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主編《新史學：概念、文本與方法》（第二卷）中華書局2008年
歷史就是敘事，是某人將某事表述給某人。某人是某事的觀察者或參與者，某事指特定時空裡發生的事情，表述（representation）是再現某事行為，而聽/看某事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建構的故事是再表述(re-representation)。歷史就是如此被不斷演義下來的。
曾經聽說過一則故事。
話說一艘在海上遊弋的豪華遊艇將要沉沒時，為了延緩下沉時間而等待救援，船長需要說服一些乘客捨身跳入海中。對於不同國籍的乘客，船長分別使用了如下說辭。
「跳吧，你將成為英雄」！——對美國乘客。
「跳吧，你是真正的紳士」！——對英國乘客。
「跳下去，這是船上的規矩」！——對德國乘客。
「跳下去，女人會喜歡你的」！——對義大利乘客。
「別人能跳，你不能」！——對法國乘客。
「大家一起跳吧」！——對日本乘客。
這則故事首先把人按照國籍區分為不同類型，其次規定了不同類型的人所擁有的特質，在這種特質的作用下，不同類型的人必然會做出符合該特質的行為。這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論點。本質主義者相信，基於認同法則的「同一性規律」，事物的背後存在著絕對真理，美國人崇尚英雄、英國人羨慕紳士、德國人重視紀律、義大利人詠唱愛情、法國人熱愛自由，以及日本人依賴集團，這些都是由不同的特質所制約的。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立場看，在真理、意義以及自我認同等背後並不存在如如不動的本質性的東西，上述認識的方法未必有效，不必說一個人的行為不能代表一個群體，即使一個群體的最大公約數也不可能反映每個成員的心聲。
這個例子表明，對於同一則敘事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本質主義和非本質主義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在經歷「語言學的轉變」（linguistic turn）後，非本質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批評把範疇自然化、本質化、統一化以及二元對立的形上學，關注文本內部的緊張，力圖消解語言等級化的傾向1。實踐這一主張的歷史敘事被稱為後結構主義的歷史敘事。
長期以來，在中國和東亞研究中，杜贊奇（P.Duara）是實踐後結構主義歷史學的代表性人物。在收入本卷的<本真的王國：超時間、性別以及現代中國的國族敘述>一文中，他首先討論了線性的歷史敘述的特徵。他認為近代歷史敘述存在著一個自我分裂的難題：一方面試圖掌握進化的、進步的未來，另一方面則固守過去的不變的本質；在線性的歷史時間中一切都是變化的，但其中有著一個不變的內核。這種分裂是線性歷史敘事（尤以民族歷史敘事為代表）中特有的一個結構性問題。許多論者在民族國家的時間當中觀察到了這種分裂，但很少有人把它視為植根於線性時間現象學中的一個問題，因而他們的理解都失之片面。進而作者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文化本質主義者傾向於把女性描述為擁有自我犧牲和忠貞等永恆的文化美德，並把她們提升為民族的榜樣，而實際上中國的女性從自身利益出發，對這一角色的闡釋具有極大的顛覆性效果；她們在自我型塑以維持本真性秩序（regime of authenticity）的過程中，也充分利用了本真性所規定的代碼。
吳重慶的論文<「後革命時代」的人、鬼、神>討論的問題和研究方法乍看起來與杜贊奇的論文頗為不同，其實涉及的主題卻驚人的相似：即歷史的非線性和非本質特徵。吳文考察了閩東南莆田沿海地區孫村的案例。他發現，孫村的青壯年常年在外「打金」（從事金銀首飾加工），如候鳥般年關歸巢、元宵節後遠赴他鄉。意味深長的是，鄉村主體青壯年的「缺席」帶動了鬼、神的「入場」——隨著孫村人口高齡化、女性化的增大，村裡人應對日常變故的能力日趨下降，人們偏向於以「往時」作為把握「現時」的參照。在村裡人看來，鬼、神分別作為「過去時」和「超現時」的社區成員，與現時的人一起共時態地參與社區事務。就此作者指出，民間宗教在「後革命時代」的社區架構中具有對傳統加以再創造的實踐意義。
從前近代到近代，從革命時代到後革命時代，時間不斷向「前」展開，而人們對於時間的概念卻依然如故：「前一年」指過去的一年，「後一年」指未來的一年；「前一日」指過去的一日，「後一日」指未來的一日。原來，時間向前的本義乃如河水倒淌永遠指向來路2。那麼，反過來看歷史——從後革命時代到革命時代，從近代到前近代，敘事又該從何處說起？又該怎樣講述呢？
