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本文原載《亞太跨學科翻譯研究》2019年第1輯
感謝汪教授賜稿！
轉自：跨學科翻譯研究、翻譯學研究
摘要：本文旨在對近十年我國的社會翻譯學研究現狀進行述評，兼評國內出版的第一本專題論文集。國內社會翻譯學研究的起步比西方晚了約10年，儘管取得了令人歡欣鼓舞的成績，但有待改進、提升和拓展的空間很大，突出表現在應用的社會學理論較單一、理論及方法論更新不夠及時；有的譯介或綜述文章不夠全面、準確、深入，容易誤導參引者；總體上尚處於積極引介國外成果為主、創造性應用西方理論為次的階段，尤其原創性、實證性研究和結合中國翻譯實踐的理論建構亟待加強。
1. 引言
社會翻譯學在西方興起至今僅20餘年，但其發展異常迅猛。西方學者從90年代末開始系統建構社會翻譯學，目前已形成「描述性社會翻譯學」、「文化產品社會翻譯學」、「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社會翻譯學」三個分支，初步奠定了本學科結構的基礎（汪寶榮 2017a）。迄今社會翻譯學主要吸收應用了三種西方社會學理論：布迪厄（P. Bourdieu）的建構主義社會學理論（constructivist sociology），包括社會實踐論（又稱「場域理論」）、文化生產場域理論、出版社會學理論等，拉圖爾（B. Latour）、卡隆（M. Callon）、約翰·勞（J. Law）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盧曼（N. Luhmann）的社會系統論（social systems theory）；從國外研究現狀看，布迪厄的理論得到了廣泛應用，對拉圖爾等人的理論和盧曼理論的運用還不很充分（Inghilleri 2009：279-282）；描述性社會翻譯學和文化產品社會翻譯學的發展相對成熟，成果也最豐碩，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社會翻譯學的發展相對滯後，相關研究有待加強（Buzelin 2013：195-196；汪寶榮 2017a）。此外，近20年來西方學者圍繞以下四個核心領域展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翻譯職業、翻譯機構、翻譯產品國際流通與傳播、社會學與翻譯學的關係，分別對應當代社會學的四個分支領域即職場或職業社會學、組織機構社會學、文學或文化社會學、科學社會學（Buzelin 2013：191-194；汪寶榮 2018）。
國內社會翻譯學研究的起步比西方晚了約10年。楊柳（2003）借用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域理論討論中國翻譯學學科如何建構話語權力，傅敬民（2005）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分析《聖經》漢譯，屬於本領域最早研究成果。在過去的10年中，一些國內學者在該領域較為活躍且多產，如傅敬民、王洪濤、汪寶榮、邢傑、徐敏慧、陸志國等，但也有一些學者（如李紅滿、胡牧、黃德先等）在率先進入本領域並發表若干論文後又悄然退出或暫時沉寂，近年來沒有發表與本領域相關的有影響的論述，這對國內社會翻譯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無疑是莫大的損失。本文旨在對近十年國內社會翻譯學研究現狀進行述評（參見王洪濤 2016a），兼評國內出版的第一本專題論文集（參見張瓊方 2019），在梳理總結取得的成績的同時側重於反思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希望有助於確定有待重點突破和積極推進的研究課題。1
2. 《社會翻譯學研究：理論、視角與方法》略評
王洪濤（2017）主編的《社會翻譯學研究：理論、視角與方法》收錄了截止2016年國內學者發表的19篇代表性中文論文，首次集中展示、推介了本領域重要研究成果，便於有興趣的國內研究者研讀、參考和引用，「對倡導和推進我國的社會翻譯學學科建設無疑會起到積極的作用」（王宏印 2017：8）。鑑於該論文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領域國內研究現狀，對其進行述評基本上可由一斑而窺全豹。
該書上篇「社會翻譯學的基礎理論」收入的6篇論文多為對西方社會學理論及社會翻譯學研究成果的譯介或綜述，往往融入作者的獨立思考，如胡牧援引赫爾曼斯（T. Hermans）在《系統中的翻譯》一書中對描述性翻譯研究不足之處的批評性反思，較早探討了社會學視角翻譯研究的因由和依據、指導性原則及具體研究方法和內容，指出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和盧曼的社會系統論能為翻譯研究帶來新的視角和分析工具，「我們力圖建立的社會翻譯學，重心在翻譯學，而不是社會學」（胡牧 2006）。