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 1924—2014），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自1969年起擔任《年鑑》雜誌主編之一，並逐漸成為年鑑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
年鑑學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學」當屬20世紀最重要的史學現象，它們不僅在法國史學界長期佔主導地位，而且對全世界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國已故的史學前輩張芝聯先生頗為重視對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研究。除親自撰文評介外，他還敦促我們：「今後要繼續注視年鑑學派的發展趨向，以便在一適當時機對它作出全面的評價。」①筆者應北京大學出版社之約，用一年時間完成了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一一從(年鑑)雜誌到「新史學」》②一書的翻譯，現將該書的內容和觀點作一評介。
一、向主流史學的挑戰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是年鑑學派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它在法國史學界如日中天，在公眾中也享有崇高聲譽。而法國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則敢於向年鑑學派提出挑戰，並以《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對其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評價。
多斯是個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左翼歷史學家，出於對史學理論的熱衷，他長期關注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動態與走向，其博士論文(1983年)便以「年鑑學派」為題。儘管年鑑學派在當時代表主流史學，但多斯「已預感到年鑑學派所代表的新史學將出現危機和必將瓦解」(再版前言)，並對年鑑學派，主要是第三代進行了批判。最初，年鑑學派對多斯的挑戰採取了「冷處理」態度，「他們商定永遠不提及《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並把該書提出的問題視為無端的攻擊」(再版前言)。但到後來，年鑑學派也不得不承認新史學面臨的危機。《年鑑》雜誌1989年11—12月專號以「關鍵性的轉折」為主題，主張對以前的立場進行批判，並承認「《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提出的主要批評是有根據的，歷史學科面臨著分化瓦解的危險」(再版前言)。
回顧這段歷史時，多斯也承認《碎片化的歷史學》「在論戰方面帶有不少當時的印記」與一些情緒化和偏激的說法，但他重申自己「至今依然堅持在書中提出的主要批評，並沒有改變對年鑑學派自192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斷續傳承的系譜所作的勾畫」(再版前言)。因此，《碎片化的歷史學》已被學術界視為一部全面評介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權威性著作。《外交世界》周刊評論說：「在向讀者介紹『新史學』的來龍去脈和種種變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個難得的嚮導。」該書1987年出版，1997年和2005年兩次再版。出版商寫道：「作者對年鑑學派提出的眾多觀念和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包括歷史的終結、人的死亡、結構的作用、對政治的放棄……然而我們也看到，在年鑑學派的促進下，歷史學在實現了奇異的復興後，也呈現出四分五裂的狀況。本書為捍衛歷史學展開了一場充滿激情的戰鬥。」
二、年鑑學派的產生及特點
關於年鑑學派的產生，多斯認為，《年鑑》雜誌誕生於1929年並非偶然。1929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席捲美洲和歐洲，這種總體危機或「文明危機」不僅顛覆了整個知識界的信念，也影響到歷史學。人們對理解危機和對其做出反應的需求十分強烈，時代的目光從政治轉向了經濟。《經濟與社會歷史年鑑》的誕生正好回答了時代的要求。
