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那些歐文•亞隆的讀者一樣，翻開第一頁之後便心知肚明，自己會讀完整本書，並且仔細傾聽他說的每一個字。我對他的信任立即油然而生，九年來毫無例外。我了解他，好像他是為我而寫的(這個說法有點蠢又自負，但是最能為人理解)。前面這幾句話精準描述了我閱讀歐文•亞隆著作的感覺，不過，老實說，這些不是我說的，而是尼採說的，出現在他的論文《教育家叔本華》(Schopenhauer as Educator)中，用來對他的智性導師表達無盡的崇仰。我在為了研究亞隆的兩本小說《當尼採哭泣》和《叔本華的眼淚》而閱讀了這兩位哲學家的著作時，讀到了這些話。我無意暗示我是尼採之流，或亞隆是叔本華之類的人。但是長久以來，亞隆就是我的英雄之一——而且這段時間遠遠超過了尼採提到的九年。我欽佩亞隆對心理治療和小說文學的深遠貢獻，也欽敬他宏大的博愛。他不是第一位寫「存在的痛苦」的人，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探索這個主題上少有作者能夠超越亞隆的敏銳，無論是非小說或小說類著作。其實，他已經將存在的痛苦轉變為心理治療以及心理治療小說藝術的獨特取徑。從頭到尾，我這本書的目標就是要呈現亞隆身兼存在心理治療師和說書人的成長和發展。尼採最後轉而對抗之前的導師，拒絕了叔本華灰暗的悲觀主義和否定；相對的，我對肯定生命的亞隆，欣賞與日倶増。多年前，我先讀了亞隆的《愛情劊子手》，然後讀了《當尼採哭泣》，對他的信任便油然而生。這兩本書都令我目眩神迷。於是我開始有系統地閱讀他所有的書。我是個英文教授，不是心理治療師，但是我相信我了解他，就好像他是為我而寫的。如果這個告白讓尼採覺得自己愚蠢、自負，那麼我覺得自己愚蠢自負就完全無妨了。治療師的自我袒露(self-disclosure)是亞隆著作的基石，因此，我們理應從他寫的《自傳筆記》(Autobiographical Note)開始。一九三一年，他出生在美國華府，父母在第一次大戰後從俄國一座村莊移民美國。一家人住在他父母開設的雜貨店樓上一間狹小公寓裡，位處貧窮的黑人小區——當時的華府仍是種族隔離城市——亞隆在《自傳筆記》中透露，閱讀是他的避難所。一周兩次，他都出現在「危險的腳踏車道」上，從公寓騎到公共圖書館去：得不到任何建議或指引：我的父母事實上完全沒受過世俗的教育，從沒讀過書本，完全耗在生意存續的奮戰中。我選書的方式既任性又隨意，多少受到圖書館建築的引導；擺在中央的傳記類大書架，很早就引起我的注意，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把那個書架上的傳記，從A的約翰·亞當斯(John Adis，美國開國元勳)讀到Z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拜火教的創始者)。但我主要是在小說裡找到了避難所，這是個不同、且更令人滿意的世界，一個啟發與智慧的來源。在生命早期的某個時刻我就發展出一個信念——一個從未棄絕過的想法——寫小說是一個人所能做的最棒的事情了。亞隆知道，靠寫作養活自己可能非常困難。根據同儕的看法，他似乎只有兩個選擇：念醫學院，或繼承家業。他選擇了醫學院，主要是因為醫學院似乎和託爾斯泰(Tolstoy)及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兩位無法企及的心理學家——比較接近。他決定念精神科，因為無論是當時或現在，他都覺得精神醫學的引人入勝永無止境。亞隆選擇了精神醫學的敘事元素，而這也是驅動小說的元素。「我帶著一種對將要揭露的故事充滿驚異的感覺去面對我所有病患。我認為，必須為每一位病患都建構一套不同的治療，因為每一位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一九四五年，亞隆和成為他靈魂伴侶的瑪莉蓮·庫尼克(Marilyn Koenick)結婚。