1武光軍介紹了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盧曼的社會系統論、拉圖爾等人的行為者網絡理論的基本特徵及核心概念工具，述評了它們在翻譯社會學研究中的進展，指出「翻譯社會學研究要保持其範式的生命力，在未來還需在兩個方向上發展:適度的本體回歸與解釋力的深化」（武光軍2008）。唐芳（2012）譯介了以色列學者塞拉—謝菲（R. Sela-Sheffy）的研究成果，尤其她對譯者策略的多樣性、翻譯場域的動態建構性及譯者行為模式獨特性的論析。王運鴻述評了近20年來國際上描述性翻譯研究的發展和嬗變，指出其研究對象與範圍已大大拓寬，即「從單一的目標語取向到多維的社會學視角，從單純關注外在的規範研究轉向內外結合的慣習與規範、個體與社會的雙向研究」（王運鴻 2014）。王洪濤（2011）從認識論角度揭示並論證了社會翻譯學存在的合理性、研究中的有效性及支撐其長期發展的科學性，從本體論角度界定了該學科研究對象，從方法論角度闡述了其適用的研究方法，著重指出「社會翻譯學」從社會學角度探索翻譯現象，屬於翻譯學的範疇，而「翻譯社會學」側重從翻譯學角度探索社會現象，屬於社會學的範疇，因此把該分支學科稱作「社會翻譯學」更為合適。
該論文集中篇題為「社會翻譯學的研究視角」，其中包括宋安妮（2014）介紹盧曼的社會系統論及其在翻譯研究中應用的文章、傅敬民的反思性文章和陸志國、蔡瑞珍的個案研究（詳見下文），而嚴格意義上的「研究視角」或分析模式建構性論文僅有2篇：仲偉合、馮曼（2014）基於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及研究方法，並參照沃爾夫（M. Wolf）界定的「行為者社會學」、「翻譯過程社會學」、「文化產品（譯作）社會學」三個分支領域，勾畫了「中國文化外譯研究」宏觀、中觀、微觀層面的整體框架，並劃分了各層面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從而初步建構了該領域的研究體系；王傳英（2013）參照社會—文化網絡分析框架，對翻譯規範的社會作用、獲得和發展進行了探討，試圖從個體行為與集體結構的契合、翻譯能力的後天養成、規範的動態發展三個層面重建譯者的翻譯職業行為，作者自創的「社會—文化網絡」概念所指的行為體包括目標語社會中的資助人/出版社、譯者、出版審查機構、讀者、文藝評論家、翻譯協會等，與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有共通之處，頗有新意。
該書下篇題為「社會翻譯學的研究方法」（編者又稱之為「方法論探索」），但實際上所收論文多為個案研究性質，儘管有的論文包含了某種分析模式或研究方法，如汪寶榮（2014）嘗試融合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和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進而提出了一個「譯作生產過程分析模式」。而僅有楊曉華（2011）的論文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方法論探索」：作者以盧曼的社會系統論為框架，探析了翻譯系統的自律與他律，描述了翻譯系統對其環境系統即語言服務系統的激擾通過溝通進行自我指涉和自我生產，將翻譯系統與環境的複雜關係加以簡化的必要性和手段。
此外，傅敬民（2014）、趙巍（2013）對西方社會學及社會翻譯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優長和不足進行了批判性反思，頗具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是該論文集中較有洞見的成果。
收入該論文集的個案研究（均運用了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主要有：邵璐（2012）考察了嚴復、林紓的譯者慣習及個人資本結構，認為在當時的中國文學場域和翻譯場域中，此二人能在權力場域中爭奪到各種資本，最終通過翻譯創立了「中國近代翻譯場域」；陸志國（2013）指出，「五四」前後茅盾譯者慣習的變化、文學翻譯場域的張力以及茅盾在場域中的利益傾向能夠解釋其翻譯選材和翻譯策略的改變；蔡瑞珍（2015）考察了魯迅小說在美國譯介與研究的歷史變遷，指出在二三十年代，美國文學場域中左翼文類作品成為文學主潮，魯迅小說譯介開始萌芽；在五六十年代，美國政治場域中反共浪潮高漲，文學場域中的英美出版商抵制魯迅作品，導致魯迅小說譯介陷入蕭條低潮期；中美建交後，特別是90 年代以來，美國權力場域對文學生產場域的制約相對放鬆，因而美國的魯迅小說譯介與研究進入了復甦繁榮期；王洪濤（2016b）考察了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6個階段，通過高度語境化和深度歷史化的方式對其進行關係主義解析，詮釋了不同階段的傳譯活動與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共變關係，揭示出中國文學在英國近400年傳譯活動的運作軌跡與規律。
