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
儘管巴爾的摩的新大學被描繪成一個研究中心(一種亞當斯精心塑造之下的形象) ，亞當斯仍然投入了非凡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廣泛的教學工作。要明確的是，因為霍普金斯大學1878年的歷史系只有兩個「助教」，沒有任何級別的「教授」，開頭的工作量是不得以的。他的前程還沒有保障，讓自己儘可能地成為這所注重成本的新母校裡不可或缺的人物，也符合這位年輕學者個人的最佳選擇。以上只不過是部分的故事。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亞當斯在職業生涯中是一位熱心且能幹的教師。儘管他寫過一些關於歷史研究和教學的文章和演講，但他並未完整地闡述他的教育哲學。當然他也沒有完全一言不發。「畢竟，」他在1896年寫道，「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學生對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感興趣，說服他們相信這是值得的，並且對於他們來說，這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歷史教師真正的職責是燃續學生的歷史精神。」
很多亞當斯曾經的學生，無論是研究生還是本科生，都回憶說他成功地激勵了他們。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生如編輯艾爾伯特（Albert），社會改革者弗雷德裡克·豪威（Frederick Howe）和歷史學家查理·安德魯斯（Charles M. Andrews）皆高度欣賞亞當斯的教學。從1878至1881年，亞當斯每年春季都在史密斯學院擔任客座講師，在那裡他深受學生們的愛戴。「伴隨著他的穩重，是他的巧思和近乎女性直覺一般的罕見洞察力，還有他對工作的無限熱枕，使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傑出教師。」一名女士回憶道。雖然也有不同的聲音 - 大師級教師如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可以為大多數亞當斯的學生發言，亞當斯「在激勵人們從事嚴肅歷史研究的熱情和讓人人盡其才方面，我從未見過有誰能夠超越他。」
也許正是亞當斯作為一名教師的本能，促使他在1882年時，在研討室最顯著的位置上展示著他為啟發研討班學生所選擇的一條格言：
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當前的歷史
這類初級的輔助教材造成了對亞當斯歷史觀的粗淺的認知，並引發了一場更大的爭論，讓我們誤以為，亞當斯及20世紀初的年輕學者之間存在著深深的代溝。其實，19世紀80年代的「科學史學」與20世紀00年代的「新史學」之間慣常的分歧被歷史學家劃得過於分明了。首先通過解釋亞當斯為何選擇此格言以及它於他來說的大義，並更完整地闡述他的觀點，本文將調正平衡，展示他與後代歷史思想之間的聯繫比大眾所意識的更加緊密。
實際上，這句戲謔般的格言是亞當斯從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弗裡曼（Edward A. Freeman）那裡借用的。 1881-1882年間，弗裡曼在美國呆了六個月，期間他對亞當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指導的歷史研究和訓練顯示了濃厚的興趣。亞當斯通過採用弗裡曼的格言，得體的表達了對這位前輩的感謝，對在他早期事業的關鍵期時投以使他受寵若驚的關注和鼓勵。
這並不代表亞當斯在選擇這句格言的時候沒有真心的相信它的意義，當它之後受到攻擊時，他也從未否定它。畢竟，這種對歷史和政治的定義是既及時又令人震驚的。首先，它反映了亞當斯和弗裡曼在公共事務上共同的濃厚興趣。更重要的是，它輸出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吸引了一代急於證明自己不僅僅是文學家的歷史學家們，也吸引了偏向改進他們研究工作的政治科學家們。亞當斯自認為是一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這既是出於訓練，也是出於傾向。他完全贊同地引用了劍橋歷史學家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的一句話，即「政治不被歷史自由化是庸俗的，而歷史如果忽視了它與實際政治的關係，就只是文學而已。」
