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束開榮，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孫彤昕，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段世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媒體技術與網絡民族主義研究」（項目批准號：17AXW011）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從近30種中文學術期刊（包括港臺地區）遴選出在問題意識、研究視角、論證方法等方面較為創新的新聞學研究原創文章進行綜述。2019年中國的新聞學研究主要呈現為四個特徵：一是圍繞新聞行業生態變革的重要研究議題涉及面較廣，比較亮眼的研究是以新的理論視角對中國語境下的本土實踐進行較為深入的反思與再審視；二是對中國新聞從業者與新聞受眾的不少研究表現出明顯的社會學取向，階層特徵、群體分化、角色衝突以及管轄權成為主要的概念切入點；三是新聞理論研究兼顧對經典新聞理念的反思與新興新聞實踐及其理論化現狀的引介；四是報刊史研究注重在專門史與近代政治史的脈絡和問題框架中組織材料與觀點，試圖開拓研究視野從而避免內捲化（involution）的學術意圖比較明確。通過對所選文章的進一步分類，本文就媒介轉型、新聞從業者研究、新聞與社會記憶研究、技術視角下的中國新聞業、作為公民與用戶的受眾、新聞基礎理論研究、報刊史與近代政治以及新聞學科建設與反思等八個話題對相關文獻加以回顧。總體而言，2019年中國的新聞學研究，在一些經典及重要研究議題上的開掘較為深入，對新聞實踐新話題的整合與新現象的解釋稍顯乏力。
一
媒介轉型：觀念實踐、概念反思與縣級融媒體
伴隨數位技術對傳統新聞業產制模式與職業理念的系統性衝擊，媒介轉型從一種業務實踐的類型描述，發展為中國新聞學者分析行業生態、解釋媒體變遷的元話語。這種學理探索方面的轉變，使得媒介轉型本身能夠成為知識生產與反思的對象，從而跳脫對行業實踐動態的簡單描述，並進一步從多元化或者替代性的理論視角中去審視甚至於重新定義當下中國新聞業變遷及其本土化實踐。
（一）媒介融合的制度、結構與網絡分析
轉型不僅是對當下中國新聞業變遷的概念描述，它本身作為觀念對新聞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然而，在新技術搭建的傳播場景中，作為觀念實踐的「轉型」，往往只會涉及政策和程序層面的操作問題，難以觸碰哲理上關於解放生產力的價值觀，在這種情況下，轉型並不是自外於中國傳媒改革的全新敘事，它不可避免地被視作中國傳媒市場化改革的延伸（周睿鳴，2019），該研究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市場化新聞媒體在媒介轉型過程中，圍繞職業邊界與商業利益所進行的話語協商與現實考量。如果對媒介轉型的討論不局限於職業媒體範疇，而是將其置於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關係視域中加以考察，那麼這種媒介轉型的複雜性，還能夠從國家-市場關係的宏觀面向中獲得一些新理解。研究發現（周逵，2019），隨著商業新媒體（抖音、快手、字節跳動等）的快速崛起，媒體融合語境中的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關係發生某種程度的逆轉，甚至於出現新媒體向傳統媒體借力和靠攏的反向融合，前者主動從內容產品話語、人才資源流動與資本結構等層面向傳統媒體尋求話語資源、合作路徑、科層內社會網絡資源。這種反向融合的新態勢，不失為商業新媒體適應主管部門政策管制與試探市場前景和風險的策略實踐，這一策略實踐可能較難對傳統媒體的整體轉型趨勢產生實質影響。
