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戰龍/滕星
期刊名稱：《教育學》
內容提要：在這篇訪談錄中，滕星教授以自己多年來在國內外開展教育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親身經驗，特別針對他在雲南省瀾滄縣拉祜族社區女童教育問題開展的田野工作，做了深度的教育人類學報導與闡釋，提出了教育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標準，對進一步推動我國教育人類學研究的學術化和理論化頗有裨益 。
關鍵詞：人類學/田野工作/教育研究/拉祜族
訪談時間：2004年1月6日上午10:00——14:30。
訪談地點：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辦公室。
受訪人：滕星，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採訪人：巴戰龍，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2002級碩士研究生。
巴戰龍（以下簡稱巴）：滕教授，您在國內教育人類學的研究上最引人注目，取得了許多令人讚賞的成果。您曾在國內外都開展過田野工作，首先，請您回顧以下您的田野工作的經歷。
滕星（以下簡稱滕）：好的。在談田野工作經歷之前，我想先談一談人類學的研究範式。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的一個看家本領，也是它的學科標誌。人類學有它的一套嚴謹的研究方法，這就是田野工作、民族志的撰寫和文化理論的建構，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田野工作是人類學最有特色的一個研究方法。教育人類學作為人類學和教育學交叉形成的一個綜合性邊緣學科，田野工作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最近10年做了一些田野工作，先後在美國、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做了田野工作。在美國主要做了夏威夷土著的教育、亞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教育、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黑人社區的教育、舊金山中國城華人子弟和亞裔移民子弟教育的田野工作，這些都是我在西方做的，那時候主要是接受田野工作的訓練。1995年回國後，我先是在四川涼山彝族社區做彝漢雙語教育研究，1997、1998年在新疆和田維吾爾族社區做維漢雙語教育研究，然後就是在雲南瀾滄拉祜族社區做女童失輟學問題研究。2003年7月至9月去臺灣做了原住民教育的研究。近10年的田野工作，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值得去體會和總結。
巴：這次想請您主要談一談您在中國雲南瀾滄拉祜族社區開展的研究。請您簡要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背景情況。
滕：這個項目是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1996年我為亞洲開發銀行做項目的時候，曾經到過拉祜族社區，對拉祜族教育做過初步的調查，拉祜族當時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個民族一共有46萬人，其中26萬人在瀾滄，瀾滄也是我們國家唯一的一個拉祜族自治縣。在解放以前，拉祜族基本上還處在原始社會，他們居住在山洞裡和樹上。解放後他們才移居到地上，至今還有許多人住在草棚裡，生活貧困，社會發育原始、落後，是一個相對不被關注的小民族。因此，1996年以後，我就感覺有必要對他們進行研究，通過這個研究，希望能夠引起政府和社會對他們的重視。
我做的這個項目的田野點是在中緬邊境交界的一個叫木戛的鄉。三四年間，我一共去了四次，每次有一兩個月的時間。第二次帶了五個研究生下去調查，這次研究積累了大量的研究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又做了第三、第四次調查。
這個研究取得了這樣幾個成果：第一，給福特基金會提交了一個研究報告：《關於中國雲南省瀾滄縣木戛鄉拉祜族社區女童失輟學問題的研究報告》。第二，在木戛鄉建立了由該項目資助的一個女童班。這個班招收了由於極端貧困無力供子女上學家庭的45名女童，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都可以受到資助，目前他們已經是三年級的學生了。第三，對當地教師進行了一次集中培訓，編寫了一部《多元文化社會女童教育》師資培訓教材。
這個項目完成後，引起國際上一些機構和人士的注意和重視。國外的一些媒體進行了報導，例如，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以整版的篇幅報導了這個項目和女童班的情況，配了大幅的照片。像英文報刊《南華早報》和國內媒體《人民日報》都做了報導。另外，美國、澳大利亞的學者都紛紛到那裡去參觀訪問，他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應該說，這個項目引起了一些反響。
