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來，研究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的論著較多，集中反映江南農業、商業、市鎮、賦役和社會生活的論著尤為突出，顯示了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圈中的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總體反映江南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著作有範金民、夏維中《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書中將1368-1850年的蘇州地區分為六個時期，對蘇州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和爭論較多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論述，對前人注意不多的問題也加以研究，如農村基層組織變革、吳地民風、重臣與蘇州治理、商業組織等，是一部全面論述明清蘇州地區經濟史的著作。蔣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將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的各有關問題，分成農業經濟、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官私手工業、商業和城鎮，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6篇25個專題加以論述。下面分5個專題介紹近年來的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概況。
一、農業和手工業的研究
江南市場經濟的發達與繁榮，與農業商品化程度高及絲棉業的發達有很大關係。學者們對農業經營的規模、收益及與之相關的賦稅、水利和倉儲等諸要素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
李伯重對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進行了深入的系列研究。關於江南農戶的經營規模，他認為「人耕十畝」這一農戶經營標準模式肯定廣泛流行於江南，但時空分布上卻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到了清代才成為佔壓倒性地位的普遍模式。另外，它的出現和流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農民耕作能力的變化，農家婦女脫離大田農作的增加和農民階級的「中農化」作用尤為重要，簡單地把原因歸結於人地比例的變化是不全面的（《「人耕十畝」與江南農民的經營規模》，《中國農史》1996年第1期）。他還認為，在16、17世紀的江南地區，「夫婦並作」是江南許多農家的勞動安排方式，直到清中期，「男耕女織」才成為江南農家勞動安排的支配性模式，把「男耕女織」看作明清和明清以前江南農家男女勞動安排模式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從「夫婦並作」到「男耕女織」》《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他還考察了江南的水稻生產，通過分析明清江南氣候、土地變化、人類努力的變化認為大體上有利於水稻生產並促進其發展，並對江南水稻種植面積、人口數、稻米消費量等的變化進行推算（《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水稻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從整個明清時期來看，蘇州地區的棉桑種植收益有優於稻作的趨勢，但經濟作物的收益受諸多條件限制，有時卻未必優於水稻生產。夏維中認為，明中後期蘇州地區農業生產中水稻種植及產量還是有所提高的，「稻桑爭田」還未出現，應客觀評價商品性農業的發展程度，注意其複雜性和多樣性；人口壓力對生產經營方式的巨大作用，是理解農業租佃經營長期佔優的關鍵（《對明中後期蘇州地區農業發展中幾個問題的反思》，《中國農史》1996年第2期）。劉永成《從租冊、刑檔看清代江蘇地區的糧食畝產量的估計》一文通過檔案估算糧食畝產，立意較為新穎（《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
關於江南重賦的成因，學者歷來有多種看法。範金民認為肯定存在重賦，並闡述其形成的具體原因、形態以及朝廷和地方政府為徵收重賦採取的具體配套措施（《江南重賦原因探討》，《中國農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賦問題述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金樹也對政府為保證重賦的徵收所做的努力進行了探討（《簡論明皇朝保護江南重賦區的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江南的農業耕作之所以能有較高的效率，除了氣候、生產技術、環境等諸因素外，水利設施的發達與完善是維持其高效運作的重要保證。蔣兆成對杭嘉湖地區的水利興修作了概述，他認為地方上依據該地區平原與山地的不同地勢和水利資源，採取多種方式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為保障明清杭嘉湖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明清杭嘉湖農田水利設施》，《浙江學刊》1992年第5期）。吳滔通過對江南一種以圩田網絡為基本紐帶的農村社會組織——「鄉圩」的社會變遷的探討，認為圩岸事務由「官方幹預」變為「民間自辦」方式，形成以維護圩田水利為目標的地緣性團體，說明這一組織在江南地區鄉村基層社會中發揮了特殊作用（《明清江南地區的「鄉圩」》《中國農史》1995年第3期）。熊元斌探討了清代江浙地區的水利營運情況，認為其經營方式靈活多樣，經費籌措及勞動力使用兼具現實性與合理性，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維護和管理制度，為保證農田水利的正常功能起了重要作用（《論清代江浙地區水利經費籌措與勞動力使用方式》，《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清代江浙地區農田水利經營與管理》，《中國農史》1993年第1期）。潘清認為，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設在有明一代呈現不同的階段，其管理方式、經費來源及結果呈現不同特點，逐漸形成一種誰受益誰出力的原則，體現其合理性（《明代太湖流域不利建設的階段及其特點》，《中國農史》1997年第2期）。