接下來，不妨將媒介轉型的研究視野進一步下放，位於國家-市場關係結構基層的縣級融媒體從一開始就是由國家主導並嘗試置入市場的新型主體。但歷經兩三年的初步探索之後，國內不同區域內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在長期規劃、人才引進、資金投入與盈利模式以及傳播效果等方面呈現出一些共性困境（謝新洲，朱垚穎，宋琢，2019）。另一方面，單就縣級融媒體對編輯部實體空間的再造和變革來看，其試圖對內突破傳統新聞編輯部的空間條塊區隔，對外作為行動主體介入城鄉社會空間，為多元空間主體的對話創造條件，但如果沒有真正實現多樣化新聞、信息內容的可持續生產，縣級融媒體在空間再造方面的創新和發展可能會陷入公共資源的消耗（劉峰，2019）。總體而言，研究對象自身所面臨的困境強化了當前縣級融媒體研究的路徑依賴，不少文章主要呈現為現狀描述與對策建議，因為受限於一手經驗材料，缺乏較為深入的個案深描與概念闡釋類研究。此外，媒介轉型的研究視野還可以被進一步拓寬，基於多元行動主體的相互間關係，以拉圖爾的「轉譯」概念觀照媒介組織、技術設施、新聞從業者、消費者、時空影響機制等異質性主體之間基於運作結構和行為習慣方面的互動，開闢理解和分析媒介轉型的關聯性視角（謝靜，2019）。由於拉圖爾的關係網絡研究著力凸顯的是非人類行動者及其技術能動性，如何在描述異質性多元主體平等互動的同時，明確媒介轉型這一關係場域中人與媒介的地位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二）重新定義融媒體：身體維度與媒介史路徑
順著前文的思路，如果當下的媒介轉型研究已經足夠兼顧多元行動主體，那麼人類身體使技術形態與感官接合，創造知覺方式，進而勾連到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孫瑋，2019），則是考察媒介轉型與融媒體生產變革過程中很容易被忽視甚至於輕視的重要維度，關注媒介轉型之於身體的關係，意味著一貫作為內容產品和組織形態的融媒體需要被重新定義，「融媒體是技術進一步的具身化，是人類感官重組與知覺再造的持續性過程。」（孫瑋，2019）經由技術與身體關係對融媒體及其實踐過程的再定義打開了媒介轉型研究的理論想像力。此外，嘗試再定義媒介轉型的方式還可以在媒介史的路徑中獲得一些回歸常識並突破思維定式的理解，「放眼媒介史或者傳播史，新媒介的崛起和舊媒介的變革，並不是依照轉型的軌跡，而是不同媒介自成一型，從而導入到一個新舊媒體共存的張力格局。目前情勢的關鍵在於，融媒體生產尚未確立自己的規則和知識。繼續依賴傳統媒體為之提供重要的參照系，似乎有其必要性，（但也可能）就不知不覺堵塞了新的可能。」（黃旦，2019）
二
技術視角下的中國新聞業：無人機新聞與算法迷思
數位技術作為行動主體對中國新聞業態的影響，是當下新聞學界研究中國新聞業變遷的主流視角，人與技術的關係成為理解和反思中國新聞場域的新變量。一方面，技術開始全面介入並主導未來的新聞生產實踐。最近幾年，無人機作為新媒介技術開啟人類基於城市天空的觀視網絡，並建構起一種另類的空間連接與數據收集方式（周海晏，2017）。當前，這一技術設備作為新聞創新被納入新聞生產過程，與傳統新聞實踐相比，無人機新聞（Drone Journalism）在採編實踐中以搶佔第一現場的制空優勢，在機械裝置的視覺呈現中完成對風險信息的傳播與建構（李華君，宋夢宇，2019）。不過，當人類將行動力全面讓位於技術設備時，數位技術的使動性與新聞從業者的主體性之間在理念與實踐層面所蘊含的悖論無法迴避，亦較難調適。
另一方面，新聞場域內不同行動主體對技術本身的討論是建構技術合法性並影響技術實踐的重要方式，當前有關算法及其新聞實踐的分歧和爭議主要圍繞「技術中立論」和「平臺責任論」這兩條路徑展開（塔娜，唐錚，2019：20-23）。尤其近年來，由中央媒體引領並主導著的國內算法輿論，通過對專業主義、職業操守、存在合法性以及問題導向等話語資源的調用，建立起話語批判的內在邏輯與合法性，有趣的是，其他多元主體與官方媒體對算法及其新聞實踐的批判在時間和態度上維持較高的協同性，這些不同行動主體的話語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算法在公共話語空間中的形構（白紅義，李拓，2019）。與此同時，不同類型的行動主體基於自身在場域內特定位置及其利益導向對算法新聞所開展的話語行動展現出結構性差異。研究發現（張志安，周嘉琳，2019），平臺媒體、網際網路巨頭、門戶網站等商業化資訊集聚分發平臺與傳統媒體就算法新聞所進行的話語實踐近乎背道而馳，前者主要從績效正當性、規範正當性建構算法話語的正當性，而後者從價值正當性、規制正當性消解算法的權威。