然而，到本世紀末，許多歷史學家和歷史教師越來越無法接受「歷史就是過去」的概念。相關主要的批評分三類: 第一，它的範圍過於狹窄; 第二，它與當代的關係不夠密切; 第三，它充斥著精英主義者對普通人世界的漠視。每個方面批評都相應地推動了不同的改進。愛德華·艾戈斯頓(Edward Eggleston) 是其中最先提出不同歷史概念的人，並且在1900年的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上的主席演說，為其命名為「新史學」(The New History)。艾戈斯頓的寫作生涯始於多年前的一系列通俗小說，其中《印第安人校長》（The Hoosier Schoolmaster）(1871)最被人們所熟知。他後來很輕易地轉型到歷史文學，出版了美國社會史和文化史上兩部開創性作品。「從來沒有人說過比歷史是死氣沉沉的政治，而政治是活生生的歷史更荒謬的事情，」艾戈斯頓在他的演講中斷言。「有些事情是錯的，有些事情是致命的錯誤。這是後一種。」他最後呼籲的是「文化史學。」
也許艾戈斯頓的言論會被貶為一個沒受過細緻的科學史學教育的學者，獨自成學後的怪癖，但哥倫比亞大學的詹姆斯·哈威·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的觀點卻不能用同樣的理由忽視。在艾戈斯頓發表演講後的兩年內，這位1890年在弗賴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獲得博士學位的魯濱遜，用他所寫的歷史文獻來回應艾戈斯頓前輩的呼籲，強調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在1912年，批評「歷史既是政治」中最具影響力的魯濱遜把他著名的宣言命名為「新史學」。在這份重要的聲明中，魯濱遜控訴，「有一種傾向……是對政治事件誇誇其談，卻常常將其他更重要的時刻排斥在外。」「我們思考人類廣泛的利益時，」他宣稱，「我們的歷史回顧以往，卻遺憾地不夠全面，充滿誤導性，仿佛曆史學家參與了一場陰謀，而這場陰謀的目的是培養一種缺乏概念的歷史研究，對研究的真實範圍和意圖有著比較狹隘的認知。」魯濱遜主張「歷史學的實用性」，他不滿的說「史學應該卻仍未做的很好的一件事是幫助我們了解自我、同伴，以及人類的前景問題。」
相比較亞當斯，弗裡曼與艾戈斯頓，魯濱遜的觀點，兩方對於歷史學的學術主題應該是什麼的概念上轉變誇張。然而，更仔細地審視亞當斯如何理解弗裡曼的聲明，以及他自己的歷史和教學的興趣特點之後，會發現，從第一代現代歷史學者(以亞當斯為代表)到第二代歷史學者(以魯濱遜為代表)之間的過渡與其說是一個突然的決裂，不如說是一個側重不同的性質。
1894年，「歷史即政治」觀點新起的抨擊所引起的騷動，促使亞當斯舉辦了一次面向巴爾的摩的大學和中學老師的演講，來「為我們所選的格言正名一下」。回應「歷史是過去的政治嗎？」這個問題時，他試圖解釋他對這種歷史研究理論的原意。他承認雖然自己大多數的研究生都專注於政治性質的歷史研究，但他堅持，「沒有一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代表... ... 曾維護「歷史全部都是過去的政治」的宣言，只是部分歷史是過去的政治，而我們調查的歷史正是按照這種順序。」此外，在闡述他對格言怎樣看時，他示意格言的意思比批評者所認為的範圍更廣。他解釋道，像弗裡曼一樣，他使用「政治」一詞的方式與古希臘人如出一轍，涵蓋了整個人類的文明領域。如此定義為，「人類所有的最高利益」，不僅僅是文學和藝術，也在「政治」和「國家共同體」中得到了恰當的理解。」亞當斯(和弗裡曼)堅持的一個中心觀點是：「文明的人生活、行動，並且存在於文明社會中。教堂、宮殿和大學院校不過是政體內的機構，它們的安全和合法存在歸於政權權威。換言之，「歷史的主流從政治的洪流中穿過。」
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認為強調政體是持續文明在各個層面的最高化身需要有更多的討論。儘管這並不是美國人的觀點，但黑格爾主義的觀點在接受過德國大學研究生教育，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中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因此，亞當斯自然會從德國前輩中學習，從中形成了他自己的主題。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清楚歷史的連續性在政體中顯而易見。」年輕一點的歷史學家威廉·莫倫布雷徹（Wilhelm Maurenbrecher）也主張，必須在國家歷史的總體架構之中才能理解多個領域的歷史研究問題。「沒有法律、秩序和良好的政府，」亞當斯轉述莫倫布雷徹道，「所謂的聯邦裡就不會有藝術、科學或文化。文明中的美好力量都在公民社會的範圍內活動及生產。」