關於倉儲體系的建設。吳滔截取了蘇杭地區倉儲制度這一時空個案，探討了明清時期倉儲系統經歷了一個由官方統籌辦理到社會各方參與的演進並日臻完備的過程。他從倉儲的變遷歷程、管理和營運等三方面，揭示了倉儲制度在這一特定地域中的具體落實情況（《明代蘇杭地區的倉儲制度初探》，《中國農史》1993年第3期；《論清前期蘇杭地區的倉儲制度》，《中國農史》1997年第2期）。洪璞認為，明代蘇州地方倉儲初步具備社會調控功能，通過確立備荒和濟貧的目標，施以平糶、借貸、賑濟等手段，從而保障封建經濟為主體的農業再生產的持續進行及國家財政的正常運轉。但其功能有局限（《試論明代蘇州地方倉廩的社會的調控功能》，《中國農史》1997年第4期）。
關於棉花和蠶桑業的發展。何泉達分析了松江地區的自然環境（氣候、土壤、光照），認為松江並不是一個良好的植棉區，其棉織業的發達是由於先進的技術加上外地棉花的輸入（《明代松江地區棉產研究》，《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但侯楊方卻認為上海地區宜棉，棉花產量在明清分別達到了75萬擔和100萬擔，種植面積可達到耕地面積的50%，棉布年產量不低於4000萬匹（《明清上海地區棉花及棉布產量估計》，《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陳學文認為，杭嘉湖地區的蠶桑業的發展是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傳統決定的，對於改變農業經營結構，擴大區域交流，推動專業市鎮形成有很大作用（《明清杭嘉湖地區的蠶桑業》，《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4期）。邢鐵認為元明以後絲織業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是棉花的種植和紡織技術在北方的推廣（《我國古代絲織業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
關於手工業方面的研究。鄭雲飛探討了湖絲的名稱及其優質特性形成的原因，認為明中葉至清前期，以湖州為中心的蠶桑葉最發達，其桑葉質好，育蠶技術精，繅絲水平高是湖絲優良品性形成的關鍵（《明清時期的湖絲與杭嘉湖地區的蠶業技術》，《中國農史》1991年第4期）。王廷元認為，由於官稅、私租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榨取和盤剝，江南棉織業的生產效率長期無法提高，勞動收益率下降，且明清時期江南的耕織結合還十分牢固，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其分解作用，不應估計過高（《論明清時期江南棉織業的勞動收益及其經營形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範金民、金文的《江南絲綢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利用豐富的史料，從歷史和技術的角度全面探討了江南絲綢業的發展歷程。孔令奇《試論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一文認為蘇州手工業行會形成較晚，受強大的自然經濟的束縛，手工業和農業結合緊密，因而城市手工業經營發展緩慢，重農政策也使手工業氣候不濃。雍乾後，由於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商品經濟的發展、競爭的加劇，行會組織已不適應當時的手工業發展水平，由最初的維護小生產者利益轉而勾結官府壓制手工業技術改造，以保持其壟斷性（《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4期）。蔣兆成對清代杭州官營絲織業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清代杭州官營絲織工業的生產方式與經營管理》，《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江南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活躍了城鄉之間的交換，對農業的商品化經營，學者們進行了客觀的評估。馬學強《試論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內變遷」與勞動力轉移》一文認為，重賦、人多地少是勞動力轉移的根源，轉移方式向城鎮產業移動，但勞動力的轉移還不可能突破傳統的封建經濟的束縛，受社會變革的激蕩，內外市場的衝擊，人口出現倒流，重新束縛於土地，進行牢固的家庭手工業協作（《史林》1993年第1期）。朱子彥《論明代江南農業和商品經濟》一文認為，明代市場的挑戰，農業商品化程度加深，農民生活日益捲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但商品經濟的發展突破不了封建制度的幹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極弱（《文史哲》1994年第5期）。其它文章還有方行《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潘國英《從廟會活動看蘇州農業經濟》（《中國農史》1992年第1期）等。
二、市鎮方面的研究
