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翻譯生產過程社會學分析
TheProduction ofRed Sorghum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ASociological Analysis
汪寶榮
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現為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導、翻譯學科方向帶頭人，浙江財經大學「傑出中青年教師資助計劃」獲得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翻譯研究中心（2010）、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系（2015—2016）訪問學者。學術兼職有Meta、Translation Studies等國際翻譯學權威期刊審稿人、杭州市「十三五」（2016-2021）哲學社會科學外國語言學學科組評審專家等。主要從事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等領域研究，業餘從事英漢翻譯實踐。出版專著、譯著各2部，發表學術論文及學術譯作80餘篇。目前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閾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研究」（15BYY034）。
摘要：本文整合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和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考察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譯者慣習的形成及其介入美國文學場域，分析有關行動者如何通過資本轉化構建《紅高粱家族》翻譯發起和出版行動者網絡，促成葛譯本在美國的成功生產，最後分析翻譯及編輯方式對葛譯面貌的影響。葛浩文的譯者慣習決定其翻譯方式是學術性與商業性兼顧，既忠於原文，又靈活變通。葛浩文既「忠實」又「叛逆」的譯法看似弔詭，卻幫助他在美國文學場域取得了成功。這兩種社會學理論的合併運用為翻譯生產及傳播過程研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
關鍵詞：《紅高粱家族》；葛浩文；生產過程；場域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
Abstract:Drawing on Pierr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Bruno Latour et al's Actor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ates how American sinologist Howard Goldblatt developed his translator’s habitus and entered a hypothesized American literary field. Then it analyzes how various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veral forms of capital to create translation initiation and publication networks, thus bringing aboutRed Sorghum’s successful production in America. Finally,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editorial mode onRed Sorghumreveals that Goldblatt adopted a highly flexibl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by combining fidelity and creativity. Paradoxical as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may strike us, it helped Goldblatt achieve tremendous success as a pre-eminent translator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hese two sociological theorieswhen combined offer a valid tool for analyzing the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production.
Key words:Red Sorghum; Howard Goldblatt; production process; field theory; Actor Network Theory