巴：在拉祜族社區的田野工作中，給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滕：第一個印象就是拉祜族的貧困。儘管解放以後，拉祜族地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由於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的限制、社會發育的落後，導致現在的拉祜族還十分落後。我們調查的這個木戛鄉，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群眾大概一年缺三個月左右的糧食，家裡除了草棚以外幾乎一無所有，幾乎全鄉都是文盲，儘管已經有中小學設在鄉政府，在一些村落也布了教學點，但是由於教育教學質量太低，實際上學校教育沒有達到讓拉祜族獲得進入現代化的門票的要求。這是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個印象是，拉祜族社會本身是一個帶有母系制殘餘的社會，婦女在社區裡的地位比較高，一般家庭當中是婦女說了算。要想使這樣一個社區獲得發展，婦女教育是相當重要的。但是婦女幾乎都是文盲，這樣一個社區它就很難可持續性發展。另外，當地的拉祜族幹部基本上是男性，所以，我們在當地訪談成功的拉祜族女性時，在選擇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覺得應該通過這個對女童失輟學問題的研究項目，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重視。同時，我們又招收45個女童，讓他們接受比較嚴格的初等教育，如果有可能，我也希望他們能接受初級中學教育，現在正在進一步籌款。將來這些孩子回到當地社區，我相信會對社區的發展有一個長遠的作用。
第三個印象是，學校實質上是外來文化伸入到傳統社區的一個組織，它的功能是傳遞外來文化知識，讓拉祜族的年輕一代走出拉祜山區。然而，由於偏低的教育教學質量，學校的這個功能沒有發揮出來。50多年的當地學校教育，幾乎沒有培養任何大學專科以上的人才，僅有的一兩個，也是外來教師的子弟。因此，我對當地學校教育的功能、作用產生了懷疑。當時我在想，實施什麼樣的教育才是對拉祜族有用的教育，建立什麼樣的學校才是對拉祜族有益的學校。
第四個印象是，我們國家正在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但是在當地由於教育教學質量低，導致大量的兒童不能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這些孩子不得不又回到傳統社區，從事傳統的生產，過上傳統的生活，所以當地人對教育並沒有需求。當地的學校教育，現在看來只是政府行為的教育。當地老百姓十分貧困，據政府統計人均收入僅404元，還是按實物折算的。而且義務教育不義務，還要收費。小學生在村裡上學需要交50多元錢，在鄉裡上學需要交200多元錢，還要自己帶米，在縣裡上學需要交2000元錢，這是當地老百姓經濟能力無法承受的。由於義務教育又是強迫性的教育，如果老百姓不送子女上學，就會罰款，老百姓就要被迫賣糧。因此，這種義務教育導致的結果，不但沒有改變拉祜族的貧困狀態，反而使他們更加貧困了。
巴：您能否對您觀察到的現象做一些解說？
滕：最近，《求是》雜誌社邀請我寫了一篇相關的文章。我的建議是，在像拉祜族社區這樣的西部邊緣貧困地方，我們的義務教育要義務。我有一個通過田野調查做的統計，就是人均收入在500元人民幣以下家庭的子女上小學不能收費。人均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兩個子女上學，就會有一個不能上初中。政府應該根據這種實際人均收入的情況，來分門別類地制定義務教育的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從而保證義務教育落到實處。
根據在這個地方和別處的調查，我看到在貧困地區，由於教育教學質量偏低，導致我們國家投入的基礎教育經費大部分被無形中浪費掉了，國家不得不二次投入經費進行二次掃盲，這對我們國家窮國辦大教育是一筆不小的浪費。而且我還認為，低質量的教育實際上是教育上最大的不公平。要想求得教育公平公正，最重要的就是讓邊遠鄉村的孩子和城裡的孩子獲得同樣質量的教育。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失去了優質的教育資源，也就意味著他（她）失去了未來，這是教育的最大的不公正！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十五期間，特別是從2004年應開始把教育的重點放在農村教育上，這個戰略決策是十分正確的。因此，就要解決像木戛拉祜族這樣的最貧困最弱勢群體孩子的教育資源配置問題，一定要做到基礎教育要基礎，要達到一定的教育質量，這是十五期間國家、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第三個觀點是，西部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的特殊困擾就是要跨越語言文化的障礙。儘管我們國家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上都規定了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實施雙語教學，但是由於邊遠貧困地區教育財政緊缺，教育資源的配置偏低，教育教學的質量偏低，雙語師資、雙語教材質低量少，這些情況導致了少數民族的雙語教育無法順利開展。