瑪莉蓮擔任法文教授多年，後來成為史丹佛大學克萊門性別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寫過很多本深受好評的書。他們有四個孩子。兩人經常在自己的書中提到對方，彼此影響了對方的思想與寫作。一九五六年自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亞隆進入約翰霍普斯金醫院的亨利·菲浦斯精神診所，於一九六〇年完成訓練。在《凝視太陽》中，他寫到兩位約翰霍普斯金醫院的導師，約翰·懷特赫爾恩和傑若姆•法蘭克的去世，也寫到另一位導師兼他的分析師與好友羅洛·梅(Rollo May)辭世。亞隆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精神科實習之後，進入軍隊服役，駐紮在夏威夷的火奴魯魯(Honolulu)。一九六〇年，他開始在史丹佛大學擔任精神科講師。到了一九六八年，他升為正教授。一九八一至八四年，他是史丹佛大學醫院精神科住院部的醫學主任，也是加州帕羅奧圖行為科學高階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在學術事業的初期，亞隆寫出具有突破性的精神醫學教科書，建立起他早期的名聲。他的第一本書《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出版於一九七〇年，目前已經出到第五版，這在精神醫學教科書中實屬難能可貴；這本書已經銷售超過一百萬本，被翻譯成十八種文字。三年後，他和別人合寫了《會心團體：最初的事實》。下一本書是亞隆與一位筆名為金妮•艾肯的病患合著的《日漸親近：心理治療師與作家的交換筆記》，出版於一九七四年。一九八〇年，亞隆出版了《存在心理治療》，為談話式治療指出一個新的方向而造成影響，這個新方向是啟發自亞隆本人對哲學的愛好。《短期團體心理治療》則在一九八三年出版。《愛情劊子手》，心理治療故事三部曲的第一本，一九八九年出版時為亞隆帶來重要又廣受歡迎的成功，建立起他作為富有創意的非小說文類大師的聲譽。書中有十則心理治療故事，全部是基於身份大肆改造過的真人真事，透露出亞隆對於說故事所感到的樂趣。基本書局負責出版亞隆所有的書，這在一個作者與出版者很少對彼此做出畢生承諾的行業裡，並不常見。對亞隆而言，「承諾」是關鍵詞：他親身示範了對家庭、病患、專業和讀者的畢生承諾。《當尼採哭泣》，亞隆第一本、可能也是最有名的小說，出版於一九九二年，直到今天都依然叫好叫座。已經銷售了四百萬本，翻譯成二十七種文字，還拍成了電影。《當尼採哭泣》是一本歷史與哲學小說，想像活在同一個時代卻從未見過面的兩個傑出人物，約瑟夫·布萊爾和尼採，運用一種由布萊爾協助發展出來的新式治療方法——「談話治療」(talking cure)，來治療彼此。《當尼採哭泣》也代表一種新的小說次類型：「教學小說」(teaching novel)，目的是對年輕治療師闡述心理治療的不同面向。亞隆身為精神科醫生和說書人所要面對的挑戰，是兼顧教學和娛樂——一個根據珍·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裡諷刺的觀察來說，是極端困難的任務：「我們都好為人師，即使我們只能教那些不值得知道的事情。」繼《愛情劊子手》和《當尼採哭泣》之後，又再是兩本心理治療故事，《媽媽和生命的意義》和《一日浮生：十個探問生命意義的故事》，以及三本小說《診療椅上的謊言》《叔本華的眼淚》和《斯賓諾莎問題》。《亞隆文選》，由亞隆的兒子班·亞隆編輯，於一九九八年問世，是一部長達五百頁，囊括了從他的教科書、小說和心理治療故事中精選而出的文輯。《生命的禮物》發表於二〇〇二年，為心理治療師和一般大眾提供豐富的洞見。《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於二〇〇八年問世，針對人類最深的恐懼冥思默想。