葛浩文與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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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年10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旋即引起國內外媒體和學界對其作品翻譯與傳播的熱議。英語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語言，莫言作品英譯者葛浩文無疑居功至偉。葛浩文透露，諾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告訴他，其英文翻譯對他們的評審「至關重要」（Sparks，2013）。確實，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家族》（1993）、《天堂蒜薹之歌》（1995）、《酒國》（2000）、《豐乳肥臀》（2004）、《生死疲勞》（2008）等莫言小說在英語世界接連出版，獲得廣泛好評，使莫言的國外影響漸增，終於走上瑞典學院的領獎臺。莫言（2010：153）自稱《紅高粱家族》是他「最有影響的小說」。巧合的是，該書也是葛浩文翻譯的莫言作品中銷得最好的。2008年初，葛浩文查看英文版銷售記錄後發現，這本書連續印行15年未絕版，「已經（累計）發行兩萬冊左右」（河西，2008）。眾所周知，中國現當代小說在英美一般只能賣出幾千冊，兩萬冊可說是一個銷售奇蹟。因此，《紅高粱家族》英譯及傳播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個成功範例，值得深入研究。
社會翻譯學最新進展之一是翻譯生產與傳播過程研究，注重分析行為者（又稱「行動者」）如何合作構建並運作一個「行動者網絡」，最終實現譯作的生產、傳播與接受（Kung，2009）。從社會翻譯學視角看，譯作是「文化產品」，須經生產（翻譯、出版）和傳播（營銷、閱讀、接受等）環節。由於漢語在當今世界格局中屬於「邊緣語言」，中國文學譯作在英語世界普遍生產不易，傳播受阻，因此需要研究翻譯生產與傳播過程，尤其成功案例的運作機制，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實踐提供有益的啟示。近年來，一些國內學者譯介或述評了西方翻譯社會學理論及研究成果，有的還發表了原創的個案研究，但重點介紹、應用的是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會學理論，翻譯生產與傳播過程研究尚闕如。本文嘗試整合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和拉圖爾（B. Latour）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首先考察葛浩文如何形成譯者慣習及介入美國文學翻譯場域，然後分析有關行動者如何利用各自的資本及資本轉化在場域內運作，構成翻譯發起、出版和生產網絡，最終實現《紅高粱家族》英譯本在美國的成功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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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框架
目前用於翻譯研究的主要有三種社會學理論，布迪厄的理論獲得廣泛應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和盧曼（N.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則較少被運用。這三種理論均被用於解釋社會世界，但對「社會」（social）的含義和社會（societies）由什麼構成的理論假定大異其趣，且各自的世界觀和具體研究的問題相異，因此它們「各有盲點，既相互牴觸又相互充實」（Buzelin，2013：187）。顯然，如何化解這三種理論相互牴觸之處，基於它們相互充實的理論基礎整合成一個強大的理論工具，是有待攻克的學術難題。本節首先概述場域理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然後討論將它們合併運用於翻譯生產過程研究的必要性。
2.1布迪厄的場域理論
鑑於國內學者對該理論的介紹較多，本文只重點闡釋「資本」的定義和場域的基本運作法則及內部等級結構。布迪厄把社會個體視為具有能動性的「行為者」（agent），認為其行為基於慣習，而「慣習是個體社會化後的一種主體性」（Bourdieu & Wacquant，1992：126）。Bourdieu（1997：47-54）指出：「資本的運作倚賴一個特定的場域，以或多或少昂貴的轉化為代價，轉化是資本在場域中起作用的先決條件」；資本不僅指經濟資本，也指非經濟資本，包括文化、社會、符號資本。資本可相互轉化，但「其它形式的資本都來源於經濟資本。」經濟資本可直接轉換成金錢，「會以產權的形式制度化」；文化資本指個體在社會空間中所受的教育、從事的職業及獲得的文化資源（如著作、譯作）；社會資本指個體在社會空間中的各種人際關係和社會義務（Bourdieu，1997：47）；符號資本（也譯作「象徵資本」）指「被象徵性理解的任何一種形式的資本」（Bourdieu，1997：56），尤指個體在社會空間中享有的「信譽」（Bourdieu，1990：120）。
布迪厄認為，社會空間結構可分為哲學、政治、科學、文學場域等，構成一個競爭不斷的「權力場域」，即具有分配資本和決定社會結構能力的結構空間。文學場域的行為者包括作家、文學研究者、評論家、譯者等，主要基於文化資本的積累而運作，而權力場域的運作主要依賴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因此文學場域在權力場域中一般處於被支配地位(Bourdieu，1993：37-40)。由此推論，至今仍流行的傳統翻譯觀認為譯作是原作的替代品、衍生物，這就導致譯作在權力場域中獲取的符號資本遠少於原作，因此翻譯場域（目前西方學界仍就「是否存在一個自治的翻譯場域」爭議不休）在文學場域中一般處於被支配地位。
