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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杜文睿 李知非－
源遠流長的中印文化交往，可從中國文人對印度的諸多稱謂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本文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些稱謂進行約略考辨。從出現的時間先後以及影響的大小來看，中國載籍[1]中涉及的印度稱謂主要有以下幾類。
身毒。一般認為此名稱源於印度河的梵文形式Sindhu，後在波斯語中發生音變，中國古代音譯為「身毒」。在《史記》中首見於《西南夷列傳》，次見於《大宛列傳》，都是張騫向天子匯報出使情況時所提及：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可數千裡，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裡有身毒國。[2]大夏民多……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裡。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雲。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裡，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裡，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3]
張騫出使西域圖
因為《史記》的權威性，後世提及印度時多引《史記》中的「身毒」名稱，如史書類的《漢書》、《後漢書》等。文學作品中也時有出現，如唐時柳宗元在《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有：「中國之西數萬裡，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清時嚴允肇在《洗象行》中也有「雄姿幾耐身毒戰，猛力可代蒼梧耕」詩句。另，《拾遺記》中將「身毒」作「申毒」。[4]
天竺。此名稱的來源與身毒相同[5]，自東漢至唐期間被廣泛接受。《漢書》仍稱印度為「身毒」，南朝劉宋時期的範曄在《後漢書·西域傳》中始以「天竺」、「身毒」互註：「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裡。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後漢書》對印度各方面的情況描寫得非常具體，可見此時中國人對印度的認知已有較大提高，特別是其中「夜夢金人」的記載，激起了中國人對印度佛教的極大興趣：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6]
漢明帝夜夢金人圖
此後，《魏略》、《晉書》、《魏書》、《宋書》、《梁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等史籍和《法顯傳》、《高僧傳》等大多數佛教典籍中都作「天竺」。可見，東漢後「天竺」取代「身毒」得到流行（這兩個詞彙本同源）這一現象不是偶然的，原因一是漢時「身」已變音為「天」[7]，同時「毒」也改譯為「竺」，這是客觀的情況；二是較之「身毒」，相對雅致的「天竺」更易為文人（特別是傾心於佛教的文人）所接受。總之，「天竺」集中代表了中國文人對印度的美好印象，流傳也最廣。直到今天，諸多中國文人還喜歡用「天竺」來指稱其心目中的印度。1924年泰戈爾在訪華期間度過63歲生日時，梁啓超曾為他取了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對這個用中印兩國的古稱組成的名字，泰戈爾非常喜歡，留下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一些當代著名的印度文化研究專家也喜以「天竺」為自己的作品命名，如金克木先生的《天竺舊事》，季羨林先生的《天竺心影》等。
泰戈爾與梁啓超在清華園合影（左二泰戈爾，左三梁啓超）
印度。這是由唐時玄奘命名並被中國人一直沿用至今的一個稱謂，始見於玄奘歸國後撰就的《大唐西域記》: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雲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可以看出，玄奘認識到印度的諸多漢譯名稱「異議糾紛」，選擇「正音」（即梵文）翻譯定名為「印度」。他認為，印度人根據各自的居地而稱呼其國，各地風俗相異，但都採用一個總名，以對他們共同讚美的事物進行描述，這個總名就是「印度」。那麼，為什麼「印度」這個稱謂能被他們所接受用來作為總名呢？接下來，玄奘又進一步做了說明：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月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既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在他看來，「印度」是梵文indu（月亮）的譯音，而該國的聖人賢士們[8]教導眾生、統御萬物，正如朗月播撒清輝照耀漫長黑夜，因此，命名為印度。[9]但他認識到「月有多名，斯其一稱」，似乎意識到自己的這一解釋不能服眾，接下來，又從地理的角度進一步強化「印度」與「月亮」之間的關係：若其封疆之地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裡，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10]