多斯還提出，「30年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反叛」，《年鑑》雜誌的反叛特性則體現在挑戰拉維斯、塞紐博斯、朗格盧瓦等老一代史學家的實證史學方面。第三共和時期形成的法國方法學派深受德國蘭克的影響，他們集結在加布裡埃爾．莫諾的《歷史雜誌》周圍，宣揚「實證科學」，主張超越哲學理論的客觀和真實歷史。但實際上，實證主義史學家所看到的只是政治史，並大都宣揚愛國主義和追隨共和派政權。《年鑑》雜誌對史學的創新首先表現在注重經濟、社會現象，主張更全面的歷史；其次是倡導「問題史學」。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提出：歷史學家不應滿足於根據史料寫作，而應向史料提出問題，並將其納入一個總問題。
但多斯並不認為年鑑學派是「全面歷史」的首倡者，他指出，早在1900年，亨利。貝爾創建的《歷史綜合雜誌》便抨擊方法學派的史實崇拜和簡化主義，提倡綜合性的全面史學。費弗爾和布洛克最初是該雜誌的合作者，後來覺得亨利·貝爾還不夠激進，他們才創立了《年鑑》。而且，早在18世紀，伏爾泰在《史學新論》(1744年)和《論各民族的風俗與精神》(1740—1756年)中便提出了「全面歷史」的綱領。夏多勃裡昂也在《歷史研究》(1831年)中寫道：「歷史應當是一部百科全書，從天文到化學，從金融家的技巧到工匠的手藝，從繪畫、雕塑和建築知識到經濟知識，這一切都應被納入其中。」米什萊也倡導一種把現實中的所有表現都納入同一運動的「全面史學」。他在批評基佐和蒂埃裡只重歷史細節時指出：「史學方法在兩個方面仍顯薄弱：一是物質性太少，只看到種族，看不到土地、氣候、食品，以及肉體和生理方面的狀況；二是思想性太少，只談法律和法規，不談思想、習俗，以及民族靈魂的重大演進。」(82頁)
拒絕政治也是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的特徵之一。他們抨擊政治運作、議會活動和政治黨派，甚至對國家也提出質疑。因此，布洛克和費弗爾「制定出以經濟和社會為中心的方法，完全拋棄了他們視為多餘、附屬和死點的政治領域」(13頁)。1929—1945年間，《年鑑》雜誌刊登的政治史論文大幅下降，只佔論文總數的2．8％。與此同時，堅持傳統立場的《歷史雜誌》的政治史論文卻佔49．9％。另一方面，《年鑑》雜誌的經濟史論文佔論文總數的57。8％；而在《歷史雜誌》中只佔17．5％(39頁)。關於年鑑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碎片化的歷史學》寫道：馬克思主義「既是年鑑學派範式的敵手，又是它的先驅」。從20世紀30年代起，馬克思主義開始在法國大學教授中傳播，年鑑學派從中汲取了眾多啟示。費弗爾在《年鑑》雜誌上發表過不少對馬克思主義的評論。年鑑學派與馬克思在思想上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力圖囊括和把握所有現實。但他們選擇的道路卻不同，對年鑑學派而言，「歷史主義在右邊，馬克思主義在左邊，處於中間的年鑑學派代表第三條道路」。多斯還進一步指出，後來的《年鑑》雜誌與銀行家、金融家、資產階級政客和技術官僚的關係日漸密切。所以，關於《年鑑》雜誌代表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說法便不攻自破了(57頁)。而且，年鑑學派並未推出一種歷史哲學：費弗爾既不贊同馬克思也不贊同韋伯，而是主張所有事物相互依賴的籠統觀念。年鑑學派的史學家很少注重探索歷史規律，儘管他們也宣揚問題史學，但自發的經驗主義使他們更重視「怎麼樣」而不是「為什麼」(83頁)。
此外，《碎片化的歷史學》的作者多次肯定了第一代年鑑學派的人本主義觀念。他指出，布洛克和費弗爾認為人是歷史學家關注的惟一對象，是歷史研究的意義所在。「歷史只能是人類史……歷史學是人文科學，事件也是人類所為。史學家的任務便在於此。」但多斯認為，第三代年鑑學派則拋棄了上述立場：以勒華拉杜裡為代表的第三代年鑑學派把史學領域變成一個不以人為中心或完全沒有人存在的領域。他指出，新的年鑑學派拋棄了兩位創始人精心保護的史學基礎，從而使歷史學面臨喪失自身特性的危險(85頁)。
三、承上啟下的布羅代爾
《碎片化的歷史學》也介紹了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第二代年鑑學派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打亂了西方對歷史的認識，戰後西歐的衰落更加明顯，世界的命運掌握在美國和蘇聯手中。非殖民化、科技革命和高速經濟增長改變了世界的社會經濟和社會面貌。「新的形勢使歷史學感到，應當用新的分析方法來把握目前的演變。全球化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也體現在各大洲人類之間的信息溝通方面。