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第4期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品質公號，深致謝意！
[摘 要]
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嘗試從社會學視角考察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但對海外華裔學者譯介漢籍的運作機制關注很有限。文章以「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概念為分析工具，對王伊同英譯《洛陽伽藍記》展開個案研究，指出該項目的發起是王伊同的職業慣習、資本以及20世紀70-80年代美國的漢籍翻譯場域興起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在翻譯生產過程中，王伊同本著職業慣習並利用個人資本，積極招募相關行動者進入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其運作影響了譯本的最終面貌。
[關鍵詞]
海外華裔學者；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運作機制；王伊同；《洛陽伽藍記》
[作者簡介]
姚偉（1987—），男，江蘇連雲港人，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隴東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典籍譯介與傳播、漢學家研究。
汪寶榮(1968—)，男，浙江紹興人，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
一、引言
長期以來，海外華裔學者一直是推動漢籍譯介與傳播的一個重要群體，大多採用譯者發起譯介項目並翻譯、西方學術出版社出版的模式[1]3，其中國內學界較熟知的個案有：美籍華裔學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英譯《資治通鑑·三國志》（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美籍華裔學者餘國藩（Anthony C. Yu）英譯《西遊記》（The Journey to the West），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等等。近20年來，從社會學視角考察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漸成國內研究熱點之一，但對華裔學者譯介漢籍模式的運作機制尚缺乏專門研究。鑑於此，本文以美籍華裔學者王伊同英譯《洛陽伽藍記》為中心，嘗試考察該模式的運作機制及方式。
據考證，《洛陽伽藍記》為北魏撫軍司馬楊衒之所著，記述北魏時期洛陽地區佛寺的興衰，與《水經注》並稱「北朝雙璧」[2]125，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地理文化類典籍。王伊同譯本1984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年再版，在英語世界流播30餘載，被譽為該書的「標準譯本」[3]。2007年，王譯本被列入「大中華文庫」，以漢英對照形式在國內重版，可見它被國內外學界普遍認可。
汪寶榮基於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會實踐論（又稱「場域理論」）和拉圖爾（B. Latour）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提出「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概念，從而建構了一種用於過程分析的網絡模式[4]。其核心內容是：譯者基於自身的職業慣習和初始資本參與翻譯場域的實踐，通過招募相關行動者構建一個「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涉及項目發起、翻譯生產（包括翻譯、編輯、出版）、譯作傳播（包括評論推介、營銷流通、學術或社會認可等）三個過程，每個過程都依賴一個特定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和運作才能實施相關行動[5]11。本文以「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概念為分析工具，重點考察王伊同發起《洛陽伽藍記》英譯項目及其翻譯生產的運作機制及過程。
二、王伊同譯者慣習的形塑
王伊同，國際知名的南北朝史研究專家，1914年生於江陰一個書香門第。少時在其父的影響下閱讀嚴復譯作，對嚴復的旁徵博引頗為歆羨，自言「予少讀嚴復所譯名著，輒嘆其吐辭典雅，運用經史，如擘之使掌，何其神也」[2]143。1933年入讀燕京大學歷史系，1938年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史學家洪業。洪業對王伊同頗為器重，不僅引導他以南北朝史為學術研究方向[6]，更教導他養成了嚴謹的治史態度。1943年，王伊同出版了有關南北朝史的重要著作《五朝門第》。民國學者王育伊評論道：「是書每事必詳註出處，無一句無來歷。於晉宋以下諸書，南史，輯佚諸書、札記、文集，其有關五朝門第者，甄採無遺，可謂勤矣。」[7]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學習期間，王伊同還精讀了德效騫（Homer H. Dubs）的《漢書》英譯本和卜德（Derk Bodde）譯註的《李斯傳》。在1938年發表的《漢書》英譯本書評中，他提出「凡訓詁名物，當於初見處注之。既注，無煩更贅」的主張，強調了史學訓詁方法對典籍翻譯的重要意義，並指出德效騫「於習見名物，皆加注，所以便西人之治漢學者，用意甚當」[2]474-475。這段時間王伊同尚未涉足典籍翻譯，但家庭的薰陶及其接受的教育和學術訓練，為他後來介入漢籍翻譯場域做了準備，其運用史學訓詁的方法翻譯典籍的職業慣習也初步形塑。