通過簡要述評國內出版的第一本專題論文集，我們發現在取得了令人歡欣鼓舞的初步成績的同時，國內的社會翻譯學研究有待改進、提升和拓展的空間很大，主要包括以下問題：對西方有關理論及研究成果的引進、吸收存在明顯不足，如直接引進或翻譯出版的外文原版書不多、不全且相當滯後，導致理論更新不夠及時，如英國學者查爾斯頓（D. Charlston）在2013年提出了「譯者姿態」（translatorial hexis）理論及研究方法，但直到2017年才被引介進來（參見汪寶榮 2017b）；有的譯介或綜述文章不夠全面、準確、深入，容易誤導不讀理論原典的參引者，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純外語背景的國內學者研讀西方社會學理論書頗有些吃力；活躍並專注於本領域的研究者數量不多2，制約著本領域的進一步發展；緊密結合中國翻譯實踐與歷史的原創性研究尚不多，理論或分析模式建構方面的嘗試更是少見，等等。
3. 其他重要研究成果述評
本節述評上述論文集未能收錄的其他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國內學者用英文發表的論文）。首先是譯介或綜述類論文：黃德先率先介紹了拉圖爾等人的行為者網絡理論，指出「翻譯不是由譯者一個人單獨完成的，而是諸多行動者(包括人和物) 相互連接構成一個行動者網絡，動員網絡中各行動者來完成翻譯任務」，行動者網絡理論將會為翻譯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黃德先 2006）；邢傑介紹了布迪厄的「慣習」概念（文中被譯作「思維習慣」）和西梅奧尼（D. Simeoni）的「譯者慣習」假說，指出這兩個概念可以補充描述性翻譯研究側重「規範」的解釋框架，從而發現「翻譯行為的誘因可能並不僅僅在於外部因素的幹預，也可能是源自主體自發的行為」（邢傑 2007）；李紅滿（2007）譯介了90年代末以來西方學者在汪寶榮（2017a）稱作「描述性社會翻譯學」的分支領域的主要研究進展；李紅滿評介了沃爾夫、富卡裡（Wolf and Fukari 2007）合編的重要論文集《建構翻譯社會學》，敏銳地指出90年代末以來西方社會翻譯學「順應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自身的理論建構，逐漸走向了現代形態，趨向成熟」，但其研究方法論尚不夠系統，因此其理論建構仍需加強，而國內的社會翻譯學研究還「比較薄弱，不夠系統深入，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李紅滿 2008）；黃德先（2010）指出，翻譯研究的診斷式描述方法和有聲思維的實證方法都是為了儘可能揭示翻譯過程這個黑箱，但這兩種方法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即它們關注的翻譯過程未必能夠真實反映翻譯現實，因而提出可把翻譯過程理解為「翻譯生產過程」，並把它提升到主導地位，採取族群觀察法（ethnographic observation）深入翻譯職場，也許能更好地反映現實中的翻譯生產過程；王悅晨（2011）、邵璐（2011）均對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及其核心概念進行了細緻的釋解，並討論了該理論對翻譯研究的適用性；覃江華（2015）、王軍平（2015）譯介、述評了盧曼的社會系統論及其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但或許由於盧曼的理論較為艱深，目前國內學者對其譯介及應用遠不及對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集中關注。
其次是數量較少但特別有價值的理論及方法反思類論文，主要有：胡牧指出，當前翻譯研究的「社會學轉向」表明翻譯理論演進到了新的階段，是對翻譯研究的語言、文化視閾的拓展以及對譯本建構社會的重視，進而提出「如以馬克思的生產實踐與社會交往理論為理論依據，我國可以在轉型期建構中國化的社會翻譯學派」（胡牧 2013）；覃江華（2013）指出，目前相關研究不僅局限於文化相對主義的離心式視角，而且討論對象多集中於布迪厄等少數理論家，對社會學領域的其他聲音關注較少，要確立社會翻譯學的研究範式，唯有從中西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等領域引入新的研究視角，既強調內外部研究的互動，也重視本體與方法的平衡，特別是要關注實際發生的翻譯現象。
再次，近年來隨著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成為國內研究熱點，從社會學途徑開展的原創性個案研究漸增，如孔思文（Kung 2009，2010）整合運用布迪厄的「資本」概念和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分析了80年代以來推動臺灣現當代小說在美國譯介的行動者網絡（包括譯者主導網絡和蔣經國基金會資助網絡）的構建和運作，指出通過蔣經國基金會資助網絡能有效地把臺灣文學譯介到強勢文化中，但英譯本往往不能完全符合目標文化的期待，導致其傳播接受效果不佳。