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12月21日訊 （記者 孫磊）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年會（2014-2015）」今日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舉行。此次年會主題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改革、開放、創新」。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在平行論壇一：創新驅動發展環節中發表了主題演講。
張燕生:
首先非常感謝，作為學者來講談三個觀點：第一，活力，怎麼能從創業活力能夠轉變到創新活力。我們經常在下面做調查研究，我看到一個案例，廣東的佛山，靠草根，不是特區，不是省會也不是國家重點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扶持地區，就是靠草根在那個地方，過去35年的工業發展成廣東的第二，僅次於深圳。因此我們對佛山全面持續調查研究發現，佛山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業活力的地方，我們就研究為什麼佛山會有創業活力。我們的體會就是現在克強總理和國家強調最多的就是簡政放權，政府把手裡的權下放給最基層，下放給企業，下放給社會，最後形成一個萬眾創業的環境。但是我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佛山在前35年創造了它的輝煌，形成了好幾個產值都是超過4000億人民幣的產業集群。但是佛山如何才能夠由創業活力轉變到創新活力，我的感覺是比登天都難，怎麼辦？缺渠道品牌怎麼辦？缺資金怎麼辦？缺轉型的能力和經驗怎麼辦？缺技術怎麼辦？因此我們會發現佛山的故事實際上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夠從創業的活力轉變成創新的活力。
張燕生: 另外一個案例，我看了我的家鄉武漢，我總問我自己一個問題，武漢這個地方有沒有創業活力，也就是老百姓想來萬眾創業能不能做到？我個人覺得武漢是能做到的，因此我們到武漢去看到是非常有創業活力的地方，武漢有沒有發展活力，也就是一個企業創業以後能不能在這個環境中做大做強做好，實際上是困難的，我就在想問題是什麼，問題可能就在能不能營造一個有利於企業做大做強做好的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也就是我們講的「放水養魚，償付於民」。第三個案例，我們過去35年哪一個地方最具備創新活力，大家的回答是深圳，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深圳在中國是一個比很多明星城市都更加具有創新活力的地方。我在一兩個月前到深圳調研，遇到一個青年人，後來我到深圳調研的時候又見到他，我問他哪年生的？1986年生的。去年的銷售額多少？500萬。今年銷售額多少？3個億。我說做什麼的？做人工智慧。後來我問他，我說你覺得深圳這個最具創新活力的地方缺什麼，他說缺三個東西，一是缺基礎研發的支撐，我需要一些新的材料，我需要一些新的概念，需要一些新的支撐，我在深圳很難得到支撐。二是缺共性技術、公共技術轉讓和開發的平臺。我說深圳政府很努力，深圳有和科學院合作的先進技術研究院，做得很好。他說做得很好，但是仍然不給力。這個小師弟跟我講，他說大師兄你知道德國人在為我們這些中小企業解決共性技術和技術的轉讓和開發，富蘭克福（音）協會有1.8萬個研發工程師，60個研究所在7大領域為我們中小企業解決缺技術的問題，經費1/3來自於財政，不問用途，就給你，只要你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轉讓服務，1/3公共經費支持，1/3企業有償服務，我哪些企業是有償服務的，是要付錢的，他告訴我的故事和在佛山調研的故事，和在很多地方調研的故事，即使深圳在共性技術和公共技術轉讓方面都是很難承擔的。香港一個智慧財產權轉化裝置花了多少錢？花了40億。深圳能花的起嗎？香港經濟是個彈丸之地。後來我說第三個缺什麼？他告訴我說缺金融的支持。雖然深圳已經是中國在金融方面最發達的地區，但是對創新性的中小企業來講，直接融資、天使投資這些方面，發現金融支持遠遠不夠。
張燕生: 我們要想從要素驅動轉變到創新驅動，怎麼能夠解決前35年的草根發展起來的創業活力，轉化成創新活力，而最具創新活力的地方怎麼能夠真正變成創新的中心，這對我們新35年的新常態來講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因此我覺得這是要舉全國之力，交給市場，市場是不會解決的，交給企業，企業是沒有能力解決的。第二，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我們實際上題目叫做要解決比較劣勢的領域如何形成競爭優勢，從創新驅動，從知識經濟的發展來講，從人才的培養來講，從智慧財產權各個方面都是比較劣勢的領域，如何能夠形成競爭優勢，我們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如何能夠從工業經濟時代的大學轉變成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學，這個挑戰是非常大的，我們建議也是非常簡單，既然是比較劣勢，就要按照我們過去35年成功的經驗，第一是走出去，把我們的研發中心、諮詢中心、人才中心、設計中心，各種各樣的觸角，用走出去的方式進入到創新資源最密集的地方，美日歐大三角地區，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
張燕生: 第二個環節是把我們觸角所得來每一個新的概念，新的信息、新的活動引到國內來。引進來，我們的建議是，前35年說的是引資：引資本，引智：引人才，引技：引技術，實際上我們自己的看法，最重要地是引「制」，引制度，引方法，我們在很多地方調研的時候，說你搞創新的時候，我們就想了解你對標的對象是誰，是德國還是美國，還是新加坡？從這個角度來講。第三個環節引進來以後就是本地化，大規模的把一些新概念，新理念在國內能夠廣泛開發、應用和推廣。怎麼能夠開展全方位國際合作，開放創新，現在太多的項目都是我們自己的人在做，我們很難像美國人那樣用全球最優秀的經驗，很難作出世界頂尖原創的創新性的活動。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就是我們怎麼能解決這個問題。
張燕生: 第三，今年經濟工作會議講的產業化創新。這次講創新要實，也就是要把創新成果實實在在轉化成企業化的創新和落實到企業，這裡會涉及到前35年的模式真是應該終結了。因為前35年從產業化的發展來講，我們走了一個代工的模式，我們產業化創新首先涉及到我的產業發展模式如何能夠從代工的模式走向自主創新，從低端的模式走向高端，從外圍的模式走向核心。這對我們的企業來講，對我們的經濟來講是脫胎換骨的轉型。我總是問自己一個問題，一個大國怎麼就會在前35年改革開放選擇的時候，我們選擇從計劃向市場轉型的時候，港澳臺企業功不可沒，但是我們在向他們學習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不自覺地學到了一個小經濟體的代工模式。因為我們知道東亞有兩種模式，一個是小經濟體的代工，另外一個是東亞大經濟體的自主生產，日本和韓國始終是自主而不是代工。因此我們要轉向產業化創新，最重要的問題是能不能從前35年的代工走向自主創新，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轉變。中國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應當講我們面臨的是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個機遇也就是說我們創新是在需求誘導下新科技革命的創新。中國的老百姓經過35年，我們再也不是價格的敏感者，僅僅追求便宜的東西，我們已經成為價值的追求者，我們要買好東西。因此前35年華為是非典型的中國企業。經濟學家有句話，誰創新誰死。新35年華為將成為中國典型的企業，這句話是誰不創新誰死，從這個角度來講，新的需求結構會誘導我們新一輪的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