2.2行動者網絡理論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由拉圖爾、卡隆（M. Callon）、勞（J. Law）等人創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Crawford，2005：1）。ANT內容龐雜，本文從核心概念「行動者」「網絡」切入嘗試釋解其理論要點。拉圖爾等人認為，以往的社會科學多以人類為中心，將「自然」與「社會」、「人類」與「非人類」對立，不適合分析社會世界，因為社會世界中還有機器、動物、文本、雜合物等非人類（Murdoch，1997），也即所有參與文化生產的行動者，不論是不是人類，都應被視為同等對待的研究對象。Latour（2005：71）強調指出：ANT所稱的「行動者」既包括人類行動者，也包括觀念、技術、生物等非人類行動者，「任何通過製造差異確實改變了事態的都是行動者。」Callon（1999：181-182）解釋說，ANT假定行動者「在本質上是不確定的」，行動者「可能有一種招募（enroll）和支配（其他行動者）的權力，也可能是一個沒有主動權、只好聽憑招募的行為者」。ANT所指的「網絡」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網絡。Latour（1999：19）指出：「行動者網絡理論從來就不是一種關於社會由什麼構成的理論，而是遵循民族方法學途徑的另一種方法……旨在研究行動者做了什麼，怎麼做的，為什麼那麼做。」Law（1987：113-114）認為，行動者網絡是諸多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構建的關係網絡；行動者的行動使得異質因素形成網絡，而網絡能夠重新定義或轉變其構成因素。Callon（1999：182）指出，ANT之所以強調網絡的重要性，是因為單個行動者不管有多強，都不可能獨自完成一項行動，而是需要從網絡中其他行動者那裡獲得能量，從而共同完成行動。總之，行動者與網絡相互建構，網絡由行動者聯結而成，但行動者離開了網絡就無法行動。
2.3整合運用兩種社會學理論的必要性
運用場域理論可以解釋行為者（如譯者）如何在文學場域中形成慣習，如何發起或參與翻譯生產與傳播項目，如何逐步積累資本，如何反過來影響場域。但該理論框架下的行為者限於作者、譯者、出版商、評論家、讀者等人類行動者，不包括文本、影視作品、技術、觀念等非人類行動者，且沒有清晰地界定行為者關係網絡。布迪厄強調行為者對場域的「結構」作用，卻沒有考慮到行動者網絡對現代社會一切生產活動的重要性。場域理論的這兩個明顯的不足，行動者網絡理論正好可以彌補。Buzelin（2005）注意到這兩種理論的互補性，稱它們為翻譯研究中「意外的盟友」。Buzelin（2007：142-143）指出：「借用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翻譯研究者往往忽略對翻譯、校對和潤色等譯者行為的分析」，而拉圖爾的研究路徑側重分析翻譯生產過程，包括翻譯選材、翻譯模式等過程性行為。Bogic（2010：180）也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引入會使翻譯研究者更加關注翻譯生產過程，並重新界定翻譯行為者，把各種行動者考慮進去。
本文整合運用這兩種社會學理論的互補部分，採用「中觀分析法」（Buzelin，2013：190），利用各種文獻資料，包括莫言和葛浩文的自述以及訪談、《紅高粱》英譯本的封頁設計、出版說明、英文書評等副文本、出版社的背景資料與網絡資源等，分析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如何在美國文學場域通過資本轉化構建並運作一個行動者網絡，順利完成葛譯《紅高粱》在美國的生產。任何一種社會學理論都只是幫助我們觀察社會現實的概念工具，例如，我們「假定」有一個文學場域，各種文化生產者在場域內爭鬥（Gouanvic，2002：99）。同理，本文所稱的「行動者網絡」也是為便於分析而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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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譯者習慣的形成及其介入翻譯場域
Simeoni（1998）提出「譯者慣習」假說，其核心觀點是「譯者的順從」，即自古以來譯者往往甘心順從於社會規範，因此翻譯至今仍是一個高度「他治」的職業和場域。目前西方學者對「譯者順從說」既有贊同，也有質疑，但「譯者慣習」已成為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譯者慣習一般包括對原作的選擇、翻譯策略和譯者的翻譯觀（邢傑，2007：13），此外，翻譯操作方式如原文理解、譯文表達、譯稿校改等也是譯者慣習的重要體現。葛浩文就提到多年的翻譯實踐使其翻譯操作方式「內化」（Sparks，2013）。
葛浩文譯者慣習的形成循著一個清晰的發展軌跡：從喜歡學中文到愛上中國現代文學再到痴迷於中國現代小說翻譯，直至逐步形成其譯者慣習。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國加州長灘市，在「不怎麼樣的」加州州立大學長灘校區讀大學，但他「不愛讀書，成天貪玩」，對中文也沒有興趣，「差點畢不了業」（賦格、張健，2008）。大學畢業後，他在一所小學教了一個學期，發現自己不愛教書。1962年，他應徵入伍。長灘有一個美國海軍造船廠，二戰期間葛父曾在那兒工作，葛浩文很自然地參加了海軍（Stalling，2014：2）。在海軍軍官預備學校學習四個月後，他被派到臺灣當通訊官，後被調到日本，上了一艘軍艦，眼看就要前往越南參戰的他意識到「不能就這麼斷送了年輕的生命」，於是申請返回臺灣（賦格、張健，2008）。這次他「如夢方醒」，中國語言文化迷住了他，使他的「人生方向掉了個個兒」（Stalling，2014：2）。他請一個東北人上門教他中文，歷時一年半，發現自己頗有學中文的天賦，其中文學習慣習開始形成。兩年後，葛浩文退伍，到臺灣師範大學進修中文，他的中文慣習進一步強化，「一度著迷到想做中國人的地步」（Levitt，2013）。
