名學員表演了精彩的集體舞、化妝秧歌舞和雄壯有力的《女大大合唱》。下午進行的排球對抗賽，抗大男子居然敗在女大手下。
這次演出轟動了延安，並傳為永遠的佳話。女大學員仿照蘇聯服裝式樣，自己組織裁剪縫製出的列寧裝校服：大翻領，雙排扣，腰身收束，再穿上繡綴著兩隻紅絨線球球的布草鞋，實在是標緻、時髦極了。這樣的裝束，成了後來近半個世紀的革命女英雄颯爽英姿形象的標準範本。
陳毅的謙遜美德
陳雲是怎樣做思想工作的
秧歌是這樣開發的和著震天動地的鑼鼓節拍，不斷有節奏地扭動著身軀，渾身發熱，彼此召喚，相互感染，一種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革命集體情緒就在隊伍裡被迅速激發起來。這是延安後期中國革命的歌舞，是以延安「魯藝」為代表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民間傳統秧歌舞的開採開發，而創造出的中國現代革命紅色文化。
最早是在1940年春耕期間，反汪、冬學各種運動，以及收復溫塘和歡迎一、五糰子弟兵勝利歸來，百團大戰的慶祝中和反妥協投降及雙十綱領的政治鬥爭的浪潮裡，才開始了延安秧歌的革命扭動。
到1942年，魯藝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經歷著脫胎換骨的生死抉擇和人生改造，他們徹底否定並摒棄了幾代知識分子的生活情趣和藝術精神，選擇秧歌這種本土的藝術形式，帶著探索冒險的精神，進行革命藝術嘗試，於是才有了延安秧歌的輝煌。
所以，秧歌的改變，首先是對人的改變。
1942年7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剛剛開過，魯藝組織學風學習大討論的同時，為紀念抗戰五周年，貫徹文藝座談會精神，周揚就抽調部分政治上比較可靠的師生開赴茶坊鎮兵工廠開展「七月宣傳」活動，為工人和附近農民巡迴演出。
這次演出的節目全是西洋音樂和外國話劇，由於生活習慣、語言、動作和藝術形式都和陝北農村民眾生活毫無關聯，所以一點兒也沒有得到群眾的歡迎。「去時熱熱鬧鬧，歸時冷冷清清。」這使得準備走群眾道路的魯藝師生們反省，更讓周揚沉思，群眾為什麼不歡迎我們的演出呢？我們的演出怎麼才能獲得工農兵群眾的喜愛和稱讚呢？
這時延安文藝界都紛紛籌備開展通俗文藝活動。9月10日，延安文化俱樂部在文化溝（即大砭溝）口豎起「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三座巨型牆報。《解放日報》為此發表通訊，稱其為「面向群眾，面向工農兵」的「延安文藝工作的新步調」。
鑑於「七月宣傳」的教訓，周揚要求這次的演出「不但要讓老百姓懂得所宣傳的內容，而且還要讓他們愛看」。於是，擔當演出任務的戲劇系主任張庚讓全院師生想辦法，找出一批課堂正規教學之外的小能人。「他們對民間的東西比較熟悉，有的人民歌唱得好，大家在一起七拼八湊，就湊出一整套節目來，有花鼓，有小車，有旱船，有挑花籃，還有大秧歌。」
轉眼間，1943年元旦到了，魯藝將這支新的宣傳隊伍拉出去演一次，讓老鄉們瞧瞧。在2月4日下午延安南門外廣場上的慶祝大會上，魯藝宣傳隊著實風光了一把，老鄉們說：上回你們「裝瘋賣傻、呼爹喊媽（指西洋唱法），不知唱的啥，這回才『一滿解得下』，都能看得懂了。」回來後，周揚趕緊召集宣傳隊成員，總結成功經驗，找出存在的問題。
2月9日，農曆正月初五，魯藝宣傳隊調整增加了一些節目，突擊趕排了秧歌劇《兄妹開荒》，開始連續在楊家嶺、文化溝、棗園等地扭秧歌拜年表演。在棗園表演時，毛澤東看過後滿意地說：「這還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
有了這個肯定，各單位都聞風而動。到農曆正月十五，全延安就有27支秧歌隊在上下翻滾，翩躚起舞了。
