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916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儼然一個洋派十足的青年，能說一流英語，浸染西方知識。畢業後，林語堂上北京任清華大學英語教員。清華當時還是赴美留學生的預科學校，由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而興建，亦逐漸成為提倡西學的中心。1916年至1919年清華任教期間，林語堂經歷了一次「文化反差」，反省自己的西學背景，探尋自己作為中國學人的文化根源，使自己的教會西學背景紮根於中國文化土壤，而林語堂自身的跨文化心理重整伴隨著全國上下方興未艾的、旨在擺脫中國傳統文化束縛的新文化運動。
林語堂二十世紀初，一場文化風暴席捲中國大地。1895年甲午慘敗以後，中國知識界對晚清士人「中體西用」的改良方案普遍失去信心，革命呼聲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皇室當然不願自己放棄自己的家天下，不得不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比如，1905年宣布廢除實行千年之久的科舉制，徹底改變了現代中國的知識/權力結構。從此以後，大量青年遠赴日本和歐美留學。但是革命還是來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被推翻，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於1912年宣告成立。革命後的權力博弈使軍頭袁世凱上位。1916年袁世凱謀劃復闢帝制，慘遭失敗，還搭上自己的性命。新建的共和國進入軍閥混戰局面。
同時，新一代留洋學人已經逐漸成熟，開始走上歷史舞臺。留日派和留歐美派兩路學人攜手共進，創辦《新青年》雜誌，痛斥中國傳統文化，號召全盤西化，以期中國文化的復興。此時北京大學由蔡元培掌舵，成為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堡壘。北大文科院長陳獨秀激揚文字，在《新青年》連續發表聲討中國傳統文化的檄文。胡適在美國遙相呼應，提倡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發出文學革命的呼聲。新文化運動要對所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進行重估，並堅信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得救而重生。
林語堂在京三年，正是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鑑於其教會教育背景，他在中國文化中心感覺頗為尷尬。一方面，從小的基督教薰陶使他與新文化運動精神一拍即合、感同身受。「作為一個基督徒長大成人，意味著你思想是西式的，肯定嚮往進步、贊同新學；總體上能接受西方來的新鮮事物，特別對西方的顯微鏡和醫學手術由衷欽佩。」比如，新文化運動譴責裹足、納妾，號召婦女受教育，但中國基督徒早就已經接受這些價值觀，並付諸實施。比如使用白話，林語堂家鄉的傳教士走得更遠：他們直接為閩南方言設計了羅馬拼音文字，以便傳教工作。據林語堂透露，他母親不識漢字，但能用這種傳教士創設的拼音文字閱讀《聖經》，還可以給他寫信。所以後來在談到漢字拉丁化問題時，林語堂曾表示：「不是說羅馬化不可行，而是從心理上講我們不會接受。」
另一方面，林語堂自己的心理在此期間發生重大變化，民族意識大大加強。新文化運動號召和傳統決裂，堪稱革命性的文化大變革，然而背後蘊含強烈的民族主義欲望，要使中國走向進步，得以「復興」，重塑輝煌。白話文的推廣得以成功，是因為它不是一夜憑空造出來的，而是有其傳統根基，已經流行好幾個世紀，只是沒有被精英文化認同而已。然而，假如要用羅馬拼音文字整個代替漢字，這將宣布漢字的死亡。如此舉措很難說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顯然有違民族情感。正是由於其基督教教會教育背景，林語堂這個「聖約翰人」在清華做英語教員時，很難認同新文化那種激進反傳統風氣。他意識到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已經使他和中國文化知識產生斷層。林語堂不需要去聽新文化運動慷慨激昂的反傳統宣言，與傳統告別，因為基督教教育已經為他做到了。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反而激起林語堂的民族情懷，促使他對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進行重審、反叛。