《大唐西域記》殘卷
然而，他這些為佛國淨土進行正名的努力，後被證實出於訛誤和附會。實際上，在古代南亞次大陸地區，是沒有一個「總名」之類的稱呼的。「印度」這個稱謂同樣來源於梵文Sindhu一詞，該詞在波斯語中發生音變後被西域地區的廣大民族採為印度的國名，後以西域語言為媒介譯為漢語中的「印度」。[11]玄奘的這個解釋表現出佛教信徒的強烈主觀傾向（的確，在他的心目中，印度是一個政府寬鬆、社會和諧，人民生活簡樸、敬教樂學的理想國度）。相比之下，同為佛教信徒且同樣曾親臨印度的義淨則相對冷靜、客觀，對玄奘為「印度」正名的這一理由做出校正： 或有傳雲，印度譯之為月，雖有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國。[12]那麼，為什麼本有訛誤闡釋的「印度」這一稱謂能被國人廣泛接受並沿用至今呢？這主要緣於玄奘及《大唐西域記》的影響力。玄奘自小勤奮好學，皈依佛門後篤志研習佛教各部學說，西行前曾在國內遍訪名師、求學問道，已具備深厚的佛學修養。親臨印土後曾在當時印度文化的中心那爛陀寺久住受學，學識更為精進。回國後更無絲毫懈怠，專志於譯經、講經，「專精夙夜，不墮寸陰」[13]。這樣一位「不畏艱險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譯大師，捨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14]，自然受到歷代文人的景仰，其論斷也自然會受到高度重視。他歸國後的主要著述《大唐西域記》，對印度在內的西域各國在地理、歷史、宗教、政治、語言、文藝、風俗等方方面面進行了記述，資料詳實，蘊涵豐富，文字典雅，學術價值極高，成為治印度歷史、地理、佛教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必備參考書，其影響自不待言。同時，唐代又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鼎盛期，玄奘西行時雖經歷了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但回到長安後卻受到了隆重的禮遇，他相信晉釋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觀點，積極與富有雄才大略的太宗相溝通，於是得以專心研譯佛典，弘揚佛法，成就一代偉業。總之，以上諸因素的因緣際會，成就了「印度」稱謂的確立和影響。
玄奘法師像
婆羅門國。這一稱謂源於印度教種姓制度，在上古吠陀經書中即有原人身體的不同部位化身為四大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的記載，後漸趨定型並在印度教經典《摩奴法論》中予以制度化、具體化，實際上體現出印度社會階級的分化和社會分工的不同。婆羅門為四種姓之首，享有知識和祭祀特權，古代印度以此種姓又稱為婆羅門國，《隋書·經籍志》中有《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書》、《婆羅門藥方》等，這說明至遲於隋代開始，中國已以婆羅門國指稱印度，唐時玄奘和義淨在其著述中也均提到「婆羅門國」，玄奘還對這一國名實因種姓制度而來做了具體的介紹。需要一提的是，在《新唐書》、《蠻書》等史書中出現過「大秦婆羅門國」的稱謂，向達先生認為「秦」或為衍文，「按向注，此處大秦婆羅門國，準之地望，即指天竺而言，疑應作大婆羅門國，秦字或是誤衍耳。」[15]又解釋說，後面出現的「小婆羅門國」應屬於大婆羅門國。還有人認為範曄《後漢書·西域傳》中提到的「大秦」即指印度，主要依據是範曄所列「大秦」的物產（夜光壁、明月珠等）都是印度的特產。[16]但範曄在《後漢書·西域傳》中將「天竺」與「大秦」並舉，並指出兩國之間互通，有相同的物產並不為奇，且《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大秦王安敦」已經考定為公元二世紀在位的一位羅馬王，所以，此說當不成立。[17]
五天竺、五印度。簡稱五天、五印，即「五方印度」。按印度古籍《往事書》中的劃分方法，古代南亞次大陸劃為東、西、南、北、中五個不同的方位。東晉《法顯傳》中已對這種劃分有所知曉，此後，次大陸漸被總稱為五天竺，唐時改稱五印度，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第二「印度釋名」之後即在接下來的「疆域」一節列出「五印度」，僧人慧超也留有《往五天竺國傳》，等等。五印度並非五個國家，也不是地理上有自然的五塊之分，而是以方隅命名，大概是為了記述的方便。此後，五印度的稱謂一直被沿用下來，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也使用了此稱謂。值得注意的是，此稱謂在南傳佛教中並不流行。[18]以上是對幾個中國載籍中較為常見的印度稱謂所做的約略考釋。此外，還有天篤、天督、天豆、捐毒、申毒、乾毒、賢豆、賢毒、身豆、印土、印毒、印都、忻都、欣都、欣都思，等等。它們基本也源於梵文Sindhu的音譯，本專指貫穿南亞次大陸西北部的印度河，後演變為對整個次大陸（也即古代印度）的稱呼。印度河流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基於輝煌的印度河文明而衍生出的這眾多稱謂，實際上是不同時代的不同譯者選用或誤用了不同的漢字所致，在讀音上還是十分接近的。對此，初唐顏師古有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19]
