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社會轉型和時代發展的呼喚，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勢在必行、正當其時。要擔負起這一重任，學術共同體必須致力解決重點散亂、主攻方向不明、找不準「突破口」的「研究失焦」和既無學術理論貢獻又無實踐指導價值的「思維失效」問題，追求新知識、新思想「貢獻率」 。為此，必須解決研究的價值定位問題，把「為中國」做學問、搞研究作為至高價值追求，並把研究中的「求理」與「致用」統一起來。必須找準新時代新聞傳播的問題域，使學術場域與問題場域高度重合，在研究的針對性中獲取學術理論價值。必須提高思維水平，善於概括提煉，提升研究成果品質，實現思想產品的「轉型升級」。
中國特色新聞學 研究失焦 思維失效 價值定位 問題引領 思維能力
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的重任歷史地呈現在中國新聞學人的面前。如果說早幾年新聞傳播學界某些同志基於對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的普適性、顛覆性和相容性的錯解以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本質特徵的淺見，而對探索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必要性尚有一些疑惑乃至異議的話，那麼，在大體糾治了西方新聞傳播理論強勢遮蔽 ,我們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問題、自己的道路被無端輕視,新聞傳播學界陷入主體性迷思的問題和偏向之後，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思考中國的問題重又成為絕大多數新聞傳播學者的學術向度。由此，回應社會轉型時代發展的呼喚，建構一套能夠回答、解釋、指導中國現實並能以此為特色走向國際學術界舞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形成中國特色新聞學，不僅勢在必行，而且正當其時，越來越成為新聞傳播學界的共識。
已然達成的共識和初步取得的成果，當然值得高興。但畢竟還只是呈現在學術天幕上的一些微弱的亮光。真正有價值、有影響的成果鳳毛麟角，遠遠沒有形成得到公認、堪稱標誌的核心概念、核心命題、核心觀點，更遑論出現有權威性的學術流派和大師。誠然，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需要一代接一代學人的接續積累，久久為功。不過，探索研究中反映出來的諸多問題，也在阻礙著對正確的探索方向、科學的探索路徑和先進的研究方法的認知和堅守，影響向既定目標邁進的進程，這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研究失焦、思維失效」或許就是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之一。
何為「研究失焦」「思維失效」
「研究失焦」「思維失效」，出自社會學者李友梅之文。他說，中國轉型社會學亟待構建出一套能夠迎合「變動中的當代」的新知識體系。這項工作能否取得進步，首先取決於學術共同體能否跳出既有的各式傳統思維框架和方法論的窠臼，能否對社會轉型具有系統性的想像力以及能否加快提升新知識生產的綜合能力。然而，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之後的社會轉型的認知，不僅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更存在缺少歷史意識或時代意識的「去脈絡化」問題。所以，其思考難以回到有效知識積累的理論學術脈絡之中，導致話語體系中的「研究失焦」和「思維失效」。①李友梅在述及「研究失焦」和「思維失效」時，進一步指出這個問題的廣泛性，認為我國思想理論界出現的「思維失效」，與全球思維失效有一定的關聯。他說，當前全球化的變化邏輯越來越模糊不清，人類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全球性。我們不僅深深嵌入到深度全球化進程，而且參與到全球性思維失效的焦慮之中，不論國際還是國內學界，研究者多半充滿著焦慮和不安，因為國際學界近十幾年努力也沒有對認識和回應全球性問題有更顯著的進展。②
恰如李友梅所說，以游離於時代現實、對宏觀問題把握不準、研究重點散亂、主攻方向不明、找不到突破口為主要特徵的「研究失焦」，和雖然在思考、在研究，甚至是十分刻苦地思考研究，而且「成果」看似也很多，但由於多半是「象牙塔裡的苦思之作」，因而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不足甚至是零價值、零意義的「思維失效」，在我國社會科學領域是一個普遍性問題。新聞傳播學界自然也不例外。
