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79年前的今天，1936年4月14日，紅軍領導人劉志丹犧牲。劉志丹，名景桂。陝西保安（今志丹）人。1903（清光緒二十九年）10月4日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赴黃埔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後回西北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馬鴻逵部任黨代表兼政治處長。由於受王明「左」傾路線打擊，被關進監獄，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進駐陝北後，在洛甫領導下的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迅速查清問題，於1935年11月釋放被錯捕的劉志丹等人。後會見毛澤東、周恩來，被委任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北路軍總指揮。1936年春與宋任窮率紅二十八軍東徵抗日進山西，在攻打中陽縣三交鎮時遭國民黨軍阻擊犧牲。
肅反材料說，「劉志丹是白色軍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習仲勳是跟著人家胡跑……」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單，劉、高和我都是名單裡的。肅反的整個過程是逼供信……
陝北「左」傾教條主義
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成長發展起來的，但是也和其他根據地一樣遭受到「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路線的嚴重摧殘和破壞。而破壞性最大的，則是1934年至1935年的「左」傾教條主義。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了黨中央領導機關。這時期的北方局，之後改為北方代表即執行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指示。
1934年2月，在佳縣南窪村召開的陝北特委聯席會議上，郭洪濤傳達了中共北方代表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的指示內容。會後，郭洪濤給北方代表寫了秘密報告，主要內容是：陝北特委把富農多餘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給富農留一部分土地，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錯誤；陝北遊擊隊是在「富農路線」指導下「招兵買馬組成的土匪」。
1934年7月，閻家窪子會議後，郭洪濤又以個人名義給北方代表和上海臨時中央局寫報告，說紅26軍和中共陝甘邊特委是「右傾機會主義」。
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灣村召開常委會，對工委同志的工作作了新的調整，會上還對郭洪濤回陝北後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後郭洪濤又向北方代表寫秘密報告，說西北軍委成立了，動員令發了，遲遲沒有行動，寺村塬打了敗仗，陝甘邊根據地喪失殆盡，領導機關已逃到洛河川；劉志丹包庇掩護的張慕陶右派跑到陝甘、陝北蘇區，專門挑撥陝甘、陝北的對立，挑撥紅26軍和紅27軍的對立，報告中還說：「在西北工委會議上我雖然孤立堅持『中央路線』，但群眾擁護我，中下級幹部都擁護我，因為我創建了陝北根據地，我創建了紅27軍和陝北的紅軍遊擊隊」等。
7月5日，北方代表派原河北省委組織部長朱理治來到中共西北工委駐地延川縣永坪鎮。8月中旬，聶洪均根據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決定，也由上海來到永坪鎮。聶後來說：他離開上海時，滬局同志和他談話說：「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見，有很多張慕陶右派跑到陝甘、陝北蘇區，專門挑撥陝甘和陝北的對立，挑撥紅26軍和紅27軍的對立……劉志丹思想很右，要我們依靠郭洪濤來好好解決陝甘、陝北蘇區的右派問題。」
在朱理治、聶洪鈞到陝北之前，西北紅軍按照玉家灣會議確定的作戰方針，在劉志丹的指揮下，粉碎了國民黨7個師，32個團，共6萬餘兵力的進攻，殲敵正規軍2000餘人，民團5000餘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西北革命形勢發生了更加新的變化，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餘人，地方遊擊隊4000餘人，又解放了6座縣城，蘇區擴大到30多個縣(比1942年陝甘寧邊區還大)，陝甘和陝北兩個根據地連成了一片。
他們到來之時，國民黨因第二次「圍剿」失敗，正調動更多的兵力，對我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紅26、27軍在西北軍委領導下，採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先打東線之敵晉軍，再打北線敵人，之後再打南線之敵。在東線，我紅軍英勇作戰，擊潰敵人兩個旅，消滅其兩個團，將晉軍趕過了黃河。
在第三次反「圍剿」開始時，朱理治帶著北方代表指令來到陝北。他來後，沒有和紅26、27軍的幹部談過話，沒有和劉志丹、高崗、惠於俊、崔田夫和我談過，也沒有和蘇維埃領導人馬明芳、霍維德談過。當時，他和我們是住在一起，一道吃飯，但沒有談話，他只和郭洪濤談，有時我去碰見了，他們就不講了。他們談的結果，寫成了兩本東西，一本是朱理治用英文寫的，一本是草寫的，我們也認不出來。我對他們這種做法很不理解。
