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中國詩人相比，拉美詩歌的語言更加隨意，不像原來那樣子文縐縐的，有了很多的創新；語言的斷句也和以前的作家不太一樣，他們善於破句；他們也都更加關於日常生活。
墨西哥女詩人卡羅·布拉喬在活動現場。
9月27-28日，由詩歌島主辦的「國際詩人在中國」在廣州舉行，今年邀請的詩人是著名墨西哥女詩人卡羅·布拉喬(Coral Bracho)。1951年生於墨西哥城的卡羅·布拉喬，身兼詩人、譯者及學者多種角色，曾出版九本詩集。
作為墨西哥當代最重要的女詩人、拉美新巴洛克詩歌的代表人物，布拉喬的詩歌，曾被早期評論家貼上「情色主義」的標籤。但是，布拉喬的情色主義是「語言的過度豐盛」。甚至有評論家認為，她是年青一代中唯一不情色的女詩人。對語言自身魅力的充分挖掘，對句法的毀滅性破壞，極度新穎的形式，讓布拉喬的詩歌創作走出身體很遠。
著名詩人北島在聽眾之中。
布拉喬在廣州的兩天行程緊密而豐富，她分別同自己的中國譯者程弋洋和詩人北島在方所和禾田書房做了兩場分享會。9月28日，布拉喬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
南都：你昨天在方所書店演講，也接觸到了不少中國詩人，中國被成為詩歌的國度，你了解中國的詩歌嗎？
布拉喬：我讀中國詩人的詩集，發現他們和拉丁美洲年青一代的詩人有很多的共性，具體來說就是使用語言的方式，比如說破句，打破一個句子原本固有的結構。
我欣賞的中國詩人有很多，比如多多、西川、翟永明。2009年，我也曾到香港參加國際詩歌之夜，在那裡遇見了很多優秀的中國詩人，還有一次去青海湖，我也見到了很多中國詩人。
南都：你能介紹墨西哥或者整個拉丁美洲當下的詩歌格局嗎？
布拉喬：拉美詩人之間的互動交流非常頻繁，有很多的詩歌節，他們之間的交流非常多，有很多新生代的詩人。同中國詩人相比，拉美詩歌的語言更加隨意，不像原來那樣子文縐縐的，有了很多的創新；語言的斷句也和以前的作家不太一樣，他們善於破句；然後他們都更加關於日常生活，關於日常的生活體驗，所以他們的寫作也更多地著眼於此，在他們這裡，日常生活都可以詩歌的一部分。
南都：你的青年時期是在20世紀的60到70年代，這一時期拉美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文學領域也出現了「拉美文學爆炸」，這種社會環境對於創作有什麼影響？
布拉喬：我開始寫作時，一直在努力尋找一種自己獨有的語言表達方式，並且最終我也找到了表達自己的獨特方式。
我對表達的多種可能性非常感興趣，比如用詩歌表達聲音、圖像等等，所以我和畫家也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我經常會和畫家一起創作。音樂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我想用語言來傳遞一種新的音樂元素。
有一個很重要的智利詩人，叫做韋森特，和聶魯達一樣重要的一個詩人，但是他和聶魯達是死敵。他有一句話說「你在詩裡不要描繪玫瑰，而是讓它自然地綻放」。要在過程之中傳遞信息，而不是關注具體的結果。
南都：那當時的政治環境對於您的詩歌創作有影響嗎？文學會反過來影響政治嗎？
布拉喬：詩歌作用在於「開智」，打開你的大腦，我覺得讀詩的人更有批判精神，不光要批判政治，還要批判很多東西，所以詩歌肯定會影響政治的。
南都：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和新巴洛克風格基本上都是拉美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交融的產物，你少年時期在英國和法國生活過，後來又在美國生活過，這種跨文化的交流經歷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布拉喬：生活在那裡對我確實有影響，但是更多的是我在墨西哥有大量的閱讀，比如我最近在讀印第安的詩歌，這個對我而言有整體性的影響，不光局限在模仿上。
南都：在你大量的閱讀中，有沒有對你影響深遠的詩人？
布拉喬：新巴洛克風格的詩人，比如說古巴的萊薩馬，他也是不斷創新，開拓了表達的多種可能性，讓我覺得我也有可能去創新。但是我和萊薩馬寫得不一樣，他教會我的是我是可以大膽創造的，創造多種表達方式，打開了我的視野。萊薩馬還有一部小說集，叫做《天堂》，在《天堂》裡表達的也是瞬間，這部小說就像是一首詩一樣，有一幕是一個孩子在一個牆上寫字，那個瞬間是很神奇很美妙的，還有一個瞬間是一個人在清洗一個燭臺，萊薩馬描寫瞬間的方式讓我覺得很神奇，很驚人。
還有就是馬爾克斯，他的《百年孤獨》非常具有詩性，那種審視自己文化的方式。還有一個墨西哥作家叫做魯爾福，也是小說家，他的表達也是詩歌的表達方式，魯爾福小說和墨西哥的人、土地緊密相連，以很深入很深刻的方式去表達。
南都：在中國，我們經常把女性和詩人、女作家綁在一起，常常出現「女作家」「女詩人的字眼，在墨西哥有沒有這種情況？
布拉喬：在我們的語言裡，本身就有性的變化，所以看到一個詞就知道男女。
至於我的作品，有些詩歌比較明顯就是男性視角或者女性視角，有的你是無法分辨的，比如那種比較思考型的詩歌，不太容易甄別性別，而且我也沒有想過嘗試超越性別視角創作，我都是完全聽從內心而寫作。（文/顏亮 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