因此，史學論說必須重新確定方向：單純的民族國家史不再受青睞；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更加靠近。」(90頁)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科學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列維-史特勞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在社會科學中佔據主導地位。這對歷史學造成了巨大壓力和挑戰。多斯指出：當1949年列維-史特勞斯推出社會人類學時，其稱霸野心遠遠超出社會科學領域，他的反歷史主義觀念把神話和音樂看做「消滅時間的機器」(98頁)。歷史學被貶為一種素材和一門充滿偶然性和排斥所有模式化的學科。因此，「為抵禦結構主義的攻勢，布羅代爾在借鑑列維一史特勞斯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創新，對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最初的方向進行了修正」(98頁)。
布羅代爾決定以歷史學家的王牌一一時段來應對列維一史特勞斯，用近乎永恆的「長時段」把歷史結構化。布羅代爾把時間性分成性質和長短各異的三種節奏：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人時間。多斯對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提出異議：「把時間一分為三，並劃定其各自領域，這是主觀臆斷的做法。」布羅代爾把短時段的事件看做「水面的浪花」、「表面的裝飾」，這種「貶低事件和抬高長時段的做法暗示著對政治的摒棄」(43頁)。多斯進一步指出，布羅代爾的結構史學造成的後果是：人類的作用被貶低為一種集體力量，並被排斥到邊緣地帶。布羅代爾也承認：這種歷史分層導致「人類被化解為一群人物」③。在這裡，長時段成了人類的逃逸線，因為它引入了超出人類控制的規則。布羅代爾甚至說：「我所做的就是反對人類自由。」④儘管布羅代爾仍把人類社會作為中心對象，但卻把社會等級視為最重要連續性。他認為，社會的不平等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任何平等訴求都是幻想：「只有被精英領導的社會才是正當社會。」⑤基於長時段的理論，布羅代爾還提出：地理和氣候是解讀社會的工具。因此，英國和英鎊的霸權主要在於「一個受狹小空間局限的國家具有好鬥的傾向」；「近代法國的落後是由於它過於龐大」。關於18世紀人口數量在歐洲和世界各地普遍增長的原因，他認為只有依據氣候變化的解釋才是正確的。
但年鑑學派創始人費弗爾似乎並不讚賞結構的概念：「結構是個很時髦的詞，它甚至也滲透到《年鑑》中，我認為這有些過頭了。」(106頁)但此時的費弗爾已到垂暮之年，而雄心勃勃的布羅代爾則決心樹立自己的權威和贏得一場博弈。
多斯多次強調布羅代爾的組織才能和稱霸雄心：「他像君主和國家元首一樣領導著他的事業。」⑥作為實權人物，布羅代爾「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機器奠定了一種體制基礎，從而實現了第一代年鑑學派史學家夢寐以求的整合」。為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年鑑學派奪取了傳媒社會的所有關鍵崗位，並控制了歷史著作出版發行的所有環節：負責出版歷史叢書的大都是年鑑學派的人，哪些著作能夠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宮，全由他們定奪。一時間，法國的史學生產幾乎都被年鑑學派所壟斷了。布羅代爾從1968年後退居二線，但對新史學派的史學家而言，他仍是無可爭議的掌門人，並始終無所不在。多斯指出，使布羅代爾在晚年仍頗具影響的原因在於長期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們威信掃地；消極和悲觀的人們從布羅代爾那裡得到了安慰，因為他指出：過去的人們也和現在一樣無能為力；用長時段的尺度來衡量，任何人類意志論都毫無意義(144頁)。
四、破碎的新史學
多斯對三代年鑑學派的評價明顯不同，他對費弗爾和布洛克曾給予高度評價和肯定；對布羅代爾既表示敬重也提出批評；對第三代年鑑學派則主要持批判態度。
關於第三代年鑑學派形成的背景，多斯寫道：從20世紀70年代起，世界性危機令工業社會陷入衰退、失業和通貨膨脹；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也轉向社會的停滯和平衡狀態。人種學的意識激發了對其他文明的關注，人們對其抗拒力、穩定結構和不同於西方的價值觀產生了興趣。西方人開始感到，自己並不能創造全人類的歷史，知識分子也力圖掙脫自身的社會歷史局限，把目光投向更開闊的外部世界。由此便出現了歷史學人種學化的趨向。多斯還認為，歷史學的人種學化還是對1968年五月風暴的反應：一些人曾試圖創造歷史，但卻遭到失敗；戴高樂下臺後，法國沉悶和僵化的政治背景阻礙了史學家的積極進取與宏觀思考。
