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茴茴
剛剛過去的2020年上半年,對於國內外合唱指揮而言,有一個詞可能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那就是「失業」。雖然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有維持生活的其他工作,但是對於很多合唱指揮來說,離開排練場與舞臺的失落感,從物質滲透到了精神。
現場的「靈魂」只能線上吶喊
青年合唱指揮羅詩祺在一所大學擔任外聘合唱指揮教師,負責合唱團的日常排練、演出,並擔任各年級《合唱與指揮》專業基礎大課的教學工作。學校原定2月開學,因為疫情原因整個學期的課程都改成線上進行。作為現場的「靈魂」,無論是在合唱排練、演出、教學,指揮的面授與言傳身教都對團員或學生至關重要,現在卻只能變為線上吶喊。
「課堂效果、教學效果,都和以前相差太多了。」他無奈地說,「基礎大課中合唱板塊的核心內容是通過演唱中外優秀合唱作品,建立多聲部與合唱思維,培養合唱審美觀念及合作能力,為指揮法的學習打下基礎。在線上學生無法共同演唱,不能親耳感受合唱的立體音響。其次,指揮法初學階段,需要給學生建立基礎的揮拍觀念,這需要視覺、聽覺的精準反饋。我在開課前期及上課過程嘗試過5款直播平臺,效果都不盡如人意,都不能實現同步傳輸音頻與視頻。」
除了教學,羅詩祺覺得線上對合唱團的排練效率影響最大。「疫情前的日常排練,我們的合唱團一般排練近20首合唱作品,最後在音樂會上展示15首左右,線上排練大大縮水,最後只能將就為學生自行進行聲部練習,或者通過虛擬合唱的形式做出幾個作品來。」相比其他人而言,羅詩祺或許還是幸運的,疫情期間他的合唱工作在繼續,但是他依然會有失去陣地的無力感。沒有現場,很多指揮都感覺沒有了用武之地。
經濟與精神的雙重壓力
對於專職合唱指揮來說,合唱活動的停擺就意味著斷糧。青年指揮範蔚蔚說,這種斷糧是雙重的——經濟上和精神上,沒有排練的滋養,精神也會覺得很空。疫情期間,樂團和合唱團受打擊最大,她甚至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都抑鬱了,什麼都做不了的無力感讓她開始琢磨,在危機重重的時候,合唱是不是無用的?隨著疫情逐步穩定,她的這種情緒才慢慢好轉。
2011年從合唱指揮專業畢業後,經歷3年公司生活的小顧發現自己還是更願意從事合唱工作,為了建立一支有自己理念的合唱團,她毅然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一開始,她以合唱指揮和鋼琴教學為主,2017年她把工作重心轉向合唱,開始減少鋼琴學生,並在2018年組建了一支以職業女性為主的成人女聲合唱團,同時在學校第二課堂為合唱團排練。這幾年,合唱工作是她主要的經濟來源。她的合唱團在2020年做了不少演出項目的接洽和規劃,但是因為疫情原因都取消了。
由於合唱團成員大多是已經成為媽媽的職業女性,疫情期間她們對線上授課模式產生厭倦,團裡就沒有進行線上排練。學校的第二課堂也處於停滯狀態,這段時間小顧的經濟收入受到很大影響。家人開始不斷給她施壓,希望她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經濟與家庭的壓力讓小顧一時間陷入抑鬱和焦慮的邊緣,為此,她開始尋找其他工作機會,「過一陣可能會慢慢考慮去考一個學校老師的工作吧,畢竟不想家人太擔心了。」小顧無奈地說,「不過這兩個月廣州的情況開始明朗了,大家都期盼9月可以有一個新的開始。」談到希望,小顧的語氣變得輕鬆一些,她的合唱團不久前恢復了線下第一次排練,她和團員們都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
聲樂課、鋼琴課、視唱練耳課……疫情期間停工的合唱指揮想出各種辦法自救,無論線上線下都去試一試。大家都相信,堅持下去,重返排練場的那一天一定會到來。
疫情加快了選擇
「收入肯定會受影響,生活也會。但是情緒和心情上我們必須要學會控制,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去計劃疫情後的工作。」海外學成歸來的青年指揮小源這樣說道。疫情期間,他與合作夥伴在湖北的音樂工作室受到很大影響,學校沒有開學,以學生為客戶源的工作室也就沒辦法營業,而工作室的房租仍要支付。一連串折騰下來,損失可謂慘重。
小源的專業是作曲與指揮,相對於樂器、聲樂等專業要冷門一些,學生基數相對少很多。通過開工作室的經歷,他發現作曲和指揮這個專業在各個地方的需求不太一樣,家長的態度一定程度也決定著他們的工作需求。湖北是教育大省,對文化課重視程度更高,與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相比,音樂教育行業的環境相對差一些。為了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疫情前他就萌生到廣州發展的想法。原本還在猶豫,疫情期間的停擺加速了他做出前往廣州的決定。
華南師範大學合唱團藝術總監蘇嚴惠表示,合唱事業的深入和持續發展需要很多人的付出與努力。但年輕人也存在不得不考慮的生存問題,她呼籲更多有能力的人或機構對合唱事業投入關注、支持,對青年指揮「扶一把」,為他們提供更多支持。合唱事業常態化的發展,離不開廣大合唱指揮這個「基石」的支撐,「基石」一旦崩塌,想要重新彌補將會非常困難,對合唱事業的發展前景也會產生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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