三
新聞從業者研究：職業困境、職業流動與職業管轄權
或許是由於當前中國新聞業變遷與特定學術資源、理論脈絡之間的碰撞，2019年國內學者對新聞職業人群的研究，兼具芝加哥社會學派與職業社會學的旨趣。相關研究從新聞記者的職業困境、職業流動與職業管轄權等三個面向將這一職業人群置於社會階層、城市生活以及角色衝突與調適的視域中予以考察，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中國新聞業變遷的複雜現實。
（一）職業困境：階層特徵、群體分化與勞動權
適當跳脫數位技術與中國新聞業在組織與生產實踐方面的整體變遷，從階層特徵、群體分化與勞動權爭議等社會學視角聚焦中國新聞從業者所面臨的職業困境，能夠在更為寬廣的學術視野中獲得對這一職業人群的本土化闡釋。作為市民階層的都市報記者，他們的身份角色遊走於名人、專業人士、交際花之間，通過話語、口頭禪、角色扮演、同城共情等方式呈現的階層特徵對媒體機構的管理者和其他職業群體進行某種意義上的情緒抵抗與行為抗爭（彭華新，2019）。如果對新聞職業人群的社會階層分析稍顯粗線條且缺乏韌性的話，那麼基於國家-技術變遷框架中的職業群體研究從一開始就預設了新聞從業者的群體分化，有研究（王薇，2019）通過將傳統媒體從業者、網絡門戶新聞從業者以及新媒體新聞創業者這三種新聞職業群體分開討論並作比較分析，發現數位技術並非分割三種職業群體的決定性因素，而是新聞場域的外部力量通過從業資質、媒體歸屬與經濟控制等途徑，塑造了不同群體的管轄權爭奪策略，加深了記者職業的群落分化。此外，當勞動權作為經濟學意義上的爭議和困境被納入新聞職業人群研究時，可能意味著新聞職業之於其他職業的功能定位（以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為典範）將被真正祛魅，研究發現（夏瓊，龔昇平，2019）在制度與技術的雙重語境下，我國媒體從業者在僱傭自由權、勞動力市場雙軌制、社會誠信體系等多個層面遭遇效率與公平悖論中的勞動權爭議。
（二）職業流動：角色衝突與離職話語
伴隨著職業困境的沉積，職業流動成為中國媒體人基於自身職業價值追求和生存境況所作出的或主動或被動的選擇。這一職業社會學現象進一步強化了當前中國新聞業所處的危機語境，學者們圍繞職業流動過程中媒體從業者的角色衝突與適應、離職話語的類型與價值展開探討。研究發現（陳立敏，2019），職業流動並不意味著順利的角色轉換，中國媒體人職業轉換過程中面臨的角色衝突糾結於傳統媒體單一型角色、精英取向與新職業複合型角色、市場取向的二元範疇。基於角色衝突所激發的懷舊情緒，媒體人職業流動初期對其新聞職業生涯軌跡的建構與反思性實踐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從職業理想對職業生涯入場的影響，到職業記憶中的關鍵事件和純真年代背後對新聞業價值的重新確認，再到職業退出背後個體選擇與新聞業變遷的緊密勾連（馮強，王蕾，2019）。但值得注意的是，生產這些離職話語的中國媒體人是否能被視為一個有著較高共識的闡釋性共同體，需要根據不同媒體人所供職的媒體性質及其職業地位與聲望等差異因素進行具體分析和討論。而在職業媒體人群裡，中國調查記者群體的銳減無疑是考察媒體人職業流動問題的典型樣本。研究發現（曹豔輝，2019a），調查記者群體的職業忠誠度（組織政策、工資福利、工作安全、監管環境）與激勵因素（職業成就、發展機會）的雙重消退，是離職媒體人對職業流動進行歸因的主要方面。如果說，中國調查記者群體職業流動的境況令人悲觀的話，那麼不少調查記者堅持職業理想從傳統媒體移步原生網際網路，在體制外開展新聞實踐的嘗試則提示了當前新聞行業危機語境中的更多可能，從而跳出危機-救贖的話語路徑（李東曉，2019）。不過困境在於，這種原生網際網路的、作坊式的新聞實踐如何從專業主義話語中獲得合法性並維持穩定的內容生產。
（三）職業管轄權：新媒體語境下的危機與突圍