進步理念的危機為前工業社會文化的復興提供了條件。西方人重新發現了舊日的魅力。於是，歷史學家開始借用人類學的分析工具來再現逝去的時代。新史學也全身投入對傳統的探尋，年鑑學派把歷史的重大時刻拋在一邊，唯獨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記憶，甚至把注意力轉向社會邊緣和公認價值的負面，如瘋人、巫師、離經叛道者……年鑑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開闢了研究感受性和物質文化的新領域。「年鑑派史學家放棄了對經濟、社會和變化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種學家的角色。」(156頁)「系列史」是新史學的重要表現。計算機的使用令量化歷史資料和細化歷史主題成為可能，由此便產生出系列史。多斯認為，系列化有助於豐富內容，但前提是注重系列間的關聯。而實際上，系列史把結構分化為事件系列，卻未闡明系列間的過渡問題。系列史僅滿足於表明某個系列特定的因果關係，因而把歷史分割成互不關聯的碎片，把歷史的整體性化解為眾多異質性對象。「這種解構主義史學的主要特點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釋性，是實證性和經驗性而不是科學性。」(236頁)結果，在社會科學中，「歷史學家失去了樂隊指揮的身份，而淪落為了井下的礦工」，其職責是為其他學科提供研究「原料」。因此，多斯認為，系列史實際上同布洛克、費弗爾和布羅代爾主張的「全面歷史」分道揚鑣了。當然，新史學的專家中也有人拒絕跟風，依舊堅持全面史觀。喬治·迪比強調：社會是個整體，不可能把政治與經濟和文化割裂開。
心態史也成為新史學的優選對象。早在1965年拉布魯斯就提出把「抗拒力」作為新的研究對象，而最能抗拒變化的當屬心態。年鑑學派在心態史研究方面產生了不同流派。喬治·迪比對婚姻的研究旨在透過心態來揭示社會，從而使中世紀的社會變得更加透明。雅克·勒高夫重視想像史，在他看來，想像史的意義在於擴展史學領域，豐富研究對象。菲利普．阿利耶斯研究人們對死亡的態度，他一下子縱觀數百年，卻從不探究導致變化的根源。因為「他並不覺得各個時期對死亡的感受性都有其背景，而認為這些集體的無意識是超越環境的」。讓．德呂莫通過系列研究來揭示集體的無意識，他也把恐懼視為一種結構和人類本能：「恐懼是與生俱來的」。而米歇爾·佛維爾則不沉迷於永恆不變的歷史，並深知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區別。在對死亡的研究中，他分別闡述了人口演變和社會經濟結構演變等基礎因素，以及個人和家庭分別所起的作用，從而避免了機械的解釋。他對心態史的定義是：心態史是總體歷史的組成部分。但是，年鑑學派佔主導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是以心態史和想像史來取代社會史，儘管雅克。勒高夫等人告誡說：心態研究不應是黑夜中的漫遊，而應成為揭示真相的手段(195頁)。
《碎片化的歷史學》還著重批判了以勒華拉杜裡為代表的第三代年鑑學派違背「祖訓」，否定人類中心地位的歷史觀。在他所著的《公元1000年以來的氣候史》中，人類既不是研究對象，也失去了中心地位。但是，「勒華拉杜裡認為，剝奪人類的中心地位是件有意義的大事，他將此比作歷史科學領域的哥白尼革命」(175頁)。勒華拉杜裡把他在法蘭西學院的第一堂課定名為《不變的歷史》。在他的影響下，一些歷史學家把目光轉向了季節、周期，以及日常恆定現象。以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福格爾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史學派甚至用計算機構建出歷史幻想的模型，他們在進行計量研究時排除了美國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獨立戰爭，但其研究結果卻表明：即便沒有這些事件，美國也會有同樣的經濟增長(219頁)。這無疑是對傳統史學研究提出的嚴重挑戰。
多斯還指出，晚年的布羅代爾也對第三代年鑑學派的觀念提出了批評：「我的門徒們沒有遵循我的教誨……我的接班人和我之間存在巨大鴻溝。」(146頁)他最不滿意之處是他們放棄了總體歷史的宏大目標，一頭扎進心態史領域，並不顧該領域與其他領域的聯繫。他認為，這必將斷送歷史學統領其他社會科學的重大使命。
五、第三代年鑑學派的政治轉向