「國破山河在」。這句人皆盡知的名句表達了唐人杜甫的當下感受。據說日本戰敗後，杜甫的這一名句曾給許多日本人以「向前看」的勇氣——雖然國破家敗，但山河美麗依舊。不過，細細琢磨起來，日本人理解的「國破山河在」似乎並非杜甫的本意，亦非一般中國人所理解的意思。原來，「山河」是「國破」的見證，「國破」之後，「山河」焉能保全。楊念群的<「殘山剩水」之喻與清初士人的「出處」選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例。作者通過明清之際詩文書畫中的「殘山剩水」的意象進入晚明士人的身體和心性中，娓娓道出「殘山剩水」所寄予的對明朝覆亡的哀慟。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士人眼裡，原來引以為傲的江南明山秀水，在滿人鐵騎的蹂躪下變得面目全非。跟著作者的敘事，讀者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如下的結論：「殘山剩水」不僅是一種遺民思緒的表達，其「南宋－晚明」交相滲透的敘述結構更是士人群體在鼎革之際重建對明末歷史反思構架的一種嘗試。由此，讀者仿佛重新又被帶回到了《新史學》第1卷的空間之中。在《新史學》第1卷裡，楊念群呼籲中國歷史學需要琵琶別抱，重續與文學之舊緣——中國歷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原來，楊念群的「殘山剩水」話語裡暗藏著敘事的法門。
故事既然存在於方法之中，那麼，由方法建構的故事是如何成為知識的呢？在這個信息和知識大爆炸的時代，關於「近代知識」（modern knowledge）的來歷問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
何謂「近代知識」？
「近代」（modern）一詞的本義為將與當下/現在相勾連的同質的時間從過去切割出來，使之成為與「過去」相區別的「現在」。它的古典用法既見諸儒家傳統中以「三代」批判現時的話語中，也呈現於古羅馬帝國末期以「過去」（antiquus）來否定「現在」（modernus）的話語裡。這種「美好的過去」與「黑暗的現在」的二分法在中世紀後期發生了逆轉，而使這種逆轉成為無法再逆轉的動力則來自17世紀以後的知識革命。近代意義的「知識」一詞來源於古希臘語episteme，意為與人的主觀意見相對應的、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的學問。伯克（P.Burke）認為：「歐洲近代初期的所謂的知識革命――文藝復興、科學革命以及啟蒙，都是先存在某種大眾的或實用的知識，當其逐漸表顯化後（尤其是被印刷後），經由某種學術體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s）使之合法化」3。
相比之下，一般所謂的中國近代知識是通過對裔出歐美的「近代知識」的移植——翻譯而建構起來的。翻譯並非機械性的複製，通常譯者會在語言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約下對翻譯對象進行再創造，這種現象或謂之為「跨語際的實踐」4，或稱之為「翻譯主義」 5。重要的是，近代知識的移植不會僅僅停留在語言層次上，只有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的詞語才能成為概念（concept），而概念的社會政治意義一般總是附著於一定的文本（text）和制度（institution）之上的。因此，反過來說，透過詞語如何變成概念，可以看清敘事——文本的建構問題。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n）一語最早見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指基於普遍觀念撰述歷史的方式。在德語世界裡，該詞主要被用於語言學和歷史辭典的編纂上。在當代德國學者的努力下，概念史研究業已發展為一個關於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現在，有人常常將概念史與觀念史混為一談，其實，二者並非一回事。德國著名學者克澤萊克（R. Koselleck）認為，觀念史將觀念視為「常數」，雖然一個觀念可以被表達為不同的歷史形象，但是，觀念本身沒有發生實質變化；而概念史雖然最初只是文獻批評的方法，但它注意到詞語與社會、政治因素的動態關係6。另一方面，克澤萊克指出，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討論文本時非常關注「詞語」。概念來自詞語，詞語的含義可能是清晰的，而概念則是含混的；當詞語凝聚了社會的、政治的經驗和意義時，它就變成了概念。「概念史方法打破了從語詞到物，和從物到詞語的簡單循環，概念和實際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7。
