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一個古老的職業，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交流往來、宣揚文化都需要翻譯作為媒介。資料顯示有關翻譯官最早的記載出現在周朝，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王朝設立同文館，培養英、法、俄等語種的翻譯人才，中國翻譯事業至此步入正軌。今天我們就來了解一下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官」，紀念這些前輩在歷史長河中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翻譯這個行業在我國由來已久，中國本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語言不一，與境外的往來也很頻繁，因此歷朝歷代都設有專職翻譯機構，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到晚清國人走出國門，在中國歷史的各個節點上，都活躍著翻譯官們的身影。
張騫鑿空西域離不開堂邑父
據說翻譯這個職業最早出自周代，《後漢書·南蠻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平和，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稚。」史料中的越裳國大體上在今天的越南一帶，「三象重譯」就是連續翻譯了多種語言——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翻譯了吧？
中國古代早期的譯者大都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姓，歷史典籍中有據可查的可能就是張騫的嚮導和翻譯堂邑父了。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郎官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月氏共同對付匈奴。漢武帝的這個決定，不僅讓張騫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語），還開闢了一條千古傳誦的絲綢之路。對於張騫的這次遠行，司馬遷在《史記》中稱之為「鑿空西域」，可以看出張騫出使西域對中華民族的影響之大。
在張騫成功的背後，有堂邑父的身影（畫作）
出使西域有兩個最大的困難，一是路途遙遠，月氏遠在天邊，如同傳說；二是必須經過匈奴，語言不通，並且隨時都有被扣留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為張騫配備了一個助手堂邑父，作為他出使西域的嚮導、翻譯和保鏢。
關於堂邑父的資料，史書中記載極少，據說他是西域胡人，本名甘父，在戰爭中被漢軍俘虜，成為堂邑侯陳午的家奴，故名堂邑父。堂邑父的主人陳午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西漢開國元勳陳嬰之後，漢文帝女婿，漢武帝嶽父，他的女兒就是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金屋藏嬌中的主角陳阿嬌。
堂邑父精於騎射，諳熟西域地理和當地語言，所以被選拔為張騫助手。公元前138年，張騫率領100多名隨行人員，從隴西出境，開始了西域之行。不過這次出使並不順利，張騫一行剛剛經過匈奴地界即遭扣押，後趁看管不嚴，張騫成功出逃，來到月氏。不過月氏早已不願糾纏與匈奴的舊怨，張騫無功而返，又被匈奴扣留。張騫和堂邑父故伎重演，乘匈奴內亂之機再次逃脫，回到長安，不過當初出發時的100多人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兩個了。
對於這段歷史，後人只記住了張騫的名字，而忽略了堂邑父的存在。至於堂邑父如何與匈奴人虛與委蛇，保住了張騫性命，史書中隻字未提，只記下了這樣一行文字：「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看來，如果沒有堂邑父，張騫即使不被匈奴人殺死，也會餓死在路上。
張德彝眼裡的西方世界
張德彝出身北京同文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科班出身的翻譯。
同文館是清代最早培養譯員的學堂，1861年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洋務運動領袖恭親王奕訢建議在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1862年同文館正式招生，眾所周知，當時知識分子的正途是科舉考試，同文館被人們譏為「學鬼話」，很少有人報考，第一批入學的僅有10人，張德彝就是其中之一。
同文館畢業後，張德彝多次以通事（翻譯）身份隨清廷官員出訪歐美，他一生八次出國，在國外度過幾十個年頭，後來張德彝將出洋日記編輯成冊，依次編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記述了他眼中的西方社會。
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中國人對他們也是如此。遊歷海外期間，張德彝見識了許多新生事物，在倫敦看到一種奇怪的車子，「前後各一輪，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輪轉，足動首搖，其手自按機軸，而前推後曳，左右顧視，趣甚」，這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自行車。