1968年，因父親病危，葛浩文回到美國。1970年，因中文說得好，被舊金山州立大學錄取為研究生，指導老師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許芥昱。正是許芥昱引導他走上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翻譯之路（Goldblatt，2012：94-95）。葛浩文從許芥昱口中聽到蕭軍、蕭紅的名字，隨後讀了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這是他讀的第一篇中文小說（賦格、張健，2008）。1971年碩士畢業後，葛浩文進入印第安納大學，師從柳亞子之子、華裔學者柳無忌攻讀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在讀了蕭紅的全部作品後，他「決意以蕭紅為翌年博士論文的題目」（葛浩文，2012：169），他的現代中文小說研究慣習開始形成。①
1974年，葛浩文完成題為《蕭紅評傳》的畢業論文，獲博士學位；兩年後，該論文在美國正式出版。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Hsia，1977：103-104）評論道：《蕭紅評傳》「既是一部相當可讀、完全可靠的傳記，也是全世界範圍內對蕭紅文學生涯的首次系統的考察。」夏志清強調指出：「我重申自己對他的這部持論審慎公允、研究方法完美無缺的評傳的高度評價；他還在翻譯現代中文小說，對此我更是欽佩。」葛浩文憑藉其首部學術專著成功進入文學場域，開始積累其作為漢學家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因撰寫博士論文之需，他翻譯了蕭紅的部分作品，隨後譯成蕭紅名作《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他的中國現代小說翻譯慣習初步形成。葛浩文表示，「那是我第一次做翻譯，儘管譯得不是很好，但我真的喜歡做翻譯」（Lingenfelter， 2007）。
1979年，葛浩文的首部譯作《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受到英美學界的好評：卜立德（Pollard，1981：410）認為，葛譯《呼蘭河傳》「不僅準確，而且有時讀來令人愉悅，是英語美文的典範」；胡志德（Huters，1981：190）指出：「葛譯的質量令人欽佩，清楚準確，大體上捕捉住了原作的感覺」，「有幾處（尤其小說開頭處）英文讀起來好過原文。」從場域理論視角看，葛浩文憑藉英譯蕭紅小說的成功，在美國文學翻譯場域的爭鬥中勝出，開始積累其作為中文小說譯者的符號資本，同時贏得了更多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為日後聯結到商業出版網絡奠定了基礎。葛浩文指出，大學出版社有其固有缺點，「不管作品多麼好，銷路總是一般，因為沒什麼錢做廣告」（季進，2009：51）。因此，作者和譯者想要在美國文學場域佔據要位，必須聯結到商業出版網絡。若干年後，經著名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推薦，美國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約請葛浩文翻譯張潔的小說代表作《沉重的翅膀》（羅皓菱，2013）。1989年，葛譯本順利出版，Steinberg（1989：49-50）在《出版人周刊》發表書評指出：「張潔的這部小說被視為實行改革開放不久中國文壇的一大突破。……葛浩文高超的譯筆為原作增光添彩。」譯作初次商業出版即獲成功，使葛浩文信心倍增，從此堅定地走上了文學翻譯之路（Lingenfelter，2007）。
到了90年代，隨著譯作接連出版，翻譯經驗逐步累積，葛浩文的譯者慣習（包括原作選擇的取向、翻譯觀、翻譯策略及具體翻譯方式）基本成形。葛浩文說：「我是悲觀的人，喜歡嚴肅、諷刺的作品……寫黑暗的、矛盾的、人與人之間壞的。」（曹雪萍、金煜，2008）鄢佳（Yan，2013：ix）認為，葛浩文早年的從軍經歷和後來接受的學術訓練及其文學偏好，驅使他選擇嚴肅的中國現當代小說進行翻譯。確實，葛浩文翻譯的蕭紅、莫言、蘇童等人的作品均符合其選材標準。葛浩文的翻譯觀或翻譯原則可歸納為：以譯文讀者為依歸，尊重漢英語言文化差異，力避字面翻譯或照搬原文形式結構，注重再現原文的意義、內容和風格（Spark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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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譯《紅高粱家族》生產過程社會學分析
葛浩文英譯《紅高粱》
「由於文化霸權主義和唯我為上意識盛行，美國人普遍抵制英譯作品」，導致商業出版社對出版譯作「很小心」，因此美國翻譯書市一向「低迷」（Wimmer，2001：71）。在此背景下，中國文學向英語世界譯介傳播的渠道受限，目前大多通過輸入國譯者即漢學家或華裔學者主導網絡和輸出國機構（如外文出版社）資助網絡的運作（Kung，2009：127-128），由英美商業出版機構主動發起的較少。《紅高粱家族》英譯項目事先沒有任何機構主動發起或個人約請，依託的是譯者發起及主導網絡。②其生產過程涉及的主要行動者有：
（1）人類行動者：莫言、葛浩文、鄭樹森、葛浩文的臺北朋友、出版商（維京企鵝）、譚恩美、劉紹銘、文字編輯等。
（2）非人類行動者：電影《紅高粱》、小說《紅高粱家族》中英文文本。
以上行動者協同構建了生產行動者網絡，包括項目發起、出版、翻譯生產網絡。
4.1翻譯項目發起網絡的構建與運作
根據ANT，一般需要有某個行動者去招募其他行動者，方能構成一個交互關係網絡。在《紅高粱家族》英譯項目中，該行動者正是葛浩文。葛浩文選擇原作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他喜歡，二是有友人推薦，但重要的是作品本身使他感興趣（Kung，2009：128）。關於選擇翻譯《紅高粱家族》的緣起，葛浩文回憶道：
