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廣泉先生畢生所撰歷史學論文大約不足十篇，這個數字不算多。但我們絕不能以此基準來評判袁先生一生的價值。他的譯著篇幅超過撰著數倍，而其成就亦非數量可以計算。袁先生擅長在深刻理解原著意義的基礎之上，完成同時令原著作者與讀者滿意的譯文。而這一切得成為可能，正因他對於歷史學深厚的造詣與摯愛、卓越出眾的文採，以及對世俗評價恬然自處的風骨。我們對擁有如此才能與性情的袁先生既欽羨又尊敬，因此渴望得到他的翻譯。而事實上，有許多作品正因袁先生其人其學的翻譯之功，才使中國讀者真正認識到其意義。在因心肌梗塞倒下前一刻，袁先生剛將《梁啓超年譜長編注釋本》的文稿交付出版社，孰料竟成為最後的作品。幸耶？不幸耶？待不久之後此書出版之際，世人也終會知道，失去他是怎樣重大的損失。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石川禎浩 （瞿豔丹譯）
驚悉廣泉兄辭世，悲痛不已。記得2011年蒙森時彥先生邀請，訪學京都大學，廣泉兄幫助預訂宿舍，又引我辦理圖書館借書手續，一年時間關照不斷。我們共同參加論文發表例會，切磋中日歷史文化，每次會後都到附近居酒屋聚餐，其學術氛圍構成京大人文研一道特有風景。廣泉兄是個憨厚、謙和的山東漢子，大家都喜歡他，他夫人包的山東大餡餃子也真好吃。回國後我們仍有聯繫，他的近代史研究譯著為同仁所喜聞樂道。嗚呼！天不假年，廣泉兄別矣。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王也揚
袁廣泉先生的筆譯口譯，難出其右。居然能現場傳譯康德！可惜不得其所。曾設法為其薦一合適位置，無奈過不了時下的評估標準。真是可惜。有幾部多位譯者合作的書，中（兩岸）日學人不約而同認為袁的翻譯最佳。體制本應為這樣的長才留有適當空間，而不是讓他在各種評估中掙扎。其作用遠比發表可有可無的論文或出版可有可無的著作大得多。應該出一個紀念集，京都和兩岸與之有關的學人，都是有口皆碑。
——浙江大學資深教授 桑兵
上周末忽得噩耗，廣泉兄遽逝，不覺大悲！10年前初見廣泉兄，深感他是個熱心人，性格直率，為人坦蕩，性情儒雅，毫不做作，與他結識後時有往來。廣泉兄的中日文俱佳，多年來翻譯了不少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日文學術著作，忠於原作，文字講究，讀來並無那些賣弄造作的翻譯腔，為當今譯界難得的清流。他曾多次邀我去他任教之地走走，然未及成行，廣泉兄已駕鶴西去，悲痛之餘，望廣泉兄在天國安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汪朝光
第一次知道袁廣泉教授的大名，是2006年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的中文版出版之後。最初只是因為關注石川先生的書而關注到譯者。之後不久，有機會見到石川先生。石川先生特意向我介紹了袁廣泉教授。石川先生說：「袁廣泉教授是我們京都大學最信任的專業譯者。我們的書都請他來翻譯。」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隨後幾年，陸續看到京都朋友們的書陸續被袁廣泉教授翻譯成中文出版，如《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中國抗日軍事史》、《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近代東亞翻譯概念的發生與傳播》、《孫中山與「科學的時代」》、《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等。我們都知道，京都學派以嚴謹的實證研究著稱，他們如此信任一位譯者，將自己的心血之作都交給一個人來翻譯，自然非同尋常。在當下中國翻譯不算學術成果的考核體制下，一位學者能如此潛心於學術翻譯，更令人敬佩。我和廣泉教授只有兩面之緣，相識時間不長，幾年前有朋友約我和深町英夫教授選編一本《日本學者筆下的二戰史》，其中有兩篇請廣泉教授翻譯，他慨然應允，並很快就譯出。遺憾的是，這部書稿至今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出版，只能對廣泉教授道聲抱歉了。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系主任 王奇生
得知袁廣泉先生噩耗，非常痛心！袁先生才57歲，正是出成果的大好年華，非常非常遺憾！！請袁先生給《抗日戰爭研究》翻譯過文章，也請袁先生參加了國家社科基金抗戰專項「日本《戰史叢書》翻譯工程」，袁先生不但日文好，能看出日文原文的錯誤，中文水平也很高，是一流的日文翻譯家。袁先生遽歸道山，不只是日文翻譯界的損失，也是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大損失。袁先生走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高士華
經過一個多月的搶救，袁廣泉老師最終還是告別了這個世界！噩耗傳來，我在想雖說生老病死乃人生定律，可命運突然按下的停止鍵，總讓人感到殘酷和不甘。
