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理論——貢獻、局限與新發展

2021-02-19 工商管理學者之家

編者按:在理解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和社會互動方式上,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無疑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這一概念及其理論描述雖然源自於社會學者,但事實上在社會心理學和管理學研究中也被廣泛地借鑑用於理解人際關係、組織管理、領導模式等方面。本期我們轉載的這篇文章,是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翟學偉教授近期關於差序格局概念的一個演講實錄,以期推動管理學者與實踐者們更好地理解這一理論的內涵和發展。

費孝通先生留下的理論遺產,應是他提出的「差序格局」這一概念。雖然他自己在其後半生的歲月裡很少提及此概念,但如同其他所有的重要思想一樣,它一旦流布開來,就不再屬於個人,而會成為人類知識寶庫中的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越發感受到它的魅力及其價值。

中國社會學的研究需要在理論上有所發展,費老開了一個好頭,但不是結束。如果中國社會學的概念和理論研究始終停留於大半個世紀以前費老提出的「差序格局」上,那不是可喜的,而是悲哀的。

深入研討與總結這個概念的得失,對中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範式與方法論意義。為了比較好的理解這個概念,我這裡先討論一下差序格局出現的歷史背景

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出現社會科學,也就是說沒有從客觀性的角度藉助於形式邏輯討論自然、社會、文化與人的問題(比較接近的是歷史學和考據學,有點這方面的苗頭)。

追蹤下來,這樣的研究意識還是從第一代社會科學家留學以及翻譯介紹了西方社會科學後才出現的。一些當時著名人物,都受到了西學的影響,如梁啓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傅斯年、馮友蘭、陳寅恪、吳文藻、李安宅、瞿同祖、潘光旦等等,他們都受到了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洗禮。雖然他們的學術領域各不相同,但都強烈地表現出要用一種不同於傳統學術的思路來重新認識中國人文,也重新梳理和研究自己的社會與文化。

社會學是於清末傳入中國,嚴復當時把它譯為「群學」,後受到日文翻譯影響,改為「社會學」,但在潘光旦的心目中應該叫「倫學」,雖然這個名字沒有採用,但這是一個西學與中學結合的名字(值得思考)。

社會學民國初年進入中國高等學堂。1916年國立北京大學開設社會學班,次年清華大學也設有社會學課程。但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社會學教學乃至系科的設立主要集中在教會大學,講授內容均為西方社會學。當時的一些重要的社會調查主要由西方學者完成,至少也由中國少數留洋學者同西方學者合作完成。

 

費孝通出生於1910年,他的前20年主要在蘇州度過。具體而言,他隨他的父親是在他外祖父家生活的,因此他的文化教育來自於其外祖父。他的外祖父是慈禧時候的舉人,後成為當地的學官(省教育廳廳長)。他對西學有了興趣,便棄官去商務印書館做了編輯。其父親是最後一屆秀才,去日本留過學,回國後開辦吳江中學。

費孝通在這樣的讀書人家成長原本是要接觸和背誦一些儒家思想的啟蒙讀物的,但因為家庭背景原因,一開始就學習了西學,他於中學時期開始寫文章發表,並學習了英文。他當時先讀東吳大學醫學預科。1930年正式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從吳文藻。其間,聽過美國社會學家派克來校講學。1934年畢業,論文是《迎親婚俗之研究》。然後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社會學部,師從史祿國教授學習體質人類學。1935年在廣西大瑤山從事體質人類學時,發生重大事故,妻子去世,開始接手其妻的《花籃瑤社會組織》的編寫。以此經驗開始從事蘇州開弦弓村調查,攜調查資料去英國留學,完成了《江村經濟》。

「格局」在現在漢語中的含義是結構、局面或格式,有客觀化傾向,但它的初始含義本帶有主觀的成分。潘光旦在考證「倫」的含義時,有幾個觀點對費老產生了影響。首先是解釋與「倫」字有關聯的字,潘光旦認為,論、掄、掄、淪、綸,這些子偏旁不同,但有一個基本的意思,就是凡從「侖」的字,都有條理與秩序的含義。其中「淪」指的就是水紋,也叫文貌、文理。然後引申到「類別規律」。

概括起來,差序格局大致可以表現為有以幾種內含:

1、它表現出了中國人交往中的親疏遠近特點。這一點既同中國傳統家族的五服圖相一致,也同中國人際交往的事實相吻合,又同儒家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相貫通;

2、這一格局的重點在於反映個體與家國、天下之間的關係,尤其表明了個體在其中所處的同心圓的中心位置,進而可以反映出宏觀與微觀、大宇宙與小宇宙,大我與小我之間的一體性或同質性;

3、從這一同心圓的格式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道德既有內在的一貫性,又有等差性。照費老本人的觀點來看,差序「系維著私人的道德」,但它們之間也都有「仁」的共相。以往學界有所爭議的地方是,儒家道德原則究竟是特殊的,還是普遍的?而差序格局無形中把兩者巧妙地接合到了一起,讓人們覺得一以貫之與差等有別可以共存於同一體系中;

4、該格局還反映了公與私,自我與他人及內外群體之間相對且模糊的關係,而不同於西方社會所體現的明確(二元對立的)關係。在西方的概念中,公私是對對立概念,兩者界限分明。任何屬於公的就不可能屬於私,而劃歸為私的就不是公。