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單語教育的經費都捉襟見肘，而雙語教育的經費是要數倍於單語教育的一種教育模式，因此必須要擴大教育財政，實施一些特殊政策，配備雙語教育師資、教材，使少數民族的孩子既能跨越語言文化障礙，融入主流社會，分享現代化的成果，又能保留他們的傳統社區的文化，這是我們國家《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他們的一個權利，這個權利，應該在今後的農村教育實施當中，逐步加以落實。當然，雙語教育也不能搞一刀切，應該根據不同類型區別對待，實施不同類型的雙語教育。還有就是，雙語教育應該採用自願原則，不能採用強迫性手段，要尊重個人的文化選擇權。這樣才能逐步解決教育的公平公正問題，解決社會失衡問題。
巴：我也贊同您這種「有差別地對待有差別的」的教育公平觀，接下來，請您進一步就您上面談到的這些問題作些理論闡釋。
滕：這個項目的研究，我們最近開始文本整理。我們遵循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就是上面說的三大看家本領，前兩步都弄完了，目前在進行第三步，就是理論建構，所以對理論的問題做了一些思考。
第一個理論思考，我們是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要解決當地拉祜族的生計問題，教育必須符合當地的生態環境，既包括自然生態環境，又包括文化生態環境，而且教育必須幫助當地老百姓改善生活。若是學校教育不但改善不了他們的生活，而且加重他們的負擔，這樣的學校教育是不應該存在的。所以，我們在理論建構方面考慮到，如何根據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態環境來設計他們的學校教育，來定位他們的學校教育的功能，總的目標是通過學校教育，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既要讓他們享受到現代化的成果，融入主流社會，給他們提供一個進入主流社會的渠道，又要考慮保留當地社區的文化傳統。
第二個理論思考，我們調查他們的女童失輟學問題時，發現他們的學生學業成就偏低，我們就對國外，特別是美國以黑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學業理論，根據中國本土化的研究，進行檢驗和闡釋。國外對少數民族低學業成就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包括遺傳決定論、文化剝奪論、文化中斷論、文化資本論、文化模式論等等。但是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這些理論能部分說明和解釋拉祜族學生的低學業成就，但不能完全闡釋其原因。我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的理論，我希望通過這個理論模式來解釋以拉祜族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讓他們通過一種恰當的學校教育模式，也就是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模式，一方面能融入主流社會，另一方面又能保留他們的傳統文化，這是我們力圖建構的。這種理論的文本建構已經初步形成，但是在實踐中如何運用，還需要不斷探索。我想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目前也只是一個理論假設，還需要實踐來印證。這是我們主要的理論立足點。
第三個理論，通過拉祜族的個案，結合後現代社會文化理論，比如說建構一個什麼樣的學校教育，不同的哲學觀、價值觀，不同的文化，就會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我們國家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目前全世界都面臨著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處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在教育領域裡，我們面臨的實際上就是我們要傳承一種什麼樣的知識？是一種普世性知識，還是地方性知識，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大難題。如果我們同意傳授普世性知識，但同時又要傳授地方性知識，那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比例問題，普世性知識佔多大比例，地方性知識佔多大比例，為什麼這樣？比如說，我們國家現在的課程改革有一條規定，允許地方性校本課程佔18%。那麼這裡就有一個理論問題，為什麼是18%，這18%有什麼理論根據？為什麼就不能是30%、40%呢？站在什麼立場？這都涉及到理論問題，而恰恰我們的校本課程研究當中，是一些毫無西部經驗的東部城市教育的有關人員制定的。這樣課程的改革，應該邀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管理學家、經濟學家、生態學家等多學科專家共同參與，而我們的課程改革恰恰沒有邀請這些專家，那麼這個理論問題不解決，提出一個18%，它的依據，在理論上就要打上大大的問號。我國的課程改革，特別是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課程改革，必須邀請人類學專家的參與，而且人類學家的意見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