7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驛幹部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講了兩三天，從國際講到國內，從中央蘇區的偉大勝利(實際這時中央蘇區已經丟失了)講到陝甘，當著我們的面，說我們在政治上是「右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是「槍桿子萬能」等等。在講到陝甘蘇區當前進行的第三次反「圍剿」鬥爭時。提出要「全線出擊」，「不讓敵人蹂躪蘇區的一寸土地」，要紅軍配合「地方暴動，消滅在蘇區內敵人的支撐點(即敵人重點固守的城鎮)」，要紅軍「去打延安、清澗和瓦窯堡」等城市，「開展敵人翼側及後方的廣大革命戰爭的戰線」，「運用基本的運動戰的策略，配合著陣地戰」，粉碎敵人的新「圍剿」。
還提出「爭取神府和吳、綏、川南蘇區打成一片，鞏固宜川一帶的蘇區向韓城發展，恢復失去的米東、慶北、華池蘇區，開展洛川工作，消滅甘、鄘等地的白區，以洛川為中心，積極向定邊、隴東發展，以馬欄為中心向潼關、富平、涇陽發展，堅決鞏固向南發展的路線」。這些內容，之後全部寫進了西北工委《擴大會議決議》中。
在這次會上，朱理治還提出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戰略任務：說「陝甘黨的中心任務是在於鞏固陝北、陝甘邊蘇區，要將陝西與四川的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使川陝蘇區有偉大雄厚的根據地，能夠有陣地的有後方的發展偉大的戰爭，並進一步地使川陝蘇區與新疆、青海、甘肅的偉大革命運動聯繫起來」。
劉志丹、高崗和我等工委同志都參加了這個會，我們越聽越感到莫名其妙，越聽越聽不下去。因為朱理治對陝北的地理位置，東西南北都沒搞清楚，他說「以洛川為中心向定邊發展」，西北紅軍的一般幹部都知道，洛川在南，定邊在北，如何「以洛川為中心向定邊發展」呢?我們認為都是黨內同志，有什麼不同意見都可以說出來。我就說，理治同志，你既反對槍桿子萬能，又給「槍桿子」提出如此宏偉的戰略任務，這是不是矛盾嘛!
有的同志聽後議論說：「我們現在有這個力量嗎?」劉志丹笑著開了句玩笑說，「這是小寡婦夢男人——空想」。因為他們提出的這一套。完全脫離了陝北革命鬥爭的現實，尤其是面對敵人10萬重兵「圍剿」根據地的嚴重現實。會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語，使他們很下不來臺，碰了一個軟釘子。後來得知，朱理治的這個報告是郭洪濤給他寫的。
會後，劉志丹等同志沒有執行打延安、瓦窯堡、清澗的攻堅計劃，仍按西北軍委原定的作戰計劃，向北線敵人出擊。這樣就使他們很惱火。
回去之後，他們便在永坪鎮召，開了「西北工委擴大會議」。而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成員劉志丹、高崗、楊森、張達志和我，及陝北特委的主要領導人馬明方等都沒有讓參加會議。
他們又重複了文安驛會上講的那些內容，還進一步講道：「蘇維埃，區域日益擴大」，「蘇維埃區域佔有全國的四分之一，蘇維埃的人口佔
有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口號是早已經完成，蘇維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經發展著」，認為現在是處在「偉大的階級決戰的前夜」，「陝甘黨對爭取一省數省的勝利，不僅完成了，而且超過了」，「全國革命發展與白區群眾鬥爭的響應配合，特別由於中央主力紅軍與全國紅軍的勝利……使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更加崩潰」。
而這時的實際情況是：中央蘇區和除西北之外的其他蘇區，已經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給葬送了，中央紅軍正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長徵，中國革命正處於最危急的時期。
會議的中心內容是決定要在陝甘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進行肅反。他們在「報告」中強調，「特別是右傾取消主義，是反動派在黨內的代理人」；「在粉碎第三次『圍剿』中，首先要反對崇拜槍桿子萬能而不相信群眾力量的傾向與取消主義的觀點」。會上，他們還作了一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會後，郭洪濤在《西北鬥爭》刊物上寫了一篇《論擴大會議》的文章，說這個會議具有「非常偉大」的意義。
這個期間，他們要對陝甘和紅26軍進行肅反，也只是有其心，而無其力。因為沒有人支持他們。
永坪聯席會議
9月15日，紅25軍來到延川縣的永坪鎮。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紅25軍是我黨領導下的一支英勇部隊。但是在鄂豫皖時，紅25軍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和張國燾軍閩主義及錯誤肅反的嚴重破壞和影響，因此在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時，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據地來到陝北蘇區。這樣，也就帶來了錯誤肅反的流毒。
9月17日，在永坪鎮紅軍幹部學校的教室裡，召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紅25軍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聯席會議。
開會之前，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三人組成了「中央代表團」，朱理治為書記(黨中央長徵到達陝北後，在解決肅反問題時，正式否定了這個「中央代表團」的合法性)，聯席會議由「中央代表團」主持。