羅文豔、鄭冰寒（Luo and Zheng 2017）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重點考察了阿瑟·威利（A. Waley）節譯的《西遊記》（Monk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2）涉及的兩組「非人類行動者」，即英譯本所附「譯者序」及譯者與出版商的通信等副文本和20世紀40年代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大流感，指出這些非人類行動者對其翻譯出版過程及結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鄢佳（Yan 2013）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系統考察了葛浩文（H. Goldblatt）的譯者慣習和翻譯策略及風格的歷時變化，指出其家庭背景、戰爭經歷和學術生涯促使他偏愛嚴肅文學作品，早期翻譯選材基於個人學術興趣和政治因素，1991-2000年基於個人文學偏好和市場因素，而2001-2010年市場考慮增多；1990年前葛浩文非常忠於原著，此後對原著的改寫明顯增多，但對文化特色詞的異化多於歸化，其翻譯觀可歸納為讀者、目的語、改寫原則。邢傑、劉聰、張其帆（2018）從場域和資本歷時變化的視角分析並解釋了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和《蛙》時採用不同翻譯策略背後的成因。徐敏慧（2016）運用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域理論，通過分析有限生產場域及大規模生產場域的特性及運作模式，對當下中國文學外譯應「譯什麼、由誰譯」的大討論進行探究，指出嚴肅文學翻譯屬於布迪厄界定的「有限生產」，參與者競爭的重點是象徵資本，而大眾或通俗文學翻譯是「大規模生產」，競爭的重點是經濟資本，這決定了後者可依賴市場運作，而國家戰略支持應向前者傾斜。蔣夢瑩（2017）運用卡薩諾瓦（P. Casanova）的世界文學場域等級結構分析模式，探究了先鋒派女作家殘雪如何通過翻譯在英美文學場域獲得文學地位，重點分析了譯者、出版商、評論家、學者、主流媒體及作家本人等如何合力促成殘雪在美國的「神聖化」（consecration）3。蔣夢瑩、汪寶榮（2018）以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工具，勾勒了英語世界「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場域」的演變進程，探討了這種演變背後的內外部原因，指出該翻譯場域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英語世界迫切想要了解新時期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狀，小說成為提供信息的重要媒介，大量短篇小說選集本在英語世界翻譯出版，此後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強，各種行為者紛紛參與到譯介隊伍中，翻譯出版策略也不斷革新，歷經30多年的發展，該翻譯場域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轉變。汪寶榮（2019a）綜合運用布迪厄的文化生產場域理論、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和卡薩諾瓦的世界文學場域結構分析模式，以魯迅、莫言、餘華小說英譯為考察中心，分析了「由誰發起+由誰出版」運作機制下五種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模式的運作方式和特點，指出它們都有助於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而西方商業出版社發起並出版+招募漢學家翻譯模式的傳播效果較為理想。汪寶榮、李偉榮（2019）指出同一模式運作下不同譯介項目的傳播影響力可能大相逕庭，並基於對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家族》《酒國》的個案研究，發現這兩本譯作的傳播影響力相差懸殊，主要由於出版社的綜合資本、電影的推動力和作品的適銷性這三個傳播要素有異。汪寶榮（2019b）以建國初期外文出版社發起魯迅作品英譯出版項目為例，從「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視角，分析了八十年代前國家外宣機構發起中國文學外譯的運作機制及過程，討論了該機制的利弊得失。