林語堂身處新文化漩渦中心，雖然躋身於新文化精英群體，雖然本能上傾向於「新」，但缺乏中國文化知識的底蘊，無法像其他精英那樣既浸染其中，又能信手拈來加以批判，甚至對於文化爭論的焦點也不甚明了。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林語堂，一路接受教會教育，對中國本土的主流文化卻產生了相當的隔閡。在北京，他開始質疑自己的傳統基督教信仰和教育。基督教薰陶讓他對西方文化熟悉而嚮往，但對自己的本土文化傳統卻相當生疏。比如，中國人祭祖的習俗林語堂小時候是被禁止參與的。村裡有什麼廟會、唱戲之類的活動，基督徒小孩也是不準參加的。用林語堂自己的話說：「《三國演義》裡面的英雄好漢故事，任何一個中國洗衣店的員工都比當時的我熟悉。我從小就知道約書亞用羊角吹垮了耶利哥的城牆。當我聽說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我羞愧憤怒之極。我生活在自己國家卻被剝離了自己的文化傳統。當時教會學堂出來的孩子都會遭遇這種尷尬。我下定決心投身於民族覺醒的大潮流之中。」
林語堂小時候浸染於基督教文化而疏離中國本土文化，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潛移默化，但上聖約翰大學時專注英文而忽略中文，自己心裡也是有數的。到了清華，林語堂當時是公認的「虔誠清教徒」。當時京城文化圈內很多精英人士周末到八大胡同消遣，林語堂卻在清華校園組織了一個「星期日讀經班」——讀《聖經》。林老師當時被戲稱為「清教徒」「處男」，而事實也如此。同時，林語堂內心的民族意識不斷增強，並反省自己的宗教薰陶，進而終止每周上教堂做禮拜，公然宣稱自己為「異教徒」。為了彌補自己中國文化知識方面的缺陷，林語堂在清華時一面組織「星期日讀經班」，一面埋頭鑽研國學文史哲知識。因為害怕被清華同事嘲笑，林語堂惡補國學知識全靠自修，多少帶著羞恥感發奮自學。別人去八大胡同消遣，林語堂則經常光顧琉璃廠，向店鋪掌柜請教各種古書的版本學問。
1917年，林語堂在英文期刊《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發表長文《禮：中國社會管控組織原則》，這可看作其鑽研中國文化知識的首項成果。鑑於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氛圍，林語堂該文採取跨文化審視角度，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可謂大異其趣。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文化，正是衝著所謂「禮教」而來，魯迅旗幟鮮明怒斥「吃人的禮教」，突顯「禮」的非「人」性。作為受基督教薰陶成長起來的、已經相當西化的知識青年，林語堂正在努力喚醒自己的民族意識，對「禮」的理解反而相當客觀、富於同情。有別於漢學家旁觀者的角度，林語堂試圖從中國內部解釋自己的文化傳統：「禮是一種姿態與尺度，它賦予中國社會體系各要素某種和諧道德秩序。」要讓社會保持良序，儒家設計了一套繁複的社會等級秩序，各種社會關係遵從有別，稱之為「禮」。林語堂指出，中國社會重視各種社會關係的和諧，從來都把它看得比個人成就更重。「禮」要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提供道德指引，以維繫社會秩序。鑑於「禮」滲透中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中國又被稱為「禮儀之邦」。羅馬帝國由羅馬法典維繫，「中國也因對秩序的執著與敬畏而源遠流長，立於不敗」。至於對儒家學說的現代挑戰，林語堂的態度相當克制。新文化運動譴責「禮教」的虛偽，號召推翻儒家文化體系，重估一切價值，林語堂則希望傳統和現代價值之間能夠相互妥協融合。既然「禮」建基於家庭體系，必然和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體系相對立，「但是，也許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找到能兼顧兩種原則並使其得到良性發展的途徑」。林語堂認為，某些行為與價值觀已經滲透中國人的心靈，比如「嚴肅態度、責任感、崇尚穩定秩序、尊重長者、尊重權威」，這些東西要想徹底取締是不現實的。「有些東西在現代環境下已經日趨衰微，希望這種現象只是暫時性的，長遠看來，青年中國會重歸理智，重新尊重古老的美德。」