這種包容萬象的政治概念與亞當斯在德國逗留期間收穫的另一種理念相契合，也隨之預料到了新史學所擁有的更寬廣視角。這一時期，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逐漸成為德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領域。文化歷史學家的領尖人物如古斯塔夫·弗雷塔格（Gustav Freitag）和雅各布·布克哈特 (Jakob Burckhardt)，「對生活的各個方面感興趣，熱衷於人類活動中的統一性表達，他們稱之為生活風格。」亞當斯在海德堡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董事會發送他的學術資歷時，在那封信裡他指出: 「『文化歷史』（Culturgeschichte）佔據了我的主要注意力。」德國期間，藝術史和考古學課可以近距離檢查文物和複製品，使得這些課程於他極具吸引力。他在柏林大學所度過的一個學期裡，恩斯特·柯蒂斯（Earnst Curtius）在博物館的那堂希臘藝術和考古的課和赫爾曼·格林（Hermann Grimm）那堂關於基督教早期及現代藝術的講座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職時並未放棄這些廣泛的興趣。他的19世紀80年代的教學大綱恰恰相反，表明他已充分考慮過（尤其是大學本科的課綱裡）中世紀、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等關鍵時期的文化、社會和思想，此大綱通過他負責發起和編輯的「約翰·霍普金斯歷史和政治科學研究」平臺，在高中歷史教師中推廣出名。古代和現代的宗教思想和機構史一起佔據了亞當斯職業生涯的注意力，他敦促美國教師在陳述現代宗教學術界的發現時少些膽怯。亞當斯還批評了教會歷史教學的慣常方式。他勸告「不應該把它教成議會、教義和異端邪說的歷史，而應該把它當作基督教文明裡，中世紀和現代世界都並立流動地生活在其中的機構性結構。」
亞當斯走近歷史研究和教學的方式不僅預示了艾戈斯頓和魯濱遜後來提倡的社會和文化重點，而且了也預兆了將成為新史學教學標誌的以今論古觀（presentism）。1900年後，年輕人為了急於鞏固歷史在各級教育課程中的地位，強調那些遠近過去中與當代利益問題最相關的方面。魯濱遜和比爾德（Robinson-Beard）對他們共同編輯的歷史課本，所宣稱的意義是使讀者能夠理解今日晨報，這類言論無疑會使亞當斯感到苦惱，但他也不完全反對它。十年前發表的一篇關於「歷史的教學」的文章中，亞當斯本人備註道，「除非過去與現在有某種聯繫，否則歷史演變這一主題就沒有不可或缺的意義。」當他描述起他教授的一門古代文明的本科課程重點時，他準確地寫道:
與其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一個自然掩埋的已死過去，不如拯救少數對當代有利益關係的存活話題……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所有亞述國王和埃及法老的名字或者每個王朝的統治時間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堅持地理知識卻具有持久的意義，這些地理事實在世界各個時代都支撐著美索不達米亞和尼羅河流區域的王國們。因為這些東西已經進入了人類的生活，這些國家的農業、工業、藝術、科學、文學、宗教和社會文化能一直引起大多數人的興趣。
1890年對賈斯汀·溫莎(Justin Windsor)的《美國的敘事和批判史》（Narrativ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8卷，1884-1889)的一篇評論表明，亞當斯對美國史學也採用了相同的標準。溫莎的作品是一項重大成就，也仍然是美國歷史著作過程中的一個裡程碑。然而，亞當斯在當中發現的一個「缺陷」，溫莎「傾向於將歷史局限於戰爭、外交和黨派鬥爭中。」這位書評家指出，「有許多其他的科目，包括教育、社會、經濟，這些科目構成了我們歷史的重要部分。」
