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夏斌 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
轉自微信公眾號 「當代金融家（bankershr）」
數月來，中央多次重申，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際上，「雙循環」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2008年美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政府清醒認識到並且一以貫之地強調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突出，結構不合理，發展模式粗放，城鄉差距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必須把經濟增長動力更多地放在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上。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再次指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必須「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具體來說，就是除生態環保、社會治理外，在經濟領域要著重解決創新問題、農業問題、城鄉和收入差距問題及民生保障問題等。過去以出口投資為導向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唯有轉向擴大內需，特別是以擴大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方式，經濟才能繼續維持可持續發展。因此，「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既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改變這一內在邏輯運行的必然結果，也是新的國際形勢下對我國經濟發展格局深刻認識的又一次重大表述。縱向來看，「經濟結構要調整，發展方式要改變」這一核心內容從未改變，變化的只是看待事情的角度和部分提法。
在當前的國際新形勢下，要理解並處理好「雙循環」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首先從三個角度對「雙循環」做進一步釐清。
一是不能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拆開分析。如果不能很好解決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之間的關係，就不能處理好國內循環的問題。因為處於全球化中的中國，在供應鏈、國際資金融通、國際技術交往、國際資本往來等方面均與外界息息相關、互相影響。
二是怎樣才算解決好國內大循環問題。國民經濟循環是對國民經濟運行狀態的一種描述，非經濟增長結構與增長動力的一種經濟學解釋。所謂「雙循環」，就其實質而言，是要追求中國經濟有效率、高質量、可持續地發展。從可比較、可計量、可操作的角度看，就是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持續增長。
三是從GDP可持續增長這一角度（GDP的形成按支出法分析，由消費、投資及淨出口組成），當前形勢下做好消費、投資、出口三方面的工作內容，就解決好了「雙循環」所要解決的問題。換句話說，要實現國民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的循環發展，就要解決好當前我國消費、投資、淨出口循環發展中的「梗阻」現象。
雖然國民經濟當前運行循環中的矛盾與困難很多，但從長期來看，其未決難點主要有十個方面， 下文逐一展開分析。
如何進一步擴大提升居民消費
一是解決居民的後顧之憂。
眾所周知，居民不敢消費，主要原因是存有後顧之憂。因此，要擴大其消費，就必須首先解決其後顧之憂。比如，養老方面，城鎮居民的養老前景充滿不確定性，導致有錢不敢花；農村居民有1億農民尚無養老保險，即便是有保險的老人，60歲後能得到的養老金也是微乎其微，雖有新農合醫療，仍解決不了大問題，一場大病就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教育方面，農村幾千萬留守兒童的就學率如何保證？城市學生參加各類課外培訓產生大筆開支，中產階層壓力如何消減？住房方面，農民工積蓄大半生也難以在北上廣深購置房產，即使到三、四線城市購置房產也需要積攢多年。
綜上，要讓居民敢消費，必須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民生保障標準。相關方面的制度改革難點主要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等問題。
二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
老百姓不敢消費，還因為沒有更多的錢擴大消費。雖然國家提出了「控高、擴中、扶貧」的工作思路，但是個慢工出細活的過程。加上當前中小微企業生存壓力大，就業困難，居民總體收入增加放緩。特別是「控高、擴中」兩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製度的進一步改革，任務艱巨。