最後簡評國內出版的幾部本領域研究專著。胡牧（2011）以翻譯學為學科本體，以馬克思的社會學理論為指導，以人的社會實踐為基礎，以譯學範式的反思批評為前導，以翻譯文本在何時何地生產及產生何種社會文化影響為研究客體，提出翻譯研究應回歸現實世界也即社會世界，深入分析了譯者主體與他者的關係、社會選擇、社會操控、社會傳播與文化消費等諸多層面。作者視野宏闊而獨到，論析謹嚴而精闢，提出了不少新見和洞見，屬於宏觀的研究範式反思性批評，對國內翻譯研究的社會學轉向有引領和啟迪作用。劉向軍（2016）借鑑社會學、哲學等理論，從抽象、宏觀的層面論述翻譯社會學的制度運行框架，在探討該制度框架中的「信任」、「預設」、「偶在」等核心概念的結構及其內在關聯中，為翻譯研究探尋其作為獨立學科的理論合法性。該書主要採用社會學新功能主義分析範式，將功能分析方法與現象學的反思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在把社會翻譯學研究推向深入方面做出了可貴的嘗試。陳秀（2016）借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對中國語境下及中西文化交流活動中的翻譯行為進行梳理，以典型翻譯事件為例分析語言與權力的關係、翻譯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翻譯所涉及的各種因素。但該書較粗糙，內容有些空洞，邏輯薄弱，且多引用二手文獻資料。石轉轉、李慧（2018）以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工具，簡要梳理了中國科幻小說在國外的譯介狀況，重點對劉宇昆英譯的《看不見的星球》進行了個案分析。該書結構凌亂，理論工具與文獻綜述及個案分析錯雜，比例安排不當（如理論闡述過多，而個案分析偏少），明顯是粗糙之作。楊超（2017）探討了翻譯場的基本特點，指出其往往受到「結構性約束」，同時分析了譯者在翻譯場中發揮能動性的基本機制。
4. 結語
在過去10年國內社會翻譯學研究成果中，從研究性質和數量看，較多的是對西方社會學理論及社會翻譯學研究成果的譯介或綜述。這類研究不具原創性，但有向國內同行引介國外最新研究動態之功，有助於啟迪和推動國內相關研究。最缺少的是對社會與翻譯及社會學與翻譯學的關係進行高屋建瓴的理論模式建構和反思性批評。這類研究具有理論獨創性，目前數量不多的此類研究頗有創見，但大多不屬於當前西方主流社會學的理論範疇。較缺少的是對西方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較分析。這類研究具有思辨性、探究性，有助於我們看清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論的優缺點，進而在研究中嘗試對它們進行修正或整合運用。同樣缺少的是結合中國翻譯實踐提出適用的分析模式，其中適用性高的最終可以上升為理論，但這需要研究者熟稔相關理論，並善於由具體事例演繹到一般規律。第二，從採用的理論框架看，目前運用最多的是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而他的其他社會學理論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和盧曼的社會系統論已被譯介進來，但對兩者的應用尚不多見。第三，從研究方法論看，目前相對缺乏的是「紮實的實證研究」（王宏印 2017：23），即通過問卷調查、田野調查、訪談、參與觀察等方法收集數據資料，為提出理論假設或檢驗理論假設而展開的研究。此外，現有個案研究大多止步於對個案本身的考察和分析，而與實證研究一樣，個案研究的意義也在於提出假設和檢驗理論框架的有效性（Saldanha and O』Brien 2014：209）。另一個普遍問題是只用一種理論，甚至僅僅選用一種理論中的某個概念（如布迪厄的「慣習」或「資本」），這樣既割裂了理論本身的完整性，也削弱了理論工具的解釋力。最後，近年來應用西方理論考察中國翻譯實踐或現象的原創性個案或對策性研究漸增，且越來越關注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但由於多為以論文形式發表的階段性成果，大多數研究的覆蓋面有限，缺乏系統性，分析也不夠細緻、深入，而目前從社會學視角深入系統探析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模式的尚闕如。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介入並從事本領域研究，且發表了不少較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至今國內外語類重要期刊《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外國語文研究》《上海翻譯》先後成功開闢了「社會翻譯學研究」專欄，更多專欄也將陸續推出4，預示著本領域正在快速發展，研究隊伍正在逐漸壯大，一個小規模的學術共同體已經形成，但可以說目前國內的社會翻譯學研究大致上尚處於積極引介國外成果為主、創造性應用西方理論為次的階段，尤其原創性、實證性研究和結合中國翻譯實踐的理論建構亟待加強。在當今西方學界，社會翻譯學已被廣泛認可為翻譯學的一門子學科（張汨，沃爾夫 2017：48），而國內學界仍在為其學科名稱該是「社會翻譯學」還是「翻譯社會學」而爭論（參見王洪濤 2011；傅敬民2014），本領域有待改進、提升和拓展的現狀可見一斑。筆者相信通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假以時日，社會翻譯學也必將在中國發展成為並被認可為翻譯學的一門重要子學科。