有兩本專著反映近年來江南市鎮研究的總體水平。陳學文著《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出版），對該地區專業市鎮結構及經濟特色的描述，表明在城市化進程中，市鎮擔負著溝通城鄉經濟交流的功能，它又是區域經濟文化中心，溝通四鄉經濟和文化的橋梁。杭嘉湖一帶的市鎮勃興，非常生動、典型地代表了江南城市化演進的軌跡。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書，對江南市鎮的網絡分布，經營規模及特色進行了分析，認為江南市鎮間距分布合理，對溝通區域間的商貿往來有很大的便利性。富有特色的絲、棉、糧等專業市鎮的興盛，更吸引諸大商幫競相湧入，促進其市場的充分發育。該書還對江南市鎮的典型作了較詳細的個案研究，為市鎮研究作出一些開拓性的工作。馬學強認為明清時期松江地區發達的糧棉種植、港口的興起及船運業的發展，使流通領域異常活躍，穀物、棉布、船運不僅維持芸芸眾生，也促成這一時期眾多市鎮的勃興與繁榮（《明清時期松江府的經濟特色》，《史林》1997年第4期；《明清江南港市初探：兼論上海港興起的優越條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石錫興探討了無錫布碼頭形成的原因，他認為碼頭的形成帶來了鄉間市鎮的增多，商品觀念的增強，商業氣息的濃厚（《無錫布碼頭述略》，《江海學刊》1994年第2期）。吳仁安對著名的水鄉古鎮同裡的歷史沿革、經濟、文化結構和社會風尚作了細緻的研究（《明清以來江南水鄉古鎮同裡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風尚探微》，《學術月刊》1996年第5期）。其它論文有蔣正華《略論明清河南集鎮與江南市鎮的異同》（《中州學刊》1994年第3期），吳仁安《明清上海地區城鎮的勃興及其盛衰變遷》（《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馬學強、吳興農《明清江南城鎮房地產交易與地權轉移》（《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喬志強、陳亞平《江南市鎮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際遇》（《山西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三、市場、商業、商人研究
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加快了城鄉之間交流的步伐，然而，該地區的市場（商品、勞動力、資本等）發育依舊不充分，商品經濟的發展沒有突破簡單的商品生產的結構，與傳統的封建生產關係沒有太大的背離。論及此看法的文章有李伏明《義利之辨：重農輕商與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兼評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學術月刊》1993年第4期），王翔《論江南絲綢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蘇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明清商業資本動向與江南絲綢業萌芽》（《江海學刊》1992年第4期），孫競昊《明清江南商人資本市場結構與功能初探：兼析該地區財富形態的品性》（《浙江學刊》1996年第4期）、《明清江南勞動力市場結構與性能探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等。陳學文利用商業書有關記載來研究江南的商品經濟，高度評價了江南發達的水運網在溝通江南和其它區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明清時期江南商品流通與水運業發展》（《浙江學刊》1995年第1期）。範金民、夏維中論述了明代江南絲綢國內貿易的盛況及其互市、民間貿易兩種形式，並根據江南的官局織機數和額定織機數及民機的實際生產能力，估算出明後期江南絲綢貿易的商品量（《明代江南絲綢的國內貿易》，《史學月刊》1992年第1期）。範金民還研究了清代江南絲綢的國內貿易，認為江南絲綢的主要市場在國內而不在國外，銷售範圍遍及全國各地，各商幫均事經營。鴉片戰爭後受洋綢湧入影響，市場逐漸縮小（《清代江南絲綢的國內貿易》《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唐文起論述了鴉片戰爭前江蘇農村市場的運行規律，對該地區農具、糧食及紡織品市場作了概括性論述，認為從其交換內容、發育程度和地區分布來看，江蘇地區農村市場基本上是按照商品經濟規律運行的，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和政府的幹預（《鴉片戰爭前江蘇地區農村市場簡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鴉片戰爭前江蘇農村市場論述》，《江海學刊》1991年第2期）。另外還有吳仁安《清代上海地區鹽場述論》（《歷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6期），李斌《從碑刻資料看清代江南的假冒商標》（《東南文化》1994年第3期）。
張海鵬等主編的《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出版），對明清蘇州洞庭商幫作了專述，該篇作者論及其形成、活動範圍、經營內容及方式，認為靈活多變、善於創新是其成功之道。範金民認為，從明初，徽商即在江南活動，入清後，更為活躍，經營內容，如絲、棉、糧等無所不包；經營方式有獨資、商夥制、合資三種；經營手段巧妙而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包括一些非經濟的手段（《明清時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動》，《貨殖》第2輯）。瞿屯建也論述了徽商在江南的活動（《徽商與明清時期江南經濟的發展》，《東南文化》1993年第3期）。
四、社會階層研究
