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景遷對於此次在中國受到的明星級待遇似乎也有些始料未及。他在北大和翻譯一起吃飯時問他的翻譯:「我一個外國人,用英文寫作和演講,為什麼中國人對我這麼感興趣?」翻譯回了一個字:「帥!」
史景遷此次中國之行,在多地引發粉絲「學術追星」
整個3月可以被稱為史景遷之月。前天晚上,他在復旦大學完成了此次大陸之行的最後一次演講。
「史景遷風潮」是2月28日從北大發端的,此後北京的幾場,再加上成都、西安、上海,所到之處,其火爆程度有如春運搶票,淘寶「秒殺」,復旦場的200張票在半小時內被「搶」光,這位現年78歲的美國退休教授,成了華人文化圈最知名的學者之一。史景遷系列著作的最新出版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告訴早報記者,史景遷來華,媒體曝光率非常高,大大拉動了書的銷量。上海遠東出版社也曾在2005年推出「美國史學大師史景遷中國研究系列」,並稱:「此套書賣得不好,壓了數年,多虧史景遷先生此次來華,否則不知擱到什麼時候了。祝先生中國之行愉快!」
史景遷對於此次在中國受到的明星級待遇似乎也有些始料未及。他在北大和翻譯一起吃飯時問他的翻譯:「我一個外國人,用英文寫作和演講,為什麼中國人對我這麼感興趣?」翻譯回了一個字:「帥!」
這位長期生活在美國的英國人有著1.8米的大高個,雖然已年近八秩,看上去依然挺拔俊朗,與英國影星肖恩·康納利有幾分神似。儘管在前天晚上的講座上,他看起來疲憊、蒼老,也不妨礙沒能領到票的觀眾擠在演講大廳的樓下收看直播。其實,這次講座的題目與前幾次的並無區別——「在西方書寫中國歷史」,然而,他講什麼,已經不重要了。
史景遷是誰?
史景遷被認為是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家中的代表人物,而他的老師,寫《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的芮瑪麗(Mary Wright)恰好是費正清的學生。他還有另外一位老師,明清史專家房兆楹。他的妻子則是史學家金毓黻的孫女金安平。如今,史景遷與孔飛力(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並稱「美國漢學三傑」。
史景遷說,他研究中國史,完全是「出於歷史的偶然」。1959年,史景遷23歲,在劍橋大學修英國史,特別是憲法史。「整個研究的基礎和材料都是國外的」,因此,他去美國耶魯大學做了交換生。在那裡,他的人生軌跡第一次發生了轉變。
在耶魯,研究生必須讀各種各樣的課程,這時候,還被稱作JonathanD.Spence的史景遷這才接觸到中國歷史,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選擇修習中國歷史後,史景遷有兩位導師,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壽(Arthur Wright),另一位就是專攻近代史的芮瑪麗。史景遷開始學習漢語,練習繁體字。不久,他被芮瑪麗介紹給了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房兆楹。史景遷說,房兆楹對他來說,是至為關鍵的一個人,後來這個風行全球的名字「史景遷」,就是房兆楹給他起的,「做歷史當然要學習司馬遷。」
房兆楹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數學系,夫人是燕大歷史系畢業的明清史專家杜聯喆。二人曾在1930年代赴美,參加清人傳記寫作計劃。
在房兆楹的幫助下,史景遷得以在臺灣故宮博物院(那時還不在臺北)看到康熙的硃批奏摺,「當我把奏摺拿在手上的時候,看到那些紅色的字跡,就很想了解這個人。」繼而,他發現了一個與康熙有關的特殊人物,就是曹寅。如此,就有了他的博士論文,現在廣為人知的《曹寅與康熙》。
《曹寅與康熙》一出世就頗受關注,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歷史學家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書寫歷史。史景遷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我發現康熙在不斷使用『朕』這個第一人稱代詞。當時我便產生了這樣的想法:為什麼不能讓康熙自己來重新體驗他的帝王人生呢?為什麼你要不斷地說『康熙肯定這樣想過』,或者『康熙今天可能病了,所以上朝遲了些』,而不讓他本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呢?我是這樣做的,這確實也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我部分借鑑了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提出的人生七個階段理論。康熙是帝王,但也是一個人。他的人生軌跡與莎士比亞對人生階段的劃分大致吻合。為什麼我不能從這個角度描繪一個真實的、有人性的康熙呢?」他成功了,這本書為他贏得了一個「珀特爾論文獎」,也為他贏得廣泛聲譽,並開啟了他的暢銷書之路。
史景遷的走紅