這種關注文本的語言和由此構成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可以運用於關於中國近代歷史問題的討論上呢？回答是肯定的。在本卷「概念的空間」欄目裡，有四位作者從各自關心的角度討論了近代概念問題。孫江<死產的概念——近代中國語境裡的「東洋」概念>和黃東蘭<「亞洲」的誕生——近代中國語境裡的「亞洲」概念>涉及東亞/中國近代知識中兩個重要的地理的和心性的概念問題。孫江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將東西洋話語的碎片還原於歷史語境之中，探討了東西洋知識的傳統/近代層面及其相互勾連，指出中國傳統的東西洋知識固然起始於南北坐標軸，但是東西洋知識的建構有賴於中國與南海（東西洋）地域之間的互動，東西洋知識乃是在內含了有關南海的地理知識和航海知識之後所建構的自我/他者知識。同樣，浮槎東來的東西坐標軸上的西方地理學知識在裹上東西洋的外裝後，很長一個時期都無法擺脫四海知識的制肘，從而呈現出自我/他者糾纏不清的混雜性特質。如果說「東洋」在近代可謂一個死產的地理概念的話，「亞洲」則是一個被創造和不斷被再生產的概念。黃東蘭論文首先從語詞/翻譯語上探究了一個由歐洲傳教士催生的「他者」——亞洲的概念被生產的過程，以及這個「他者」如何被接受並進而變成「自我」概念的過程，指出當「亞洲」成為「自稱」之後，該概念內部即出現差異化。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教科書文本中，「亞洲」既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被使用，同時也被賦予了政治、文化、人種的含義。
「教科書塑造了日本人」。8同樣，教科書也塑造了中國人。在研究近代知識的社會化和普及化問題時，教科書的意義是其他文本所無法比擬的。章清<「自由」的界限——「自由」作為學科術語在清末民初教科書中的「呈現」>可謂一個範本。作者指出：當中國被納入「普遍歷史」架構來敘述後，在西方歷史演進的脈絡中得到肯定的「自由」價值，也被中國社會所接納。晚清不同層面的教科書對「自由」的闡述頗有區別：在政治學架構中，「自由」是作為政治演進的核心觀念被肯定的；在歷史教科書中，「自由」則作為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遺產而被肯定；而國文、修身課本對「自由」的闡述，主要是基於社會上「個人」及人與人的關係而展開的，所凸顯的是「恕道」、「容忍」。因此，在初級教育的「自由」論述中，「權利」與「義務」是兩個關鍵概念。「自由」在中國語境裡的表述的複雜性讓人想起了另一個概念「民主」——德先生。日本學者川尻文彥<「民主」與democracy——中國·日本之間的概念關聯與中國近代思想>一文比較了中日兩國語境下「民主」概念的不同的複雜的含義。在晚清中國，當「民主」從傳統的「民之主」脫胎為近代概念時，「民主」被賦予了由古希臘的「直接民主政治」而來的「多人亂管」色彩。另一方面，自明治日本1874年用漢字「民主」對譯democracy始，該概念即難以在近代日本落地生根，而「文明開化」的鼓吹者之一加藤弘之等啟蒙思想家對「民主」更是避忌有加，這與梁啓超拒斥「民主」的「開明專制」說一脈相通。民主在晚清獲得合法身份乃與廢除君主制的排滿革命有關，在此意義上，「民主」常常與帶有政治體制含義的「共和」相同。
可見，概念史的敘述策略是研究故事構成——歷史敘事的一個重要方法，正因為如此，「元史學」（meta-history）的倡導者懷特（H. White）在積極將德語世界中的概念史研究介紹到英語世界時，認為概念史研究涉及四個方面的內容：「歷史輪廓」（figures of history）、「歷史觀念」（idea of history）、「歷史理論」（theory of history）和「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9，將概念史上升為一個歷史方法論的專門學科。
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對文本的構成和語言進行詮釋；社會史/新社會史的敘事策略則主要將文本作為一種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後的情境。
