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適對梁啓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黃，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啓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
梁啓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雖然逝世時只有五十多歲，但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啓超的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啓超在當時的影響力。
梁啓超生於1873年，卒於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萬字，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
他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梁啓超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胡適對梁啓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黃，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啓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啓超的文章，都要反覆地閱讀。郭沫若認為梁任公在當時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為梁啓超在當時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後，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楊杏佛的輓聯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勳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胡適的輓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
雖然大儒梁漱溟因門戶之見，學派對立，稱：「梁啓超學術上的成就量勝於質，其參與政治失敗多於成功。」他的老師康有為也因政見不和，罵他是「梁賊」。然而這都無損於梁啓超的歷史地位。
國難危重 主張變法
清末，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競相瓜分中國。滿清政府猶如一個病入膏肓的老者，已無一絲生氣。就像魯迅所講：「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此時在廣東出現了兩種主張變革社會的力量：一是由孫中山領導，主張從下層社會著手；一是由康有為、梁啓超領導，主張從上層社會著手。
梁啓超《三十自述》記述了自己成長的歷史，特別講到拜康有為為師對自己的影響。他說，自己自幼好讀書，祖父讓他讀《史記》、《綱鑑易知錄》。其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他發憤讀書，考取了秀才、舉人。但他並不以此自滿，得知康有為在廣東省城長興裡之萬木草堂講學，便去聽講求教。而當時康有為還只是一名秀才。舉人向秀才學習，這在當時成為一段佳話。梁啓超這樣記述自己當時的心情：「餘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康有為對於舊學的批判，仿佛當頭棒喝，使他深刻地審視、剖析自己的弱點，在經世致用的路徑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他積極參加康有為組織的「公車上書」變法請願活動，是康有為所設立的「強學會」中的積極分子。應該說，這一時期梁是康弟子中最有力的人物，也最為康有為所器重。
其時，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徐勤等在上海創建《時務報》，梁啓超擔任主筆。《時務報》每期刊印兩千至四千份，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為主旨，刊登京城及外省新聞以及英、日、法報紙、雜誌的譯文，特別側重選譯有關中國局勢的文章，吸引讀者警惕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該刊也刊登康有為、梁啓超、麥孟華、汪康年等人呼籲實行變法的文章，介紹君主立憲政體的原則，呼籲在清帝國的國家機構中實行民主化改革，吸收民族資產階級、地主等代表人士參加管理。更有許多文章提出：在十年之內恢復已喪失的主權和領土，取消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成為獨立的國家等。雖然康、梁所鼓吹的維新變法目的是實行君主立憲，但其言論則遠遠超出了君主立憲的範圍。
梁啓超聲名鵲起。康、梁並稱，起於此時。
梁啓超思想內涵的進一步豐富，除了康有為的影響，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一是他曾任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的秘書，進而對西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其時，維新變法已成時尚。湖南因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導，得到巡撫陳寶箴父子及署理臬司黃遵憲、學使徐仁鑄的同心協力，倡立了南學會、時務學堂和《湘學報》。根據《東華續錄》記載，時務學堂「延聘學兼中西品端識卓之舉人梁啓超、候選州判李維格為中學、西學總教習」。他們譯書、撰文，激勵士民愛國之心，培育許多實用之才。自立軍領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及著名愛國將領蔡鍔等都是梁啓超的學生。譚嗣同在自己的文章裡經常稱讚湖南人，說他們不依賴外國人，自己創辦現代化學校，組織各種學會、社團、開礦，維新運動生氣勃勃。
虎口餘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啓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了由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組成保國會，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光緒皇帝於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康、梁為之奮鬥的事業，總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於陸續頒布的一系列諭令新政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9月21日慈禧太后發難，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光緒帝被囚，六君子遇難。康有為逃到英國使館，梁啓超逃到日本。
為什麼日本會接納梁啓超呢？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東洋擴張論，而中國內亂正是日本擴張勢力的好時機，所以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同意梁啓超到使館避難。為了設法幫助他離開中國，林權助組織了以日本人為主的獵人小分隊，梁啓超夾在其中，並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鄭永昌的協助下，一行人從北京的正陽門火車站，坐火車來到天津。他們的行蹤在天津火車站臺被發現後，梁啓超和鄭永昌馬上轉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駛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島號軍艦。26日後，日軍艦起航東去。