例如，要讓中國農民真正富起來，靠務農較難實現，關鍵在於如何加快土地收益分配方面的改革步伐。以近年的城市化進程為例，根據不完全數據統計，市場化進程中的土地收益，農民得到了5%〜10%，村鎮集體得到了25%〜30%，各級政府得到了60%〜70%。雖然2020年1月1日「土地管理法」實施，但其對於農民土地賣出收益如何分配仍無明確規定。為了將「雙循環」所涉問題真正解決好，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真正有所提高，特別是讓農民的收入水平上一個臺階，在「十四五」規劃中應明確將土地改革中的賣地收益更多地讓利於農民。不僅要向農村、農業傾斜，更要直接向農民傾斜，這是從構建可持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高度思考的結果，也是我國未來發展進程中一項重大的制度改革紅利。
如何有效提升良性可循環投資
三是國企要真正改革。
社科院一份報告曾指出，我國國有企業資產將近300萬億元，如果加上未開發的資源性資產，總額可高達近500萬億元。民營經濟素有「五六七八九」的貢獻，即全國50%以上的稅收由民企創造，60%以上的GDP由民企貢獻，70%以上的技術創新由民企引領，80%以上的就業由民企提供，新增就業和企業的90%以上也來自民企。與此同時，全國銀行貸款中的民企貸款僅佔國企貸款的一半左右。
顯而易見的是，國企佔據了巨額的資產及金融資源，其產出效益、社會貢獻卻難與民企相比。因此，要實現良性的「雙循環」，解決好投資效率是一大關鍵。中國是個高儲蓄率國家，儲蓄率高達40%多，資金來源並不缺乏，市場資源配置不當才是導致資金運用效率不高的主要癥結。提高國內投資效率的關鍵在於加快對佔用巨額資源的國企實施制度改革，核心是委託代理和代理人制度改革，即國企負責人的激勵機制改革。共產黨員的初心是為人民服務，企業家的初心是賺錢。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既是共產黨員又是企業家，兩者並不矛盾。國有資產賺的錢，國家可以通過合理的再分配手段造福於民，以此為人民服務。關鍵是如何平衡好兩者間的關係，設計好國企負責人的激勵制度，這是改革的核心。這一問題不解決好，將會直接產生「雙循環」中的「壞投資」「投資梗阻」乃至「循環中斷」現象。
四是供應鏈要補短板。
面對當前美國反華的國際環境，要想維持經濟的正常循環，應想辦法儘快補足生產鏈供應鏈中的短板。儘快補足的核心指向了創新機制改革。要能夠真正調動起有創新能力的科技領域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而不要再出現留不住高端人才的現象。
五是房市要穩住。
論及「雙循環」，就不得不提及「穩房市」。十幾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積累了不少泡沫，需要慢慢消化。新發展格局下的「雙循環」，既要讓更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同時又要守住系統性風險不爆發的底線。在此，暫不討論房市是否屬於實體經濟，僅就國民經濟資金循環這一宏觀視角而言，再也不能引導居民把更多的錢投向房地產市場，把房子當作股票那樣去炒作了，而要引導集中更多資金進入擴大實體經濟投資的循環進程。
六是政府管理體制要改革。
從經濟學角度，我國迄今未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關係問題，包括民企利益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隨著市場經濟機制的深入，解決好兩者間的關係問題已愈發顯現出核心意義。特別是民企利益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民企的積極性就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我國整體投資效率和投資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國民經濟也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良性大循環。
如何有選擇促進更多國際合作
七是利用好「五眼聯盟」（UKUSA，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情報機構組成）的裂縫，分而治之。
儘可能將政治與經濟分開，專心發展與相關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此處所說的「儘可能分開」，是指凡在原則性問題上涉及侵犯中國主權底線的、損害我國長遠利益的，我們決不妥協，但在不妥協的過程中要講求博弈策略，如可以採取外交上堅持、經貿上往來等靈活處理方式。簡言之，講求博弈策略，不盲目追求形式上或短期內的取勝。
八是根據「三零政策」（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方向，儘可能與歐盟、日本、東協以及非洲、拉美展開積極談判。
要實現高質量的大循環，就要完全擁抱全球化，其中重要的一環是拿出讓對方能接受的誠意，讓他國願與我國主動合作。其中，根據「三零政策」方向並非立刻實行「三零政策」，而是在國際上儘可能尋找、發展更多經貿合作夥伴。把眼光放長遠，根據市場經濟方向，能妥協的則妥協，以期使更多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相信中國是真正走市場化道路的、遵守國際遊戲規則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勢必會給國內某些行業企業帶來不小的壓力，但同樣會倒逼我國企業升級換代，以國際循環促進國內循環，倒逼改革進程加速。
九是積極總結經驗與教訓，繼續倡導「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作用將日益增大。在此方面，我們有過很多經驗，但也不應迴避存在的不少教訓。從教訓中總結經驗，也是提高生產力的一種方法。忠言必然逆耳，多多總結經驗教訓，有百利而無一弊。