整體而言，雖然對必須而且可能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有了初步的共識，但尚未明確將其作為現階段新聞傳播學創新發展的戰略重點，在實際研究中更沒有把它突出出來。研究者都在各忙各的活兒，著力點散亂，不能往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方向上聚焦。作為學術共同體的各個學會，也極少在其章程裡明確要圍繞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傳播的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和理論體系開展活動，學術理論聚會多半是「東一槍西一槍」「東一榔頭西一棒槌」，與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這一中心任務、主攻目標關聯不大。這且不說，即便是對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研究，從目前已經見到的成果看，研究者也還沒有從理論邏輯上找到主攻方向，形成足以聚力的「焦點」，對研究領域內的「主脈」以及如何切入，均處在茫然狀態。「突破口」尚未找到，尋求理論的「突破」，自然就相當地困難了。
相比「研究失焦」，「思維失效」的問題更值得思考和重視。缺少新的發現、新的觀點，既沒有學術理論上的貢獻，又沒有實踐指導價值的所謂研究成果，並不少見。甚至有些權威刊物評選出來作為典範的所謂優秀成果，撥開虛玄晦澀的迷霧，人們很難從中找到多少有價值的創見。通俗地講，並沒有什麼「道道」，找不到多少「乾貨」。這種「精緻的平庸」，「內眷化」的自娛自樂，對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學沒啥裨益。無論是旨在解讀闡釋黨的新聞理論新聞政策特別是對領袖人物新聞思想的詮釋性研究，還是試圖在中外古今的融合中將新聞傳播學術研究推向深入的學理性研究，都存在各自需要解決的問題。詮釋性研究的空泛淺表化，離「用學術講政治」差距甚大；學理性研究的西化和書齋化，難接現實的地氣，無疑都影響了研究的學術理論效益。
其實，「研究失焦」與「思維失效」是相互關聯的，兩者常常是一個相互推動的過程。「研究失焦」會導致「思維失效」，失效的思維每每可以從失焦的研究中找到根源。而固執的書齋化思維又可能使研究者無法正確地尋找研究的方法路徑，進而偏離學術創新中真正的焦點、重點和突破口所在。「研究失焦」和「思維失效」必須同時解決，讓我們的研究真正成為有效益、有價值、有意義的研究，提高理論學術「貢獻率」，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研究及其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理論體系的建構，才能走進柳暗花明的境地。
有效的研究首先取決於科學的價值定位
價值是一種客觀事物對他物的有用屬性，價值取向是指人們把某種價值作為行為的準則和追求的目標。學術研究中價值取向的設定，說到底是要解決到底為什麼而做學問以及做什麼學問的問題，規定著學者研究什麼和不研究什麼的選擇，事關研究旨趣、研究目標和研究的期許追求，它不僅決定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影響著研究方法和路徑。要解決中國特色新聞學研究中的「研究失焦」和「思維失效」問題，打開這一研究的新局面，不能不從價值定位這一根本性問題入手。否則，對研究思維是否「失效」、是否「失焦」，就難有統一的標準。
首先要明確的是，要把「為中國」做學問、「為自己」搞研究作為最高的價值追求。這個問題有很多的討論，認識已經趨於一致。不過，依然可以從學術研究的價值定位上將思考進一步引向深入。
新聞傳播學雖然是自西而來的學問，但是考察這一學問引入的歷史，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引進者鮮明的「為己」目的和初衷。而且，它也是在「為己」這一目標的推動下得以發展的。其實，西方新聞傳播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己」的，有其自身明確的思想史傳統和現實關懷。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歷程昭示：凡是具有世界共同影響的社會科學成果均是在回應特定國家和時代的重大問題中產生的；凡是具有世界影響的社會科學學者均是因其適時回答了其國家和時代的課題才享譽世界或留名史冊的。新聞傳播學科同樣如此。李普曼、施拉姆、麥克盧漢、麥奎爾這樣的新聞傳播學者，他們所創立的各種理論的誕生及其流布，無一不是彼時彼地彼國家彼民族政治變革、思想發展、科技進步與現實需求的強烈推動。所以說，新聞傳播學科和其他一切社會科學成果一樣，唯有本國的，才是國際的；唯有首先對本國的社會發展進步有用，才有走向世界的意義。直言之，中國的任何一個學科要實現建成世界一流的目標，都是中國特色在先，世界一流在後，做強做優自己，世界才會刮目相看。