還有兩個理論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主流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和如何處理社會文化差異和教育機會均等問題。這些問題一直都是，而且特別是在當前全球一體化和文化多樣性的大論戰過程中困擾國際理論界的問題。我相信通過教育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通過田野工作，能給我們解決上述問題提供大量的實證資料。
巴：滕教授，我們期待著您的著作早日問世。現在人類學研究很講「反哺」，有媒體報導說，您在拉祜族社區辦了一個女童班，您的初衷是什麼？現在這個女童班的情況怎樣？
滕：我們這本書目前正處在理論建構過程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關於在拉祜族地區辦女童班的設想，是我做拉祜族女童失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什麼把這一塊涉及進去呢？這是我在其他民族社區做田野工作之後，獲得的一個理念。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經常遇到這樣一個問題，當地的人經常問我：「滕教授，你來做調查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久而久之，這個問題開始引起我的重視，實際上這涉及到研究倫理問題。我們的調查往往會麻煩當地人，給當地人增加很多的工作和負擔，因為人家要協助我們調查。可是調查完了之後，我們除了寫一兩篇論文和一本書之外，對當地人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過去，我們總以為，我們做調查是在幫助當地人。我們一直堅信我們通過調查寫點東西，是在宣傳他們這個民族，讓社會了解他們，這就是對他們的幫助。但是，我發現當地人的要求並不限於此，他們想見到實實在在的東西，通過你的研究，他們能確實感受到生活的改善，教育情況的改善。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頭腦中，作為一個研究者，你的研究可以對你今後的學術發展、今後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當地人呢？那麼在拉祜族這個項目中，我就堅持在這個項目中要設立一塊帶有慈善性質的部分，這就是我辦女童班的初衷，恰好福特基金會就是這樣一個帶有慈善性質的機構，他們給了我很大支持。在項目中，我們用了1.5萬美金辦女童班，儘管錢不多，但它帶動了當地鄉政府共同來資助這個女童班。通過女童班，我們募捐了其他社會資金，比如說最近我又從香港救助兒童基金會募捐到了4.1萬元人民幣，作為中期投入，我還進一步通過女童班，向社會廣為宣傳，募捐資金，使孩子們能順利完成小學的學業。最近我又在找雲南民委，希望他們能關注這個女童班，希望在孩子們三年級之後，從木戛鄉遷到縣城讀小學，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小學六年級以後，我希望他們能進入瀾滄縣民族中學，完成他們的中學學習，為木戛鄉培養合格的中學生。從城市人角度看，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這對木戛鄉的拉祜族來說，是重要的歷史一頁，也許這就是他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這個女童班的開班、發展一直是我生活中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我也希望通過這個班獲得更多的社會關注，通過這個班讓全國人民、全社會政府關注拉祜族，這不僅僅是一個鄉的發展，也是一個民族的發展，所以這個女童班是一個標誌。
最近這個女童班的班主任將孩子們三年的學習情況向我做了一個匯報。我們當初辦班的時候，同時辦了兩個班，女童班作為實驗班，還有一個漢族班。他們同在一個校園環境中，由同樣的老師教。我們假設一年以後，可能拉祜族女童班的學業成績要低於漢族班的成績，二年級以後儘量追平，如果做不到，爭取三年級的時候兩個班的成績能拉平。但是實際上經過教師們的努力，在二年級後，女童班的成績超過了漢族班。這個實驗說明，如果我們配備相應的教育資源，儘管拉祜族孩子還存在著語言文化障礙，但是我們通過一定的教育方法，能夠使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業成績獲得滿意的提高。這個實驗也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如果我們政府、社會、家長盡了自己的責任，少數民族地區低學業成績是可以獲得改善的。如果他們能夠享受現代學校合理的教育資源配置，從而改善生活質量，改變東西部差距的失衡狀態，教育公平公正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巴：您覺得您的這一行為，同慈善家或慈善機構的行為有什麼異同？