1990年,出身北大梵文專業的陸揚在維也納大學讀了3年的藏學與佛學研究後,欲轉投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餘英時先生的門下。他還沒有正式進研究所之時,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剛剛出版,於是陸揚特意從圖書館借來拿回家看,這是他讀的第一本史景遷的書。「書從頭讀到尾,應該說是很喜歡的,第一印象是文筆很能打動人。它的時間跨度是從晚清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些內容我還算熟悉,儘管如此,讀完全書,依然很受觸動。他筆下的丁玲我記憶是最深刻的,他的寫法讓你覺得丁玲『左傾』、去延安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他從丁玲的生平中選擇一些代表性的事件組織起來,文筆有感情卻又不煽情,當時給我留下很不錯的印象。」
那時距史景遷的書被譯介到中國大陸,還有15年。
史景遷的第一次中國行是在尼克森訪華不久後的1974年,他與14位耶魯大學的教授一起到中國轉了一圈,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這些「標準的大城市」,而其中的一位數學教授受到了明星級待遇,他認為,「那時的中國人熱愛數學。」而他自己,則「什麼粉絲都沒有」。
1980年代後期,史景遷受北大之邀,再次來到中國,做一些客座研究和資料收集的工作。他在媒體訪談中曾表示,那時他的中文說得不好,沒法和中國人交流,並且,在北大,他也「被禁止隨意出入」,每次出去,都要解釋出去的目的是什麼。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史景遷已經是美國漢學的重鎮。1980至1990年代間,他的著作集中出版。陸揚於1996年至2011年間先後在普林斯頓、哈佛和堪薩斯等大學任教,「在美國大學教本科,幾乎沒辦法不用史景遷的書,」陸揚說,「史景遷的《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雖然不能說有多麼深刻,但對美國學生來說很適用,很難找到一本能與之相比的書,也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對美國學生來講,通過這本書,可以對中國古代帝王的心理有最直觀的了解。」
2000年以後,史景遷開始大量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視野中。2002年夏,北京《讀書》雜誌、香港《明報》「世紀副刊」與臺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共同組織了「炎炎夏讀99」活動,請兩岸三地的九位文化人 ,各自為大學生推薦11本書。在著名歷史學家葛兆光的書單中,由臺灣時報公司出版的史景遷著作《追尋現代中國之旅》(大陸譯名作「追尋現代中國」)排在第六位。
2005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引進了「美國史學大師史景遷中國研究系列」,包括《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等共8種。儘管這套書的翻譯質量參差不齊,但這是大陸讀者第一次能讀到史景遷作品的中譯本。與此同時,史景遷已是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在專業領域內擁有崇高威望,在美國出版市場上也擁有大量讀者。
然而中國的讀者卻沒那麼快地接受他。史景遷的中國研究系列被引進後,出乎意料地遇冷,只在歷史專業領域內引起了有限的反響。
在學術名家的不斷推介下,史景遷獨特的歷史書寫風格最終被大眾接受,逐漸積累起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
以史景遷最暢銷的《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為例,宋史專家、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虞雲國說,史景遷的著作之所以受大眾歡迎,和他對歷史的獨特表述方式是分不開的,「他通過寫山東郯城縣的一個小人物,把當地的社會條件與政治、經濟情況糅合在一塊,以一個小的切入點展開了一個宏闊的時代,這樣就把歷史寫鮮活了」。
虞雲國自己也寫過《細說宋朝》、《水滸亂彈》這樣的歷史通俗讀物,他說,史學現在正在不斷地大眾化,歷史走向民間也是一個應該堅持的方向,但中國史學界在歷史普及這一方面,做得還很不夠。「有些學者比較鄙薄歷史學入門讀物、通俗讀物,但是如果寫得好,就能做到既讓普通讀者喜聞樂見,又讓專業學者感到書中有獨到見解,這兩者完全是可以結合得很好的。」在虞雲國看來,史景遷的《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正是「這兩者比較好的結合」。「史景遷式的表述恰恰能夠讓普通讀者接觸比較正確的史觀和史實,這是史學社會功能的體現。」
或許,正是這種「供求關係不平衡」,才導致了此次令史景遷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史景遷風潮」。