本卷「文本的政治學」欄收錄了四篇論文。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時期雲南方志的本文與情境>，是作者一系列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一個片斷，作為一位優秀的人類學家，王明珂從明末進士王崧所編撰的地方志《道光雲南志鈔》研究了「方志」與「英雄徙邊」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指出王崧偏離文類結構的方志書寫﹐既表徵了他在本土情懷下對種種「結構」的叛離，又強化了雲南作為整體帝國的一部分的意義。從大的歷史洪流與社會情境方面來說﹐他的文本與行為表徵可能只是小小的「叛道離經」﹐在典範觀點下容易被人們忽略。然而或許就是許多如此的異例﹐在新的社會情境（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國家）下被人們發掘、強化，從而逐漸讓明清時期大理附近的「漢人」及其後裔成為今日中國的白族。
龔雋<譯經中的政治——李提摩太與《大乘起信論》>探討了《大乘起信論》的英譯問題。在20世紀初，《大乘起信論》被作為東亞大乘佛教的標誌性經典傳譯到了西方，根據不同底本分別有鈴木大拙1900年出版的英譯本，1907年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的英譯本。作者認為，鈴木大拙推崇禪學，將《起信論》譯介到西方，意在19世紀西方以印度佛學為中心的氛圍下，為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大乘佛教爭得一席之地。李提摩太英譯本《起信論》一向因其「充滿基督教而非佛教的語氣」為教、學兩界所詬病。但是，如果我們把李提摩太翻譯《起信論》理解為晚清宗教思想交流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並對他的譯經活動進行具體而微的知識考古的話，那麼不難發現，在他這種看似不忠實的翻譯活動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值得玩味的政治修辭：李提摩太已經把《大乘起信論》的翻譯作為一種「話語事件」，力圖從中再生出新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歷史關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翻譯《大乘起信論》時，非常有策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譯經原則。李提摩太主張透過不同文化處境中各自熟悉的那些語詞去翻譯外來概念。他在翻譯東亞佛典時，就大量使用了西方傳統耳熟能詳的那些「語詞」，去建立他對佛教的理解。
潘光哲<「革命理由」的「理論旅行」——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和陳力衛<讓語言更革命——由《共產黨宣言》漢語翻譯版本的變遷看譯詞的尖銳化>，分別討論了歐美文本的漢譯問題。潘光哲收集了出現於晚清的10種《獨立宣言》漢譯本，通過對不同文本的翻譯/創造之比較，從一個側面探討近代中國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樣態。作者指出，《獨立宣言》的部分內容最早在1838年經由傳教士介紹傳入漢語世界後，得到了魏源等晚清開明知識人的關注，但他們主要是將《獨立宣言》置於中國抗虐反暴的歷史經驗中來闡釋的。繼1861年《大美聯邦志略》出版後，《自為主治之示》譯本的問世表明，譯者在漢語世界裡終於找到了能比較準確地表達英語中相關理念的詞彙。最後，在清末革命黨人通過《美國獨立檄文》和《美利堅宣告獨立文》這兩個不同譯本，賦予《獨立宣言》以排滿革命的意義。作者認為，《美利堅宣告獨立文》強調「生命」、「財產」、與「幸福」是「人人皆有自有之權利」，這些內容未必符合《獨立宣言》的原意，卻展示了譯者對「權利」的獨到見解，是《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傳布過程中的最高成就。
陳力衛在比較《共產黨宣言》漢譯本後指出，最早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1920)直接由日文版轉譯過來，而日文版又是根據英文版翻譯的。日本從1870年加藤弘之《真政大意》的音譯算起，在歷經「共同黨」、「貧富平均黨」、「通有黨」、「共產論」之後，於1881年始出現「共產黨」一詞。該文通過調査《共產黨宣言》由日文轉向中文這一個案，特別是比較日文版和中文版的不同，一方面梳理出中日文語詞和概念的異同關係，另一方面探討了漢譯本譯詞的尖銳化和階級意識的培養、暴力革命展開之間的關係。作者從語言學角度探討語言如何成為一種物質的力量，同時也告訴我們概念史的敘事方法通常和社會史的敘事方法互相糾纏，難以區別彼此。
