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晚清時期佛教「甚衰」的境地相比較而言，民國時期中國佛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興，代表之一即是「漢口佛教正信會」。
太虛大師創辦的漢口佛教正信會（後更名為佛教正信會），奉行「正信的佛教」與「人間佛教」宗旨，不僅有力回應時代潮流，並成長為當時最成功的佛教組織。在上世紀30年代前後曾達六萬餘會員，為我國近代佛教界最大的居士組織，也是後來中國居士組織的雛形，其影響從武漢一隅擴展至全國乃至全世界。
建國後，佛教正信會的影響仍如餘音繞梁，其原址建築與《正信》雜誌，都成為後來湖北佛教界的寶貴財富，繼續發揮著慈悲濟世的影響力。今時今日，佛教正信會精神的傳承與弘揚也必將為當代文化與社會建設貢獻力量，成為傳統信仰復興的一面旗幟。
我親歷的漢口佛教正信會
慈學老法師口述
印宗法師等整理
《湖北省志·宗教》中記載，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我們湖北地區。在千百年漫長的歷史傳播中，經歷了「鄂州譯經、襄陽奠基、荊州弘揚、玉泉立宗和禪起蘄黃」的發展過程，這五個可圈可點的歷史事件，記載在省志宗教篇中，我已入骨三分，記在心裡怎麼也不會忘記。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湖北佛教歷史上只有這五大事件嗎？民國年間發生在武漢，與我的生命同年代產生的武昌佛學院和漢口佛教正信會，這兩樁大事為什麼沒有列入呢？這是什麼原因？
民國年間興起的漢口佛教正信會（佛教正信會）和武昌佛學院（武昌佛學苑世界圖書館），為推動中國佛教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舉世矚目的，是值得我們好好回憶、總結的。作為一個親歷者，我有必要說出來，讓後世人知道。
漢口佛教正信會的創立
我與太虛大師有師承之緣，出家後有幸成為大師的第三代傳人，忝列於大師門下，在那個時代受到了大師的特殊恩賜，得到了許多法益，這是我終生難忘，也應該感恩的。
根據《湖北省志·宗教》文字記載，1912年4月中國佛教總會成立，湖北佛教聯合會、湖北僧界佛教聯合會也相繼成立。這些佛教機構在組織上聯繫湖北佛教徒，保護佛教徒的利益，特別是在「廟產興學」的大事件上，起到了重要的保護作用。
1918年太虛大師在上海推動組織成立了一個研究佛教、宣傳佛教的團體，取名為「覺社」，旨在弘揚佛法「自覺覺他」的精神，不久之後覺社在漢口設立了分社。為了推動武漢佛教事業的發展，覺社社員——漢口圓照寺的榮妙和尚在社內也創辦了佛學研究會，在武漢推動弘揚佛法，恰好這一年，太虛大師也來到了武漢弘法。
1920年9月，太虛大師指示武漢政商兩界巨頭王森甫、李隱塵、陳元白等人發起創建了「漢口佛教會」——以「弘通佛法，昌明佛化」為主旨。漢口佛教會的成立，推動了武漢佛教的蓬勃健康發展。大家公推李隱塵為會長、王森甫為副會長，他們二人先後都皈依了太虛大師，在資金上大力護持，為大師在武漢弘法建立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受太虛大師直接影響而推動成立的漢口佛教會，於1929年改組成為「漢口佛教正信會」，活躍在江城武漢，為佛教的弘揚和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武漢佛教乃至於全國佛教帶來了無限生機和美好希望。
那時候佛教正信會成立佛經流通處、出版佛經、結緣佛教知識文獻書籍，同時發行《海潮音》月刊，創辦《正信》雜誌，以文化宣傳弘揚佛教理念，起到了很好的法布施作用。
佛教正信會以太虛大師為精神導師，成立了正信佛教演講所，定期禮請武昌佛學院的法師和武漢地區各大叢林寺院的高僧大德演講佛法，太虛大師每年都來正信會講經說法。講經說法極大地提高了武漢地區佛教四眾弟子的佛法知識、文化素質和道德情操，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正能量。
從佛教歷史上看，在太虛大師之前，中國佛教界還沒有哪一個時期以一個佛教組織的形式整體地、有計劃、大規模地弘揚佛法。佛教的弘法大多數拘泥於寺院自辦，或高僧大德的個人意志願力，或受居士信眾的禮請，基本上局限在一個較為狹小的時空範圍內，寺院之間沒有一個團體的整體計劃和必然聯繫。
而太虛大師推動漢口佛教正信會弘法的創新和突破，是歷史上少見的，我們應該承認太虛大師的改革精神和超人智慧！
其次，受太虛大師的直接影響，佛教正信會在經濟上鼎力支持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為佛教培養了大量人才。這二者之間天然的聯繫，使大師在武漢弘法如魚得水，弘法事業一派生機盎然，實現了大師心中的「佛教復興」，這是我們應該總結的經驗。
佛教正信會歡迎新任理事長李子寬居士就職紀念
漢口佛教正信會宏法的創新和突破
就在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和漢口佛教正信會如火如荼地開展培養佛教人才、弘法利生事業，初具規模、初見成效時，日本人侵略中國的事情發生了。隨著侵華日軍向武漢進犯，日本人的飛機整天在武漢上空盤旋，炮彈日夜轟炸，許多人橫屍街頭，無人掩埋，血淚成河，滿目瘡痍。武漢人民和武漢佛教遭到了極大的蹂躪和踐踏，飽受摧殘。