誠然，我們應該一以貫之地保持開放的胸懷，對西方新聞傳播研究成果保持真誠的敬意和學習的熱情，同時將我們的研究置放於世界文明變化的背景下來進行。離開了西方的思想資源，新聞學研究的想像力會變得十分貧瘠。但是，歸根到底，還是要做中國的學問，為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中國的文化建設事業做學問，讓新聞學術理論研究回到中國的場景之下。對西方新聞傳播理論這種特定的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歷史階段對特定領域經驗理論化總結的「地方性知識」，只能將其視為研究對象，以思考主體的姿態進入其中，擷取精華部分中而化之。處於轉型進步中的中國新聞傳播事業，有太多的經驗需要總結，有太多的難題需要破解。恰如新聞學者張濤甫所說，「在當下世界，恐怕沒有哪種媒介生態有中國這麼複雜，沒有哪種媒介現實會比中國的媒介現實這般超重」，「要把這種超限厚的媒介世界，打量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著實很難」。③所以，我們不只需要西方新聞學理論的譯介者、解讀者，更需要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的創新者、建設者。更何況，西方新聞傳播理論也因為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變遷而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機。只要我們的探索是徹底的、科學的，那麼，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土壤裡生長出來的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作為凝結著中國智慧的地方性知識，也會獲得世界性意義。
在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譜系中，新聞學無疑是最具制度屬性和意識形態色彩的學科。中國的媒介與政治的關係邏輯有其獨特性。這一特徵決定了在學術研究學科建設中，必須走自己的路，必須基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國情民情，基於中國新聞傳播實踐的重大需求，開展新聞學理論研究的創新。必須通過這樣本土化的創新，彌補既往新聞理論中舶來概念、命題和方法範式太多，而鮮有中國特色原創的缺憾。這是當代中國新聞學者的時代責任和學術擔當，也只有如此，才能從社會和時代的需求層面彰顯中國新聞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在端正價值定位中向中國特色新聞研究聚焦，並實現有效思維，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學理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這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式。新聞學是兼具理論和實踐雙重品格的學科，所以，其學術理論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學理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並重。如果借用政治學者張桂林的說法，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旨在對新聞本源的追問、本質的探索、規律的揭示、價值的思辨，並進而提出新的學科基本概念、基本範疇、基本理論的學理性研究，其價值屬性在於「求理」；而緊貼新聞傳播實踐的需求變化，針對新聞傳播發展中的問題，圍繞黨和政府對新聞傳播作出的新部署、新安排、新決策進行的應用性研究，其價值屬性則更多地在於「致用」。④
那麼，在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理論體系成為當務之急的今天，到底應該推崇學理性研究以「求理」，還是推崇應用性研究以「致用」？到底應當「求理」在先，還是「致用」在先？在這個問題上，也還是有一些不同的抑或說是不正確的認識的。正確的價值定位應當是，兩者同樣重要，應並行不悖地同時進行，不能厚此薄彼，或者先此後彼。因為，學理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沒有「求理」的學理性研究提升新聞學的學術品格和學術高度，新聞學的發展就會失去基礎性的支撐，所謂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理論體系就無從建立。同時，所謂應用性研究也會因為沒有學理支持而失去解釋力和預測力，難以獲得普遍性認同。同樣，如果沒有「致用」的應用性研究，不僅難以彰顯其理論研究服務現實、服務實踐的屬性特質，還會偏離發展中國特色新聞學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同時，它會使新聞學研究脫離實際，得不到學術研究源頭活水的滋養，失卻發展創新的動力。學理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有著同樣重要的價值意義，需要同時發力、同向推進。在正視和解決各自存在的問題中，大力提升研究水平和質量，形成構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合力。