儘管亞當斯的經濟和社會意見偏保守，並不代表他不在意周圍人們艱苦且無回報的生活。他表達了溫和的社會福音觀點，並主張在工人階級社區建立有效地安置房。然而，他總是害怕「極端形式的社會慈善什麼都幫卻恰恰什麼都幫不了」，亞當斯越發把大眾教育視為改善社會的最安全的途徑。1889年全國教育協會的一次重要講話上，他敦促消除「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使工業和技術教育與古典文化和學術專業一樣光榮。」但他所主張讓通識教育更輕而易舉的政策卻更接近他個人的職業偏好和能力。「美國須崇尚科學和藝術。應引導每個州的人民看到高等教育不是為了少數被偏愛者獲益，而是為了任何地位子民們都是能輕得的益處。」因此，亞當斯讚揚許多西面各州的中小學和跟高級別的教育體系能「帶領共和國成為一個世界上迄今為止更徹底，帶著最少人造的文化分歧的民主化社會。」
往深了說他認為，「比起靠戰爭和徵服，治理國家註定要靠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民意」亞當斯越發注重各種能促進大眾教育的非尋常渠道。他在紐約知名的肖託誇（Chautauqua）暑期班，大約從1888年任教到了1891年。1898年到1901年，他擔任基督教青年會教育部的考官，提交過像「英美歷史和政府」以及「公民和市政府」方面的問題。」
90年代時，亞當斯對大學延伸活動 – 一個借鑑英國人所辦的成人教育項目 - 抱有最大的期望，在這種安排下，大學教員和研究生們為社區組織及院校服務，負責籌劃編排公眾的講座課程。1890年，亞當斯寫信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Daniel colt Gilman），勸說他讓自己來華盛頓特區指導建立一個大學延伸中心。儘管這個遠大的計劃最後沒有任何成果，這十年裡，亞當斯卻是當中背後推動教育延伸工作的主要人物，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稱這群來自霍普金斯大學的教育延伸工作者為「遊歷型歷史學家」。亞當斯所負責的教學任務中包括一門「人民的教育」的延伸教育課程，在這門課裡他追溯了從古代到現代大眾教育的發展。
同時，亞當斯的出版物也反映了他對教育史的興趣。1887年，他為美國教育局推薦了一系列有關各州領地教育制度及機構的著作，講述它的歷史和現狀。這個計劃被認可後，在 Adams 的編輯指導下，三十多卷「美國教育史叢書」（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1887-1903）出版了。他個人撰寫了《託馬斯·傑斐遜與維吉尼亞大學》（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888）那一卷，那是當代歷史學家第一次肯定了這位蒙地卻羅莊園智者對教育的啟發和成就。他曾經的同事，經濟學家瑞查爾·伊萊（Richard t. Ely）後來回憶說傑斐遜是「他[亞當斯]的教學上的偶像，」他還說亞當斯「相信[州立大學] ，並且懂得極少數只在東方生活過的人才能理解的意義。」
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不贊成狹隘地看待過去的歷史政治。這句話所暗示的是，政治（而不是經濟）是掌控界限的因素，對他來說，政治(而不是經濟)是設定界限的控制因素，並提供了整個社會和文化現象興衰的基質，基於這個理解亞當斯的確可以被看作一個政治決定論者。這種取向從他的德國學術背景中而生。因此在他的講座教室和廣泛的教育著作中，他所灌輸的文化史（ Kulturgeschichte）理想是一以貫之的風格。亞當斯在1896年對美國歷史協會肯定地說: 「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是過去的哲學、是過去的文明、是過去的社會學，同時也包括人類在社會結構中所有的行為和經驗。」
原文詳見Raymond J. Cunningham. 「Is History Past Politics? Herbert Baxter Adams as Precursor of the "New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9, No. 2 (Feb., 1976), pp. 244-257.譯者歐婭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