滕：我想這一行為確實是帶有很大的慈善性質，但是和一般的慈善行為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第一，這是一個實驗，通過這個實驗給我們的政府、社會以啟示，從而為發展西部教育樹立信心，這不僅是一個研究項目，也是我們教育人類學的一個實驗場。第二，慈善有不同的性質，一般的慈善僅僅是給予經濟的援助，而最大的慈善不僅是物質的援助，而且要給他們一種能力，能改善自身發展的能力，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讓他們通過獲得某種適當的教育，從而解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這是最重要的，這是根本性的慈善行為。在民族地區，從那種簡單的物質扶貧到教育扶貧，是我們扶貧工程的一個重大轉折。今後我國的扶貧工作重點應該放在教育上，從根本上改善西部人自身的生活質量。教育扶貧是一個工具，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也是我們西部開發最重要的一環。我想這個女童班起到一個示範作用，可以讓社會、政府獲得一種新的扶貧模式，我想這大概也是我辦女童班的一個初衷和目的。
巴：從您的田野工作出發，您覺得要改革拉祜族社區的教育，應從那些方面著手？
滕：前面我講到，拉祜族社區學校教育是一個外來文化伸入到拉祜族社區的組織機構，從過去50年的教育結果看，這種低質量教育，沒能達到讓拉祜族的學生通過教育這個途徑，接受外來文化，獲得進入主流社會發展的目的。大部分從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們只獲得了不完整的、很少的知識，畢業後又從事父輩們幾千年如一日的工作，受了學校教育反而不適應傳統社區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成為文化的邊緣人，這是我們教育的最大失敗。從這50年的經驗教訓來看，我們對拉祜族這樣的少數民族社區教育，到底該怎麼辦，是我們必須思考的重大問題。我們的教育，本來是為了使年輕一代順利地、公平地向上層階層流動，但是，由於我國還處在一個發展階段，通過教育階梯能夠進入中上層社會的還是少數人，大部分人還是回歸當地的社區。作為選拔性的學校教育，另一個負面作用是製造了大量的失敗者，他們沒有從這種教育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反而獲得了負面效應。因此，我們的教育不僅僅要有選拔功能，更多的是要有提供地方性知識的功能。從這個現象看，要對學校，特別是對邊遠貧困地區的學校的教育功能重新定位，這就要進行教育改革，關鍵是對學校教育觀念、目標、體制、內容、方法等方面作一個大的變革。比如說我們的學校教育，和當地社區沒有關係，或者說關係不大，從中央到地方，這種學校教育要改革。在地方，特別是邊遠農村地區，學校是否能為社區提供可持續發展，是否與社區發展、與家庭生活貼得近一些，從而辦成當地社區所需求的學校，這是我們通過拉祜族社區教育調查獲到的心得。
第二個方面是教育資源的配備。我們國家如何處理城市和鄉村、東部和西部，漢族和少數民族存在的差異問題，如何更好地處理資源的配置、效率公正問題？我們既不能片面強調效率優先，也不能片面強調絕對的社會公正，因為絕對的社會公正是不存在的，絕對的效率優先導致道德上的缺失。如何處理好這些矛盾問題，是改革中要重點思考的問題。我想農村教育的發展，要做到效率與公正的平衡。另外，在少數民族地區要處理好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普世性知識與地方性知識暨文化的普世主義和文化的相對主義問題，處理好國家人才選拔與地方人才需求問題。
巴：中國有句古話講：「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接下來，請您談一談田野工作在中國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
滕：最近幾年，我一直在師範大學普及人類學知識，推動用人類學研究方法做教育研究，特別是我最近幾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等幾所學校為他們的研究生開設人類學課程。因為從我國新時期教育研究20多年來的歷史來看，我國教育研究的方式相當大一部分或者絕大部分是文獻和思辯式的書齋研究，這種研究是一種研究範式，但是它的弊端是容易脫離實踐。教育首先是一個實踐問題，它涉及到千家萬戶每個普通人的生活，涉及到國家、政府和社會的人才需求，因此，我們的教育研究必須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中去，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
我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編過一本《中外教育名人詞典》，收集了20000多個中外教育名人名家，這是中國第一本中外教育名人辭典。當我查閱文獻時，發現日本有一部世界教育名人詞典，當中只收入了3位中國教育家，他們就是梁漱溟、陶行知和晏陽初。當時我在想，為什麼日本人僅僅就收了3位中國教育家？而這3位恰恰是做鄉村教育的，他們畢生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而那些搞文獻的教育家卻沒有被收錄。
