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教育的內容
以八股文寫作訓練為中心的應試教育（本文稱之為科舉應試教育）是明清江南精英教育的核心，本文對於這一點並沒有異議。我們在此想要討論的問題是：首先，到底這種科舉應試教育是否只限於八股文寫作訓練？其次，這種科舉應試教育是否就是精英教育的全部？
首先，我們要指出：八股文寫作訓練（以及與此相成表裡的儒家經典學習）是科舉應試教育的主要內容，但並非其全部。明清的鄉試和會試，考試內容除了經義和八股文外，還有史、策、論、判、詔誥表乃至律詩等。具體選取哪些內容，在明清時期不斷變化。乾隆五十二年（1787）定製，確定鄉試和會試均三場，第一場試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試五經文五篇，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其中的策一項，最值得注意。明代規定鄉試和會試的策每道限三百字以上，而從現存的會試試捲來看，實際上往往長達一二千言或甚至更多，比八股文的規定字數多得多。（註：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新華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76-77，87，98頁。八股文的字數規定，時有變化。萬曆八年（1580）規定經義每道限五百字以內，過多者不予謄錄。康熙二十年（1681年）規定每篇字數限在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曾為七百字，超過概不錄取，遂為定製。）策的內容為對現實問題而提出的對策，務必翔實。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考試文字格式時對此下了明確的界定：「凡對策，須參詳題意，明白回答，如問錢糧即言錢糧，如問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務在典實，不許敷衍繁文。」（註：《大明會典》卷七七《科舉通例》，轉引自張希清：《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第98頁。）因此如果不掌握關於財政、地方行政、水利、邊防等方面的必要知識，要通過鄉試和會試是不可能的。
此外，明清科舉應試教育以宋明理學為核心，而宋明理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講究「數術之理」，即將「理」、「象」、「數」三者密切結合。項麟說：「蓋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數也，有數斯有據也。」因此要掌握理學，就必須具有相當的數學知識。對此，大數學家朱載堉說得非常清楚：「夫術士知而未達理，故失之淺。先儒明理而復善其數，故得之深。數在六藝之中，乃學者常事耳……數非律所禁也，天運無端，惟數可以測其機；天道至玄，因數可以見其妙。理有數顯，數自理出，理數相倚而不可相違，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理由象顯，數自理出，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數。」（註：朱載堉：《律歷融通》卷三、卷四，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石家莊）2000年，第339頁。）也正是因為理學與數學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清時期西歐國家天主教會選派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時，都特別注意選派那些精通數學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師拉雪茲（Francois de La Chaise）更明確地促成「國王數學家」來華。（註：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155-158頁。）而在理學薰陶之下並由科舉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江南讀書人如徐光啟等，也成為了數學大師。因此，科舉應試教育除了八股文寫作訓練外，還有不少其他內容。
其次，至少是從明代後期以來，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於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的學習。「經世致用」之學，在精英教育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除了歷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外，實用數學也是這種「經世致用」之學的一個基礎。這一點，明代數學家吳繼綬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說得很清楚：「而今南倭北虜充斥於邊陲，若何而將將將兵，若何而行師轉餉，折衡決勝，焉能無算？編戶齊民徵徭逋負，當工役繁興，司農輒為告罄，若何而取之緩之，不病國，不病民，焉能無算？肉食者遍巗廓，要以謀國，而見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薦引，務在精白以承休，焉能無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緩者，舍籌度，計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認為社會生活各方面都離不開數學：「故聖人繼天立極，所以齊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黃鐘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時而成歲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以至遠而天地之高廣，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軍國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費，皆莫能外。數豈不重已哉！」（註：程大位：《書直指算法統宗後》，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46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經世致用」的理念已經開始向教育滲透。明末大數學家李之藻說：「古者教士三物而藝居一，六藝而數居一，數於藝猶士於五行無處不寓」（註：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編序，轉引自勞漢生：《珠算與實用算術》，第347頁。），清楚地說明實用數學應當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明末以江南為主要活動地區的泰州學派領袖顏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實踐（即「習行」與「踐履」），而實踐的內容不僅包括儒家禮教（「踐履」），而且也包括對「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關「器物度數」和「技擊」、「藝能」的「習行」。而比顏元稍前的江南學者陸世儀，在教育應「切於用世」方面走得比顏氏還要遠。因此楊向奎認為「他[陸氏]所主張的學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規模。這不僅是道德教育，也不僅限於經義教育，而兼有科學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學亦不僅識字教育，還有歌詩習禮。這比後來顏習齋的教育理想還要完備」。（註：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引自葛榮晉、王俊才：《陸世儀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1996年，第228、229、244頁。）雖然陸氏提出的具體辦學方案並未為社會廣泛採用，但是他的這些思想卻反映了當時眾多的社會人士對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這種「經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會風習的影響下，即使是在科舉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許多人努力學習各種實用知識，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輩出，數量為全國之冠。不僅如此，他們中的一些人還突破了蔑視「蠻夷」的傳統的自大心理，對此時期傳入的西洋科技知識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積極的反應（徐光啟就是其傑出代表）。