關於宗族：範金民《清代蘇州宗族義田的發展》一文認為清代及近代蘇州義田的增多，受諸多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隨著土地佔有關係的鬆弛，地主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捐田產為義田，利用宗族力量對抗外來壓力，確保田產世代佔有。義田的形式只是豪紳地主控制下的帶有宗族血緣性質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由它形成更為落後的封建土地關係（《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餘新忠也認為紳宦家庭設立義莊，用宗族道法觀念的滲透，達到控制社會和謀取自身利益的目的。義莊的設立，不僅是一種慈善行為，還是一種比暴力更具道德內聚力的持久的社會控制手段（《清後期鄉紳的社會救濟——蘇州豐豫義莊研究》，《南開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探討這一問題的還有王日根《明清福建和江南義田的比較》（《學術月刊》1996年第1期）。
關於望族：吳仁安著《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該研究的最新成果。明清時期的望族不同於一般的世襲皇族，它的興衰直接折射出明清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該書詳細探討了上海地區望族的源流和興衰及對明清上海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影響，反映上海地區明清時期的總體概況。佐藤仁史（日）以江南望族曹氏為研究對象，探討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網絡及社會活動的擴大和發展等問題，並由此論證了明末清初以來地區社會行政權逐漸為地方望族和紳士所控制（《清代中期江南的一宗族與區域社會（上海曹氏個案）》，《學術月刊》1996年第4期）。有關的文章有還有楊紹溥《明季江陰祁氏家族述略》（《求是學刊》1993年第6期），馬學強《鄉紳與明清上海社會》（《學術季刊》1997年第1期）等。
關於文人與士大夫：郭英德以明代文人結社為例，說明文人結社的類型及其活動、文人結社的文化功能及與文學風貌的關係（《明代文人結社述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周學軍認為，明末清初江南儒士摒棄傳統道德觀念，強調認識的多元化與自我的判斷，都表明清初價值觀念和社會思潮的變動，具有了突破和創新的歷史意義，但晚明清初的士人的社會批判和思想解放運動一開始即受到君主專制強有力的打擊，終不免失敗、流產的歷史命運（《明代江南儒士群體的歷史變動》，《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範金民認為，明清時江南進士在全國數量極顯，約佔15%，但其在全國的比重是不斷變化的，地域分布也不均，主要集中在蘇、松、常、杭等府及附郭縣的一些世家望族，顯示了大族與某些地區不尋常的競爭力（《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許周鶼認為：吳地商品經濟的發達使吳地儒士自覺地認同商業意識，追求經濟效益，促進吳地文化市場的繁榮。在儒士商業意識的推動下，吳地形成了注重個人進取，講求經濟實利的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浪漫灑脫的區域新儒風（《論明清吳地儒士的商業意識》，《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江南士人觀念上的變化，反映出仕商之間的鴻溝不再明顯，從商也不被認為僅是「末業」。王衛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重商思潮和「奢靡」之風普遍，人們的思想逾越了封建禮制的藩籬，為啟蒙思潮的產生開闢了道路（《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歷史教學問題》1993年第4期）。其它文章還有馬學強《明清上海人文民風》（《學術月刊》1997年第10期），鄭利華《明代中葉吳中文人集團及其文化特徵》（《上海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鄭克晟《明代江南士大夫與東林黨人》（《江南論壇》1994年第6期），曹虹《論清代江南文化圈中的常州學風》（《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鄒莉《明清江南士子心態變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等。
關於婦女：王仲認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婦女普遍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承擔了多種勞動角色，江南婦女的辛勤勞動使自己的家庭、社會地位都有一定的提高（《明清江南農業勞動中婦女的角色、地位》，《中國農史》1995年第4期）。許周鶼認為，吳地的商業氛圍為婦女自身價值的體現創造了機會，某種意義上，吳地社會的進步與繁榮與吳地婦女的經濟自立和人格意識的覺醒是同步漸進的（《論明清吳地婦女的經濟地位》，《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另外還有戴慶鈺《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的崛起》（《蘇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關於市民鬥爭：趙驥從社會、經濟制度、文化等角度探討了奴變因由，認為社會交替之際的動蕩，重賦及優免政策造成投獻成風，而人主勢衰，又使身份卑賤的奴僕承受外部和心理上的巨大衝擊，一旦新舊秩序交錯，奴變產生不可避免（《明季奴變原因新探》《齊魯學刊》1994年第2期）。陳學文研究萬曆十年杭州兵民之變，認為其實質上是一場政治鬥爭，目標是要廢除特權，取消不合理收稅，貿易自由，迫使政府改革不合理的賦稅政策，民變首領的自我犧牲精神值得歌頌《明代一次市民意識的新覺醒——萬曆十年杭州兵變與民變研究》（《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探討該方面的文章還有倪明近《明末奴變風潮》（《許昌師專學報》1991年第4期），周百鳴《論明末蘇州織工暴動的歷史地位》（《教學月刊》1995年第9期）。
五、人口流動與社會生活研究