此時梁啓超作詩一首，名為《去國行》：「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在其中講到恨自己在困難時沒有能力，既不能報君恩，也不能報友仇。雖然他自己很想報仇，但是徒然死於賊手並非大丈夫作為，所以「掉頭」去了日本。
後來有人誇張地講，梁啓超在船上當夜就學會了日語，梁啓超自己也說不是這樣的。他說：自己在五個月裡學會讀日本書、念日文——即便這樣也是很快的學習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兒梁思順給他做秘書當翻譯。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向西方學習。歐美革命思想的書籍和歷史名著在日本大為流行，如《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民約論》《萬法精理》等書。梁啓超在此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所以這段時間對他思想的影響很大。在日期間，梁啓超創辦了七八種報紙，最著名的就是《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他公開批評滿清政府，要求廢除專制。他還介紹了大量西方變法改革的經驗，並第一個把德國學者伯倫知理（J·K·Bluntschli）的國家學說介紹到中國。
這期間，他還曾到美國考察半年，廣增見聞。他還曾經和孫中山合作，但後來兩人分道揚鑣，根本原因就是梁啓超一直認為光緒是位開明的皇帝，因此主張君主立憲。當時革命和立憲成為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
1907年，梁啓超和蔣智由、陳景仁等在東京組織政聞社，並發表宣言，提出四大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二、釐定法律；三、確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這是他們要實現新的國家形態的夢想。政聞社的許多成員後來回到國內，在各省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廣闊的視野讓梁啓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躍進，民權、民主、科學、自由等概念已深深紮根在他的心裡。東渡一年後，他講到自己的感受：「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志，斷髮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逝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這幾句話簡潔地描繪出他的心路歷程。
梁啓超將中國和日本作比較：日本明治維新40年，驅逐外力完全自強，僅20年間政治開明、科學進步、言論自由；而中國是個老大的民族，守舊精神特別久長，數千年來的封建主義影響實在太深，進行社會變革並非易事。他在《新民叢報》上講「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闢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原註：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為飯之類也。」目睹中國之現狀，他的憂患意識噴發出來：「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他希望全國人民都聽得見他的吶喊，都像他一樣，參加到救國之大業中來。
捍衛民國 旗幟鮮明
民國初期，是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中國社會曲折複雜多變。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國是主體，沒有誰能夠逆歷史潮流而動。
梁啓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極其興奮地回到祖國，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先後在袁世凱和段祺瑞政府中擔任司法部長和財政部長，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來。軍閥任意橫行、魚肉百姓、汙辱民國，官場中，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逆之則鋤而去之。在這樣的環境下，雖然他自己也組織學會，組織黨派，希望有所作為，但在軍閥混戰中，終難有所作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凱授意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啓超立即意識到這是帝制復闢的序幕。時任袁世凱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全國經界局督辦蔡鍔秘密到津，在中國銀行總裁湯覺頓家中會晤梁啓超，共同商議發難，梁說：「餘之責任在言論，故餘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他們選擇雲南為首先發難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後是雲南革命運動的掌舵人，聲望高，於軍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擁護者。
梁啓超於8月22日，懷著不忍坐視袁世凱及六君子「鬼蜮出沒，除非天奪吾筆，使不能復屬文耳」的態度，竟夜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檄文，讓湯覺頓和範旭東赴上海和北京在報刊上發表。9月1日，他還堂堂正正將此文呈請袁世凱閱覽。袁派內使夏壽田趕赴天津，賄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啓超的拒絕。袁繼之又派人威脅道：「君亡命已十餘年，此中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梁啓超則以蔑視憤慨的語氣說：「餘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餘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使來者尷尬，無言以對。
梁啓超討袁檄文於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報》漢文部刊出，隨後《國民公報》轉載。從4日起，上海各大報刊刊登，上海各界搶購傳抄，為前所未有，威力震動了全國。
1915年11月17日，蔡鍔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然後經上海（有一說經臺灣）、香港、越南，於12月17日到達昆明，聯絡舊友，國民黨溫和派和進步黨人士加入進來，於22日在昆明召開獨立大會。25日，雲南宣告獨立，組成滇黔護國軍，蔡鍔任總司令，興兵討袁，全城歡呼、懸燈結彩。此後，梁啓超也擺脫了袁世凱的監視，南下上海，為護國軍起草了討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鍔，在戰略戰術、組織宣傳、對外方針方面，予以指導。他還聯絡策反黔貴粵等省共同反袁。廣東省督軍龍濟光謊稱讚成反袁，實為袁之死黨，槍殺了前去策反的湯覺頓及其贊成反袁的部下譚學夔、王廣齡、岑伯鑄，此即「海珠慘案」，梁仍期望龍能轉變，隻身入粵而談，以鄉親之誼訴說，也陷入險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當此之時，反袁聲勢席捲全國，東南各省相繼響應，袁世凱焦勞羞憤，宣布取消帝制，於6月6日死去。一場醜劇就此結束。
袁死後，1917年7月1日又出現張勳復闢，梁啓超與湯化龍、林長民、劉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飲冰室開會，商討反覆闢事宜。梁啓超起草了討伐張勳復闢的通電。此時讓梁啓超想不到的是，康有為竟然署名擁護復闢，於是他秉筆指斥康有為。有人對此表示驚訝，梁說：「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梁啓超堅持自己的道德觀，以真理為重，對捍衛共和政體作出了重大貢獻。
旅歐一年 思想巨變
