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是科學與藝術的統一。翻譯是一項複雜、多維的人類認知活動。按照英國文藝批評家理查茲（ Richards）的說法，翻譯「很可能是整個宇宙進化過程中迄今為止最複雜的一種活動」。
翻譯直接與語言相關，是不同語言或語言變體之間的範疇轉換。「由於語言在翻譯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傳統觀點現在已經有了堅實的科學依據，因此當代翻譯學中佔主導地位的還是語言學視角的翻譯理論。」（科米薩諾夫， 2006：9）劉宓慶（1999：16）認為： 「20世紀 50年代以前的科學水平及語言學研究水平不可能使翻譯理論家突破傳統論的有限視界。事實上，正是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使翻譯理論研究遠遠落後於翻譯實踐，使翻譯學的建設遠遠落後於翻譯實踐的需要。」譚載喜（1999：X）明確表示：「西方現代翻譯研究的一大特點，是把翻譯問題納入語言學的研究領域。」因此，用語言學理論去探討翻譯問題，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本章將從翻譯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入手，基於認知語言學的哲學觀、語言觀 /工作假設和表徵方法，探討認知翻譯學的有關問題，尤其是解釋某些翻譯現象的原因。
2.翻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把翻譯納入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只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實際上，大多數語言學重要著作，包括語言學教科書，至今仍然不把翻譯看成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科米薩諾夫， 2006：10 —11）：① 20世紀上半葉，許多語言學家對翻譯問題不感興趣，這與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有著密切的關係。那時的語言學家力圖對語言進行客觀描寫，使語言學接近「精密」科學，他們響應索緒爾的號召，認為「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索緒爾， 1996：323），將研究只局限於「語言」（langue）而非「言語」（parole），即語言系統的內部結構。②翻譯家或譯者也懷疑語言學理論是否能在翻譯中發揮作用，他們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語言因素並不佔重要地位，翻譯不是純語言活動，而語言學對翻譯理論的貢獻是非常有限的。但不可否認，語言學畢竟與翻譯學最終走到了一起，不過，這是 20世紀下半葉初期的事情。這主要有幾方面的原因（科米薩諾夫， 2006：11 —15）：
第一，全世界翻譯活動規模的擴大。全球化時代，隨著科學技術、新媒體的發展，跨語言、跨文化交際非常頻繁，非文學翻譯佔據了翻譯的主導地位，而文學翻譯則居於次要地位。非文學翻譯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難就是兩種語言的語言單位或結構在意義和功能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建構語句和語篇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差別。
第二，語言學家開始關注翻譯活動的變化，而語言學自身的發展也不得不把翻譯納入自身的研究領域。 20世紀中葉以來，語言學的研究取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語言學不只是研究「語言」，更注重「言語」的研究，不只是「共時」研究，也注重「歷時」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語言學的許多分支學科應運而生。語言學對翻譯的研究超越了人們的想像，翻譯的許多方面現在都可以用語言學的術語和理論來加以描述和解釋。並且，語言學家研究翻譯以後發現，語言學不但可以為翻譯理論做出巨大貢獻，而且翻譯也可以為語言學提出一些真知灼見，使語言學理論更加現實化和科學化。
第三，計算機科學、人工智慧、腦科學、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了語言學視角的翻譯理論的發展。機器翻譯已不再是神話，但要使機器像人一樣順利翻譯，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人是如何進行翻譯的？翻譯的認知過程怎樣？翻譯中有什麼認知機制和神經機制在起作用？到目前為止這些問題還沒有定論。於是，很多研究機器翻譯問題的語言學家便把注意力轉向了「人類」翻譯的認知過程，力圖通過這種研究找到克服翻譯困難的辦法。
第四，語言學與翻譯的結合還有另外一個因素。現在培養翻譯人員的主要是大學和一些培訓機構，任教的主要是外語教師、語言學家或語文學家。正是他們首先意識到要對翻譯活動進行理論思考，也正是他們開始嘗試用自己學科的方法來研究翻譯學和翻譯現象。
雖然翻譯涉及諸多方面，但翻譯最重要的方面還是語言。世界上的語言千差萬別，估計有五六千種，語言變體更是不勝枚舉。正是語言的複雜性和使用特點決定了翻譯的必要性，決定了譯者會遇到的翻譯困難，也決定了克服這些困難的可能性。20世紀 5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雅柯布遜（ Jakobson）發表了著名論文《論翻譯的語言學問題》（1959），奠定了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的基礎。 20世紀 60年代，英國愛丁堡大學應用語言學院教授卡特福德（Catford）出版了《翻譯的語言學理論》（1965）一書，這是一本探討翻譯理論的開創性著作。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翻譯是一項對語言進行操作的工作，是用一種語言的語篇去代替另一種語言的語篇的過程。顯然，任何翻譯理論都必須依附於語言的理論，即普通語言學的理論。」20世紀 70年代以來，語言學理論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文體學、語用學、語篇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等學科。這些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應用於翻譯研究，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如國外的加扎拉（ Ghazala，2011）、格特（ Gutt，1991）、哈特姆（Hatim，2001）、哈特姆和梅森（ Hatim & Mason，2001）、希基（ Hickey，1998）、施韋特和費雷拉（ Schwieter & Ferreira，2017）等，國內相關研究成果更是不勝枚舉。我們可以斷言：用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翻譯是有充分科學根據的，在實踐上也是卓有成效的。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研究成果在翻譯研究中還未得到充分體現，一種全新的翻譯學理論還亟待我們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