紀錄片《歐文•亞隆的心靈療愈》於二〇一四年問世，記錄了治療師遇入八十大關的人生現況。亞隆的最後一本書《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於二〇一七年出版。一九九四年，亞隆從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史丹佛大學精神醫學系退休，不再教學，但是仍在帕羅奧圖和舊金山進行小規模的心理治療。亞隆得過很多文學及精神醫學組織頒發的獎項。二〇一四年，法文版《斯賓諾莎問題》獲得法國讀者獎。一九九三年，《當尼採哭泣》贏得加州聯邦倶樂部金牌獎，並在二〇〇九年維也納國際書展受到表揚；當局免費提供了十萬本分送給維也納公民。基於對宗教和精神醫學的貢獻，亞隆獲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於二〇〇〇年授予奧斯卡費斯特獎，一九七六年針對他在精神病學的研究，美國精神醫學基金會頒與經費獎，以及因為對精神病患照護做出重大貢獻，一九七四年獲得賓州醫院學會頒發的愛德華史崔可獎。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精神與行為科學系創建了歐文亞隆文學獎，每年頒發給一位正在念大學部或研究所的學生，獎勵學生以優異的論文或文字創作，描述自己身為醫生、實習醫生或病患的醫療經驗。許多專業心理衛生期刊都評論過亞隆的精神醫學教科書、心理治療故事和治療小說。一些雜誌和報紙也出現過亞隆的訪談。他是現今仍存活著的美國精神科醫師中最負盛名者之一。二〇〇六年，《心理治療網絡》雜誌為了慶祝創刊二十五年，進行了一項調查，看看誰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師，受訪者被問到：「過去二十五年中，誰對你的執業影響最大？」受訪者可以列舉最多十位人物。亞隆排名第四，緊跟在卡爾•羅哲斯、亞倫·貝克(認知治療創始人)和薩爾瓦多·米紐慶(家族治療創始人之一)等傑出人物之後。佛洛伊德根本沒有上榜，榮格則名列第八。在同一個調查中，亞隆被認為是「美國最有名的存在心理治療理論家和臨床治療師」。亞隆也進入到流行文化之中。電視影集《捫心問診》中的治療師保羅對自己的臨床工作感到困惑時，對上司吉娜抱怨：「或許亞隆說得對；或許這全都跟人與人的關係有關。」然而，除了朱瑟琳·喬塞爾森二〇〇八年的研究——《歐文·亞隆的心靈地圖》之外，就沒有任何關於亞隆著作的完整研究了。我這項研究從頭到尾都採取編年方式，藉此可以讓我們看到他身為存在心理治療師兼小說及富創意非小說文本作家的成長與發展。他的書寫很有延續性，沒有什麼斷裂，但也有幾個令人驚訝的發展，尤其是他身為治療師在自我袒露(self-disclosure)上的演變。亞隆在早期的書中，有時候討論了某位匿名病患，但在之後的書裡才揭露那其實是他自己。他經常在早期的書中做部分的自我袒露，然後在之後的書中詳細地予以交代。他所有的書都揭露了他當時的生命階段。編年方式讓我們看到，亞隆如何、何時、在何處、為何，改變了他對某些主題的看法。例如，在他的第一本書中，他對「存在的」(existential)一詞抱持矛盾的看法，因此將這個詞放在括號裡，承認他自己不喜歡這個詞。十年後，他出版了《存在心理治療》。由一位英文教授，而不是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學家，來寫一本關於亞隆的書，似乎很奇怪，但是長久以來，我一直對小說和心理分析之間的關係深感興趣，而且我針對這個主題寫過幾本書，第一本是《談話治療：文學裡的心理分析》，探索曾經歷過精神崩潰，並接受了某種治療的知名文學作家，他們之後以小說或非小說的故事形式寫出了自己的經驗。多年前，我訪問了傑出的心理分析師兼小說家艾倫·輝利斯，寫成了一則篇幅很長的文章，收錄在一本向他的工作致敬的書中。