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界對佛經真偽的辯論必然牽涉中國佛教史的研究。雖然中國古代佛教史籍極其豐富，凡儒家史書所有體裁，佛家無不具備，儒家著史的傳統也被佛家所借鑑，但是，若以近代眼光審視，傳統的佛教史研究仍不有形式陳陳相因、內容狹之嫌。這種局面，直至20紀20年代，梁啓超引入近代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史，中國學者從事的具有近代性質的本國佛教史研究才真正改變。
梁啓超從事佛教史研究主要始於1917年底他受北洋軍閥排斥，不得已辭去各種政治職務之後，專心從事社會教育與學術研究事業。他曾先後從林宰平、歐陽漸學，其佛學著述豐富，有:《印度史跡與佛教之關係》、《佛教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翻譯文化與佛典》、《佛教與西域》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漢明求法說辨偽》、《關於玄奘年譜研究》、《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等。
這些研究，廣泛深入，成就斐然。在方法上，他採用史論結合的方法，把教理、歷史事實、邏輯分析結合起來；在內容上，把時代特徵和文化背景結合起來，豐富了佛教的歷史研究；在思想上，他提出了進化、循環上升的佛教發展史觀。他的研究方法和指導思想大量吸收了近代西學的內容。
繼梁啓超開啟中國佛教史研究之風不久，1928年，蔣維喬據日本境野黃洋《支那佛教史綱》增補撰成國內第一部《中國佛教史》，其中第四部分，即清代至民國部分完全是他的新作。第二年，李證剛出版了《西藏佛教略史》進入30年代，中國佛教史研究者日漸增多，湯用彤在北京大學、陳垣在輔仁大學、陳寅恪在清華大學、黃懺華在復旦大學，相繼著力研究中國佛教史。
陳垣著有《明季滇黔佛教考》、《釋氏疑年錄》、《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成為民國時期中國宗教史研究的重要開拓者。陳寅恪也撰有不少論著，就中國古代佛教與政治、文學各方面的關係做了系統考察。他在研究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以及敦煌唐寫本的多種佛經後，得出了宗教與政治不能絕然分開、中國古代小說已基本被佛教化了等結論，使人們大開眼界。
黃懺華參考日本宇井伯壽所著《支那佛教史》撰成的《中國佛教史》，打破以朝代分期的舊史體例，把整個中國古代佛教史分為肇始、進展、光大、保守四個時期，對前兩期衍生發展的佛教宗派的論述尤其詳盡，並著重於佛教思想的演變，與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恰可互為補充成為民國時期國內僅有的兩部中國佛教通史。
湯用形是民國時期中國古代佛教史研究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漢魏兩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是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在海內外享譽甚高。這兩部著作堪稱中國學者完全獨立地運用近代學術觀點，系統地清理自佛教從印度傳入至隋唐佛教中國化整個過程的巨著。其一，在佛教研究的價值取向上，他立意高遠，力圖通過研究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這就在指導思想上高人一著。
其二，他把佛教的傳入及各宗派的興衰都放在當時社會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再就佛教論佛教，視野開闊，因此有許多超越前賢的真知灼見。例如，他認為:「佛教史之分期，蓋據勢力之盛衰而言。勢力之消長除士大夫之態度外，亦因帝王之好惡。」教與政治社會之關係，固甚重要。」這裡，他把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遷通過帝王、士大夫階層的反映與佛教思想的傳播發展結合起來，深化了研究。
其三，受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影響，他的研究注意廣搜精求，多維比較。他非常重視佛道兩家的關係，認為魏晉玄學與佛學的相互影響與融合，是佛教中國化的淵源。如他以充分的史料說明，《牟子理惑論》使佛學與黃老玄學結合起來，奠定了漢末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基礎，並成為日後儒、釋、道融合的出發點。
其四，他深入分析了印度佛學對中國佛教各宗形成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及其交互影響融合。其五，他對中國佛教史特別是漢唐間主要人物思想發展的軌跡，做了深入剖析。可以說，湯用形從微觀到宏觀，比較清晰地論述了中國佛教發展和佛教中國化的歷程，這對於中國佛教史學術研究、對於中國佛教近代化都具有重大推進作用。
民國時期中國佛教史研究經梁啓超等提倡，再經蔣維喬、湯用形深化發展，已成規模，初步奠定了中國佛教史的框架結構，基本釐清了中國佛教史的歷史脈絡。以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呂澂、許地山等學者，後繼前行，又開闢出新的治學途徑，取得了更新的研究碩果。
呂澂，字秋逸，1896年生於江蘇丹陽。民國初年入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從歐陽漸學佛。他不僅精通佛學，而且鑽研美學，尤以語言文字學見長，通曉藏、梵、巴利文，得入藏、梵、巴利文原典之堂奧。佛學著作主要有《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西藏佛學原記》《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佛典泛論》《因明綱要》等他對佛教文化最突出的貢獻集中為三:
一是佛典的辨偽和勘別。他從「譯者的辨偽」入手，校勘了《四十二章經》《牟子理惑論》、《瑜伽師地論》等重要佛學經典。二是完成了《藏要》和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編撰，為以後編更完善的《大藏經》創造了有利條件。三是因明學研究成果突出。此外，他對法相、唯識學也有許多創見。呂激的研究注重吸收近代社會科學的觀點，擅長運用縝密細緻的分析來整理中印佛學遺產，從而獲得超越前人的巨大成果，開闢出一條與傳統判然有別的研究新途徑。
許地山，筆名落花生，1893年生於臺灣。他在就學時即受到嚴格的近代比較宗教學訓練，並將其移植用於研究中國宗教。他曾在燕京大學神學院攻讀宗教學，並獲得神學學士學位，後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繼續研究宗教史與比較宗教學。他還於1925、1933年兩度赴印度專攻梵文及佛學從而達到相當高的造詣。他的比較宗教研究是從道教研究開始的。
當時，他鑑於國內外對中國道教的研究比較薄弱，中國化的佛教又與道教影響分不開，於是從比較宗教研究的角度先後撰寫了《雲笈七籤校異》《中國道教史（上卷）》、《扶箕迷信的研究》等，精闢地指明道教與佛教的異同，連學識廣博的陳寅恪讀到其論著時也自嘆弗如。此後，他又編寫出《佛藏子目引得》，著成《印度文學》。前者是煌煌巨製漢文《大藏經》第一部採用近代形式的索引工具書，它為佛學學者提供了極大方便。後者對佛教與印度文學發展的相互關係做了詳盡闡述。
同時，他還撰寫了《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指出佛學辯論與因明邏輯發展之間的相互推動作用。他的《大乘佛教之發展》則力求糾正一般佛教史就教論教的偏向，注重把大乘佛教的發展史放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強調印度佛教所受當時政治與其他宗教的影響。許地山所開創的比較宗教學研究，對於推動佛學研究、對於後來中國比較宗教史的發展都具有重大影響。
從總體上說，民國時期的佛學研究受當時文化轉型、學術轉型的影響，從研究方法到指導思想都表現出了迥異於傳統的現代風格，或者說，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歷史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