為什麼日本人選擇這3個人呢？我考慮，第一，中國是一個80%人口為農村人口的社會，大部分人在農村生活，中國教育的發展，如果不解決這80%的人的教育問題，教育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恰恰這3位在致力於解決這80%人的教育問題。因此他們對中國社會教育的貢獻比其他的教育家要重要得多，我想這大概是日本人當初收錄教育名人的標準吧。
今天，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面臨的還是農時人口佔人口大部分的現實。目前的教育現實是要「普初」、「普九」，發展的重點難點還在農村，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如果不研究大多數人口的教育，那麼教育研究就將是一句空談。要做農村教育，就不能躲在書齋裡，就不能僅僅拿文獻作為研究的依據，必須進入田野，即進入校園、課堂、社區與家庭，這不僅僅是一個教育方法問題，根本還是教育理念的改革。當然，田野工作方法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方法，它必須和文獻、和社會學統計相結合來研究。田野工作方法也不僅僅是個方法問題，我想通過推動田野研究，來改變教育研究者的立場、觀點和思想。另外，人類學研究側重於建立在個人經驗基礎上的個案研究，反對那些毫無個人經驗的宏大敘事。也就是說，研究者的研究範圍和研究對象必須是他（她）能夠親眼觀察到的、親身體驗到的和親自了解到的，民族志的撰寫和理論建構必須是建立在這種經驗基礎上的。
巴：對於很多人來說，「田野」帶有一種浪漫的情調和對他者的想像，那麼，是不是只要到田野中去，就有收穫呢？
滕：我想，做田野工作，只要下去肯定就會有收穫。通過你的觀察、體驗，你就會改變你的思想、情感、立場、思維模式。但是，田野工作是一套非常複雜的技術，實際上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經典的田野工作經過將近100多年的發展，在理論上出現不同的流派。總體上來說，應用田野工作方法，做一個合格的田野工作者要經過嚴格的訓練。用美國社會學研究方法專家艾爾·巴比的說法，做田野工作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不僅僅是想像的過程，更是一個體驗的過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記得，我在做拉祜族社區研究時，我對要下去的研究生做了幾個月的培訓，我們形成了整整一厚本的田野調查提綱。但是我把他們帶入田野場，我發覺問題接踵而來。首當其衝的問題是他們不知道怎麼觀察。儘管在出發前已經講解、討論過，但實際上，他們還是不知道怎麼觀察，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我想這是一個理論到經驗的轉化過程。舉個例子：訪談分正式訪談和非正式訪談，在臨行前重點講解過。到田野場，他們注重正式訪談，忽略了非正式訪談。我記得有一天，我們一天的正式訪談結束以後，晚上11點要睡覺了，忽然，鄉黨委書記、鄉政府的幹部來敲門，邀請我們去吃燒烤。我就叫研究生一同去，他們說：「滕老師，我們累了，你自己去吧。」第二天我把這幾個研究生叫過來，我說這個吃燒烤活動，是當地人為了表達他們的熱情，是要把你當作自己人的一種私下的會晤。在吃燒烤過程中，他們會談論許多正式場合不能談的東西，這些信息恰恰是正式訪談場合中不能說的真實信息，正式訪談中得不到的信息，而這些研究生的頭腦中卻認為是社交活動，不是獲得田野資料的絕好時機。這就說明，儘管之前做過大量的訓練，但還是不能理解訪談中這種非正式訪談的重要性。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知道了研究生的訓練不僅僅在課堂，更重要的是在田野場裡。那麼，這裡要提到文化唯物論者馬文·哈裡斯的主客位方法。我在涼山彝族社區的研究就採用了這種文化主客位研究方法。它是強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有不同的話語，他們對同樣的事情有不同的解釋，我們的研究不僅僅是研究者的話語，還要呈現、解釋被研究者的話語。主客位的方法強調，讀者有權利知道，對同樣一件事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各自的觀點，這不僅僅是一種田野研究方法，還是一種文本撰寫方式。
這裡還要再講一個田野工作的倫理問題。艾爾·巴比在他的《社會研究方法》中，專門有一章講研究的倫理問題。進入田野，我們的研究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研究會給當地人帶來好處嗎？我認為至少在倫理學上不能給當地人帶來壞處。第二，我們的研究若是參與性研究，這將會改變當地人的行為，這樣獲得的東西，是真實的嗎？你告訴讀者的是真實的嗎？這些也涉及倫理問題。所以田野工作中不僅有技術的問題，也有倫理的問題，這些需要不斷地從工作中總結。我想，田野工作將是今後教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種研究方法。田野日誌是一種很好的研究的文本形式，通過田野日誌，可以記錄到很多正式研究文本中沒有的信息，田野日誌不僅描述了客觀的事實，還抒發了許多個人情感。我現在要求研究生做田野工作都要寫田野日誌，因為從中不僅可以看到當地社區人們的生存狀態，也可以看到他們自己的情感起伏。