我原本也想用這個方式書寫亞隆，但是我發現，他的著作太過浩繁又複雜，無法僅僅用一篇文章涵蓋。於是有了這本書。我不像亞隆那麼歷史悠久——我生於一九四五年，正如我反覆告知我的學生的，我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我在奧爾巴尼(Albany)的大學教書四十五年，外加之前在康乃爾大學念博士的時候當過五年講師。在我事業接近黎明與夕暮的時候書寫談話治療——一個長久令我著迷的主題——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亞隆的書讓我更深刻地了解，為什麼我的某些教學法會有效。我立刻想到兩個例子。首先，亞隆長久以來堅持，心理治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醫病關係，大量的實驗研究也支持這個觀察。我相信，師生關係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元素，比老師教給學生的任何知識都更為重要。我鼓勵我的學生直接稱呼我的名字，亞隆也鼓勵他的病患直接稱呼他的名字。我的學生知道我很關心他們。正如老師可以在學生生命中造成影響，學生也在老師的生命中造成影響。我很幸運，幾十年來都跟我的學生保持聯絡，甚至教到了他們的孩子。或許有一天，我可以教到學生的孫子呢。第二，在心理治療師自我袒露上，亞隆是最有影響力的倡議者。自我袒露一直是我教學的基石。教師的自我袒露可以帶動學生的自我袒露，而我試著為學生示範自我袒露。從已經發表的、對我的書的評論中，我得知我是文學課堂上極少數鼓勵自我袒露寫作的人。學生告訴我，大部分的高中和大學老師不準他們在寫作中使用第一人稱，主要是害怕助長過多的主觀性。確實，學生不應該每句話都從「我認為」或「我覺得」開始，但是用第一人稱書寫可以鼓舞學生勇於進行反省，這在「客觀」書寫中就算不是做不到，也是比較困難的。我的書《危險書寫：課堂中的自我袒露與自我轉化》針對的就是，一個帶著同理心的課堂如何讓學生書寫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議題。文學課不是支持團體，但是我盡力創造一個安全、有同理心的課堂，讓學生可以互相支持。《叔本華的眼淚》裡的一個角色說：「教育和治療之間至多只有一點模糊的界限。」和亞隆一樣，我也寫過幾本教科書，每一本都收錄很多學生針對各種個人的主題的寫作。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微妙壓迫感，我都是在我的課程結束，學生已得知自己最終成績之後，才詢問他們是否可以讓我在書中引用他們的作品。他們會隱藏自己身份的信息，並使用筆名。然後我讓學生清楚看到我對他們作品的評論，以及我如何將它安排在書中的脈絡裡。我也會取得大學審查會的許可，該單位負責監督校園中所有的人類研究。如同亞隆一樣，我發現學生就像病患，想要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也從聆聽同學和老師的故事中獲得許多幫助。我的人生非常充實，無論家庭或工作都充滿快樂。矛盾的是，我的許多著作都是關於我生命中的兩個悲劇：一九六八年勞動節，我的大學教授兼導師蘭•波特自殺身亡，以及二〇〇四年，結髮三十五年的第一任妻子芭芭拉(Barbara)以五十七歲死於胰臟癌。我好幾本書的書名裡都有自殺、瀕死、死亡、切割、鰥寡等等字眼。對我而言，閱讀亞隆的書一直是一種療愈經驗。他幫助我發現，我寫的許多(或許是大部分的)書都是在持續努力理解並適應我自己的死亡焦慮。書寫亞隆十分令人著迷，並能肯定生命、深刻療愈。閱讀亞隆列出的許多哲學書籍，例如馬爾庫斯•奧列裡烏斯、斯賓諾莎、叔本華和尼採，也非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