我有一個在香港科技大學的朋友③，有一年，他給我寄了一份刊物，登著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說這是應該注意的。我就開始看，我很驚訝，莫言能有這樣的熱情來寫這樣一部小說，其中既有恨，又有愛。我說我一定要翻譯。我就寫信轉給莫言。莫言回信說他很高興我能翻譯他的著作。後來，我到了臺北，有一天在朋友家休息。我問他，有什麼好書嗎？他說有一個大陸作家寫的書叫《紅高粱家族》。我拿來看了起來，沒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決定《天堂蒜薹之歌》暫時放棄，先翻這部作品。這絕對是一個突破。我馬上跟莫言說，《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這本書恐怕更值得我翻譯。（河西，2008）④
莫言證實，葛浩文在1988年首次寫信給他，自稱是「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的研究生」，請求翻譯《天堂蒜薹之歌》。莫言當時的反應是，「有人（要）把自己的書翻譯成外文，那是很高興的事情，根本就考慮不到我要拿版稅呀」，於是就同意了。後來，葛浩文決定先翻譯《紅高粱家族》，莫言也沒有異議（莫言、王堯，2003：234-236）。以ANT觀照，鄭樹森、葛浩文及其臺北朋友、柳無忌（柳亞子）、莫言及其小說通過各自的資本相互聯結，構成翻譯發起行動者網絡，其運作過程大致如此（圖1）：鄭樹森的推薦使葛浩文再次熱切關注莫言小說，這是社會資本運作的結果；此前葛浩文已被莫言小說「深深打動」，這次在他看來「既有恨，又有愛」（題材吸引人）的《天堂蒜薹之歌》被招募到網絡中，引起他強烈的翻譯欲望；葛浩文欲翻譯，須取得翻譯版權，而當時的他對於莫言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他利用與柳無忌的師生關係即社會資本，並通過後者聯結到柳亞子的聲望，為自身賦予了符號資本，使莫言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⑤；臺北朋友的推薦使葛浩文的興趣轉向《紅高粱家族》，同時，1988年春由張藝謀導演、改編自該小說的電影《紅高粱》在美國引起轟動，這部小說的符號資本遠大過《天堂蒜薹之歌》，因此葛浩文決定先譯《紅高粱家族》。
4.2 翻譯出版網絡的構建與運作
英美商業出版社對出版譯作很謹慎，因此，葛浩文要在美國出版他的譯作，最棘手的是招募商業出版社。葛浩文如何招募到知名出版社維京企鵝？翻譯出版網絡又是怎樣構建的？
《紅高粱家族》翻譯項目啟動前，葛浩文已在美國翻譯出版了11部現代中文小說（含港臺作品），其中7本由大學出版社出版，4本由商業出版社推出（季進，2009：55）。這些書出版後，得到評論界普遍好評，確立了葛浩文在美國文學場域的地位和聲譽（即符號資本），擴大了他的文化資本，也使他與美國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社會資本）。只要他把《紅高粱家族》翻譯出來、招募到出版社的經濟資本即可出版譯作。《紅高粱家族》英譯本出版網絡的構建與運作大致如此（圖2）：獲莫言的授權後，葛浩文著手翻譯了第一章「紅高粱」前八節，即譯到「我奶奶」被日軍機槍射中倒在血泊中，剛好與電影《紅高粱》震撼人心的最後一幕相呼應。葛浩文把譯稿試投給維京企鵝圖書公司（Viking Penguin）。⑥出版社編輯慧眼識珠，立即看出《紅高粱家族》的文學價值，同時電影《紅高粱》引起的轟動也讓出版商意識到小說的商業價值，於是當即表示同意籤約，並開出一個誘人的好價錢。就在這時，葛浩文的好友、美籍華裔女作家譚恩美（Amy Tan）被招募進來，她把自己的出版經紀人桑德拉（Sandra Dijkstra）介紹給葛浩文，後者利用其出版經紀人身份（文化資本），代表葛浩文與出版社洽談，最終爭取到比原報價高四倍的版稅（賦格、張健，2008）。漢學家葛浩文的非經濟資本、《紅高粱家族》的文學價值（文學資本）和電影《紅高粱》的符號資本相互聯結，使葛浩文招募到出版商這個重要的行動者及其經濟資本。接著，葛浩文利用其社會資本聯結到譚恩美和桑德拉，向出版商爭取到更大的經濟資本。不久，葛浩文再次憑藉其符號資本獲得美國全國藝術基金會的資助。充裕的經濟資本不僅能保障譯作的出版，也能使譯者全身心地投入翻譯，譯出精品。至此，在葛浩文的發起和主導下，出版網絡已成功構建，只等葛浩文交出譯稿，即可進入編輯出版環節。
4.3 翻譯與編輯方式分析
翻譯生產網絡一般由譯者、原文疑難問題解答者（如作者）、譯稿校對人、出版商、文字編輯、封面設計者、印刷人員等人類行動者構成。其中，翻譯與編輯是重要環節，直接決定譯作的質量和面貌，而後者又直接影響其傳播和接受效果。由於編輯出版人員通常對業務內情（往往視作商業秘密）諱莫如深，譯者也往往不願過多透露其工作細節，翻譯生產過程研究很不好做。以下就翻譯與編輯方式如何影響《紅高粱家族》英譯本面貌稍作分析。
（1）葛浩文的翻譯方式：學術性與商業性兼顧
葛浩文屬於學者型譯者，從事的是基於學術研究的翻譯，具體表現在：在研讀原作、掌握作者的背景與寫作意圖之後才下筆翻譯；為準確把握原文，往往不惜費時費力，設法通過各種途徑尋求答案；「儘量忠於原文，設法捕捉住原文的意象，再現原作的語域」；除了傳譯原作的意義，還注重傳達原作的效果、意圖和語氣（Sparks，2013）。這種翻譯方式的形成源於他早年接受的嚴格的學術訓練。翻譯時遇到原文中疑難之處，葛浩文會徑直向莫言請教，因此，在《紅高粱家族》翻譯期間他和莫言的通信往來「達到了高潮」（Orbach，2012）。此外，他還就《紅高粱家族》中的疑難問題，「偶爾求助於」劉紹銘、孔海立、朱志瑜等私交好友（1994年企鵝版版權頁上「譯者注」）。由葛浩文招募形成的這個「釋疑解惑」行動者網絡運作順暢，因此英譯本中「硬傷」性誤譯並不多見。另一方面，葛浩文自稱他「靠翻譯活著」（Goldblatt，2002）。這句話表面上指他視翻譯為生命，實際上也指他靠翻譯謀生（既謀求符號資本也追求經濟資本）。因此，不同於那些純粹的學者型譯者（如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葛浩文不能不注重讀者接受和市場反饋，這決定了他的翻譯必然兼顧學術性和商業性，既有忠實嚴謹的一面，也有靈活變通的一面。「靈活變通」和「忠實嚴謹」協調統一在他的譯者慣習和翻譯方式中，這是葛譯的顯著特色。
有關研究指出，葛浩文慣用的翻譯手段有：改換或刪減原文隱喻，調整倒敘段落，重組語段，刪減與情節發展關係不甚緊密的議論和瑣碎細節等，以實現其「易化策略」，貫徹其「讀者、目標語和改寫原則」，但傾向於直譯成語、諺語、文學熟語等中國文化特色詞，「異化多於歸化」，且儘量忠實再現原作的節奏、景色描寫和生動語言（Yan，2013：x，147-158）。茲舉一例：