近兩年，國內新聞研究者對美國學術界上個世紀70-80年代集中湧現並開創的新聞生產社會學研究範式青睞有加，相關文獻圍繞管轄權、新聞權威、邊界工作等視角進行的知識生產較為充分地檢視了中國新聞業尤其是職業人群在新媒體語境下所開展的話語實踐及其複雜性。一方面，在與多元傳播主體開展新聞生產與話語實踐競爭時，主流媒體的新聞權威呈現失靈和消解的尷尬境地，在與其他傳播主體和公眾的關係建構中陷入孤立（王辰瑤，劉天宇，2019）。除了多元傳播主體對傳統媒體新聞權威的衝擊，新聞聚合、算法推薦的平臺型媒體與職業媒體的關係變得比較曖昧，後者既想竭力與前者廓清邊界，但同時又試圖與其分享轉型話語，研究發現（劉雙慶，2019），雖然職業媒體主要從內容生產模式、新聞呈現方式與身份屬性三個方面強化今日頭條與傳統新聞機構及其新聞實踐的差異，但與其開展邊界工作的方式逐漸從排斥向分化過渡，這意味著新聞社群內部圍繞新聞實踐正當性的判斷出現不同理解。但另一方面，亦有研究者（曹林，2019）通過分析傳統媒體在自媒體新聞生產者如獸爺、咪蒙、呦呦鹿鳴等爭議事件中所採取的敘事策略，對傳統媒體精英仍然主導專業主義價值觀和職業邊界抱持較為樂觀的立場。由此，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伴隨危機話語在全球新聞業中的蔓延，過度聚焦此類話語可能會放大新聞業的困境和焦慮，研究認為（曹豔輝，2019b），在職調查記者群體的行業話語實踐，從價值理性（職業理想）與工具理性（所在媒體支持與社會資本）層面對新聞業危機話語的淡化與多維理解值得重視。
四
作為用戶與公民的受眾：新聞產消、積極問責與媒介素養
在媒介技術演進與新聞業變遷的雙重語境中，大眾媒體時代被不斷予以確認的傳受關係已經難以恰切捕捉和解釋受眾（audiences）對新聞生產的影響和形塑作用，受眾概念在現象解釋和閱聽實踐兩個層面均面臨較大的學理困境。一方面，作為用戶（user）的受眾，正以新聞生產者/傳播者/消費者的多維身份在新傳播格局中從邊緣走向中心，精英主義立場的專業新聞觀逐漸被解構，何謂「新聞」的定義權重新轉移到用戶（劉鵬，2019）。另一方面，作為公民的受眾在數位技術賦權過程中所開展的媒介批評實踐，較難與傳統新聞業進行積極對話，研究發現（李豔紅，2019）社交媒體語境中的公眾參與和媒介批評，常常陷入瑣碎化和非系統化的淺批評之中，並可能受到外部力量的幹預而扭曲。
隨著新聞受眾在新傳播業態中地位的提升，相關研究較多從受眾視角重新檢視傳統新聞業的核心價值，研究發現（胡楊，王嘯，2019）受眾往往並不具備判定新聞真實性的充分動機，他們在閱讀或觀看新聞時並非總是在意信息的真實性，而更多在意信息是否與自身最直覺的判斷相違背。此外，區別於傳統的以真實性立場對假新聞現象的考察，從社會發展與公眾的視角來看，假新聞的存在本身有其作為社會預警機制的功能和價值，研究認為（張振宇，喻發勝，王然，2019），假新聞所蘊含的深層次內涵能夠反映和折射社會現實矛盾、大眾群體心理以及利益運作機制等三個層面上的真問題，因此值得從新聞與社會關係角度對假新聞現象開展進一步的研究和反思。上述研究回應了後真相語境下，公眾基於道德與情感對傳統新聞業理性傳統的主動疏離。而在某種程度上，移動網際網路語境下中國網民新聞消費習慣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又可能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局面，基於大樣本用戶行為數據的研究顯示（劉鈺森，張倫，鄭路，2019），用戶的生活方式以及新聞瀏覽頻度等因素對用戶新聞消費時間模式產生顯著影響。也就是說，以個人化與瀏覽頻度為主要特徵的新聞消費習慣難以適應傳統媒體時代在相對穩定的時空環境中進行新聞消費與接受的持續性與深入性。
五
新聞基礎理論研究：客觀性、透明性與建設性新聞