注釋
1. 這裡註明的是論文原刊信息（下同），而不是被該論文集收錄的出版信息。
2. 現有一個覆蓋全國（包括港澳臺地區）的「翻譯與社會」學術交流微信群，其中較活躍且多產的成員有10幾個。
3. 目前「consecration」至少有四種漢譯名，即「聖化」、「神聖化」、「奉獻」、「認可」。鑑於卡薩諾瓦（Casanova 2004：126）將其定義為「（作家作品）以被自治評論家認可（recognition）的形式跨越了一個文學邊界」，將其譯為「認可」似乎較妥當。
4. 參見《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外國語文研究》2018年第3期、《上海翻譯》2019年第2期。截止本文寫竣之日，《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已經正式啟動「社會翻譯學研究」專欄。
參考文獻
蔡瑞珍. 2015. 文學場中魯迅小說在美國的譯介與研究. 中國翻譯2: 37-41.
陳秀. 2016. 翻譯研究的社會學途徑——以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為指導.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傅敬民. 2005. 《聖經》漢譯與文化資本.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 99-106.
傅敬民. 2014. 社會學視角的翻譯研究: 問題與前瞻.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 101-111.
胡牧. 2006. 翻譯研究: 一個社會學視角. 外語與外語教學9: 48-51, 55.
胡牧. 2011. 譯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碰撞——翻譯社會學視閾.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胡牧. 2013. 翻譯研究: 轉向社會——對轉型期我國譯論研究的思考. 外國語6: 72-79.
黃德先. 2006. 翻譯的網絡化存在. 上海翻譯4: 6-11.
黃德先. 2010. 翻譯生產過程的研究. 譯苑新譚2: 87-97.
蔣夢瑩. 2017. 資本、場域與文學「神聖化」——殘雪小說在美國的譯介研究. 山東外語教學5: 96-103.
蔣夢瑩，汪寶榮. 2018. 試論英語世界當代中國小說翻譯場域的歷史演變. 外國語文研究3: 102-111.
李紅滿. 2007. 布迪厄與翻譯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中國翻譯5: 6-9.
李紅滿. 2008. 探索翻譯研究的社會學途徑——評介Michaela Wolf 與 Alexandra Fukari的《建構翻譯社會學》. 中國翻譯6: 30-33.
劉向軍. 2016. 信任、預設與偶在: 翻譯社會學的制度性研究框架構建(英文版).?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陸志國. 2013. 茅盾五四伊始的翻譯轉向: 布迪厄的視角.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 89-94.
覃江華. 2013. 交互報償: 翻譯社會學研究新視角. 民族翻譯3: 23-32.
覃江華. 2015. 西方翻譯社會學研究的最新進展——《翻譯與社會導論》述介. 上海翻譯1: 89-94.
邵璐. 2011. 翻譯社會學的迷思——布迪厄場域理論釋解.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 124-130.
邵璐. 2012. Bourdieu社會學視角下的重釋中國近代翻譯史——以並世譯才嚴復、林紓為例. 中國外語1: 77-83.
石轉轉，李慧. 2018. 布迪厄社會學視角下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以劉宇昆《看不見的星球》英譯為例. 成都: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宋安妮. 2014. 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與翻譯研究探析. 外國語文3: 132-134.
唐芳. 2012. 翻譯社會研究新發展——Sela-Sheffy的慣習觀探索. 外語研究5: 82-86, 91.
汪寶榮. 2014. 葛浩文英譯《紅高粱》生產過程社會學分析.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12: 20-30.
汪寶榮. 2017a. 社會翻譯學學科結構與研究框架構建述評.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5: 110-118.