梁啓超思想上最大的躍進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歐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質學家丁文江、軍事理論家蔣百裡、政治學家張君勱及楊鼎甫、劉崇傑、徐新六。
在歐洲一年多時間，梁啓超在英國和法國停留時間最長。他參觀了歐洲的國會、銀行、商會、教堂、農村、城市，對歐洲社會進行了認真的觀察，收穫頗豐。在歐洲的所見所聞也引發了他新的思考。那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十分蕭條。恰逢天氣寒冷，燒的煤比金子還貴，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啓超感慨，歐洲文明源遠流長，又一向以個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稱，怎麼會發生世界大戰這種災難，怎麼會有這樣混亂的社會狀況。
旅歐期間，梁啓超還參加了正在法國舉行的解決一戰後國際問題的巴黎和會。會上，美、英、法等戰勝國列強不顧中國利益，將原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這讓梁啓超對西方各國大失所望。
根據見聞，梁啓超提出東西文化各有所長，應取長補短，認為「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由此可見，梁啓超對客觀事物的看法並不因循守舊，而是採取寬容、嶄新而開明的態度。在歐洲遊歷期間，他還不失時機地學習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講學南開 著書立說
1912年他從日本回國以後，在北京待了十二天，十九次被請去參加各種應酬活動。他不適應北京的這種政治氣候，感到不勝其擾，決定找個安靜的地方，避免嘈雜，這樣可以有時間來梳理自己的思想。於是，從1915年開始，梁啓超住進天津意租界（今河北區民族路46號）。他將自己的房子命名為飲冰室。「飲冰」出於《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比喻自己內心對國家、民族的憂慮。梁啓超在這住了將近十五年，直至去世。
晚年梁啓超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長期在南開、清華等院校講學。1917年梁啓超應邀在南開學校演講。當時周恩來正在南開讀書，對梁啓超久已敬仰，他前去聽講並作了認真記錄。梁啓超的演講讓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腦海」。1921年9月梁啓超在南開大學演講《大學的責任》，11月講《市民與銀行》，1922年2月在開學儀式上講《青年元氣之培養》，7月在暑期班演講《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幾次公開講演以外，他還講中國文化史，後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成為史學名著。梁啓超講課很有吸引力，聽講者不僅有南開學生，天津市民數百人都來聽。梁啓超告訴學生們治學要融匯中西：「不要怕難，奮興起來，一面發揚我國祖宗傳下來的學業，一面輸入歐西文化。」他對南開大學倍加稱讚：「我們希望大學辦得歐美那樣好，能發揚中國固有的學術，不能不屬望於私立的南開大學了。南開師生有負這種責任的義務。如是南開大學不獨為中國未來私立大學之母，亦將為中國全國大學之母。」
梁啓超在講學的同時，勤於研究、寫作，先後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等頗有價值的著作。即使在病重期間，他仍從醫院跑回家，繼續編寫《辛稼軒先生年譜》。
少年中國 啟發深遠
梁啓超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以及他在重大歷史關頭的表現，就是高揚革命的民族精神，是希望國家富強、走向振興。這也是他一生從事學術、從事政治最重要的一個動力。比如著名的《少年中國說》，梁啓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筆觸，將他振興國家的追求吶喊出來，讀完後讓人有血脈賁張的感受：「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一篇激情飛揚的文章，激勵了無數有為的年輕人走上報效國家的道路。我們也許可以說，梁啓超的影響超過同時代的任何人。
從梁啓超的政治、學術活動中，我們能得到很多啟發。
第一，他的治學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典範。他求知慾很強，一直追求新鮮的事物，以報人銳敏的眼光掘發研討，觀察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物和人物。清末民初的歷史都活在他的筆下，在研究過程中，每一步驟都是自己操勞。他以言論起家，也以言論揚名於世。他的成功是他刻苦的結果。他曾講，「責任心」和「趣味」這兩件事情是他生活的資糧。做一件事，認為有價值就應該熱心地去做、獨立思考、批判分析，總會有好的結果，要有使命感，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做學問，要成功，沒有僥倖之事。
第二，治學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梁啓超曾講：「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他鼓勵人們要多思考，不能盲從。學術是多樣性的，不能以一個人的論斷為準則，應發現前人未曾發現的東西。他主張開展批評和討論，在辯論中釐清真理和謬誤。在《思想解放》一文中，他有一段很深刻的話：不能「拿一個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範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為今人為古人，為凡人為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他還以漢武帝獨尊儒學，中國學術發展受到束縛為例，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
第三，要珍惜時間。他說「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為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唯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了一刻。失去之後，是永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少權力，也不能堵著它不叫它過去；任憑你有多少金錢，也不能買它轉來。」他告誡有志於學術的人，要抓住時間，要有遠大的抱負，千萬不要飽食終日，無所作為。
梁啓超1922年在南京東南大學演講時說，中國之學術就如礦產，寶藏極富，應用新方法來開掘，新的方法是西方來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來替代中國的舊有文化，而是選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補充我們的文化，造成一種新文化。
梁啓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講：「吾儕受外來學術之影響，採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於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但也出現了偏差，「吾儕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他在《憂國與愛國》一文中嚴肅地告誡學界：「視歐人如蛇蠍者，惟昔為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這是愛國的思想發出的振聾發聵的聲音。
梁啓超的思想和文筆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礦山。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對現實的觀察、理解。不斷研究梁啓超，發掘他思想的精華，發揚民族精神，可以豐富我國的思想文化寶庫，這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