近年來，伴隨UGC、公民新聞以及數位技術對傳統新聞生產與把關的系統性影響，新聞客觀性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悖論進一步加劇。而且，隨著非機構新聞生產主體在全球範圍內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國新聞學者科瓦奇（Bill Kovach）、羅森斯蒂爾（Tom Rosenstiel）的兩部新聞研究專著《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科瓦奇，羅森斯蒂爾，2001/2011）、《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麼》（科瓦奇，羅森斯蒂爾，2011/2014）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學者們將透明性原則與客觀性原則進行比較研究，進而尋求解決或者替代客觀性原則所面臨的學理困境。另一邊，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Journalism）作為一種新的新聞業實踐與價值理念在2019年進入中國新聞學者的視野，目前國內對建設性新聞的相關研究正處於概念引介與辨析的探索階段。
（一）新聞客觀性與透明性的比較研究
一方面，客觀性原則從其在美國職業新聞實踐中逐漸成型之時起，就具有內在的認識論困境與缺陷。以傳統詮釋學的視角觀之，事實符合論既為新聞客觀性提供了合理性建構，又令其在實踐中蒙上陰影，新聞報導作為外在的社會事件或事實與作為記者的外述活動同時存在，其客觀性、主觀性及反身性構成了複雜的張力關係，但這種實踐層面的多義性與視角性並不意味著從認識論層面重建新聞客觀性不再可能（劉國強，塗驍睿，2019）。不過，亦有學者認為，新聞客觀性更多是信息呈現的一種方法或風格，即使在實踐層面給新聞客觀性下一個可操作的定義，「我們仍會發現它確實不存在，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提升到更具挑戰性的認識論層面，它則會完全消失。」（丹尼斯，梅麗爾，2006/2019：128）因此，另一方面，與其從客觀性原則內部尋求解決之道，不少研究傾向於從透明性原則出發，將其作為客觀性原則的替代性價值理念與實踐策略，以此調適傳統新聞業在技術變革語境中的職業規範，並從公共責任、實踐正當性以及職業管轄權與合法性等方面反思和重建傳統新聞業與公眾之間的信任機制（牛靜，2019）。與傳統媒體對透明性原則多少有些排斥和曖昧的態度不同，公民新聞實踐對透明性的標榜和倡導頗為積極，研究者從敘事特徵的多個面向（敘述者的透明、除敏感話題之外敘述的零度控制以及敘事時空的鏡像化場景等）呈現公民新聞的透明性實踐（陸佳怡，仇筠茜，高紅梅，2019）。對於這種透明性敘事，相關研究需要從特定個案與關鍵文本的深入分析中進一步呈現公民新聞實踐透明性原則的複雜性與策略性。
（二）建設性新聞：概念、特徵與演進
雖然建設性新聞作為一個新概念被廣泛關注只是近幾年的事情，不過研究發現（史安斌，王沛楠，2019），美國學界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已意識到過度強調衝突性對於新聞業的危害，並提出需要通過建設性的報導理念調和這種不平衡的狀態。順此思路，關於建設性新聞的價值面向及其歷史淵源，有其在當下被再次強調並快速興起的倫理學邏輯，「當唯市場論將西方新聞業帶入『倫理之殤』，以追求人類社會『公共善』（public good）為旨趣的建設性新聞，作為彌合分歧與凝聚認同的一種轉型嘗試而被關注。」（陳薇，2019）總體而言，當下歐美學術界對建設性新聞的研究與知識生產方興未艾，研究發現（徐敬宏，郭婧玉，遊鑫洋，胡世明，2019），學術界在建設性新聞的概念界定與實踐價值等方面尚未獲得廣泛共識，特別是對建設性新聞與對策新聞、公民新聞等概念之間的關係存在不同理解。但另一方面，這可能並不意味著建設性新聞在概念界定方面所表現出的分歧需要被明確辨析，有研究認為（金苗，2019）建設性新聞的傘式術語（umbrella term）屬性（涵蓋或囊括多個要素和因素的概念）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建設性新聞何以在它的引領者、推動者和實踐者那裡都未能獲得公認的概念定義。可能正是這種發散的學術話語特徵進一步激發了學術想像力並促成更為多元的新聞實踐類型。
六
新聞與社會記憶研究：文化創傷、角色模範與名記者制度