林語堂的英文論文顯示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同情理解，和新文化運動的主調格格不入，但他最早的兩篇中文文章卻和新文化運動的基調遙相呼應。胡適1917年離美回國，受到英雄式歡迎，被奉為新文化運動領袖。林語堂在清華參與了歡迎胡適回國的活動，晚年回憶自己的知識旅程，仍視胡適為對其影響最大的人士之一。也正是通過給《新青年》投稿，林語堂引起胡適的關注與賞識，兩位現代中國卓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結下終身的友誼。
《漢字索引制說明》發表於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雜誌，標誌著林語堂進入新文化運動精英知識界的核心圈。林語堂顯然是受到英文字母索引制的啟發，試圖創設一個類似的中文索引系統，辦法是把所有漢字歸納為前三個基本筆畫。這是個大膽而富有創意的設想，以後林語堂終身都在為漢字的有效編序而努力。林語堂的創意設想得到蔡元培的大力嘉許，盛讚其創製「明白簡易……苟以之應用於字典，辭書，及圖書名姓之記錄，其足以節省吾人檢字之時間，而增諸求學與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漢語改良和文學革命相互關聯，文學革命的關鍵在於提倡和提拔白話文。林語堂有關漢字索引制的創意開啟了漢語改良的嘗試，而另一篇刊載於《新青年》的文章對現代文學的發展闡述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對白話文學的語體有獨到見地。林語堂認為，文學革命不能只強調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而是應該花更多精力探討應該用什麼樣的白話文。林語堂指出，白話文「最易泛濫，最易說一大場無關著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話」，因此，我們提倡的白話文學應該注重義理修辭，強調「Lucidity（清順），Perspicuity（明了），Cogency of thought（構思精密），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用字精當措詞嚴謹）」。白話文須有適當的語體承載，這一主題林語堂三十年代提倡「語錄體」時將有更多發揮闡述。
1916年至1919年正是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林語堂身處文化浪潮中心，自身心靈經歷了一次民族意識被喚起的洗禮，這可以看成林語堂整個跨文化之旅的第一個回合。同時，在清華任教三年，林語堂獲得政府「半獎學金」資助赴美留學。就在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林語堂登上了赴美的洋輪。
從哈佛到萊比錫的留學生涯赴美留學之前，林語堂和廖翠鳳先結了婚。廖氏也是基督徒家庭，廈門商戶人家，家境比林家好多了。廖翠鳳畢業於和聖約翰大學齊名的上海女子教會大學聖瑪麗大學，英語水平也是一流的，以後和友人通信也都是用英文（署名：Hong，應該是「鳳」的閩南語發音）。兩人性格互補，婚後生活相當美滿，相伴度過餘生。
1919年8月17日，新郎新娘登上赴美洋輪，坐的是一等艙，船上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中國學生。清華給的政府半獎每月有四十美元，此外，林語堂期望能從北大得到部分資助。林語堂答應學成後回北大任教，以期北大能提供部分留學資費。但這只是胡適和林語堂之間的口頭協議，林語堂登上洋輪時還沒有得到北大正式核准。上船第二天，林語堂即去信胡適，告訴他自己走得匆忙，林夫人也隨船同行，他打算讓夫人上拉德克利夫學院（哈佛附屬女子學院）讀一些「家政學」的課。這樣安排也反映了林語堂對婦女在社會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信中林語堂表示，現在社會風氣對家庭生活有偏見，婦女往往羞於相夫教子，而林語堂認為婦女的首要職責是要「make a good home 做成好的家庭」：「現在大家看輕家庭生養的職務，女人也××以為恥。但是等到社會能夠看重生養兒子，看重家庭，看重使人類快樂的義務，社會總有未安之處。」林語堂催促胡適敲定他和北大的僱傭協議，並期待學成回國到北大和胡適攜手推動現代中國文化的改良事業。