十是人民幣國際化是戰略方向，同時要講求策略。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重要的一點是，當前應支持歐元體系及非洲貨幣聯盟等的發展，包括鼓勵我國企業在境外使用歐元進行支付結算。把眼光放長遠，人民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寬廣。
在當下同時支持並鼓勵歐元體系的發展，是因為在全球國際貨幣儲備中，目前人民幣佔比仍很少，不足2%。世界上可與美元抗衡的主要還是歐元。在國際支付清算體系中，人民幣地位同樣如此。對此，一定要時刻保持清醒。人民幣國際化是戰略，是方向，但當前的策略之一，應該是支持歐元體系及其他貨幣的發展，以此進一步推動多極化貨幣體系的形成，逐步減弱美元霸權帶來的負面影響。2010年，筆者在《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中指出，儘管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仍以美元為主，但美元的地位在慢慢下降，今後國際貨幣體系定將是一個多極化的時代。對這一歷史趨勢，應順勢而為，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不宜太過高調。相反，對今後十年、二十年的道路怎麼走，在行動上要有前瞻性的策略安排。
以上從消費、投資、出口三個角度，就如何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綱挈領地分析了當前較為緊迫的十項任務。「雙循環」絕非一句空洞的口號，要實現「雙循環」，必須以問題為導向，依靠制度改革，解決好關鍵的「梗阻」問題。只有創新制度供給，才能確保實現良性的大循環。有觀點認為，「雙循環」的關鍵是城鎮化。但我始終認為，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鎮率和戶籍問題，城鎮化也並非大搞特搞房地產業。真正的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要解決好農民「市民化」後的民生保障問題，這是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演化結果。因此，城鎮化是結果，而非手段。
此外，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各方就我國對外經貿關係發展的方向性、原則性等相關意見已較為統一，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博弈策略上的差異。習近平總書記曾表示，「凡是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我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因此，應團結一切願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和地區，大力發展經貿投資關係，以經貿為重、投資為重、經濟為重，盡力維繫發展好與對方的關係。
綜述上述十項任務，做好大循環的項項工作最後都指向改革。因此，講「雙循環」，唯一的手段是改革，核心問題還是改革。
「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關鍵之事就是「加快制度改革」。通過改革，補充新的制度供給，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預測，「十四五」及「十五五」期間，我國將會遇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從未遇到的惡劣外部環境，存在嚴重的不確定性。必須抓好不斷進取的制度改革，理順並確保高質量、可持續的大循環經濟運行機制。
但是，一個社會的穩定，特別是一個大國社會的穩定，不僅取決於其國內基本的經濟運行機制，同樣取決於國際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因素。在當前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要穩住中國的基本盤，還須牢牢守住三條底線，與上述改革同時兼顧。
一是確保能源供給安全的底線。如今中國的經濟體量已遠非1979年時所能及。如此大的經濟體，如此多的人口數量，各種居家生活、交通出行均離不開能源消耗，加上工農業生產用電之巨，與過往相比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要想穩住社會的基本秩序，必須能夠保障足夠的能源供給。
二是確保糧食供給安全的底線。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目前三大主糧基本能夠保障供給。重要的是，各地糧庫數據是否存有虛報尚未可知。大豆雖非糧食，但作為油料同樣不可或缺。外部環境越不確定的情況下，越要超前準備並牢牢做好糧食儲備。
三是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蹟。同時，也讓我們看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超級繁榮」遺留至今的代價，結構不平衡、兩極分化嚴重、金融風險隱患巨大，原有的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今天，正當風險逐步化解時，我國金融開放和資本帳戶開放加速推進，又遭遇國際局勢日趨惡劣，使得如何守住系統性風險底線成為一項既需高度重視又難以處置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