史景遷的天賦與局限
在史景遷的朋友圈中,最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的,應該就是餘英時了。陸揚作為餘英時的學生,曾見證過二人的交往。「我在普林斯頓任教的時候,史景遷陪他夫人金安平來做過演講,結束後和餘英時先生等陪他們晚餐。」陸揚說,「餘先生和史景遷合作多年,是極好的朋友,無論趣味、知識,都很相投,彼此強烈地欣賞。餘先生在耶魯歷史系任講座教授時,史景遷也是同系的講座教授,他們在耶魯相處的十年,可以說是各自生涯中深具創造力的十年。」
陸揚並不諱言,由於史景遷接受的還是屬於上一代的漢學家訓練,「這使得他在解讀中國古典文獻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礙,有時需要精通漢語的學術助手提供幫助」。但是,據協助過史景遷的學者說,「他對材料的領悟力極高,可以很快找出重點。有人評價史景遷的寫作方式是後現代,其實也不是這樣,不要說後現代理論,他對理論本身興趣就不大。」
陸揚說,雖然對專業歷史學家來說,史景遷的著作現在更多在教學的時候會用到,從專業角度來講已經不滿足了,「但他的《太平天國》依然是讓人佩服的一本書,臨場感、情境感很強,背後有很強的來自西方對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的支撐,這就和小說的虛擬性區別開來了。」
錢鍾書曾半開玩笑地說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臺灣學者汪榮祖同樣認為史景遷的寫作技巧高超而史學修養不足。另外,史景遷對漢文材料的釋讀也常常為人所詬病,例如在《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這部書中,他把「效東坡老盡十五琖,為鼠飲而已」理解為「與(詩人)蘇東坡一口氣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飲酒界的小老鼠」,而實際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蘇東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飲」;把「歲久成帙」理解成「時間長了,成為習慣」,而實際的意思是「時間長了,記錄的文字累積成冊」。
但是,陸揚認為,錢鍾書那個略帶揶揄的評價恰恰說明了史景遷的歷史想像並非隨意而為,而是有其史實根據。「如果錢先生說他是個『成功的小說家』,在我看來反而會是個悲劇。要給史景遷的史料解讀挑毛病當然是很容易的,這本非他的長項,他寫作時的視角才是他最大的長處。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史景遷的史學功底不夠,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認識,其實是因為我們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了解不夠全面,對西方關於清代的很多研究,尤其是晚清史研究,比如太平天國,我們比較隔膜。」
「學術的面向應該是多元的,比如史景遷寫過《雍正皇帝之大義覺迷》,是圍繞曾靜案的,早在此書之前,王汎森是第一位對此案的政治文化意義做詳盡研究的學者,寫過一篇精彩的長文,從大量原始文獻中爬梳出此案脈絡,文章也極具臨場感。但即便如此,史景遷的作品依然有其價值,讀者不妨對照兩者,可以領略不同史學手法的特色。史景遷的敘事天分是別人想模仿也模仿不來的,讓史景遷自己總結他的史學思想和方法,我看他是很難總結出來的。他是一位憑天賦和本能來寫作的歷史學家。」陸揚說,史景遷的美國讀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美國本科生,他們主要通過課堂閱讀了解他的著作;二是思想比較自由多元的美國上層知識精英,美國形容這類知識精英有個說法叫West Side intellectual,因為他們中很多代表人物住在紐約曼哈頓上城的西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遷還培養過很多後輩歷史學者。陸揚在普林斯頓任教時曾多次參加過甄選博士生的工作,讀過好多封史景遷為學生寫的推薦信,也讀過他為同行謀職寫的推薦,「史景遷對人的判斷往往很準確。他培養的美國明清史一流專業學者在數量上應該是僅次於費正清的。從這一點來講,他是對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宗師級人物。」陸揚說,史景遷給《紐約書評》寫過不少與中國有關的論著的書評,「中國讀者讀過史景遷書的人很多,但看過他寫的書評的人恐怕不多」,「往往寫得精到,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史學判斷能力是一流的」。
當然,陸揚也看到了史景遷的局限:「我和他的好幾個學生做過同事,他們有時也聊到這一點。史景遷還是偏向美國史學那一面,他培養的學生和中國近現代學術傳統是比較疏遠的,和中國學界的聯繫也不算密切。這和費正清的傳統似乎有點關聯,他們都不特別看重中國的學術脈絡。我無意對此作出褒貶,只是試圖做一個客觀的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