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天亮。會議仍然是要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要進行肅反。會上所講的內容，主要是紅26軍工作中的所謂問題，公開指出惠子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傀儡，要嚴重地打。我當時講了幾句話，說惠子俊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幫助教育……還沒等我說完，他們馬上就說：「你這個調和主義，反對右傾不堅決。」
會議開得很嚴厲，許多同志都不敢說話，這次會議就把反右傾和肅反變成了現實。
會後，朱理治寫了一篇文章《打倒反黨的右傾機會主義，為列寧主義的中央路線而鬥爭》，登在《西北鬥爭》刊物革新號上，文章公開點名「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
為了貫徹「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會議對中共西北工委和軍事機關進行了徹底改組。撤銷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陝甘晉省委，朱理治為書記，郭洪濤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撤去劉志丹的西北軍委主席之職，任命聶洪鈞為西北軍委主席。將紅25、26、27軍各改編成一個師，組成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軍團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高崗任軍團政治部主任。我被調到軍委當供給部部長，從紅25軍調來一個連級幹部當供給部政委，據該同志後來講，他的任務就是監視我的行動，隨時報告。
「左」傾肅反
正當我西北紅軍取得勞山戰役勝利，打破敵人第三次「圍剿」的時候，「左」傾教條主義在西北黨內、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為了要推行他們那套錯誤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必然要同黨的正確路線展開猛烈的鬥爭。他們以各種藉口，打擊排擠以至於從肉體上消滅不服從他們那套錯誤東西的同志。這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佔統治地位時期，各根據地黨內發生的通病，從中央蘇區到各根據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擊和迫害。
西北根據地長期處在被國民黨軍隊、地方軍閥、土匪、民團的包圍和分割之中，陝甘和陝北的環境、經濟有著很大差異，革命鬥爭方式也隨著當地條件而不同。我說：陝北的群眾好，經濟條件好，群眾開化，陝甘的人口少，經濟文化落後，就給我扣上「特殊論」的帽子。他們認為革命是一直向上發展的。如果有人說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傾。
肅反材料說，「劉志丹是白色軍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說「高崗歷史上有問題：張秀山是右傾機會主義；習仲勳是跟著人家胡跑」；「楊森、楊琪是土匪頭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單，劉、高和我都是名單裡的。肅反的整個過程是逼供信，主觀主義達到了極點。
我被抓起來後，在審問我時，叫我說出反革命的活動實情，我說，「我的歷史是清白的，你們可以去考查，有一點不清白都可以槍斃」。不承認就吊起來打，他們念口供說：「蔡子偉介紹你加入右派，你擔任右派前委書記，後來你到陝北又交給劉志丹，你們最近還有活動，你現在還不承認?」我說這是反革命造謠。不承認，又吊起來再打，這樣好幾次，我還是沒有講。拷打幾次之後，他們說：「你是最頑強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後方也捕，你不承認就不殺你了?」
在把我打昏幾次後，我大哭說：「你們把我殺了就算了!我死沒問題，26軍創建不容易，它是許多同志的頭顱換來的，你們可憐可憐26軍，這裡邊的幹部全是好的!你們不要把26軍的幹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們審問時的情況和我的回答，關押在獄中的張策、馬文瑞等同志都聽到了。他們流出了淚水，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們的紅25軍的幹部、戰士對肅反產生了懷疑，他們議論說：哪有這樣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還要救26軍的同志。
高朗亭(原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說：1965年秋，他與另外兩位寫《西北紅軍戰史》的編輯採訪朱理治時，朱說：「那次錯誤肅反，我與劉志丹等同志本來無冤無仇，……受騙上當，鑄成大錯。」
高朗亭還說：「據程子華80年代對一位外國作家講：陝北黨裡的布爾什維克竭盡全力批評劉志丹，並設法說服我們(指紅25軍的領導成員)相信劉志丹實際上是國民黨的地下人員，他領導的紅26軍已被敵人滲透。於是部隊內部的逮捕開始了。」
1935年發生在陝北的這起「左」傾肅反，從7月15日永坪擴大會議作出的《反右傾取消主義決定》開始，至1935年10月24日，黨中央、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到甘泉縣下寺灣制止肅反止，歷時三個多月。
