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財經社 仉澤翔
編輯｜鹿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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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民百用一則公告，揭開了實控人，昔日桐廬首富的監獄風雲。
6月20日晚間，蘭州民百發布公告稱，蘭州民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20年6月19日收到控股股東紅樓集團有限公司的通知，紅樓集團正在籌劃重大事項，該事項可能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
根據天眼查數據顯示，紅樓集團實控人為朱寶良，另一大股東洪一丹為其妻子。紅樓集團靠投資小商品市場起家，2003年為拓展多元化經營，入主蘭州民百。
2019年12月，朱寶良因個人原因被警方採取刑事措施，理由是涉嫌職務侵佔。事發後，蘭州民百還曾發布公告稱，朱寶良非經營性佔用公司資金高達1173.56萬元。
朱寶良的「紅樓夢」
朱寶良成為首富很早，收購蘭州民百僅一年，他就登上了富豪榜。2004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朱寶良以28.3億元成為桐廬首富。在這個快遞之鄉，「四通一達」誕生之處，他卻憑藉零售成為首富。
朱寶良起家時只有3000元，靠租門面賣衣服起家，後來開過勞務公司和外貿公司，成功撈到一筆初始資金。1995年，他創立金都事業有限公司，借著杭州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機會，租下杭州第一織布廠位於市中心的廠房，改建成杭州家電城，一舉發家。
此後，朱寶良連續出擊。1996年，他又租下杭州都錦生絲織廠市中心地段的空閒廠房，花了1500萬元裝修，建成杭州金都鞋城。1997年，他再次租下杭州福華絲織廠在鳳起路的50多畝土地，投資1.3億元建成了有4萬平方米營業面積的杭州環北小商品市場。
三次投資，讓朱寶良的身家在1998年變成2.5億元，也順勢闖入上海灘，在徐家匯開辦了佔地2萬平方米的上海寶良家電市場。
但這一年代的朱寶良尚未真正走入公眾視線，真正讓他擁有富豪之名的是在2000年，完成對桐廬縣旅遊總公司所持有的浙江富春江旅遊股份有限公司49.6%的國有股權收購。朱寶良僅花了9000萬，就成為全國首位受讓國有股的民營企業家，一戰成名。
以此為開端，朱寶良正式涉足資本運作。他先是以5500萬元的價格收購南京夫子廟附近新浪潮廣場長期使用權，並打造南京杭州環北市場；又以14.01億元拍得浙江省絲綢集團100%國有股份；還耗資4.6億元獲得位於上海城隍廟核心位置的福都商廈。
這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動作只花了不到一年。2001年5月，朱寶良的金都實業有限責任公司更名為浙江紅樓旅遊集團有限公司，2004年又更名為紅樓集團有限公司，「紅樓系」呼之欲出。天眼查數據顯示，時至今日，朱寶良手下實控公司仍多達50家。
靠分紅套現近10億
如果能老老實實搞零售，朱寶良的資本局不會敗得如此徹底。但2004年完成對蘭州民百的收購後，一系列圍繞於此的資本局已悄然展開。
2009年，朱寶良夫婦100%控股的紅樓集團以8.43億元收購上海永菱、上海乾鵬各100%股權，兩家公司早已沒有實際業務，核心資產是他們手中的地塊。2016年，通過資產置入，使這兩家公司稱為杭州環北子公司，2016年6月，杭州環北被注入蘭州民百。
2018年3月15日，蘭州民百以24.60億元價格出售上海永菱90%股權、上海乾鵬100%股權。基於這筆出售資產交易，公司非經常性損益高達14.49億元。朱寶良本人卻因這兩塊地獲利近16億元。
對於蘭州民百來說，2018年雖然出現巨虧，但卻出人意料地成為A股「分紅王」。2019年1月30日晚間，蘭州民百公布2018年度報告，公司每股收益為2.023元，每10股派現金紅利16元，合計派息12.53億元，成為當年滬深股市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分紅王」。
根據2018年財報，蘭州民百全年實現營收13.83億元、同比增長1.18%，實現股東淨利潤15.84億元、同比增長10倍。在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仍有1.35億元的歸母淨利潤，同比增長24.58%。因增速「亮眼」蘭州民百，發出兩市最強分紅方案。
要知道，在2018年年中和三季度末，蘭州民百已經實施了兩次分紅合計派發3.13億元，加上這次派息，整個2018年，蘭州民百分紅總額15.66億元，佔全年淨利潤的98.86%。
當年財報顯示，朱寶良及紅樓集團，妻子洪一丹合計持有蘭州民百62.23%股權，因此，這三筆合計僅16億元的分紅，朱寶良可以拿回9.85億元。
或許是這次分紅透支了蘭州民百的「生命力」。2019年，蘭州民百業績急轉直下，實現營業收入18.82億元同比增長36.17%；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46億元，同比下滑84.46%。
值得一提是，儘管公司業績下滑，但董事長洪一丹仍拿到150萬元的稅前報酬，而洪一丹正是朱寶良的妻子。
豪賭快遞終出局
每個桐廬人都有個開快遞公司的夢想，朱寶良亦是如此。
儘管已成為桐廬首富，朱寶良本人卻仍對快遞業虎視眈眈。2012年7月，經過7夜艱辛談判，朱寶良最終與深陷財務危機的民營快遞公司上海希伊艾斯快遞（簡稱CCES）董事長方元裡等籤署了併購協議，紅樓集團對CCES絕對控股，並承擔所有債務。
朱寶良在收購時給出的承諾是，未來3-5年，紅樓集團將為CCES投入20億元，朱寶良還給CCES寫下過一個「五年之約」：一年一個樣，兩年不一樣，三年變個樣，四年大變樣，五年是個樣。
收購之後，朱寶良將CCES更名為國通快遞，並派駐紅樓集團高管前往掌舵。誰知這筆20億元的豪賭最終成為朱寶良大廈崩塌的註腳。
隨著「四通一達」的開枝散葉，快遞業開始向頭部集中，中小玩家逐漸失去話語權，國通快遞在被朱寶良掌握5年後，開始走進下坡路。
從2017年開始，國通快遞網點停擺、拖欠工資的風波不斷，投訴率急劇攀升，負面消息纏身。此後，國通又陷入業務暫停、加盟商退網的困境。曾有媒體報導稱，國通快遞每天虧損200萬元，總共虧損數十億元，停下來就是節約成本。
2017年6月，朱寶良在湖南長沙召開華中區域六省聯動會議。國通快遞將朱寶良的這次行動定義為「開啟了他在國通的第一站旅程」。會議召開之前，朱寶良曾召開管理層會議，直言「國通先後已經投入了數十億，怎麼可能放棄？」
朱寶良的動作顯然未能拯救已進危局的國通快遞。國通快遞人事部在2019年3月22日下發停工放假通知，稱自2018年以來公司經營困難，處於嚴重虧損狀態，目前已經處於停工狀態，並且全國多地郵政管理局都註銷了國通快遞在當地的經營許可證。
昔日「快遞之鄉」首富，在豪賭快遞後最終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