1919年9月11日，林氏夫婦到達舊金山，入住華盛頓酒店。初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林語堂很興奮，吃了很多冰淇淋，也很享受酒店僕人的服務。他也非常享受新婚生活，一路上被夫人照顧有加。在舊金山待了兩天後，他們便乘跨大陸火車直至波士頓，剛好趕上哈佛大學新學期開課時間。林氏夫婦首先在劍橋特羅布裡奇街（Trowbridge Street）八十五號住下。9月20日，林語堂向哈佛大學遞上「就讀文科學位申請書」，申請書列明自己的資歷如下：聖約翰預科，1911—1912；聖約翰大學，1912—1916，優秀生畢業，獲學士學位；在聖約翰所學課程包括英語寫作，英語文學，德語，法語，歷史，經濟，社會學，哲學，教育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學，以及四至五門神學，能說流利法語，德語不流利；1916—1919，任清華英語教師，以及擔任英文期刊《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助理編輯；中英文都有文章發表，另外有一本書出版：An Index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林語堂申請所學專業為：現代文學（歐洲），主要是比較文學；林語堂表明期望儘快能得到碩士學位並於1922年夏天獲得博士學位。哈佛讀碩士一般需要兩年，鑑於林語堂資歷優秀，校方同意林語堂可以讀完一年碩士課程，只要所有課程（除德語外）都得A，再加一門夏季課程，並滿足拉丁語要求，便可獲得碩士學位。院長的批註還特別標明，這是特例，不應被看成今後聖約翰學生的先例。林語堂在哈佛選的課程有：比較文學（浪漫主義運動），比較文學（小說），法語（文學批評），以及德語、斯拉夫語和英語。
在哈佛，林語堂如饑似渴，一頭扎進知識的海洋。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披露，他每天上午都去上課，下午就待在圖書館。他發現哈佛的課程要求很高，還開玩笑道：一旦到了哈佛，就得做個「約翰·哈佛」。他還發現哈佛比較注重理論和哲理思維。
林語堂在哈佛上的兩門比較文學課，都是由歐文·白璧德教授授課。白璧德教授當時在哈佛很有名望，還收了一批中國學生，後來白璧德的中國門徒組成「學衡派」，和新文化運動唱對臺戲，對現代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白璧德在中國留學生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留學生月刊》曾撰文《人文教育在中國和西方》，表明反對和傳統切割的態度，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白璧德對西方現代性的發展提出尖銳批判。他認為，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和自己的傳統割裂，造成道德空虛和精神危機；隨著物理科學不斷擴展，科學發現催生一種基於「進步」觀念的實用性、浪漫式假道德。如果中國要推動文學革命、徹底拋棄傳統，那麼中國一定會像西方一樣，遭遇道德空虛。因此，白璧德勸誡中國「不要以進步的名義丟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也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自希臘以降的文化根基。這樣你會發現，兩個文化傳統在人文層面互相印證，共同構成人類的永恆智慧」。
林語堂的後半生將成為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國學人，為西方譯介闡釋「東方智慧」，為白璧德所勾勒的「國際人文主義」理想添磚加瓦，而林語堂對中國智慧的理解和白璧德的人文關懷亦是息息相通。照理說，林語堂在哈佛上了兩門白璧德的課，應該是白璧德的門徒。但事實上，林語堂是當時白璧德的中國學生中唯一一個異類。當時林語堂堅定支持新文化運動，支持胡適。在給胡適的信中，林語堂告知他和白璧德談過胡適提倡白話文一事，覺得白璧德對中國的文學革命有誤解。而且，林語堂發現在美留學生中反對文學革命的不在少數。於是他提筆捍衛胡適和新文化運動，給《中國留學生月刊》投了兩篇文章，為文學革命的合理性一辯。