載籍中還有一些稱謂，人們對它們與印度的關係在理解上或有疑問，或有歧見，這裡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兩個做一討論。
天毒。對於這個詞彙是否確指印度，國內有不小的爭論。《山海經·海內經》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偎人愛人。[20] 晉時郭璞在為《山海經》所作的註解中說：「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自此國中也。」[21]清學者畢沅也持此意見。但反對的意見不少。早在唐時敬播為《大唐西域記》所作的序中即稱關於天竺之事，「《山經》莫之紀」[22]，明時王崇慶又在《山海經釋義》中對郭璞的說法提出質疑，理由是「東海之內，北海之隅」的記載與印度實際方位不符。袁珂也謹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按天竺即今印度，在我國西南，此天毒則在東北，方位迥異，未知是否。或者中有脫文偽字，未可知也。」[23]張星烺、湯用彤在其各自著述中對此也持否定意見，理由與袁珂同。此外，對於《山海經》中出現的這個「天毒」，有人認為是「天竹」之音的誤記，實際上是指與箕子有關的朝鮮半島上的一個古國[24]，等等。這樣看來，似乎《山海經》出現的這個「天毒」與印度無關。但需注意的是，在另一古籍《括地圖》中，卻再次出現「天毒」一語：「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時)[將]暑，常入寒泉之水。」[25]這裡的描述與印度的暑熱氣候相符。況且，關於《山海經》中的這一段記載，人們對「朝鮮」與「天毒」兩詞之間如何句讀也有不同意見（如逗號和分號），相應地，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對「天毒」是否確指印度，在沒有新的考證之前暫時還無法得出定論。但不管怎樣，「天毒」這個詞彙已經在中國人對印度的認知當中留下了痕跡，如，近代學者吳其昌在其《印度釋名》一文中即將「天毒」視為諸多印度漢譯名稱之一[26]，岑麒祥先生在其主編的《漢語外來語詞典》中則認為，「天毒」譯自古波斯土語Thendhu，和「天竺」、「天督」、「天篤」等古代印度諸多漢譯名稱同源[27]。果如此，《山海經》中的「天毒」可能成為中國典籍中指稱印度的最早記載。
中國。中國文人將本屬於自己國家的名稱賦予印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但歷史上，的確有過這種稱呼，只不過指的不是整個印度，而是地處恆河中流一帶的「中天竺」。《法顯傳》中「烏萇國」篇有以下一段描述：度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28]法顯在文中明確指出「中天竺所謂中國」，烏萇國一般民眾在衣服飲食方面也與中天竺無異。後又在「摩頭羅國」篇出現「從是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的描述，這裡的「中國」仍指中天竺。行文中對法顯的論述多有稱引的《水經注》也有一段對印度之「中國」的記載：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29]詳考《水經注》中的這段間接引述，不難發現它對「中國」實指中天竺地區這一信息進行了真實的傳達，但在解釋「中國」的由來時卻偏離了法顯的原意，認為「服食與中國同」中的「中國」實指東鄰中國，是一處錯誤。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和卷三「迦溼彌羅國」開國傳說中也提到了「中國」，前者指中印度，後者指北印度中部地區。[30]可是，在佛教觀念中，「中國」指佛陀行化的中天竺區域，「約即佛陀行化之地」[31]，最早源出佛典《方廣大莊嚴經》：何故觀國？菩薩不生邊地，以其邊地人多頑鈍，無有根器，猶如瘂羊而不能知善與不善言說之義。是故，菩薩但生中國。[32]唐代僧人道宣更曾在其《釋迦方志》中從名、裡、時、水、人這五個方面系統論證印度應為世界的中心，以「名」為例：所言名者，鹹謂西域以為中國，又亦名為中天竺國。此土名賢談邦之次，復指西宇而為中國。若非中者，凡聖兩說，不應名中。昔宋朝東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群英之最，問沙門慧嚴曰：「佛國用何歷術，而號中乎？」嚴云：「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地之中平也。此國中原，景圭測之，故有餘分。