民國時期的報人與名記者研究一直是新聞史領域的熱點話題之一，2019年新聞學研究者注重從新聞社群與媒介記憶的視角介入這一研究領域，記憶的社會學研究以及文化創傷理論進入中國近代政治史與新聞史語境。發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報人劉煜生遇害案及其文化創傷記憶的形塑過程可以被視為，當時中國社會-文化場域內各個行動主體基於身份認同與文化位置的確認所開展的話語實踐，研究認為（郭恩強，2019）以往的研究誇大了新聞場域在劉煜生案及「九一」記者節建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從而忽視或化約了新聞場域外部其他各方主體（新聞社群、政治結構、黨派競爭、社會團體等）所提供的相關話語敘事。作為民國時期的著名報人，張季鸞和範長江是常常在中國新聞場域中被作為角色模範來言說的對象。但研究發現（白紅義，2019）本世紀初近20年來，上述兩位著名報人在歷年記者節話語中的記憶與言說機會並不均等，並在顯著性、歸屬意義以及政治效用等三個維度上表現出較大差異，張季鸞在非正式場合獲得了專業記者們的認可，而範長江由於國家的聲望建構則獲得了超出新聞界的名聲。與張季鸞、範長江等著名報人所遵循的傳統文人成名道路不同，研究發現（路鵬程，2019），明星記者制度作為社會建構的職業榮譽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晚期的上海新聞界，這一記者成名的社會機制既是新聞職業身份認同的內在需求，也是社會階層上升性流動的外在表徵，同時政治局勢的變化會引起明星場域內的動蕩，影響著個中人物的職業生命和人生抉擇。由此可見，民國明星記者制度雖然以去政治化的姿態形成於新聞場域內部，但其難以避免場域外其他力量的影響和幹預，從而經歷被再政治化的命運。
七
報刊史與近代政治：專門史視角、邊緣報人群體與民國大報
2019年的報刊史研究，注重在專門史與近代政治史的脈絡和問題框架中組織材料與觀點，試圖開拓研究視野從而避免內捲化的學術意圖比較明確。具體特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再囿於新聞本位、內容考辨的傳統新聞史論研究的大框架，閱讀史、觀念史與概念史等成為報刊史研究的新視角；二是，在政治史框架中關注民國邊緣報人群體的辦報實踐；三是，對民國大報的持續聚焦更加強調報刊與報人的社會與政治實踐。
（一）清末民初的閱報史與現代性的辦報觀念史
洋務運動時期，清廷官場文人的報刊閱讀史一直處於主流新聞史書寫的邊緣，新聞紙以何種方式進入晚清官場並被制度化的過程值得探討。研究發現（卞冬磊，2019a），與藉助報刊開展文人論政的傳統形成對比，晚清官員報刊的認識和閱讀頗具實用主義色彩，19世紀60年代開始，「翻譯和閱讀新聞紙成為中央層面的制度化要求，官員們孜孜以求的是從新聞紙上打探關於西方的消息，在實用主義的邏輯下對待新聞紙，這種心態限定了閱讀的方式及其所到之處。」（卞冬磊，2019b）另一邊，自清末開始的民間讀報活動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獲得國家和制度層面的推動，研究認為（許高勇，2019），民間讀報的社會啟蒙與政治生活雙重意涵在這一時期引起官方重視，由此報刊的政治功能得以提高，啟蒙功能降到次要地位，政府通過鼓勵民眾閱報將其納入政府的政治話語空間中，通過政治輿論規訓讀者的日常實踐。
與官場和民間的報刊閱讀實踐相比，晚清文化精英辦報的觀念實踐試圖以平等為名義和話語推動報業開放，但研究發現（張繼木，張昆，2019）這種舶來的、現代性觀念與當時政治歷史語境的錯位，使得這個時期的報業開放並未邁出實質步伐。與晚清文人借用平等觀念呼籲報業開放的短期現象相比，國人基於公的觀念，使用「公報」一詞所開展的辦報實踐歷經百年流變，並在相當程度上展現了知識精英、民國政府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對公報觀念及其社會實踐的不同取向。研究發現（潘祥輝，白華康，2019），民國時期，公報取代晚清官報成為政府機關報，「三民主義」及「天下為公」的思想，是民國公報崛起的思想基礎。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公報的歷史大致經歷公報-政報-公報的轉變過程，公報在新中國經過七十年的演變，逐漸定型為刊登政府文件或政府聲明的一種公文，這與其最初的報刊形態相去甚遠。