讀者不難看出，《碎片化的歷史學》帶有明顯的論戰風格，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使作者對第三代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進行了猛烈抨擊。他指出，弗朗索瓦·孚雷、勒華拉杜裡、阿蘭·貝藏松、雅克·奧祖夫、克洛德·梅利昂、皮埃爾·戴勇，讓·尼古拉、羅貝爾·博諾、雅克·尚巴茲、德尼·裡歇等年鑑學派重量級人物都屬於離經叛道者：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都曾擁護共產主義，後來又成為維護現存秩序的保守分子。「50年代是這一代人成型的關鍵時期。如今，他們以同樣極端的衝動來否定自己曾吹捧過的東西。昨天的上帝成了今天的魔鬼。」波茲南事件、布達佩斯事件、蘇共20大、布拉格事件、雅魯澤爾斯基上臺在他們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烙印。例如，1947年加入法國共產黨的孚雷曾擁護史達林主義，後來又對其深惡痛絕。上述經歷使他產生了逆反心理並在1968年加入埃德加．富爾內閣，最終又皈依了阿隆主義。而勒華拉杜裡則是為了洗刷其父曾任維希政權部長的汙點而參加了法共，後於蘇共20大後交回了黨證，並在1978年加入了知識分子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成丁現存秩序的捍衛者(202頁)。
多斯指出，趨於保守化的年鑑學派還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全面攻擊。他們譴責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迫害理論和所有災難的根源，其目的論是一種猶太基督教觀念，旨在鼓動大家創建虛假的人間天堂。與此同時，多斯也承認：在年鑑學派中仍有相當一部分人直接或間接地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對喬治·迪比而言，馬克思主義始終具有啟示價值。雅克·勒高大則被譽為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史學家。年鑑學派中一些研究現代社會的專家也追隨馬克思主義，如心態史專家米歇爾·佛維爾和羅貝爾·芒德魯，以及在研究卡塔盧尼亞地區的專家皮埃爾．維拉爾。
在法國的思想和政治界，如何看待法國大革命歷來是重要的分水嶺。在這方面，《碎片化的歷史學》的作者還對孚雷、裡歇等人否定大革命的看法進行了剖析和抨擊。多斯指出，孚雷和裡歇1965年出版的《法國革命史》把事件納入了長時段，從而使它變得微不足道，甚至與1750-1850年法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背道而馳。他們認為，開明貴族與資產者的融合本可以實現一種沒有衝突的變革，而人民群眾闖入政治舞臺打亂了這一正常進程，因而這是「一種貿然和倒退的行為」。皮埃爾·肖努甚至聲稱：「我們從未看到過希特勒關於滅絕猶太人的書面命令，但我們卻有巴萊爾和卡諾關於滅絕旺代的指令。每次從卡諾中學大門前走過時，我都會往地上吐唾沫。」⑦而莫納。奧祖夫則否認共和二年人民群眾登上政治舞臺的創舉，他研究革命節慶是為了表明1789-1799年的節慶活動所表現的是秩序而不是喻悅，是強制而不是想像，「革命狂歡實際是個令人大失所望的故事」⑧。孚雷在把大革命說成「側滑」和「插曲」之後，在1978年又提出：和任何革命一樣，這場革命的本質是極權主義，因為「人民至上」觀念是「極權主義的溫床」。多斯把孚雷的觀點看做對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的呼應(226頁)。
六、年鑑學派的遺產
《碎片化的歷史學》的作者認為，年鑑學派的歷史表明丁一個從興旺到逐漸衰落的過程，三代年鑑學派之間有連續性也有斷裂。首先，它們都否定政治，將政治視為死點。其次，它們都從其他社會科學攫取新成果，並力圖從傳統史學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為此，年鑑學派大力開發新領域：心態取代了意識形態，物質性取代了唯物主義，結構取代了辯證法……關於斷裂，多斯指出：首先，與年鑑學派的創始人布洛克和費弗爾不同，第三代年鑑學派不再把人類當做歷史研究的基點，勒華拉杜裡「沒有人類的歷史」將此推向了極端。其次，隨著人類被邊緣化，第一代年鑑學派所提倡的研究變化的歷史科學變成了僵化的歷史：「幾乎一成不變」的歷史是布羅代爾1950年推出的定義，「永恆的歷史」則是勒華拉杜裡1973年提出的口號。由此，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辯證關係被徹底放棄，歷史也失去了啟示後人的作用。最重要的斷裂表現在第三代年鑑學派對歷史的解構和對整體觀念的放棄。布洛克和費弗爾曾特別強調他們對全面歷史的依戀；而如今的年鑑學派卻熱衷於多樣化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在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階段，時間性從單數變為了複數；到第三代年鑑學派時，歷史則被分解成了一攤碎屑(234頁)。