在這個烏雲翻滾的日子裡，原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領導：劉志丹、高崗、楊森、習仲勳、楊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被捕下獄，險遭殺害；西北軍委委員、紅27軍84師師政委張達志被撤職，也被打入肅反的黑名單；陝甘邊、陝北兩個根據
地和紅軍的一些重要領導幹部張策、馬文瑞、王世泰、劉景範、黃羅斌、郭寶珊、任浪花、朱於休、張文舟、李啟明……和紅26軍連以上的幹部，地方區以上的幹部，先後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關押獄中，遭到酷刑拷打。準備活埋我們的大坑都挖好了。
紅軍營長于震西被抓後，被肅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沒有低頭，沒有誣陷自己的戰友和同志。義勇軍首領郭寶珊同志被審訊時，反問他們：「劉志丹是什麼派?」審訊者說：「劉志丹是右派!」郭寶珊堅定地告訴他們：「劉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殺掉，有的被活埋，倖存者被摧殘得難以言表。中央後來查證，肅反中，他們已「殺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幹部」。
在陝北的老百姓中，傳說紅25軍是白軍，他們化裝成紅軍來消滅紅26軍；紅26軍的機關槍全部被25軍收繳了，紅26軍的戰士拿著標槍、大刀被人用槍逼著去衝鋒送死；劉志丹、張秀山等人已經被他們殺害了……
「左」傾路線執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眾的疑慮和恐慌，根據地人人自危，軍心渙散；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以致保安、安塞、定邊、靖邊等幾個縣都「反水」了(我黨建立的遊擊區和根據地，在肅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軍閥和國民黨，「紅區」變成了「白區」)；白匪乘機大舉進攻，根據地日益縮小，陷入嚴重危機。
黨中央挽救陝北
在西北革命的緊要關頭，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毛澤東聽說了陝北抓人的事情，馬上派李維漢、賈拓夫等同志作為先遣隊來陝北。
賈拓夫對我說，紅軍長徵到達哈達鋪鎮時，毛主席看到敵人的報紙上說陝北劉志丹「20萬共匪，正在受到圍殲」。即把我找去，問陝北紅軍的情況。我說我離開陝西一年多了，不清楚現在是什麼情況。但是，毛主席果斷地說：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不要說是20萬，就是有兩萬也好。於是決定長徵的目的地是陝北。
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縣下寺灣，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聽取肅反負責人的匯報，毛主席說：我們剛剛到陝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幹部。果斷決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立即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
這時，黨中央正忙於戰事，先派國家保衛局局長王首道和賈拓夫等同志組成工作組，前往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調查並制止肅反。毛澤、東還叮囑王首道等說：「殺頭不能像害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王首道等同志來後，首先對陝甘晉省委製造的肅反進行了全面接管，制止了殺人行動。
毛澤東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同時，十分關注陝北的肅反問題，他和周恩來、彭德懷從前線致電張聞天、博古，十分肯定地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糾正錯誤，處理要慎重。據此，中央決定由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等五人負責審查肅反案件。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等從前線回到瓦窯堡，他和中央其他負責同志一起，聽取五人小組關於審查肅反案件的匯報。毛澤東再次嚴肅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立刻釋放。」這樣，我們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才從「左」傾的屠刀下被救了出來。
當我們從牢獄中走出來時，個個淚流滿面，對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紅軍充滿了無限的感激之情，是黨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
毛澤東說：是中央救了陝北，也是陝北救了中央。但對我們西北的同志來說，心中永遠不可忘懷的是黨中央救了陝北。如果不是黨中央及時趕到，採取正確果斷措施，西北(包括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和西北紅軍還能存在嗎?當然，如果連我黨這塊唯一僅存的根據地也被葬送掉的話，中國革命的歷史又將會是什麼狀況?「左」傾路線在陝北製造的錯誤肅反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起嚴重事件。後人應該牢記這一歷史的教訓。 （本文摘自《我的八十五年》 作者:張秀山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