1866年4月19日，張德彝到英國軍官戈登（此人曾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家作客，見到了一個神奇機器，張稱之「鐵裁縫」。這個「鐵裁縫」其實就是縫紉機，張德彝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形似茶几，上下皆有關鍵，面上前垂一針，後一軸線。做女工時將布放於針下，腳踏關鍵，針線自能運轉，縫紉甚捷。」張德彝還把美國總統府譯為「白房」，估計這就是「白宮」譯名的由來，他在《歐美環遊記》說：「朱溫遜（美國總統詹森）少有大志，隱於縫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國安民之書，罔不精心功習，國人敬之。前任統領凌昆（林肯）卒後，眾遂推彼登位，故國人呼為『縫匠統領』。其府周圍三裡，系漢白玉石建造，外繞花園，土人呼曰『白房』。」
張德彝的《隨使法國記》
天津教案發生後，張德彝隨欽差大臣崇厚赴法賠禮道歉。1871年3月，張德彝到巴黎租旅館，巧遇了舉世聞名的巴黎公社起義，他在《隨使法國記》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一事件：「叛勇(指起義戰士)猶追逐不已，槍斃官兵數十人。戌正，叛勇下山，欲來巴裡（巴黎）。一路民勇爭鬥，終夜喧闐。」對於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後的情況，張德彝在日記中也有涉及：「其被獲叛勇二萬餘人，女皆載以大車，男皆攜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作為一名中國官員，張德彝對於此次起義的背景和意義可能不太理解，但從其文字可以看出，他對巴黎公社戰士還是抱有同情心理的。
作為近代中國最早的翻譯人才和外交官，張德彝的貢獻有目共睹，但令人詫異的是，張終生以「舌人」（翻譯）自居，認為自己不是科舉出身，終屬「不學無術之流」，以至於晚年囑咐兒孫務必要讀聖賢經書，走科舉正道。
辜鴻銘：張之洞的洋文案
清末民初有一位怪才辜鴻銘，他曾擔任過晚清重臣張之洞的洋文案，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外文秘書。
辜鴻銘出生在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威爾斯王子島，即現在的檳榔嶼。辜鴻銘父親是個華僑，原籍福建，當時為英國人布朗經營橡膠園。布朗夫婦沒有孩子，他們將辜鴻銘收為養子。
辜鴻銘
布朗夫婦家境優裕，辜鴻銘從小便受到良好教育，1873年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877年入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隨後又去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法學專業。1880年，辜鴻銘返回威爾斯王子島，在當地殖民政府任職。
辜鴻銘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希臘語和拉丁文，《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由衷地稱讚他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彙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德國作家帕凱也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辜鴻銘曾在德國人舉辦的聚會上，用德語即興發表了一段精彩演說，贏得全場的一片驚呼和掌聲。
1885年前後，辜鴻銘在船上與幾位詆毀中國的外國人舌戰，引起了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注意。後來楊玉書向兩廣總督張之洞極力推薦，辜鴻銘由此進入張之洞幕中，處理對外事務。
上任伊始，辜鴻銘看到外國公文中稱中國貨為「土貨」，非常氣憤，認為有蔑視之意，立即將其改為「中國貨」。幾年後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行，當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經常引發外交糾紛，辜鴻銘於是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將教案的原因、由來及中國政府的立場說得明明白白，轉載此文的英國《泰晤士報》懷疑此文作者並非中國人，因為「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
跟隨張之洞期間，辜鴻銘將《大學》、《中庸》和《論語》翻譯成英文，在海外出版發行。他還協助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辜鴻銘訂閱了上百種國外報刊，遇到新鮮事物必向張之洞逐句講解，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文史學家王森然在《辜鴻銘先生評傳》中這樣評價：「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先生（辜鴻銘）建議，梁（梁鼎芬）從旁贊助，文襄（張之洞）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
1907年，辜鴻銘隨張之洞進京任職，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後升至左丞。1910年，辜鴻銘辭去外務部職務，南下上海任教於南洋公學，1915年又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
民國後，辜鴻銘的思想日趨保守，據周作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期間不僅自己留著辮子，就連他的車夫也是如此打扮，被同仁和學生視為怪物。辜鴻銘自幼在國外成長，受的也是正統的西方教育，他的這種轉變，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