汪寶榮. 2017b. 尋求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浮生六記》林譯本文化翻譯策略新解. 外語學刊6: 118-123.
汪寶榮. 2018. 西方社會翻譯學核心研究領域: 述評及啟示.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6: 81-89.
汪寶榮. 2019a. 中國文學譯介傳播模式社會學分析. 上海翻譯2: 1-6.
汪寶榮. 2019b. 國家外宣機構發起中國文學外譯運作機制社會學分析——以魯迅作品英譯出版項目為例. 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4: 10-16.
汪寶榮，李偉榮. 2019. 同一譯介傳播模式下的譯作傳播影響力差異社會學分析——以《紅高粱家族》《酒國》為例. 外國語文5: 124-129.
王傳英. 2013. 翻譯規範理論的社會學重釋. 上海翻譯3: 14-19.
王洪濤. 2011. 建構「社會翻譯學」：名與實的辨析. 中國翻譯1: 14-18.
王洪濤. 2016a. 中國社會翻譯學研究十年（2006—2016）: 思考、回顧與展望. 上海翻譯5: 49-54.
王洪濤. 2016b. 社會翻譯學視閾中中國文學在英國傳譯的歷時詮釋. 外語學刊3: 146-151.
王洪濤主編. 2017. 社會翻譯學研究: 理論、視角與方法.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王宏印. 2017. 篳路藍縷，鍥而不捨——關於我國當下社會翻譯學的可貴探索. 社會翻譯學研究: 理論、視角與方法. 王洪濤主編.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第1-23頁.
王軍平. 2015. 作為社會系統的翻譯——《盧曼社會學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評介.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3: 89-93.
王悅晨. 2011. 從社會學角度看翻譯現象: 布迪厄社會學理論關鍵詞解讀. 中國翻譯1: 5-13.
王運鴻. 2014. 描寫翻譯研究之後. 中國翻譯3: 17-24.
武光軍. 2008. 翻譯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 外國語1: 75-82.
邢傑. 2007. 譯者「思維習慣」——描述翻譯學研究新視角. 中國翻譯5: 10-15.
邢傑，劉聰，張其帆. 2018. 場域及資本視角下《紅高粱家族》和《蛙》英譯本對比研究. 東方翻譯1: 19-25.
徐敏慧. 2016. 文化生產場域與文學譯介模式. 中國翻譯3: 41-45.
楊超. 2017. 社會學視域中的翻譯場結構性約束與能動性發揮.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楊柳. 2003. 文化資本與翻譯的話語權力. 中國翻譯2: 8-10.
楊曉華. 2011. 翻譯社會學的理論構架與研究.上海翻譯3: 7-12.
張汨，沃爾夫. 2017. 翻譯研究中的「社會學轉向」——米凱拉·沃爾夫教授訪談及啟示. 東方翻譯6: 46-52.
張瓊方. 2019. 開啟翻譯研究新徵程——《社會翻譯學研究:理論、視角與方法》評介. 東方翻譯 3: 83-86.
趙巍. 2013. 關於「社會翻譯學」的再思考.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1: 109-112.
仲偉合，馮曼. 2014. 翻譯社會學視角下文化外譯研究體系的建構. 外語研究3: 57-62.
Buzelin, H. 2013.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 C. Millán and F. Bartr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86-200.
Casanova, P. 2004.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ghilleri, M. 2009.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M. Baker and G. Saldanh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79-282.
Kung, S.-W. C. 2009. Translation Agents and Network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Novel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jects 2. Eds. A. Pym and A. Perekrestenko. Tarragona: Intercultural Studies Group. pp. 123-138.
Kung, S.-W. C. 2010. Network &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o English.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ialogue. Eds. A. Fawcett, K. L. G. García and R. H. Parker.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pp. 164-180.
Luo, W. and B. Zheng. 2017. Visiting Elements Thought to Be 「Inactive」: Non-Human Actors in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Journey to the West.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 Intercultural Studies 4(3): 253-265.
Saldanha, G. and S. O』Brien. 2014.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Wolf, M. and A. Fukari, eds. 2007.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Yan, J. 2013. A Study o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bitus from the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作者簡介：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閾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研究」（15BYY034）。
文獻來源：本文原載《亞太跨學科翻譯研究》2019年第1輯。本次推送獲作者授權。原文請參見中國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