原文：（一個大膽新穎的構思，跳出了奶奶的腦海。）
奶奶剪完蟈蟈出籠，又剪了一隻梅花小鹿。它背上生出一枝紅梅花，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裡，正在尋找著自己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美滿生活。
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敢於反抗，敢於鬥爭，原是一以貫之。所謂人的性格發展，毫無疑問需要客觀條件促成，但如果沒有內在條件，任何客觀條件也是白搭。正像毛澤東主席說的：溫度可以使雞蛋變成雞子，但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孔夫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我想都是一個道理。
我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充分說明了她原本就是一個女中豪傑，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樹栽到鹿背上。每當我看到奶奶的剪紙時，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我奶奶要是搞了文學這一行，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她就是造物主，她就是金口玉牙，她說蟈蟈出籠蟈蟈就出籠，她說鹿背上長樹鹿背上就長樹。（莫言，2007：116）
葛譯：After cutting out the uncaged katydid, Grandma fashioned a plum-blossomed deer. The deer, 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 has a plum tree growing from its back as it wanders in search of a happy life, 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Only Grandma would have had the audacity to place a plum tree on the back of a deer. Whenever I see one of Grandma’s cutouts, my admiration for her surges anew. If she could have become a writer, 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 She said a katydid perched on top of its cage, and that’s what it did; she said a plum tree grew from the back of a deer, and that’s where it grew. (Mo Yan，1994: 132)
葛浩文對上引文字採用的主要翻譯策略和手法有：
a.出於保持敘事風格一致性考慮的刪削。在上引文字第二段中，首句「我奶奶一生… 原是一以貫之」為常規敘事，但是後面的句子轉為議論的語氣，造成敘事風格不一，且作者借題發揮式的議論對「我奶奶」性格刻畫的作用不大。這是中國與西方的小說寫作傳統不同造成的。考慮到英文讀者不習慣在小說中讀到這種議論性文字，葛浩文把第二段全部砍掉；由於「敢於反抗，敢於鬥爭」被刪，第三段中與之對應的「充分說明了她原本就是一個女中豪傑」一句也被刪掉。
b. 省譯語義重複句。莫言在上引文字前寫道：「一個大膽新穎的構思，跳出了奶奶的腦海，」而第三段首句「我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是明顯的語義重複，因而被省譯。
c. 忠實再現生動語言。上例中所有的成語被忠實翻譯，且譯文形神兼顧，如「昂首挺胸」被譯作「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無憂無慮、無拘無束」被譯作「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d.異化翻譯文化特色詞。例如，「她就是金口玉牙」（仿擬「金口玉言」）被譯作「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努力保留其中國文化的意蘊。
e.充分發揮譯者的創造性。葛浩文的英文駕馭能力強，譯文流暢可讀自不待言；對原文中晦澀難懂之處，則慣於依據英語慣用法進行再創造。葛浩文（引自Sparks 2013）指出，其翻譯的過程是「在吸收一個短語或句子的意義後確定其意圖，然後用我們自己的語言（英語）進行再創造」。例如，「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喻令人相形見絀）直譯後會令英文讀者茫然不解，因此葛浩文捨棄其字面意義，靈活地譯作「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以上分析表明，葛浩文的翻譯確如他所說的那樣努力平衡「忠實（見c、d）與創造性（e）之間的衝突，有時甚至採用不可避免的折衷方案」（a、b），因而其譯文「可讀、易懂甚至有銷路」（Goldblatt 2002）。英譯本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非人類行動者，對《紅高粱家族》在美國的傳播和接受起到很大的作用。
（2）編輯方式：對原文及譯者的幹預
