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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翻譯官：歷史的另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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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翻譯官的發展史，紀念這些前輩，了解極少為人關注的歷史側面。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衣冠楚楚，風度翩翩，在涉外場合上從容奔波，卻很少能站到聚光燈的下面；他們精通外語，憑藉過硬的語言素質為國家與民族間交流牽線搭橋，見證了一個又一個歷史事件，有時甚至影響著歷史的發展，但在史書工筆中卻很少被記載，甚至連姓名出身都鮮為人知。這群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翻譯官。
「翻譯官」這個職業在中國由來已久。從堂邑父陪張騫出使西域，到近代設立京師同文館培養外語人才，一代又一代翻譯官為中國的民族交流和外交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今天我們就來盤點一下翻譯官的發展史，來紀念這些前輩，也來了解這個極少為人關注的歷史側面。
中國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在《中國的語言》一書中考證指出，古代中國一共有過129種不互通的語言，因此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翻譯官」早早地便登上了歷史舞臺，成為歷朝歷代不可或缺的一個官職。
早在商周時期，我國典籍中已經出現了有關翻譯官的記載。《禮記·王制》中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的記述，是說懂得東方語言的翻譯官稱為「寄」，懂得南方語言的稱為「象」，懂得西方語言的稱為「狄鞮」，懂得北方語言的稱為「譯」。「寄象狄譯」四種人才構成了商朝的翻譯官體系，共同負責商朝的對外交流活動。
到了漢朝，漢武帝時期，朝廷專門設立了「大鴻臚」機構，為「九卿」之一，大鴻臚下設「譯官令」和「九譯令」，負責諸侯、藩屬與對外聯絡事務，其職責與翻譯官大致相同。此外，漢朝還出現了史上第一位有明確記載的翻譯官——陪同張騫出訪西域的堂邑父。
圖1，莫高窟中的《張騫出使西域圖》
堂邑父又名甘父，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堂邑父故胡人，善射。」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堂邑父作為張騫的翻譯和嚮導出使西域，「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由此可見，堂邑父雖是胡人，卻漢朝忠心耿耿，陪同張騫在西域度過了十三年艱難的時光，在百餘名使者中只有他最後陪張騫回到大漢。
雖然我國早就有了關於翻譯官的記載，但像堂邑父這樣有幸被載入史書的譯官卻屈指可數。唐朝時朝廷沿用「鴻臚寺」機構作為管理少數民族並掌管翻譯的機構，翻譯官稱作「譯語」，由二十人構成，但史書中缺乏相關記載，反倒是一些民間人士在對外交流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中又以佛教人士居多，例如東渡扶桑（日本）的鑑真和尚，西天取經的玄奘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取經的玄奘法師雖然在歸國後廣受禮遇，但在出國時卻是以「非法偷渡」的方式出去的。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藩。」玄奘出關時並未獲得玉牒，因此是憑著取經的信念偷跑出去的。幸虧他遇上的是求賢若渴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歸國後才沒被追究「偷渡」的事。玄奘回國後長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
圖2，玄奘法師畫像
到了宋朝，由於常年與遼國和西夏打交道，翻譯官就顯得更為重要。宋時沿用鴻臚寺機構，下設禮賓院，掌管朝廷與吐蕃、党項等民族的朝貢款待及互市翻譯等事，禮賓院的翻譯官叫做「通事」。宋代的翻譯官地位也有了明顯提升，宋初的劉重進因通曉契丹語而不斷加官進爵，最後被封為燕國公；南宋譯官王抃因為語言能力出眾、多次出使金國而受到宋孝宗信任，一直做到五品樞密院都承旨，成為皇帝身邊的近臣。
到了明清時期，翻譯官中出現不少「洋面孔「。許多歐洲來的傳教士在中國朝廷中任職，成為兼職翻譯官，例如順治時的傳教士湯若望、康熙時的傳教士馬國賢等人。除了幫助朝廷翻譯外國文獻外，這些「翻譯官」還曾將皇帝遺詔等重要文件翻譯成外文在歐洲出版，如今這些文件都已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輔助資料。
圖3，湯若望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洋務」成為清政府最重要的公務之一，對翻譯官的需求也就空前上漲。1861年，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京師同文館」，專門培養翻譯人才和洋務人才。由於清政府貧弱，與外國籤訂條約都要以外文為準，恭親王在《奏請創設同文館說》中說：「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情性，……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矇。」由此可見同文館的設立有極強的現學現用的目的。
圖4，京師同文館舊址