多斯在分析年鑑學派成功和失敗的原因時指出，年鑑學派的成功在於它傑出的開放性和適應能力，而這種開放性和適應能力則旨在應對其他社會科學的挑戰，保持歷史學的主導地位。「年鑑學派繼30年代收編了維達爾的地理學派、迪爾凱姆的社會學以及心理歷史學後，在50年代又收編了統計學和人口學，而後又在六七十年代收編了人種學和人類學。這三個階段的歷史表明，具有開放特性的年鑑學派憑藉其巨大的能動性獲取了新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並生產出極其豐富的史學成果。」(235頁)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果一個學派僅滿足於經營自己的遺產就必將陷入危機。」年鑑學派的新史學從社會科學中汲取養料後便拋棄了自身的特性，隨著研究對象的支離破碎，歷史學逐漸失去了自我，從當初的生機勃勃發展到後來的岌岌可危。有人擔心，「歷史學或許和昨天的動物學一樣，也面．臨消亡的危險；或許和地理學一樣，也將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喬治．迪比宣稱：「我們走到了盡頭……」皮埃爾．維拉爾甚至斷言年鑑學派：「已經死亡了」(235頁)。在這種情況下，第三代年鑑學派內部也出現了分歧，一些人不願改變路線，仍主張解構歷史和照搬其他學科的方法；另一些人則主張回歸第一代大師，注重全面的歷史，把綜合方法作為史學的基礎。最終，從1988--1989年起，在新任編輯部秘書長的貝爾納．勒珀蒂的推動下，《年鑑》雜誌在方向上做出了重大改變：闡釋學被樹立為理論的本源；行動者受到重新關注；時間形態被重新確定，短時段再次受到重視；超脫時間的觀念受到質疑(再版前言)。
《碎片化的歷史學》在勾畫了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興衰之後，還對史學今後的復興和發展提出了見解。多斯寫道，如今，更新史學論說和創立真正新史學的使命已落在主張總體歷史的史學家肩上。歷史學若要重新成為研究變化的科學，它就必須與在年鑑學派中佔主導的永恆時間說實行決裂；與厚古薄今的觀念實行決裂。史學研究應當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建立起有機的聯繫，因為只有了解過去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今社會。要復興歷史學就必須恢復被年鑑學派拋棄的事件，因為排斥事件導致歷史學走上了消解自身特性和功能的道路。歷史學當屬惟一能把握系統與事件、長時段與短時段、結構與情勢之間辯證關係的科學實踐活動。然而，多斯並不主張回歸傳統史學：「我們不主張回到拉維斯的事件史學，我們應該避免只在講述無謂的事件和否定事件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有待覆興的應是那些與結構相關、由結構促成，並可引發創新的事件。」(241頁)正如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莫蘭所說：「真正的現代科學只能在承認事件的基礎上起步。」(241頁)
七、給我們的啟示
首先，這本書有助於我們更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法國年鑑學派和新史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界開始接觸和了解當代外國史學理論和史學名著，這其中也包括法國的年鑑學派和新史學。近年來，我國已有不少有關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介紹文章和譯著出版，如布羅代爾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這使我國讀者對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有了初步認識，並從中獲益匪淺。但這種了解還只是初步的，往往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則以大量事實向我們揭示出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發展過程、內部分歧、優勢劣勢，以及該派史學家們的政治經歷、思想傾向和相互關係。本書的這些大量「內部情況」無疑能使讀者從正反兩方面更加深刻和立體地看清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歷史地位、學術價值和未來前景。