巴：您認為應該怎樣衡量教育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的質量，有哪些標準？
滕：我想要衡量田野工作的質量，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首先，田野工作是一個收集資料的過程，資料的收集，是通過訪談、觀察、體驗等不同的方法來獲得的，這樣就要求要儘可能獲得真實的第一手資料。怎樣才能獲得真實的資料呢？這就需要完善田野工作的技術和方法。我一般採用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不僅僅採用傳統的定性研究方法，一般要結合社會學的定量研究方法。我用問卷獲得社區總的背景知識，如受教育人口、社會經濟狀況，用文獻法了解歷史背景，然後用訪談做深度個案研究，深入挖掘問卷當中未涉及的比較深入的問題。比如說，用問卷了解當地的家長對語言文化選擇的態度，是同意母語教學還是漢語教學，但問卷只能解決表層問題，只能看到選擇母語教學和選擇漢語教學態度的人數的比例，可是他們為什麼做出這種選擇，要用訪談深入挖掘，通過訪談和觀察來進行追因，了解表象下深層的東西。因此，我在做田野工作時，往往用文獻法了解歷史背景和現狀，用問卷法大面積地抽樣了解宏觀背景，用個案法實地觀察體驗，深入挖掘，做小的case study（個案研究），也就是說，我做田野工作是把幾種方法綜合起來使用，力圖了解真實情況，獲得第一手享實的東西。我想，田野工作質量的標準就是利用各種方法和技術去獲得真實的東西，真實性代表你的田野工作質量的高低，這些資料要經得起推敲和驗證。
第二個衡量田野工作質量的標準是，你的調查是否全面，是否儘量不帶強烈的主觀意向，不預設傾向性。但是往往一個人有他（她）自己的文化背景，這種文化預設是不可避免的。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田野工作者要時時意識到這個問題，要時時提醒自己，要注意避免掉入由預設導致的文化困境當中去。比如說，木戛鄉的拉祜族學生家長不願意送子女上學，一開始，研究生們就說他們教育觀念落後，我跟研究生講，從功能主義的立場看，如果學校教育能使拉祜族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擺脫貧困，他們肯定願意送孩子上學，如果我們的學校教育做不到這一點，而且還因為要收費而加重他們的負擔，使他們更加貧困，他們就不願意送子女上學。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去思考，這是他們在「義務教育不義務，基礎教育不基礎」的狀況下的一個合理的選擇。另外，要做好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類型學上的區別。也就是說，要了解對同樣一個問題，不同的階層、族群、性別、年齡、職業、宗教信仰的人存在的不同或相同的反應。如果我們就某一個問題，只了解某一個群體或個人的反應，某一個群體或個人的心聲，就缺乏真實性、全面性和客觀性。做田野工作必須反應不同群體或個人的聲音，特別是要反應那些弱勢群體的聲音，這是做田野工作必須要記住的一條。
第三個標準是，田野工作必須進行及時的記錄，要有一個客觀的文本，記實的文本，否則的話，時過境遷靠回憶來寫文本的話就會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所以說，民族志的撰寫很重要。在撰寫過程中，特別要區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要讓讀者了解到哪些是研究者的立場和情感，哪些是被研究者的立場和情感，不能只反映一方面的東西。
最後一個標準是，一個好的田野文本要具有典型性，具有樣本性，可以進行理論建構。這種理論建構能夠提出一個同樣人類群體，或者整個人類面臨的深刻問題。比如說，英國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在20世紀60年代做的緬甸高地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個很好的例子。他通過對緬甸克欽人（景頗族的一支）的研究提出「鐘擺理論」，這個理論使人們對社會發展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告訴人們，人類社會的演進是一個螺旋式的、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而利奇的理論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像鐘擺一樣，從一個極端擺到另一個極端，到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時候又往回擺，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模型。這個理論給人很大的啟示：人類是很容易忘卻歷史的，人類不斷地在重複著歷史，總是做同樣成功的事和同樣錯誤的事。人類社會的經濟體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選擇就是這樣的，計劃經濟走到頭了走市場經濟，反之亦然。人們總是試圖在正確與錯誤中不斷地作出選擇，這就是人類的一種行為模式。利奇的研究為人類社會行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個案研究的範例。