李伯重分析了「最低生存標準」與「人口壓力」兩個概念，認為「最低」不確切，應用「平均」，否則不能解釋江南的經濟發展；「人口壓力」應理解為人口與生產的關係，以此評價人口壓力更為客觀。他強調對概念的分析要與事實相符合（《「最低生存標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兩個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他還認為，清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是因為江南人為保持較高生活水準而採取的控制措施，經濟因素是造成人口低增長率的主因（《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長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行龍認為，太平天國革命前，江南地區的人口激增，人地面積比例失衡，江南地區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革命後，大量人口的流入，對該地區經濟恢復，市鎮發展，社會生活和人口結構都產生重大影響。並且認為，作為一種無組織、永恆的社會力量，人口因素在社會系統中不斷施加著消極或積極的影響（《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後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及其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2期）。馬學強認為江南本區域人口的化解及對外區域人口的吸納是在其內部經濟結構處於良好的運行勢態下構成的互動過程，外區域人口的流入對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起過積極作用，但過密人口遷移對社會經濟的效益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論人口的流動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1368-1911年江南地區分析》，《史林》1995年第1期）。
總體描述江南社會生活的著作是錢杭、承載的《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該書描述了17世紀江南社會的文人社團、宗族生活、市民風俗諸多充滿江南特色的文化現象。程念騏認為明朝伊始，江南地區在社會生活的各主要方面，已逐漸出現了一股對封建專制主義相當強大的離心力。它表現為人的主體性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及社會文化生活諸方面的日益覺醒，處於急劇變化中的江南社會充滿了實踐精神。明代心學的主體性，就是追求人在社會實踐中的主體性，獨立去尋求新思想、新認識的真切表達，符合江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明代心學的主體性與江南地區的社會氛圍》，《探索與爭鳴》1991年第1期）。牛建強認為，在其它地區尚未發生顯著變化的時候，江南地區已超前大約70年展開了它的漸變階段，為16世紀30年代的社會變革打下了基礎（《明代江南地區的早期社會變遷》，《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王翔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的變遷是必然的趨勢。「奢靡」之風不僅是傳統生活態度的改變，也是反叛封建禮制的突破口（《明清商品經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王衛平的看法有相似之處，他認為明清太湖地區的「奢靡」之風與傳統封建社會的病態消費有所區別，它是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域出現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消費與生產的相互促進，刺激了手工業水平的進步和產品的豐富，提供了就業空間，衝擊了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使人的精神生活和審美情趣得到廣泛的釋放（《明清時期太湖地區奢侈風氣及評價》，《學術月刊》1994年第2期）。關於社會生活方面的文章還有遊子安《明末清初功過格的盛行及善書所反映的江南社會》（《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衛平《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清代蘇州慈善事業》（《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胡敏《明清蘇州文化的閒適性及其功能》（《鐵道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等。
總的來說，近年來反映明清江南地區社會經濟史的文章數量依舊可觀，涉及了農業、商業、市鎮、社會階層等諸多方面，論述的角度較多，內容較全。各類專著的出版也證明江南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熱度。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有待進一步探討：1.有關江南農村基層組織研究缺乏有新意的論文，農業經營規模及收益的估算，還待探討。2.市鎮研究已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區域市鎮之間的比較研究似乎還不突出，集市貿易的文化特色也可作探討。3.城市研究多集中在蘇、松二府，對江南城市的群體研究還有待加強。4.社會生活及各階段層研究文章較多，但顯較為孤立鬆散，未能全面反映江南社會。
（資料來源：《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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