儘管同文館的設立事出被動，但總算是開啟了中國培養現代翻譯官的先河。從1862年第一批十名學生入學開始，到1902年被併入京師大學堂，同文館在40年間培養了數百名翻譯人才和外事人才。從1868開始，同文館學生開始在清朝使臣出訪國外時擔任隨行通事翻譯；1876年，清政府在各國建立公使館，各館成員中均有同文館的畢業生，如駐英國公使館的德明、鳳儀，駐法國公使館的聯芳、聯興等。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曾作為公使出使英法，亦是帶同文館學生同行。在《曾紀澤日記》中，曾紀澤記載了臨行前與慈禧太后的一段對話：
（曾紀澤）對：「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系從書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問：「你既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譯了。」對：「臣雖能通識，究竟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翻譯。且朝廷遣使外洋，將來將成常局，士大夫讀書出身後再學洋文洋語，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齒易轉、口齒難轉之別。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佔翻譯之職。對：「臣帶英翻譯一名，法翻譯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匯奏。」
問：「他們都好否？」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清政府官員辦理洋務的思路，也能看到同文館在外事活動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近代中國最早的翻譯家及洋務學者張德彝也是同文館出身。張德彝的《航海奇述》《再述記》等著作是我國最早介紹西洋社會的書籍，「巴黎」「白宮」等許多外文詞彙亦是首先由張德彝翻譯成中文。
到了民國，由於教育界非常注重外語的學習，所以不再需要專門學校來培養翻譯官。民國時期的翻譯官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但其中最知名的還要屬西南聯大學生出身的翻譯官團隊。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援華飛虎隊、緬甸遠徵軍的成立，軍隊中需要大量外文翻譯，伴隨著「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許多聯大學生選擇投筆從戎，大多數人被分派擔任隨軍翻譯，其中包括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穆旦等人。
圖5，西南聯大歡送學生參軍
與此同時，在解放區延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翻譯官隊伍也逐漸建立起來。1941年，位於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俄文大隊，在年底轉為延安軍事學院俄文科，由徐向前領導，逐漸發展成為翻譯官專門學校。1944年，俄文科與新成立的英文科獨立為延安外國語學校，並於1949年北平解放後進駐北京，成為北京外國語學校。這是新中國第一所外語學校，為新中國培養了不計其數的翻譯人才與外事人才。1949年10月1日，北京外國語學校師生一千餘人到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外校師生隊伍時高喊「外國語學校的同志萬歲！」可見這所學校的地位之高。
新中國成立後，除北京外國語學校外，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又於1955年成立了外交學院，這兩所學校為新中國培養了大多數翻譯人才。而在新中國的翻譯官裡，最著名的兩位大概要數唐聞生和冀朝鑄。如果說以前的翻譯官是為改變歷史進程的人提供服務，那麼這兩位翻譯官可以說是親身參與了改變歷史的進程。
圖6，唐聞生（左2）與毛主席
唐聞生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曾長期擔任毛澤東主席的英文翻譯。作為彼時「出鏡率」最高的翻譯官之一，唐聞生不僅深受毛主席信任，也受到了基辛格和尼克森的格外注意。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基辛格便稱讚南希·唐（唐聞生的英文名）學識淵博，精明強幹，甚至開玩笑說：「南希·唐的水平可以去競選美國總統。」
而另一位翻譯官冀朝鑄的影響力也不弱於唐聞生。冀朝鑄畢業於哈佛大學，於1950年回到新中國參加外交事業，後來長期擔任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英文翻譯，曾出現在許多歷史重大場合中，《紐約時報》評價他說「雖不參與具體決策，但有效推動了外交進程」。從韓戰中的板門店談判，到1979年鄧小平訪美，幾乎所有外交大事中都有冀朝鑄的身影。1979年，冀朝鑄作為隨行翻譯陪鄧小平訪問美國，期間觀看馬術表演，正是冀朝鑄靈機一動，為鄧小平戴上一頂白色牛仔帽，使後者的訪美行程中留下了一張極具感染力的影像。這張照片傳遍了歐美，讓西方人看到一個隨和、親民的中國領導人形象。作為一名翻譯官，冀朝鑄這點「小聰明」大概是比語言翻譯更重要、也更難得的貢獻。
圖7，訪美期間冀朝鑄為鄧小平戴牛仔帽
參考資料：
[1] 《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官」》圓望角
[2] 《晚清外語翻譯人才培養的途徑和特點》李燁
[3] 《新中國翻譯人才的現狀與培養》潘天翠
[4] 《唐聞生自述》唐聞生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ID：zggjls，作者：亦辰；轉載經過授權，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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