謀求學術場域與問題場域的重合
任何一種學術理論研究，都有屬於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理論依據對象而生存，沒有對象就沒有理論。而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常常須從對象的問題入手。所以有人說，學術研究「以問題為始，以邏輯為脈，以事實為據，以創新為魂。」⑤問題敘述是學術理論敘事的邏輯起點，離開了對時代性重大問題的發現、把握和解釋，就難有重要的學術理論的創新創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實踐滋養了理論，其實也是問題滋養了理論，理論創新總是和切近現實、探索問題緊密相連。
儘管上述道理早為絕大多數研究者承認並接受，但從目前情況看，坐擁書齋，脫離現實，對不斷變化著的時代和社會把握不準不清、對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嬗變中出現的問題認識不深不透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這也是導致中國特色新聞學「研究失焦、思維失效」的重要原因。作家閻連科有一句戲說：今天的現實富得像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只有幾粒鵝卵石。我們的新聞學理論研究不也存在這種現象嗎？閻連科還說，我們正處在巨大的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還生怕渾水溼了自己的腳。在新聞理論研究隊伍中，「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數。把握不準問題，就有可能使我們的研究成為「無對象研究」。這種研究自然談不上準確聚焦，其「思維」也不可能是有效的。解決「研究失焦、思維失效」，有必要再提強化問題意識；有必要再次強調，有志於在中國特色新聞學研究中有所創新的研究者，必須在搞清實踐開出的「問題清單」中努力找準新時代新聞傳播的問題域，將致力開拓的學術場域架構在現實問題場域之上，使學術場域與問題場域高度重合。
對於理論學術研究而言，問題資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這一資源的多寡，對新思想、新觀點乃至新理論的誕生，對於思想者的成長影響甚巨。以筆者之觀察，現在活躍在新聞學術理論研究一線的學者，特別是新生代的年輕學者，很多才華過人，堪稱才俊，經過數十年包括出國進修訪學在內的艱苦修煉，已經擁有相當豐厚的知識儲備和理論積累，具有了良好的研究能力。而他們所缺乏的，或恐正是所謂的問題資源，亦即對中國國情、中國實踐的全情融入和深度了解把握以及對現實問題的洞見。決定他們能不能成為思想大家的一個關鍵，要看肯不肯、能不能從書齋裡、從象牙塔裡走出來，滿懷熱情和勇氣，以宏觀的視野、深刻的理解力穿透力去探尋發現在中國政治文化背景下成長發展的中國新聞傳播的現實問題。
我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成長經歷往往能給我們以深思和啟迪。上世紀初中葉，一大批深具學養的知識分子隨著國門打開遠渡重洋學習研修之後，又回到國內。這些學貫中西的精英為中國文化建設作出了貢獻。然而，我們卻可以看到，作出了大貢獻、成為大思想家的，是那些學成歸國之後，自覺投身中國轉型變革的實際，深入到社會深處研究中國問題的人。費孝通便是典型的例子。在不辭辛苦櫛風沐雨數下江村以及貧困少數民族地區田野考察調研之後，才寫出了《雲南三村》《鄉土中國》等著作，提出了「差序格局」「文化自覺」等經典概念，從而把我國的社會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費孝通之所以成為同代學者中理論貢獻最大者，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深入社會實際，掌握了比別人更多更準的問題資源。因此，他做的學問就不是對西方社會學理論「學著說」「接著說」的學問，而是具有原創意義的中國學問。
這樣的實例，在我們新聞學界也有。甘惜分和王中之所以能提出影響深遠的思想觀點，以理論立身，不僅僅在於他們學富五車，讀了很多書，更在於他們深懷憂思，關注現實，在與現實的接觸碰撞中把握並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反思現在許多極有才華的新聞傳播理論研究者，為什麼很難再達到那樣的高度呢？難道不應該從自己所掌握的現實資源、問題資源上找一找原因嗎？
真正有效的學術理論研究，必須遵從理論的生長路線，即從把握對象及對象在運行過程中不斷提出的問題出發，經過由對象到理論、由理論到對象的反覆互動，使理論臻於成熟。任何忽視對象的存在，不從對象的具體問題出發，而是強制性地徵用「場外理論」，製造新概念，模擬新命題，推衍新範式，「只借聖人（外人）言語起頭，自演一片道理」的做法，都不是科學的理論學術思維之路，不可能產生創新性成果，最終或恐都是「無效思維」。要達成學術理論創新的有效思維，必須強化實踐意識，堅持問題導向，深入到中國新聞傳播變革的現實之中，在發現問題、聚焦問題、解釋問題、回答問題的思維過程中提出新思想、新觀點，建構新理論。