對中國社會而言,對家族而言,同一個地方既可以為私,也可以為公。家庭就是私,家族就是公;對老鄉而言,家族就是私,老鄉就是公;對國家而言,老鄉就是私,國家就是公;對天下而言,國家就是私,天下就是公。

5、以上這些特點又會引出一個格局的比較問題。表面上看,差序格局在人類社會似乎是普遍存在的。西方人並不認為這是一個中國社會的格局。一般來說,人們都會對自己的家人、朋友更好。可是,一旦將它同團體格局的特徵做一一比較,西方人就會承認他們還是更能接受後者。可見,這裡面隱藏著宗法觀念與宗教精神的差異;

6、差序格局導致的行為差異使人們很難遵從法律準則,人們更樂於向內來尋求價值的提升與遵從富有彈性的習慣法。由此一來,這樣的社會在制度設置、運行以及執行上都容易順著社會情境與個人關係來操作,這就很容易造成人治的特點。

1、一個比西方理論好的本土概念

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上面的許多特點其實可以提升為一系列認知中國社會的模式,即我們並不是按照西方所謂的二元對立思維來構建社會的。以群體研究為例,西方社會學傾向認為群體應該劃分為「內群體」和「外群體」,但差序格局打破了這樣的界限。它讓我們看到個體完全可以共存於若干群體中,也看到了一個體在多種群體中的游離與自定義的狀態,結果分辨各個群體與自己之間的關係遠近比劃定內外界限更重要。

近來興起的社會網絡理論中的「強關係」與「弱關係」概念看起來也是一種關係研究,但它還是擺脫不了對內外群體的辨認。比較這對概念,它們顯然不如差序格局更符合中國人關係運行的實情。以上這些探討足夠讓我們看出差序格局對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解釋力了。

由於費老自己沒有定義,不同學者給出不同觀點。其中明顯的爭論,一是內部的,差序格局是平面的,還是立體的;一是外部的,這個概念有沒有解釋力。如果我們解讀文字,那麼「差」和「序」就可能立體,如果我們藉助費老自己給我們的比如,比如水波紋,那麼就是平面的。

後來接受西化的學者想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揮,無非是想把西方的社會資源理論、社會網絡理論與差序格局糅合在一起,說明中國人在符合社會交換與分配時容易受到差序格局的限制。

這種糅合出來的理論框架,更多地是想把差序格局放入西方的社會學理論中,早期的就是特殊主義。後來是交換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這時,差序格局中的深刻思想也就大大地簡化了,只成為血緣、地緣;熟人、生人;家人、朋友、外人的關係表述。而閻氏立體說面臨的一個難解之處是,一旦把差序格局放在立起來的等級架構中看,費老突出的自我中心便沒有了擺放的位置,因為晚輩或地位卑微者無論如何也不會處在等級結構的中心(平面的中心點和立體的中心點是不一樣的)。

而困境在於如何在歷史的角度上做出貢獻,啟迪後者的思維方向。這點運用在一種理論上,也許比演繹、推理和論證更為首要,但或許是因為邏輯實證主義過於強大,不但後人要批評費老的比喻方式,就是費老本人也想在這個比喻的基礎上做邏輯推論,以便能回到邏輯實證中來、這就出問題了。

1、想像中的「推」與現實中的「通道」

在中國統一後的歷朝歷代,這樣的轉化形式會有所變化,比如察舉制度、科舉制度,留學與高考制度,考公務員制度等,但它無論如何變,萬變不離其宗,建立了一種通道,向國家推送人才就是促成了社會上一種比較單一的向上動力,而在這一動力的背後也促成了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網絡。正因為有這種牢固而又可以擴展出去的網絡,上升的過程也伴隨著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這也是中國人的奮鬥理想的解決途徑,通道問題的顯現,雖然一方面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去做修齊治平的事,但它給所有的個人及其家庭帶來了一種發家的夢想和政治理想,即大多數家庭都寄希望於其中至少有一個家庭成員能走過這個通道。

2、社會學界最寶貴的學術財富

綜合來看,差序格局是一種動態性視角與動力理論,我們就能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上來重新理解差序格局所包含的非二元對立關係、擴張與伸縮、公與私的相對性、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融合以及差序界限的模糊性等問題,而不再限制於對差序格局本身定義及其涵蓋性的解讀。雖然這個概念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在視角、方法論及隱喻之方法上的啟示,無疑是費老留給中國社會學界最寶貴的學術財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費老當年提出的這一概念應為中國社會學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1. 費老經歷的是中國社會學從無到有的過程。我們這一代人也經歷了社會學的恢復和重建。

2. 費老的學習經歷和大多數社會學學生很像。我們的學習經歷也是中小學、本科、研究生或出國留學。但費老因不滿足於社會學的現狀,而有所創新。我們對中國社會學的現狀滿意嗎?

 

3. 費老說,他提出的「文化自覺」是給中國社會學做的最後一件事情。我們在意文化自覺」嗎?

翟學偉,國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併兼任《開放時代》、《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本土心理學研究》(臺灣)等學術刊物的編委。長期致力於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本土性分析框架、概念、模式與觀點。代表作有《中國人行動的邏輯》、《中國人的關係原理》、《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第二版)》、《中國人的臉面觀——形式主義的心理動因與社會表徵》等。

本文系翟學偉教授講演紀要,由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金茉莉整理,未經講演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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