筆者比對了《紅高粱家族》原文和葛譯，發現多處刪減，其中佔絕對多數的輕微刪減（刪去若干句子）應該是譯者所為⑦，少量較嚴重的（刪掉整段甚至整頁）則可能是出版社指定的文字編輯幹預的結果。鄢佳（Yan，2013：155）指出，被刪削最嚴重的是第四章「高粱殯」共10頁左右的文字，包括對郎中騎的騾子醜態的描寫（莫言，2007：217-218）、對高粱殯結束後高粱地慘狀的描寫（第218頁）、「我父親」站在送葬隊伍裡面時的心理活動（第233頁）、槓子夫們流著鼻血抬巨棺的慘狀（第241頁）、對看出殯的無辜百姓慘死的描寫（第247-250頁）。⑧葛浩文透露，維京出版社編輯認為第四章的部分內容「令人不安、冗餘、累贅」，問他可否刪掉，葛浩文說「我看看再說」，然後去問莫言，莫言說「沒問題」，結果就刪掉了10頁（Goldblatt，2000：25）。如葛浩文所言屬實，這將是編輯幹預下刪改力度很大的一例，但並非孤立的事例。為「讓作品變得更好」，更能吸引西方讀者，國外出版商和編輯「最喜歡做的就是刪和改」，葛浩文往往要「站在作者的立場與編輯據理力爭」，以爭取「保留更多的原文」；「編輯最愛提的另一個要求是調整小說的結構」，他們尤其注重調整小說的開頭(必須能立即吸引英文讀者）和結尾（要把故事結局講完整）。葛浩文承認，編輯提出的結構調整意見有時能把原作改得更好，但刪改譯稿的意見令他反感（李文靜，2012：59-60）。
文字編輯往往按照當代英美小說的評價標準和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對中文小說譯者及作者提出刪改內容或調整結構的要求，以使譯作吸引儘可能多的讀者，解決「適銷對路」問題。或許有時他們的刪改意見是錯誤的，或許作者和譯者不喜歡這種幹預，但文字編輯是譯作的第一個讀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讀者的閱讀期待，因此編輯的幹預有時確實能使譯作更可讀、更好賣。他們的意見值得作者和譯者認真考慮。
5
結語
從場域理論和譯者慣習理論的視角分析，葛浩的臺灣生活背景及語言天賦促成其中文慣習，讀中文研究生的學術背景促成其中國文學慣習，兩種慣習合力，加之他的翻譯天賦和多年的翻譯實踐，促成其譯者慣習。其譯者慣習體現在翻譯選材（偏好嚴肅、諷刺性的現代中文小說）、翻譯觀（讀者至上、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翻譯策略（忠實與創造性兼顧）、翻譯方式（學術性與商業性兼顧）等方面。這種慣習幫助他在場域的爭鬥中勝出，逐漸積累資本，後來助推莫言作品進入世界文學場域，直至幫助莫言摘取「諾獎」。
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看，葛譯《紅高粱家族》在美國的成功生產依靠翻譯發起、出版、生產網絡的構建和有效運作。參與網絡構建和運作的除了人類行動者，還有電影《紅高粱》、小說中英文文本等非人類行動者。
在場域理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觀照下，翻譯既是「社會實踐」，也是文化產品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依靠有關行動者在文學場域內通過資本的轉化，構建並運作一個網絡合作完成。整合運用這兩種社會學理論為翻譯生產及傳播過程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效的理論工具。希望本文能帶來相似研究的湧現。
注釋：
①葛浩文「獨特的背景」和「介入中國文學的與眾不同的方式」使他一直專注於翻譯現代中文小說（Levitt，2013），也即中文學習慣習和現代中文小說研究慣習的內化使他最終形成了中文小說翻譯慣習。
②葛浩文在回答鄢佳的提問時明確指出，《紅高粱家族》英譯項目是「譯者發起的」（Yan，2013：184）。
③據劉紹銘（2013），此人是香港學者鄭樹森。
④葛浩文早在1987年就被莫言的中篇小說《爆炸》「深深打動」（Sparks，2013）。
⑤柳亞子（1887-1958）是近代著名詩人、革命文學社團「南社」的發起人之一，以早期和毛澤東詩詞唱和而聞名，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在國內的文學名聲和社會地位可轉化為符號資本，獲得莫言的認同。
⑥其前身是1925年創建於紐約的維京出版社，1975年被企鵝圖書公司收購。截至2006年，維京企鵝推出的作家中有5人獲諾貝爾文學獎（4人在《紅高粱》出版前獲獎），5人獲普利茲小說獎，多人獲其它圖書類大獎。維京企鵝在美國乃至國際書市的影響力和聲譽可見一斑。參見企鵝官網：http://www.us.penguingroup.com/static/pages/publishers/adult/viking.html。
⑦葛浩文在1994年企鵝版版權頁上「譯者注」中聲明：「在徵得作者的同意後，譯者對原文作了一些刪削。」
⑧鄢佳的統計不夠完整準確，如原作第247-250頁未被全刪，而是每頁刪去半段或一段，第255-256頁「窪地獵雁」一節被大幅度刪去，鄢佳卻沒有發現。
參考文獻
[1] Bogic, Anna.Uncovering theHiddenActorswith theHelp ofLatour: The 「Making」ofThe Second Sex[J].MonTI, 2010(2): 173-192.
[2] Bourdieu, Pierre.The Logic of Practice[M]. Trans.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3] Bourdieu,Pierre.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and Literatur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3.
[4] Bourdieu, Pierre. TheForms ofCapital[A]. InA. H. Halsey, Hugh Lauder,Phillip Brown &Amy Stuart Wells (Eds.).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C].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46-58.