（二）黨報傳統的概念史：「以人民為中心」與「人民報紙」
以概念史視角切入黨報理論及其實踐傳統的考察，是理解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時期新聞宣傳與輿論工作特點及其變遷邏輯的重要路徑。研究者通過整理「人民報紙」思想及其實踐在延安時期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歷史變遷，分析人民報紙與黨性、人民性統一論的內在思想脈絡和歷史邏輯。研究發現（龍偉，董佳琦，2019），不同時代人民構成群體的差別決定了相應時期人民報紙的不同邊界。延安時期的人民報紙強調黨報的人民性；解放戰爭時期在繼承黨性和人民性一致、統一傳統的同時，也將人民報紙發展成為一個統戰概念；新中國成立後，人民報紙轉化成為新聞實踐的指導思想之一，進而塑造建國初期以黨報為核心，多種人民報紙並存的報業結構。同樣奠基於延安時期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傳統及其發展也與人民概念從革命年代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變遷與重建過程存在歷史與邏輯上的關聯。研究認為（塗凌波，趙鵬，2019），當下中國共產黨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傳播環境和挑戰，重提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概念，超越了黨性與人民性論爭的邏輯，從而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符合現實變化的需求。
（三）邊緣報人群體：民初的女性報人網絡與日系報紙的中國報人
報人研究一直是國內新聞史研究的重點領域，聚焦著名報人是這一領域研究的路徑依賴，相對而言，關注邊緣報人群體往往受到史料和視角的局限，研究難度較大。以性別現代化和社會網絡視角管窺清末民初中國女性報人的辦報實踐及其社會關係網絡建構，研究發現（龐慧敏，張倩，2019），在女性報人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中，以情感為中心的先賦性關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形成巨大的弊端。與其他職業的女性群體相比，女性報人雖引領著女性群體的現代化，但其社會網絡位置的先天優勢及其帶來的話語資源並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女報人及其所在圈層倡導和實踐的婦女解放，也並未真正開啟當時中下層女性的現代化進程。與性別邊緣的女性報人群體不同，在邊緣時空語境中從事報刊與政治實踐的知識群體，《泰東日報》及其中國報人近兩年開始受到國內報刊史研究者的關注，基於新舊史料的開掘，一些觀點較為新穎。研究發現（梁德學，2019），作為日本人在我國東北殖民時期所辦的中文報刊，主筆《泰東日報》的中國報人，在技術與業務層面利用有限度的獨立和自由空間，某種程度上解構和平衡了日人報紙的殖民話語。可見，作為依附者和寄居者的邊緣報人，隨著政治與歷史語境的變遷展現出遊離於道德和民族主義之外的複雜意涵。
（四）再訪民國大報：《大公報》與《申報》的職業與政治實踐
與邊緣報人群體的研究相比，《大公報》與《申報》及其報人實踐歷來是報刊史研究的顯著議題。2019年，中國新聞史學者對這兩份報刊的關注視角依舊遵循傳統史論研究的基本路徑，以報刊內容及其歷史變遷為中心，延展至報人參與政治、革命實踐的方式及其歷史影響。抗戰史語境中的新記《大公報》，除了向國人及社會各界開展抗戰宣傳鼓動之外，研究者（俞凡，陳芬，2019）進一步尋求該報及其掌舵人張季鸞在當時中日關係進程中的其他作用，這方面的一個切入點是張季鸞、胡政之等報人主持的中日「和談」，由於張蔣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大公報》在日本當局心目中的特殊地位，這一歷史片段可能更能夠反映蔣在不同時期對抗戰大局、中日關係以及對中共態度等重要問題的真實想法。