致歷有三代，大小二餘，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承天無以抗言。文帝聞之，乃敕任豫受焉。夫以八難所標，邊地非攝。出凡入聖，必先中國。故大夏親奉音形，東華晚開教跡，理數然矣。[33]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對於「中國」實指「中天竺國」這一狀況，道宣也是知曉的。但他對此並不滿意，以何承天與慧嚴這一凡一聖的爭論為例，認為世界的中心應屬印度，並將這個問題提升到「邦之次」的層面。之前的《牟子理惑論》中也曾言釋迦牟尼「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34]這種觀點在佛教傳入中國後有一定的代表性，實際上體現出佛教的「中心觀」與中國文化優越意識之間的博弈。[35]
載籍中還有一些雖不常見但承載一定地理信息的稱謂，如
摩揭陀（也作摩伽佗），榜葛喇（也作朋加剌、榜葛利等）、黃支國、古裡、柯枝、小西洋，等等。摩揭陀、榜葛喇並非指稱整個印度，它們實際上僅作為古印度一個王國或地區的稱謂，但因較為強盛和重要，聲名遠播到中國並一度被作為印度的代稱。首現於《漢書·地理志》的黃支國，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就是印度的建志補羅，也就是位於印度東海岸的康契普臘姆，這是中印古代海路交通可靠的證據[36]；當時的中印間海路交通頻繁，黃支又是當時印度主要的港口城市，所以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熟知，並以此指代整個印度。古裡、柯枝位於印度半島西南海岸，均為鄭和下西洋時的重要補給站和主要貿易中轉站，前者即今天的科澤科德（又譯卡利卡特），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的終點站，1433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時長眠於此。據馬歡《瀛涯勝覽》記載，該地曾有鄭和使團建立的碑庭刻石，碑文內容為：「其國去中國十萬餘裡，民物鹹若，熙皞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37]至今，當地還有被稱為「中國寺」的清真寺（歷史學家在寺內曾發現明時的瓷器碎片）、絲綢街以及以當地人與中國商人進行交易為表現內容的雕塑作品。柯枝距古裡為近，即今天的科欽，中國編織漁網的技術在鄭和時代即傳至此地。「小西洋」則是伴隨中印間海上交通往來的日益密切，明末清初的中國人對印度半島沿海諸政治實體的一個通稱，如謝清高《海錄》中的「小西洋」即指今處印度西南沿海的重要商港果阿。
鄭和紀念郵票
卡利卡特政府出資建造的「中國絲綢商與印度顧客」雕像
此外，載籍中對古代印度還有許多別稱，其中主要有
:因陀羅婆陀那、因特羅、阿離耶提舍、末娣提舍、閻浮提、浮提、贍部洲等，多與佛教傳說有關，在佛教信徒之外的階層影響並不大。以上討論的是中國人對古代印度的稱謂。近現代的印度又被稱作「印度斯坦」，即Hindustan的音譯，意為「印度人生活的地方」。漢籍中相類似的譯名也有很多，如
興都斯頓、痕都斯坦、軒都斯丹、忻都士坦、溫都斯坦等。此外，還有幾個基於英文詞India的漢譯名稱，如印第亞、盈丟等。其實，India也由梵文Sindhu演變而來，同樣與印度河有關。綜上，中國載籍中的印度稱謂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基於梵文Sindhu的音譯，以及由此演變來的諸多不同譯名或別稱，如天毒、天竺、天竹、天篤、天督、天豆、身毒、捐毒、申毒、乾毒、賢毒、賢豆、身豆、辛豆、印土、新頭、忻都、欣都、欣都思、印度、印毒、印都，等等。二是基於歷史、文化因素的，如源於種姓制度的婆羅門國，有所爭議的「中國」，以及佛典中的諸多生僻稱謂等。天竺、印度也可歸於這一類。三是基於地理認識的，如總稱上的五印度、五天竺和以點代面的摩揭陀、榜葛喇、黃支國、古裡、柯枝等。四是基於中印交通方式的轉變而衍生的，如小西洋等。簡言之，中國載籍中最早出現的印度稱謂可能是「天毒」，正史中最早出現並被後世沿用較多的是「身毒」，在佛教傳入後最為接受的是「天竺」，「印度」經玄奘定名後沿用最廣直至今日。[2]《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995頁。[3]《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3164-3166頁[4]張星烺先生認為，《拾遺記》中出現的「旃塗」、「因袛」均為譯音，指印度。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中華書局，2003年，第5頁。據此，《拾遺記》中的建德、沐胥、千塗、含塗、因樨、塗支國等，可能都是印度稱謂的異譯。[5]參見（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162-163頁。[6]《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922頁。[7]參見徐真友：《也談古代印度漢名》，《正觀雜誌》2001年第十七期。[9]這是宗教傳播習用的譬喻。除佛教中大量出現外，基督教福音書中約翰曾使用一盞發光的燈比喻耶穌對黑暗世界的影響，伊斯蘭教《古蘭經》中也言「真主是天地的光明」，崇拜光明的祆教更是如此。