巴：今天回過頭來看，您對您做過的田野工作怎樣評價？田野工作在您的學術研究中扮演什麼角色？
滕：我從事少數民族教育已經20多年了。我對我的田野工作的評價是，總的來講，我是從一個無意識的田野工作者到有意識的田野工作者，從一個沒有經驗的田野工作者到有一定經驗的田野工作者。我的田野工作，特別是經過後10年的發展，也有很多教訓。比如說，一開始的時候貪大求全，設計了很大的問卷和訪談計劃、提綱，收集大量的資料。但是，我發覺我費盡千辛萬苦弄來的第一手資料，在文本寫作的時候，絕大多數用不上。這是一般的初學者經常要犯的錯誤。隨著經驗的積累和日臻成熟，我在做田野工作之前，會有更多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準備，會有更多工具的準備，會有更多的思考。我會儘量地使我的資料能夠有針對性，所以說，這種經驗的積累，也是我做田野工作逐步成熟的過程。
還有一個就是在田野工作過程中，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問題的認識不斷成熟。比如說，做田野工作的最大難度實際上是人際交往。當你到了一個異文化地區，如果要保證你的田野工作的質量，就必須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但人際關係的建立，需要事先做大量的鋪墊，事先有一個有意識的互動。很多研究生經常跟我說：「滕老師，跟您做田野工作，如魚得水，到哪兒都很方便。」為什麼？因為這些田野點的人際關係，我已經有多年的維持，而且這種互動已經形成一個良好的氛圍。實際上還是牽涉到研究倫理問題。如果你第一次做研究沒有給當地人帶來好處，第二次人家就不會再去幫助你。你為了能建立一個好的田野場，便於你今後重複地做研究，你最好建立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的基礎，讓當地人把你看成自己人，認為你做的大量工作是對他們有益處的。實際上，我在四川涼山、新疆和田和雲南瀾滄都建立了很好的人際關係，包括當地的官員，當地的老百姓，因為我經常要給他們做一些研究以外的事情。比如說，他們要在北京辦的事情，他們的子女上學問題，他們的教育面臨的困難，我幫他們解決。1996年，我和上海智力開發研究所的蔣明和教授在拉祜族地區做亞洲開發銀行的項目，看到一些鄉村中學破爛的危房。研究結束以後，我們把情況反映給原國家教委，在扶貧工程中瀾滄縣就額外多得了700萬人民幣的扶貧款。我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們這些中學蓋起了漂亮的樓房，所以那些校長見了我，拉著我堅決不放我走，拉著我吃飯。如果你不做這些事情，你再去做研究的時候，人家不會配合你，也不會把你當作自己人。我在西雙版納做研究的時候，我也儘量替他們呼籲，爭取一些資源，所以當地人很歡迎我，因為我能幫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當然學者沒有更多的資源，不可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的幫助，但是學者可以去呼籲，以真實的情感去幫助他們，即使你不成功，他們也會感謝你。一個成功的田野工作者，第一個目標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而且這種人際關係必須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不僅僅是有利於研究者，而且還要有利於被研究者。這是我的經驗。很多情況下，研究的成功相當部分在於研究以外的工作。
田野工作常常被稱作人類學家的「成年禮」，我的學術研究也是在田野工作中日臻成熟的。如果說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的話，我想與田野工作是分不開的。我想，只要我的身體條件允許，我就會不斷地到田野中去追尋教育的文化性格，因為這是一個教育人類學家的「天職」。
巴：對有志於從事教育人類學研究的年輕人，您有些什麼建議？
滕：我的建議：第一，先要下到田野中去。第二，要做好吃苦的準備。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類學家，做好田野工作，必須適應當地人的生活，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把自己擺在正確的位置上，特別是要把研究生、博士、學者、教授、博導的架子放下來，要記住，在田野場，你是一個普通人。只有不畏艱苦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類學家和教育人類學家，否則，他（她）就不必做田野工作了。第三，完善田野工作的方法，不僅包括理論準備，也包括經驗磨練。第四，遵循研究倫理。每次做田野工作，一定要儘量少麻煩當地人，能夠自己做的儘量自己做。如果要麻煩當地人，必須要學會如何回報。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人類學家，才能做好田野工作，才能獲得真實的第一手材料，才能使你的研究獲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