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當時的天津《大公報》在這場運動中的表現和作用，學術界一直評價不一，頗具爭議。研究者（吳廷俊，2019）通過完整檢索天津《大公報》在五四運動期間所刊發的報導和言說材料，分析該報對五四運動的基本態度，認為如果僅從新聞報導和時事評論的內容及其呈現方式來看，天津《大公報》在此次政治運動中的整體報導表現出較高的新聞專業水平。這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學術界相關研究對1926年之前英斂之時期天津《大公報》在新聞業務實踐方面的刻板印象。
與《大公報》相比，作為商業化報刊的上海《申報》與民國政府的關係則要複雜微妙得多，後者起初與國民黨當局之間並無利害衝突，蔣介石最初與該報及其掌舵人史量才之間亦無直接關係。研究者（韓戍，2019）通過對「蔣介石檔案」相關資料的整理，指出近代史學界以往將史量才的被殺，歸因於九一八事變後《申報》的激進言論、史量才個人勢力的膨脹以及《申報自由談》的左翼文人言論觸怒蔣介石的忌諱這一結論似可商榷，而且以往學者認為史量才本有可能免死，亦缺乏實際根據。研究發現（韓戍，2019），「史量才對蔣介石的態度相當微妙，二者關係一直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一旦蔣介石對史量才的反感疊加到一定限度，必定會厭倦此種博弈，並放棄修復雙方關係的可能。」或許，適當跳脫報刊與政府關係的傳統新聞史視角，從歷史人物特定時期的心態與性格特徵入手，對於拓展《申報》與史量才之死的研究維度不無裨益。
八
新聞學科建設與反思：四十年與七十年
2019年，國內不少社科期刊以及綜合類學報緊扣兩個時間點即改革開放四十年與建國七十年，推出學科建設與反思專題。在這個背景下，新聞學研究與學科建設的話題再次引起國內新聞學者的興趣和重視。一方面，研究者（費雯麗，童兵，2019）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前後到改革開放初期關於「新聞無學」的論爭進行歷史梳理，認為儘管該論爭由於客觀原因沒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但它實際上起到了撥亂反正、引發新聞學界思考的作用，對於百廢待興的學科建設不無裨益。另一方面，如果從學術場域的內在邏輯出發，與「新聞無學」論爭相伴隨的是近70年來，新聞學的學科合法性及其在主流人文社科學術場域中的邊緣化，這其中尤以研究方法問題為代表，研究者認為（朱鴻軍，苗偉山，孫萍，2019），研究方法的規範性不足，不僅導致學科內部難以進行持久深入的對話和知識積累，也造成了新聞學與傳播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對話的障礙，而造成我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方法規範性問題的核心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知識價值取向和知識生產傳統，二是學科發展和制度安排，它們體現了不同歷史和社會情境下學者們對於學術知識生產以及社會關係的理解。此外，也有研究從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史的整體視角出發，在知識分子-國家-社會的關係框架中，思考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在價值定位和理論框架方面所遭遇的挑戰，研究發現（王維佳，2019），就學術與現實關係而言，雖然40年來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越來越高，但是學者們對中國實踐問題的把握能力和參與程度卻越來越低，而當學術體制的專業化和科學化本身成為科學發展的目標時，現代知識分子重返實踐的意願和進行價值重校的空間都將會受到限制。
（本文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