[10]（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161-164頁。[11]參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62-163頁；錢文忠：《「印度」的古代漢語譯名及其來源》，《中國文化》1991年第四期；徐真友：《也談古代印度漢名》，載《正觀雜誌》第十七期。[12]（唐）義淨原著，王邦維校註：《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第141頁。[13]（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孫毓棠、謝方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第133頁。[14]（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1頁。[15]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彙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47頁。[16]譚中：《中國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變遷》，張敏秋主編：《跨越喜馬拉雅障礙——中國尋求了解印度》，重慶出版社，2006年，第35頁。[17]詳見方豪：《大秦之考證》，見《中西交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111頁。[18]在1994年的第一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斯裡蘭卡比丘曾對「五印度」這一概念提出質疑。[19]（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中華書局，1988年，第5260頁。[20]《山海經》第十八《海內經》，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97頁。[21]《山海經》第十八《海內經》，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1頁。[22]（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2頁。[23]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1頁。[24]張軍：《<山海經>中的「天毒」、「天吳」釋疑》，載《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25]（宋）李舫編：《天平御覽》卷三十四，宋李昉著，夏劍欽等校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91頁。[26]吳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1928年第4期。在該文中，吳先生列出印度的漢譯名稱多達38種。[27]岑麒祥主編：《漢語外來語詞典·序言》，商務印書館，1990年。[28]（東晉）法顯撰，章巽校註：《法顯傳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第27-28頁。[29]（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中華書局，2007年，第4頁。[30]（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169、324頁。[31]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頁。[32]這是唐地婆訶羅譯文，黃寶生先生用白話文做了對照翻譯。見《神通遊戲》（梵漢對勘），黃寶生譯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8頁。[33]（唐）道宣：《釋迦方志》，範祥雍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第7頁。[34]（梁）僧祐編撰：《弘明集·牟子理惑論》，劉立夫、胡勇譯註，中華書局，2011年，第13頁。[35]參閱譚世寶：《印度中天竺為世界和佛教中心的觀念產生於改變新探》，《法音》2008年第2期；王邦維：《佛教的「中心觀」對中國文化優越感的挑戰》，《國學研究》2010年第25卷。[36]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2頁。馮承鈞先生也持此見解，詳見《中國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頁。[37]（明）馬歡著，馮承鈞校註：《瀛涯勝覽校注》，中華書局，1955年，第43頁。本文轉載自「南亞觀察」2020年10月16日文章
作者王汝良為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