努力提高思維能力，實現思想產品「轉型升級」
思維水平能力天然地決定著研究能力。而思維能力水平的提高有賴於思維方法的科學和正確。思維方法作為從客觀通向主觀中認識事物尋求正見發現真理創新理論的思想工具，是研究人員必備的法寶。沒有思維方法的自覺和得法，既影響思想理論資源及問題資源的獲取，更影響對它們的使用，影響思想理論成果的產生和價值意義的呈現。儘管學界鮮有不懂思維方法對於學術研究之重要者，然而循其實際，不少同志在思維方法上尚有一些盲區。這也是導致新聞學研究成果總是處在碎片化、膚淺化散亂狀態的重要原因，亟須通過對思維方法的深入研究、熟練使用，提升思維能力和水平，推動新聞學研究產品（即成果）的「轉型升級」，使其變成高質量的思想產品。
從當下新聞學研究的實際情況看，需要從思維方法上解決的問題不少。我們以為，更應該引起關注和重視的，是在充分佔有思想理論資源及問題資源並進行深入分析論證的基礎上進行提煉概括。不少同志付出了很多努力，寫了許多文章著作，但總讓人感到沒有把那層「窗戶紙」捅破，亦即沒能觸及研究對象的本質內核，使其上升到「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論化層面」⑥的學理性高度。這與不善於概括提煉深有關係。
這個問題已經被其他學科的許多研究者討論過。他們指出，概括既是思維過程，也是科學發現的重要方法，創造性創新性思維活動往往離不開概括，沒有概括，就談不上凝練，也就產生不了概念、思想和理論。概括是一種理論自覺，會概括，是理論家的基本素養。⑦這些既是經驗之談，也是規律之說。哲學社會科學的許多反映特徵、揭示本質、被廣泛接受認可並傳之久遠的命題、概念、原理，都是思想家理論家在深入思考研究的基礎上，點鐵成金般地概括凝練出來的，比如「一分為二」「文化自覺」「文化反哺」「文明衝突」等。新聞學傳播學領域也是如此，「受眾本位」「意見領袖」「沉默的大多數」「繭房效應」「把關人理論」等，無一不是通過對大量思想材料概括凝練而成的理論結晶。誠如法學學者所言，假如沒有概括和凝練，沒有通過概括和凝練而形成的這些極為簡潔，然而卻包含了深刻博大理論內蘊的觀點、命題、概念，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可能如現在這樣深刻，也不可能有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思想大家的誕生。⑧所憾的是，我們許多同志尚缺乏這種概括凝練的意識和能力。洋洋灑灑十數萬言甚至數十萬言的著述，材料陳述不謂不豐富，論證推演不謂不嚴密，道理講得不謂不充分，但由於缺少那種「一言以蔽之」的內核揭示，沒能提煉出屬於自己的概念、命題、原理，所以難以給人留下什麼東西，也談不上什麼理論創新，更談不上學術影響。
作家、藝術家靠塑造形象立身，學者必須靠提出獨樹一幟的概念、命題和原理立身。所謂話語體系的建構，學科的發展，是由一個一個、一套一套揭示規律、反映本質的思想理論觀點、命題、概念奠基的，它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宏觀，可以中觀，可以微觀。有了豐富的觀點、命題、概念的集約化發展，學科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成熟。由此可知，善於概括、精於凝練，是我們在建構中國特色新聞與研究中必須特別予以重視的思維方法。如此，或能改變目前新聞學研究中難以提出新觀點、新概念、新原理的窘況。
當然，如前所說，掌握科學思維方法，提高思維水平能力，其努力並非止於概括提煉一端，其他諸如批判性思維以及在嚴密的邏輯思維中保證理論的自洽等，也是當下新聞學研究中需要加強的面向。總之，實現有效思維，必須講究思維方法，像偉大的思想家那樣去批判地、辯證地、邏輯地思維，是實現有效學術理論研究的保證。套用一句通俗的說法，要學會向科學的思維方法要研究效益和價值。
（作者分別系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副教授、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武豔珍
注釋：
①②李友梅：《中國轉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當代建構》，文匯報2018年6月8日。
③張濤甫：《把握超重的中國媒介現實》，《新聞大學》2018年第5期。
④張桂林：《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4期。
⑤張桂林：《邏輯要義、歷史努力與認知前提：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5期。
⑥（美）理察·A·波斯納著，蘇力譯：《法理學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⑦⑧參見邱本：《如何提煉法理？》，《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