林語堂認為白璧德對中國文學革命有誤解，不是說白璧德對「進步」觀念的批判不能接受，而是說白璧德的批判對當下中國的知識狀態不甚恰當。白璧德的中國門徒反對文學革命主要基於兩個理由，一個是出於愛國立場，一個是出於美學考量。他們認為，中國的文學語言（文言）乃中華民族的瑰寶，用俗話（白話）取而代之，必定意味著民族奇葩之喪失。但林語堂反駁道，世間有兩種愛國主義，一是狹隘愛國主義，一是自由開放的愛國主義。狹隘愛國主義只知道保存、堅守自己的理想與標準，以防異類文化入侵，「但是我們能不能設想另一種愛國主義，它考慮的是這個國家能夠變成怎樣，能夠擁有什麼，能夠取得什麼成果……一個人只會追憶堯舜盛世，另一個人勇於探討一個國家的潛在可能性，誰更愛國呢？」林語堂進而強調：「如今的世界，文學和思想互相交流，大同共進，一個國家非要獨樹一幟，堅守自己的一套文學標準，乃過時的偏見，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反對之。」至於美學考量，林語堂明確指出，中國文學革命的意義在於大大提高了我們對文學概念的理解。中國文化歷史往往把文學精髓看成是修辭學或語體學上的精美技藝，然而「我們現在（從西方）看到一種全新的文學概念，它是一種人生批評，立足點遠遠高於文辭學家的技巧術。這種新的文學概念是：所有偉大文學旨在穩健、面地洞察生活，文學要為我們扮演生活闡釋者的角色，一個偉大作家的首要資格在於對人性具有獨到的見識，對人生的悲劇意識感悟致切，對整個宇宙世界何去何從具有清晰的視野」。這樣，林語堂就愛國主義和美學準則都提出了新的標準。針對對手指責白話文學必定空洞粗俗，林語堂亦辯護道：白話通俗文學並不一定是怎麼說就怎麼寫。用歐洲文學史作證，俗語文學同古典希臘文和拉丁文一樣能夠講究選詞用句、渲染氣勢、表達精美。推廣白話文學正可以順勢提倡更高的美學境界：「在文學中創造更為重要的邏輯思維之美、想像之美和文化之美。」林語堂這兩篇論文應該是最早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英文文獻，對現代文學文化的發展具有特殊意義。他在哈佛親自聆聽白璧德的宏論，卻並沒有成為學衡派一員，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有其獨特的軌跡。
林氏夫婦到劍橋一個月後，又搬家搬到芒特奧本街（Mount Auburn Street）五十一號。新環境一切都很新奇，兩人日子過得很愉快，只是發現生活消費很高。「東西非常的貴，有平常的加倍三倍不一定。每個東西買賣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稅。工人有一天賺八九塊的。罷工的事，無處不有。」林語堂埋頭功課，廖翠鳳在家有點孤獨，準備春季到拉德克利夫學院上課。但是一月份廖翠鳳得了急性闌尾炎，需要住院治療。這一下子讓兩人財政出現危機。林語堂一直在等胡適的回覆，核准與北大的合同，這樣可以獲得一筆北大的預支款項。他1920年1月6日又去信胡適，胡適即復，並自己掏腰包附上三百元美金，因為學校正式合同還沒正式批覆。1920年3月14日，林語堂又收到從北大寄來的美金四百八十元，用來資助其留學費用。這些資助有如雪中送炭，讓林語堂得以完成在哈佛第一學年的學業。但到1920年6月，清華的政府半獎突然被終止。這是林語堂留學生涯的轉折點。
林語堂得馬上找一份暑期工。他一面寫信給胡適，要確保北大能有後續資助，一面找到一份救急的工作——到法國基督教青年會擔任秘書。林語堂決定去法國半年，可以賺夠學費，同時還可看看歐洲，1921年春季再回哈佛繼續學業。他寫信給胡適說，他到法國會看看有沒有機會做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他想用現代/西方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史，這樣也許回國十年後他能教中國文學，而不是只教盧梭和託爾斯泰。