從燕京大學畢業後，王伊同1944年被選派赴哈佛大學東方語言系深造，194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隨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期間他發表了《北朝奴婢考》（Slaves and Other Comparable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等有影響的英文論文，逐步積累了他作為南北朝史學專家的文化資本。「當行為者的個人慣習與其在場域佔據的位置即擁有的資本相遇，也即其心理結構與社會結構相對應的時候，實踐就發生了」[8]。基於學者慣習及早年對典籍翻譯的興趣，同時憑藉他在學術場域初步積累的符號資本，王伊同正式介入漢籍翻譯場域：1952年受邀參與由哈佛燕京學社發起的英文版《辭海》編譯項目。在四年多的時間裡，他編譯完成戌亥兩集，並將訓詁成果著成《辭海勘誤》一文。王伊同在翻譯《辭海》條目時以訓詁原文為先，「為了一條出處，檢核原文，多日不得，說不盡的辛苦」[2]308。在1964年用英文發表的《論古文翻譯》（On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一文中，他重申了訓詁古文原意對準確翻譯典籍的重要意義[2]744。在1977年選譯阮籍的「詠懷詩」時，他先是訓詁出原詩第5首中「北臨太行道」典故出自《戰國策·魏策四》中「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實指「南轅北輒」，繼而循此思路將其轉譯為「Like the man leaving for the south, by heading north on theT』ai-hang Road」，最後添加注釋說明翻譯依據[2]761。至此，可以說王伊同「訓詁治譯」的譯者慣習基本上形塑完成，將直接影響他對原作及翻譯策略的選擇。本文所稱的「訓詁治譯」借用了楊聯陞的「訓詁治史」一說[9]，指典籍翻譯應依據底本、注釋本、舊譯本、史籍等歷史材料，訓詁出原文確切含義和出處，翻譯時輔以詳註。
三、項目發起過程分析
根據行動者網絡理論，「在一個項目啟動之前須有某個行動者去招募其他行動者，才能構成一個交互關係網絡」[10]。「行動者網絡的構建需要一個或若干『初始行動者』，一旦有了慣習生成的行動目標和方案，初始行動者就會利用其擁有的初始資本設法招募其他行動者進入網絡」[5]11。王伊同正是這個「初始行動者」，即《洛陽伽藍記》英譯項目是通過「譯者發起項目行動者網絡」的構建與運作發起的。不過，在分析項目發起過程之前，有必要略述當時美國漢籍翻譯場域的大致情形。
作為美國漢學場域的一個子場域，漢籍翻譯場域深受戰後美國漢學發展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尤其《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在1958年實施之後，美國漢學場域呈現出積極發展的態勢。「聯邦政府每年向大專院校注入數額不菲的資金以資助其外語教學和非西方區域研究……麥卡錫主義時代曾遭打擊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等基金會此時在國防教育法的引導下都踴躍資助非西方語言教學及區域研究」[11]。到了70—80年代，美國的漢籍翻譯場域呈現繁榮之態，場域內的個體行動者變得更為多樣，競爭漸趨激烈。之前由西方漢學家主導漢籍翻譯場域的局面開始鬆動，華裔譯者的漢籍翻譯成果不斷出現。同時，各大基金會和大學出版社等「機構行動者」也更趨積極，加大了對漢籍翻譯和出版的支持力度，如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Humanities）資助的漢籍翻譯項目「從70年代開始一直增長，80年代末達到頂峰，之後開始下降」[12]；又如，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70—80年代資助出版或再版了十餘部中國典籍英譯本，包括《唐律》《申鑑》《文選》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不少漢籍譯者本身是漢學家，故對譯作的學術性頗為注重，如馬瑞志（R. B. Mather）英譯的《世說新語》（Shih-shuo Hsin-yu: A New Accountof Tales of the World）1976年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厚重的譯作中，馬瑞志除了將劉孝標的注釋完全譯出，還配以「傳略」（Biographical Note）、「釋名」（Glossary of Terms and Official Titles）等詳盡的附錄。王伊同高度評價該譯本的學術水平，認為該書所附的「傳略」和「釋名」堪稱典籍翻譯之「楷模」[2]852。由上可見，在70年代後期的美國，一個鼓勵並推動漢籍翻譯的外部環境已經形成，且追求譯作的學術性和充分性成為場域內部一個新的運作規則。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王伊同發起了《洛陽伽藍記》英譯項目。