袁老師是我留學時代的同門師兄，因較我年長，所以在我讀書時並未能見過真人，只屢屢聽聞其三年就提交了博士論文等優秀的事跡。後來袁老師前往京都大學任職，第一次見面就被他流暢的日文震撼。他說起日語來淡定、自如，語氣溫柔，讓人很難與他那麼高大魁梧的身材聯繫在一起。他樂於助人，我第一次用日語投稿時，他曾仔細幫我修改文法錯誤；我回國後需要日文資料時只一封郵件他就會替我掃描好發給我。
未曾想天妒英才、生命無常，唯願袁老師安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 高瑩瑩
在我2017年12月到京都大學之前，我雖尚未與袁廣泉老師謀面，卻在讀書問學之路上早已久聞袁老師的名諱，非常期待能夠與他見面深談。吾生也晚，問學也遲，最早獲聞袁老師的名諱，還是讀碩期間閱讀石川老師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時，深感著者功夫之深，譯者筆力之健。2010年，狹間老師來中大講學三月，在朝夕閒談時常常聊起袁老師，狹間老師後來那篇《西周留學荷蘭與西方近代學術之移植》一文當時就交由袁老師翻譯。狹間老師講袁老師日文固然好，難得是中文也好。或許這也是狹間老師在研究西周留學翻譯歐洲學術術語時的感悟之一吧。這常常令我深思譯者在中外學術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此後陸續讀了袁老師譯介的其他京都學人的著作，更是期望當面向他請益。
不想從聞其名到睹其人，竟然在11年之後。那晚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暢談許久，後又陪同他到一樓吸菸區聊，因吸菸區僅有兩人，不經意間，袁老師提起許多往事，講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翻譯、問世的波折，講起他自己手頭都沒有這本書了，卻又要到處求購。我聞之惻然，應允回國後將我的那本轉贈於他。繼而聊起翻譯《梁啓超年譜長編》譯註的事，得知我在京都正在協助狹間老師比對《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與《梁啓超年譜長編》一事，甚是激動。也是在袁老師的鼓勵下，此後開始進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匯校》的工作。前數日，剛剛收到袁老師新譯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一書，這也是他在京都時談起的譯書。熟料我尚未閱竟全篇，即聞袁老師逝世的消息。想到袁老師在逝前已完成《梁啓超年譜長編》譯註的中文稿，尚未踐行蒞臨中大共同研討梁啓超之諾，即溘然長逝，令後學悲痛莫名。承譚徐鋒兄告知袁老師逝世之事，又約寫幾句話紀念袁老師，謹略述數語，以慰逝者。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安東強
知道袁廣泉先生，是因為他的名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記得其中很多細節，在他謹慎而奇妙的筆端，湧現出來，讓歷史的奇妙感蓬勃而出。
結識袁廣泉先生，已有六七年，他幫助了我很多，幫忙翻譯了近百萬字譯著，尤其是《梁啓超年譜長編注釋本》，兢兢業業，認真負責，再加上豐厚的學養，讓人放心。此書現已入選國家十三五重點出版項目與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我已第一時間稟報於他，這無疑是對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諸位前輩多年心血與袁先生精心譯作的高度認可，期待不久能儘快推出，以緬懷袁先生的勳績。
與他見面不多，卻頗有共同語言，因為都是有所固持的人，記得喝了幾次酒，每次都很快意，電話也經常聊。他有一次因為要陪老人來北京遊玩，讓我幫忙找了賓館，為他的細緻與孝順感動。
他是如此高大的山東大漢，卻又心細如髮，體貼入微，我記得他談到他愛女時的幸福感，在酒杯與酒窩之間洋溢著特別的情緒，那一刻，我知道這是一位值得交心的朋友，儘管論年齡他是我的師長。
錢穆先生曾說：「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並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等於我已死了一分！」袁先生的去世，對於我有一樣的沉痛感，我深深為他去世時不能前往致悼感到痛心。
他是一位有著俠肝義膽的忠厚漢子，甘願在如此喧囂的學術名利場裡為他人作嫁衣裳，留下的不僅是近千萬言的不朽譯著，而且是高貴而稀缺的人格，以及可以慰藉家人、師友的美麗心靈。
石川禎浩老師給我的信裡說「在這個庚子年，人生無常這四個字顯得格外沉重」，痛哉斯言！作為後死者，我們有責任銘記並激揚這種人格與學風，如此，學風才可能清朗，人間才成其為美好人間。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副編審 譚徐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