「法非法非非法」（《金剛經》語）。
方法建構故事，方法也在局限故事。正如法國的新史學實踐者格外關注中世紀末期的歐洲歷史——因為那裡蘊含了歐洲近代的不同的可能性——一樣，中國新史學的擁護者們對中國近代早期的歷史——中西接觸後的歷史——情有獨鍾，因為恰如「翻譯即背叛」這句義大利格言所揭示的，翻譯/誤譯的近代性裡包含了種種可能性——本卷的敘事說明近代知識並非自明的、本質性的存在。在討論中國近代知識時需要首先區分何謂「知識」，何謂「信息」。伯克認為信息（information）是原始素材，是特殊的存在之物；而知識（knowledge）則是經過加工的素材，是經由思維處理和體系化了的東西10。但是，另一方面，在歐洲稱之為「知識」的東西，在中國可能還只是「信息」。正如對於吃過日本菜的人來說，生魚是「素材」、生魚片是「料理」一樣，而對一個從來沒有吃過日本菜的人來說，生魚和生魚片之間的同可能遠遠大於異。
波迪厄（P.Bourdieu）有道：一本書在出版之後，便仿佛是一個被拋在大海中的瓶子，它會飄到哪兒呢？這不是作者所能預知的。繼《新史學》第1卷之後，《新史學》的第2卷也很快將會成為被擲入書海中的瓶子。俯身入海拾起這隻瓶子的人——無論你是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法國人、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也無論你是崇尚英雄、羨慕紳士、重視紀律、詠唱愛情、熱愛自由、依賴集團，還是兼而有之，打開瓶塞，必將有所收穫。
注 釋：
1 Robert F. Berkhofer, J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月本昭男<歴史と時間>，上村忠男等編《歴史と時間》（《歴史を問う》第2卷），巖波書店，2002年，3-5頁。
3Peter Burke,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Polity Press,2000,pp.14-15.
4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 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2。
5加藤周一·丸山真男校注《翻訳の思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巖波書店，1991年。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訳と近代》，巖波書店，1998年。
6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2.
7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8唐澤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創文社，1956年，1頁。
9 Hayden White,「Foreword」,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 Peter Burke，op.cit.
目 錄
序言：語言學轉變之後的中國新史學 /孫 江
<概念的空間>
「東洋」的變遷——近代中國語境裡的「東洋」概念/孫 江
「亞洲」的誕生——近代中國語境裡的「亞洲」概念/黃東蘭
「自由」的界限——「自由」作為學科術語在清末民初教科書中的「呈現」/章 清
「民主」與democracy——中國·日本之間的概念關聯與中國近代思想/川尻文彥
<文本政治學>
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時期雲南方志的本文與情境/王明珂
譯經中的政治——李提摩太與《大乘起信論》/龔 雋
「革命理由」的「理論旅行」――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潘光哲
讓語言更革命——《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版本與譯詞的尖銳化 /陳力衛
<歷史學的田野>
「殘山剩水」之喻與清初士人的「出處」選擇——一個心態與行為互動的情境分析/楊念群
<方法的尺度>
本真性的秩序：超時間、性別以及現代中國的民族史/杜贊（P.Duara）
「後革命時代」的人、鬼、神——孫村：一個共時態社區/吳重慶
本文為孫江主編：《新史學：概念 文本 方法》第二卷序言（中華書局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