其次，本書作者對年鑑學派的批判態度還折射出法國史學界歷來具有的重要特徵：政治傾向鮮明、論戰性和感情色彩突出。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例如，二百多年來，法國大革命史學就是在論爭中不斷發展和豐富的。復闢王朝時期，博納德提出了系統的反革命理論，他的《革命史》(1820年)把法國革命描繪成「一條可怕的眼鏡蛇」；自由派代表人物斯塔爾夫人在《論法蘭西革命》(1818年)中則指出，1789年的革命建立在自然權利基礎上；梯葉裡、米涅、梯也爾、基佐等資產階級史學家則用第三等級反對特權等級的觀點來解釋法國革命。19世紀30年代後，在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下，卡貝的《人民的法國革命史》(1839年)主張繼承1793年失敗的事業；路易．勃朗在《大革命史》(1847年)中提出：大革命源於久遠的造反精神，甚至來自上帝。第三共和國確立後，巴黎大學創立法國大革命史講座，共和派史學家奧拉爾佔據此位四十多年。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馬迪厄反對奧拉爾讚揚丹東的觀點，而對羅伯斯庇爾倍加褒獎。出於對丹東的厭惡，經常往返索邦大學的馬迪厄堅持繞行而拒絕從奧德翁地鐵站口的丹東像前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的大革命史學分為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三大派。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貴族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其代表是勒費弗爾、索布爾。無政府主義史學則否定雅各賓專政，讚揚共和二年自發的民主運動，其代表是蓋蘭。新自由主義史學主張修正馬克思主義史學，把大革命納入自由民主運動的整體中。孚雷是修正派的領軍人物，他提出法國革命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一場觀念革命，認為雅各賓派掌權使大革命「側滑」，並成為20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總之，法國史學界對大革命的爭論實際上是法國200年來社會政治生活的縮影。而事實也表明，法國的史學恰恰是在這種論爭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多斯是個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史學家，他在書中對年鑑學派和新史學的批判態度顯而易見。這不僅會使讀者從他的視角審視年鑑學派和新史學，也能體會到「法國式的」史學論爭。
最後，我們透過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還能體會到：法蘭西是個重視歷史研究和具有悠久史學傳統的民族，它以眾多令人矚目的史學流派、史學大師和史學名著而在世界史學領域享有盛譽。無論是法國的實證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還是年鑑學派，它們都在國際史學界享有重要地位。筆者曾有幸拜會過本書中提到的布羅代爾、拉布魯斯、孚雷、索布爾、佛維爾和勒華拉杜裡等史學大師，並拜讀或翻譯過他們的著作。儘管他們的觀點不盡相同，他們的研究成果卻都令人獲益匪淺。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法國史學界的巨大活力和卓著成就。
注釋：
1、張芝聯：《法國史論集》，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87頁。
2、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鑑>雜誌到「新史學」，發現出版社2005年版。該書中文版於200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3、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阿爾蒙·高蘭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頁。
4、布羅代爾在法國電視一臺的訪談，1984年8月22日。
5、同上。
6、費羅：《<年鑑>雜誌的實驗室》，《文學雜誌》1984年11月號。
7、肖努1986年6月24日在法國文化電臺的訪談。
8、奧祖夫：《革命節慶：1789—1799年》，加利馬爾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頁。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