[5] Bourdieu,Pierre&Loic. J. 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Buzelin, Hélène. UnexpectedAllies: How Latour’sNetworkTheoryCouldComplement BourdieusianAnalysis inTranslationStudies [J].The Translator, 2005(2): 193-218.
[7] Buzelin, Hélène. Translations 「in theMaking」 [A].InMichaela Wolf&Alexandra Fukari (Eds.).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135-169.
[8] Buzelin, Hélène. Sociology andTranslationStudies [A].InCarmen Millán & Francesca Bartrina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186-200.
[9] Callon, Michel. Actor-NetworkTheory:TheMarketTest [A]. InJohn Law & John Hassard (Eds.).ActorNetwork Theory and After[C].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9,181-195.
[10] Crawford,Cassandra S. ActorNetworkTheory [A]. In George Ritzer (Ed.).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Vol. 1[C].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5,1-3.
[11] Goldblatt, Howard.OfSilkPurses andSows』Ears:Features andProspects ofContemporaryChinese Fictionin the West [J].Translation Review, 2000(59): 21-28.
[12] Goldblatt, Howard. TheWritingLife [N].The Washington Post, 2002-04-28,BW10.
[13] Goldblatt, Howard.Memory,Speak [J].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2012(1):93-96.
[14] Gouanvic, Jean-Marc.A Model ofStructuralistConstructivisminTranslationStudies [A]. In TheoHermans (Ed.).Crosscultural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II[C].Manchester: St. Jerome, 2002,93-102.
[15]Hsia, C. T.HsiaoHungby Howard Goldblatt[Review][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7(1): 103-104.
[16] Huters, Theodore.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andTales of Hulan River[Review] [J].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1981(1): 188-192.
[17] Kung, Szu-Wen Cindy. TranslationAgents andNetworks: WithReference to theTranslation ofContemporary TaiwaneseNovels[A]. In Anthony Pym and Alexander Perekrestenko (Eds.).Translation Research Projects 2[C]. Tarragona: InterculturalStudies Group, 2009,123-138.
[18] Latour, Bruno. OnRecalling ANT [A]. In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Eds.).ActorNetwork Theory and After[C].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9,15-25.
[19] Latour, Bruno.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 Law, John. Technology andHeterogeneousEngineering: TheCase of the PortugueseExpansion [A]. In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 Trevor J. Pinch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111-134.
[21]Levitt, Aimee.Howard Goldblatt’sLife inTranslation[EB].ChicagoReader, 2013-04-11.http://www.chicagoreader.com/chicago/howard-goldblatts-life-in-translation/Content?oid=9260454
[23] Mo,Yan.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M].Trans.Howard Goldblatt. London&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24] Murdoch, Jonathan. Inhuman/ Nonhuman/ Human: Actor-NetworkTheory and theProspects for aNondualistic andSymmetricalPerspective onNature andSociety [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7(6): 731-756.
[25] Orbach,Michael. Mo Yan’s JewishInterpreter [EB].Tablet, 2012-12-10.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books/118673/mo-yan-jewish-interpreter?all=1.
[26] Pollard, D. E.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andTales of Hulan River[Review] [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1(2): 409-410.
[27] Simeoni, Daniel. ThePivotalStatus of theTranslator’sHabitus [J].Target, 1998(1): 1-40.
[28] Sparks, Stephen. Translating Mo Yan: An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EB].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2013-05-26. https://lareviewofbooks.org/interview/translating-mo-yan-an-interview-with-howard-goldblatt.
[29]Steinberg, S. Fiction:Heavy Wings[Review] [J].Publishers Weekly,1989(7):49-50.
[30] Wimmer, Natasha.The U.S.TranslationBlues [J].Publishers Weekly, 2001(21): 71-74.
[31] Yan,Jia.A Study on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bitus from the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D]. Shandong University,2013.
[32]曹雪萍、金煜.美國漢學家葛浩文: 「我覺得中國文壇很健康」 [N].南國都市報, 2008-03-26,B15.
[33]賦格、張健.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N].南方周末, 2008-03-27,D21.
[34]葛浩文.蕭紅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35]河西.葛浩文與他的漢譯之旅[N].新民周刊, 2008-04-09.
[36]季進.我譯故我在——葛浩文訪談錄[J].當代作家評論, 2009(6): 45-56.
[37] 李文靜. 中國文學英譯的合作、協商與文化傳播[J]. 中國翻譯,2012(1): 57-60.
[38]劉紹銘.情難自己[N].東方早報, 2013-05-12,B12.
[39]羅皓菱.葛浩文用西方眼光解讀中國作家[N].北京青年報, 2013-10-15,B11.
[40]莫言.紅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
[41]莫言.莫言散文新編[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
[42]莫言、王堯.莫言王堯對話錄[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3.
[43]邢傑.譯者「思維習慣」——描述翻譯學研究新視角[J].中國翻譯, 2007 (5): 10-15.
本文原刊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年第12期，經修訂後收入王洪濤主編《社會翻譯學研究：理論、視角與方法》（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這次又經修訂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