由於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與科學技術知識的學習並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過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眾多的優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學家，有數學家與天文學家李之藻（1565-1630年，仁和人），數學家項名達（1789-1850年，仁和人）、戴熙（1806-1860年，錢塘人）與李善蘭（1811-1882年，海寧人），天文學家王錫闡（1628-1682年，吳江人）與陳杰（嘉道時人，生卒年不詳，烏程人），天文氣象學家王貞儀（1768-1797年，江寧人），地理學家徐宏祖（霞客）（1586-1641年，江陰人）與顧祖禹（1631-1692年，無錫人），地理學家與人口學家洪亮吉（1746-1809年，陽湖人），醫學家王肯堂（1549-1613年，金壇人）、吳有性（1528-1652年，吳縣人）、葉天士（1667-1745年，吳縣人）、徐大椿（1693-1772年，吳江人）與王士雄（1808-？年，海寧人），藥物學家趙學敏（1719-1805年，錢塘人），等等。上面這些人都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科學人材，絕大多數都受過精英教育。明清時代中國最著名的技術專家和發明家，也大半出於江南。在江南籍的技術專家和發明家中，有水利工程專家沈啟（1496-1568年，吳江人）、潘季馴（1521-1596年，烏程人）、陳潢（1637-1688年，秀水人），農學家張履祥（1613-1677年，桐鄉人）與姜皋（道光時華亭人）、兵器製造專家龔振麟（嘉道時長洲人），化學家與機械製造專家徐壽（1818-1884年，無錫人），數學家與機械製造專家華蘅芳（1833-1902年，無錫人），等等。這些技術人才中的大多數也都受過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雖然是一種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寫作訓練為重要特色、以科舉考試為目的的應試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養上也有其積極的一面，並不像過去所想像的那樣，培養出來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進、範進一類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為明清江南社會對讀書做官極度重視，所以江南科舉之盛冠於全國。雖然明清政府對進士名額實行地區分配製度，但是考中進士的人數，明代浙江居全國各省之首，江蘇次之；而清代則江蘇第一，浙江次之。（註：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2年，第227、228、239、240頁。）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說的江南又佔了大多數。（註：在明代，蘇、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蘇省進士的77％。而在清代，蘇、常、松、鎮江、江寧五府及太倉州則包辦了江蘇省狀元總數（113名）的86％。見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46、247頁。）因此在全國出進士最多的9個府中，明代江南有3個（在全國的排名為：蘇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興第9名），而清代江南則有5個（在全國的排名為：杭州第1名，蘇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興第4名，湖州第5名）。（註：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50頁。）當然，江南在科舉方面的輝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層社會中得到普及為基礎的。江南縣級官學的生員名額，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幾百年中增加不多，以無錫、平湖、常熟、嘉善幾縣為例，每縣生員名額多在數百人之譜。（註：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177、180頁。）但是事實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數，卻遠遠超過此數。史載康熙時常熟縣「子弟皆遊泮而讀書，每有司較童子試，輒及千人」（註：康熙五十一年《常熟縣誌》卷一風俗。）。而同時的仁和縣唐棲鎮，雖然只是一個鎮，但是「解句讀、服青衿者已百人」（註：俞璈伯：《唐棲行詩序》（收於光緒《唐棲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數，要比縣學生員的人數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當然大大超出識字教育的範圍，因此僅只接受了識字教育的學童的人數，又比童生的人數多得多。所以，相對於廣大的未獲得功名的讀書人來說，獲得了功名的讀書人只不過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讀書風氣之盛甲於天下，因此讀書人數之多也甲於天下。但是明清科舉考試錄取率不僅很低，而且一直不斷下降。（註：據巫仁恕的統計，從明初到嘉靖以後，鄉試舉人錄取率從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間。見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刊於《新史學》（臺北）第10卷第3期（1999年3月）。）國家在科舉考試中進行選拔時，實行的是地區名額分配製度，並非按照全國統一的「分數線」錄取。在江南，錄取率大大低於全國。這樣就使得中舉人、進士，對於絕大多數江南讀書人來說，已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而讀書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僅為人所不齒，而且生計也無著落。明人說：「吳中惡濫不售之貨，謂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有納芻粟及馬助邊者，有納粟賑荒者，雖科貢之士亦為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註：佚名：《蓬軒類記》。轉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因此對於大多數讀書人來說，前景是相當黯淡的。此外，在科舉因競爭加劇而變得越來越困難時，所需的學習期限也變得越來越漫長。「十年寒窗」只是起碼的要求，但對於中下層社會家庭來說，在經濟上已難以負擔。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大多數讀書人（特別是家境貧寒的讀書人）不得不採取現實的態度，把讀書當作謀生所需的一種手段，並不奢望能夠金榜題名。（註：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當然把中舉人、中進士作為終生追求目標的貧寒讀書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進、範進等）也不乏其人，但終歸人數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數人在未能中舉之前還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如周進充當商人的書記、範進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這裡提到的匡、周、範諸人並非本書所說的江南人（儘管匡超人本籍溫州樂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換言之，既然考中舉人、進士的可能性微小，那麼為了日後的生計（例如去作幕僚、帳房、訟師、書辦等），就必須學習一些實用的知識（如行政、法律、商業、文牘等方面的知識）。而較之剛剛啟蒙識字的學童，這些讀書人在學習這些知識方面無疑更具優勢，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更高的讀、寫能力。因此當時的童生、生員，大多也學會了一些實用知識或技能。（註：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進那樣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記帳、會計技能，因此才會被商人僱去工作。）
節選自《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對經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