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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甲午戰爭以後因倡導維新變法而揚名天下;梁啓超同時也是知名的學者,尤其在史學領域有突出貢獻。
梁啓超在寫作
梁啓超從小就愛好史學,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前往日本。在日本,梁啓超接觸了大量西方歷史、政治、文化方面的書籍,其史學思想因而發生了很大變化。
1901年,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梁啓超又發表《新史學》。這兩篇文章成為梁啓超史學思想的代表作,在文中梁啓超首先批判了中國傳統史學,認為中國古代的二十四史並非真正的歷史,只是各個王朝帝王將相的家譜,是為統治者服務的,而普通的老百姓則被忽視了。
梁啓超因而提出「新史學」的倡議,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革命」,所謂「新史學」是要以西方的進化史觀為原則指導史學的研究工作,「新史學」關注的對象是民族國家中的全體國民,只有民族國家中全體國民的進步才能使國家獲得進步。
晚清時期的梁啓超
一戰結束以後,梁啓超與友人一起前往歐洲,歐洲在一戰後的破敗景象以及西方學術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也深刻影響了梁啓超。1920年代梁啓超回國後專注於學術,先後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等書。
在這些書中,梁啓超放棄了此前十分推崇的進化史觀,轉而強調史學方法的運用。梁啓超提倡使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在研究中借鑑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相關成果;梁啓超還重視整體的歷史發展,希望從歷史大勢中總結規律;梁啓超強調史學研究中要有懷疑精神,大膽的懷疑並尋求「真」,求真是史學的重要使命。梁啓超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在從事政治,因此他認為史學的功能就是為政治服務,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
《中國歷史研究法》
總體上來看,梁啓超的史學思想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很深,梁啓超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儘管有失偏頗,但仍然在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新史學」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傳統史學的終結和中國近代史學的興起,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或多或少都受到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影響。
參考文獻
蔣廣學:《梁啓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陳鵬鳴:《梁啓超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
李喜所、元青:《梁啓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編輯 | 胡一舟 別畢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