按照入學時的協議，林語堂在哈佛一年，已經完成了所有碩士學位的要求，只欠一項：要修一門夏季課。除了德語得了C+，其他課程都是A或A-。於是校方同意林語堂可以用巴黎大學核准的課程來代替本來要在哈佛修的夏季課程。林語堂夫婦於1920年6月末離開劍橋，先到紐約待了三個星期，7月9日在紐約中餐館慶祝他們結婚周年。林氏夫婦離開紐約來到法國南部小鎮勒克勒佐（Le Creusot）。基督教青年會的工作很繁忙，林語堂根本沒時間選修巴黎大學的課。1921年2月11日，林語堂又搬到德國耶拿（Jena），決定在德國繼續學業，因為戰後德國的物價很便宜，大約是美國劍橋的一半。於是林語堂又給哈佛哈斯金斯院長寫信解釋自己的情況，院長回復表示，哈佛可以接受「用半年在法國或德國某大學核准的功課來代替原本規定在哈佛上的夏季課程」。1921年春季，林語堂入學德國耶拿大學，選了三門課：英語之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古英語入門、英語小說。1921年7月，林語堂把三門課結業證明寄給哈佛，哈佛大學於1922年2月授予林語堂碩士學位。
林語堂現在知道自己一定能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反而開始猶豫，是否就直接回北大，投身於改良中國文學與思想的偉大事業。他當然清楚，有個博士學位更能勝任北大教職，但要繼續學業，經濟還是相當拮据。從林語堂和胡適通信中，我們可以確認，林語堂至少又收到北大三筆匯款，兩次各四百八十美元，另一筆一百英鎊。同時，他發現萊比錫大學很強，特別是漢學和語文學都屬一流，萊比錫的中文書籍甚至比哈佛還多。於是林語堂決定1921年秋季離開耶拿上萊比錫大學，師從著名漢學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研習中國語言文學。林語堂很佩服孔好古的漢學知識，課上有些問題他以前想都沒想過。起初，林語堂的博士論文想做白話文的語法研究。但他很快便進入漢學世界，潛心鑽研中國古音韻學。林語堂受惠於萊比錫的研究長項，非常欣賞西方研究語言學的方法，以期藉此方法來重新審視中國語文傳統，從而獲得全新理解。
林氏夫婦在德國兩年過得很愉快。兩人會手牽手一起去聽講座，周末一起郊遊。他們去了歐洲很多地方，很喜歡歐洲的古色古香。在美國，現代化城市大同小異，柏油馬路加郵局，「歐洲就不同，有古老的城堡，還有羅亞爾河谷狹隘的街道，有布魯塞爾的老教堂，也有列日的繁華街市，還有從聖莫裡茨到因特拉肯一路的美景」。耶拿是歌德的故鄉，林語堂參觀歌德故居，看到歌德收集的物種進化樣本，很是佩服。在耶拿沒有自來水，洗澡得用勺子舀水，林語堂借題發揮：歌德也是這樣洗澡的，一樣寫出偉大的詩篇。林語堂很喜歡歌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和《詩與真》。但林語堂最喜歡的德國作家是海涅，不光欣賞他的詩作，也欣賞他的政論文章。在耶拿和萊比錫，林語堂課餘時間翻譯了一本海涅詩集，寄給孟憲承，囑其轉交胡適。林語堂和海涅的神交將陪伴他一輩子。
歐洲風貌古色古香，林語堂也只能課餘欣賞，學業上林語堂專注研究古漢語的韻味。受惠於德國漢學的指導，得益於萊比錫一流的圖書館資料，林語堂用德語寫成博士論文《中國古代音韻學》。林語堂的跨文化知識結構中有這段漢學訓練經驗很重要。林語堂在萊比錫鑽研的正是國學小學功夫，他的閱讀書單集中在《皇清經解》和《漢學師承記》，都是清朝學術的桂冠著述。林語堂在傳統國學方面的訓練是其知識結構的重要部分，對其今後的跨文化之旅將產生重要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現代性開啟於對儒家經典詮釋的反叛。新文化運動時期，「疑古」風氣盛行。只有對經典的權威性質疑，才能重估一切固有價值，為現代中國開創一個新的文明。但是「懷疑」風氣很容易泛濫，也是現代學人激進化的標誌之一。林語堂在漢學領域的訓練，不僅使他在國學涵養方面遊刃有餘，而且賦予他較為公允的角度，體現出林語堂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整體姿態。
1923年2月中旬，林語堂交上論文便離開萊比錫。林氏夫婦到義大利登上海輪，這次坐的是三等艙，以便能省錢好還債給胡適。那時，廖翠鳳已經懷孕好幾個月了。三年半為學業輾轉美歐，林語堂不僅獲得西方生活的切身體驗，知識上又經過一次東西方學術洗禮，知識理念已經成熟，儼然一個含苞待放之青年博士。林語堂期待成為北大的一員，為中國文化改良事業大幹一番。
本文摘錄自《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錢鎖橋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19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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