為了逃離日本人的侵害，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太虛大師的俗家弟子們勸請大師到四川重慶避難。隨著日本人的侵略加劇及大師的離開，佛教正信會和武昌佛學院，在國家生死劫難當中，停止辦學弘法長達七年之久，太虛大師連續八年沒有回過武漢。
1945年日本人籤約投降，抗日戰爭全面勝利，那一年的冬天，太虛大師在重慶指示俗家弟子李子寬先行回到武漢，負責恢復佛教正信會的會務工作。同時大師又指示葦舫法師返回武漢，負責籌備武昌佛學院恢復教學工作。
漢口佛教會的創建成立，跟我的出生同年代，1929年改名為漢口佛教正信會，直到1938年日本人侵略中國，武漢淪陷後停止活動。這是民國年間活躍在武漢的一個重要的佛教組織，推動了佛教事業的興盛和發展。
與晚清時代佛教衰落的境地相比，以漢口佛教會為代表的武漢佛教應該是一種佛教復興，也代表著民國時期中國佛教復興的新氣象。漢口佛教正信會為國家、為社會、為佛教、為信眾做了許多好事、大事，得到了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可和讚譽。總結來說應有以下幾點：
護持正法，影響深遠
佛教正信會登記在冊的會員有好幾萬人，有文字記載的五戒弟子達6萬人，會員人數多，信眾力量大，為護持佛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透過《正信》雜誌的廣泛宣傳，武漢佛教的影響，輻射周邊縣市地區，享譽全國，知名世界。曾有日本、錫蘭、倫敦、印度等國家的法師、佛教信眾來佛教正信會作訪問交流。可以說民國年間的漢口佛教正信會，是湖北地區規模最大、創辦時間最久、經濟實力最強大、影響力最深遠的佛教組織。這一切應該歸功於太虛大師的感召！
講經說法，推動四眾弟子正信正行
在太虛大師的引領下，漢口佛教會始終把修持放在首位。
正信會引導居士修持，首先是請武昌佛學院的法師和武漢地區各大叢林寺院的法師們來會講經、開示佛法，太虛大師每年都來講經。
正信會例行規定每個月有四次居士集體共修，或誦經、或拜懺、或念佛。
每逢居士例行共修日，我的師父總是帶著我們棲隱寺的尼眾們參加共修，寺院裡只留下兩個人看山門而已。正信會開展講經說法，引領居士正信正行，這是我們應該學習和提倡的。
大力推動慈善事業
漢口佛教正信會開展各項會務工作的同時，大力推動慈善事業。當年曾組建了一個慈濟團，負責人錢物的管理。
常年施衣、施藥、施診、施茶，分文不收。恆常供養出家僧尼，為那些在武漢交通中轉、南來北往、東參西學的僧尼，免費供養車船費用，無償地供養僧尼衣食住宿，方便僧尼義醫施診。
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攻佔武漢時，每天有飛機丟炸彈，無數市民死於街頭巷尾。
佛教正信會組織成立了抗日救護隊、掩埋隊，專門為死難者處理後事。王達武居士主持工作期間，一次性購買了1000具棺材，裝殮無辜的死難同胞，僱請了幾臺人力車，專門運送死難同胞掩埋。這些善舉，當時得到了廣大市民的一致好評。
帶動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繁榮
漢口佛教會源自於太虛大師在上海創辦「覺社」，義在自覺覺他，起點正而不邪，行為覺而不迷。
由於有太虛大師的支持和領導，漢口佛教正信會應運而生。隨後又影響了漢口華嚴大學的籌建，武昌佛學院的產生，武昌佛學苑世界圖書館的設立，《正信》雜誌的創辦。
佛教正信會帶動了諸如此類的佛教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特別是武昌佛學院的創辦，為佛教界培養了大量的法門龍象，當年有佛教「黃埔」的美譽，真是當之無愧啊！漢口佛教會功不可沒！太虛大師功德無量！
國興則教興
值得回憶和反思的是——從漢口佛教正信會的創立、興盛乃至消亡，特別是抗日戰爭中國家危難時的被迫停頓，我們應該看到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國興則教興，國亡則法滅」。在國難當頭、民不聊生的危急時代，國將不國，教何能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國家和民族陷入巨大災難痛苦中時，佛教是絕對不能倖免的！
反觀民國年間，漢口佛教正信會帶來的佛教復興，那是建立在民國年間辛亥革命和武昌起義大環境下的佛教盛事，也是太虛大師提倡「三大革命」，改革佛教帶來的生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經常跟身邊的人說，佛教的興盛是建立在國家與民族的興盛之上的，國運興才會教運興，沒有國家哪有佛教啊！
回憶我耳聞目睹的漢口佛教正信會這一段歷史，也是鮮為人知的一段歷史，總結來說：我們佛教徒一定要愛國愛教，先愛國而後愛教，這個次第是不能顛倒的，有國才有教啊！最後真誠地祈願：國運昌隆，正法久住，風調雨順，人民安樂。
編輯丨明性
圖丨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