秧歌運動的開始，是利用這老百姓所熟悉和愛好的形式，來宣傳生產，表揚勞動英模。最初獲得成功的秧歌小劇《擁軍花鼓》，就是詞作者安波將擁軍的政治內容，配上民歌「打黃羊」的曲調，採用「鳳陽花鼓」的表演形式，再加上王大化採用陝北秧歌的演員舞臺扮相，和李波首用民歌真聲唱法，拼湊而成。而中國民間花鼓、秧歌藝術的程式化特徵，又為舊曲牌翻唱新歌詞，基本舞蹈規則變化新鮮玩意兒，敞開著大門。
位於延安縣西川口，地處偏僻的難民紡織工廠，平時文娛活動較少，有些到延安看過《兄妹開荒》、《趙富貴自新》的人，就提議照著這些故事、歌詞、曲譜、表演方法，自己來演。比如為了提高生產情緒，克服織單經單緯布的困難，該廠朱小乙執筆編寫了與本廠生產任務密切相聯的劇本《單經單緯》，用快板形式揭露生產過程中某些不良現象的《土經土緯》，號召全體工人向勞動英雄看齊的《學習袁廣發》等。
這幾個秧歌劇的內容，因與工人生活有密切聯繫，所以工人喜歡看，看完後大家總是議論紛紛，而且鼓舞了他們的勞動熱情。
還有一個秧歌劇《娃娃病了怎麼辦？》，是1944年9月在磚窯灣驢馬大會上演出的。當時鄉間的小孩常患氣管炎或百日咳，因相信巫神或亂用土方子治療，先後致死的有幾十個。該廠工會發起，連夜編成劇本，趕排一天，第三天在大會上演出。許多婆姨都哭了，痛斥迷信誤人。延安市市長說：「這個戲還應該再演，要讓每個老百姓都看到。」
舊瓶新酒的革命秧歌在陝北農村所引起的轟動效應，很快被總結出創作經驗。比較新舊秧歌唱詞，如果說傳統祭祀秧歌是敬神娛神，是人對神的禮讚與祈願，是「下情上達」；那麼，革命秧歌則是革命宣傳，是政治政策宣傳，是「上情下達」。經過整風運動洗禮後的延安知識分子們，通過秧歌替老百姓立言立論，那就是：誰能帶領我們解決基本生存溫飽問題，我們就將他請到原來只有神靈才能享有的位置上去，接受禮讚與歌頌。
扭革命秧歌的是革命群眾，他們的扮相必須體現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要求，所以是積極的、革命的、快樂的、熱情的、健壯的。「大秧歌應當是人民的集體舞，人民的大合唱。它必須熱鬧，如老百姓所喜歡的那樣。它要表現集體的力量，它要在各式各樣的形象和色彩當中顯示出它的美妙的和諧。」這樣，主題變了，人物扮相也變了。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臉譜，除去了調情的舞姿，全場化為一群工農兵，打傘改為鐮刀斧頭，創造了五角星的舞形……」
作為黃土地上的紅色革命流行文化，被革命意識形態成功開發了的革命秧歌，還具有廣泛參與性、互動性的紅色行為藝術特徵。舞到洶湧澎湃的革命秧歌隊伍裡，什麼個人恩怨，什麼憂愁煩惱，都被忘卻在了氣脈暢通、情緒高漲的紅色藝術潮流裡。
1943年3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方向》，充分肯定了以新秧歌運動為代表的革命文藝發展方向。
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將魯藝和其他幾個專業文藝團體，分別派到陝甘寧邊區的五個分區去勞軍，兼為當地老鄉演出，藉此把秧歌運動普及到各個分區去。隨著《兄妹開荒》、《白毛女》等新式秧歌唱遍各邊區、解放區和全國各地，革命秧歌越來越成為革命紅色文化的時尚。
（編寫：星澄）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朱鴻召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陳毅的謙遜美德
陳雲是怎樣做思想工作的
（來源：文匯報）
（責任編輯：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