1977年，王伊同獲悉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將於次年受理翻譯資助項目申請。在其專治南北朝史研究的學者慣習驅動下，他選定了尚未有正式英譯本出版的《洛陽伽藍記》，以「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為題向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提出申請，並附上以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的開篇《城內》為底本的「樣譯」（sample translation）[13]50-51。在「樣譯」中，王伊同充分展現了「訓詁治譯」的譯者慣習，除了將「漢字引入正文和注釋」外，還對地名、人名、官職名等大多數專有名詞輔以文外注釋。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60—70年代是王伊同符號資本積累的關鍵期：他一手創辦了匹茲堡大學東亞語文系，並任系主任及東亞研究所所長；還曾擔任密西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客座教授；70年代中後期，他受杜希德（Denis Twichett）和費正清（John F. Fairbank）的委託，為《劍橋中國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寫了《南朝史》一章（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439—589）。這表明在發起《洛陽伽藍記》之時，王伊同在美國漢學場域擁有了不少符號資本。
憑藉其符號資本即在場域的地位、在「樣譯」中展現的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洛陽伽藍記》本身的重要性（這裡把原作視為參與譯介項目發起的「非人類行動者」），該項申請最終被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批准，並獲得45137美元的資助[13]211。因該項目被美國權威的人文學科管理機構認可，由此獲得的符號資本和經濟資本預示其出版之路將頗為順暢。由該基金會年報可知，立項後不久，便有美國的出版商對其中一半翻譯項目有了出版意向[13]53。而王伊同遇到的情況是：「早在譯書之初，就已有兩家大學出版社，爭相約稿。」[14]28王伊同最終選擇了在漢籍翻譯書出版方面更有經驗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8年，王伊同又獲得福布萊特（Fulbright-Hays）旅臺基金資助，為其赴中國、日本等地搜集翻譯《洛陽伽藍記》所需資料提供了更多經費支持。王伊同曾指出美國機構行動者對漢籍譯介與出版的重要性：「美國崇商，出版界旨在牟利。凡涉吾國文史專著，除少數圖書館外，購置者良寡，朝野無不知其弊。於是國家人文科學會也，『富兒別來』也，厚其佽給，令學人悉心研究，勿以寡和為慮。稿成，復由基金社團斥巨金，以補大學出版社之不足。」[15]
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漢籍翻譯場域勃興的背景下，王伊同受其學者慣習驅使，制訂了翻譯南北朝重要地理文化典籍《洛陽伽藍記》的行動目標，並發起譯介項目，利用他在美國漢學場域積累的符號資本和《洛陽伽藍記》本身的語言文學資本，成功獲得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福布萊特基金會等機構行動者的青睞，使該書的翻譯生產及傳播沒有了後顧之憂。至此，由譯者主導的項目發起過程完成了，翻譯生產隨即展開。
四、翻譯生產過程分析
由於缺乏充足可靠的文獻資料，對實際的翻譯生產過程往往不易做出回溯性考察。本節從「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構建及運作的角度，對《洛陽伽藍記》王譯本的翻譯生產過程（不涉及編輯、出版）做出推論，並分析其對譯本面貌的影響。
王伊同「訓詁治譯」的譯者慣習使其在翻譯中對史學典籍格外倚重。例如，在翻譯《城內》篇中北朝官署「昭玄曹」時，他即依據《魏書·釋老志》中「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署，以斷僧務」訓詁出該機構的舊稱為「監福曹」，職能是「斷僧務」，因此他在將其譯作「Chao-husan ts』ao」之後,又增譯其職能為「the Office of Religious Affairs」,並添加注釋指出其前身為「監福曹」，主要管理佛教事務[16]13,15。
除了《魏書》等史學典籍，王伊同還在翻譯中廣泛參考了《古今逸史》《如隱堂》等《洛陽伽藍記》的明刻本，範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等注釋本，沙畹（ douard Chavannes）有關「宋雲行記」的舊譯和《洛陽伽藍記》中一些典故的舊譯，藉此訓詁原作涉及名物的確切含義，提升譯文準確度。同時，王伊同還利用其社會資本聯絡楊聯陞、周一良等好友，為翻譯所需文獻資料的收集和譯文修潤等提供幫助。以上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由此進入王伊同主導的「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在協助其完成翻譯的同時也影響了譯本的面貌。
其一，廣泛參考《洛陽伽藍記》的各種版本和注釋本以及早期譯本，這有利於王伊同進行闡釋性學術翻譯。例如，《城北篇》記錄了宋雲和惠生赴西域取經的歷史事件，其中有「閃子供養盲父母處」一句，而不同時期的版本均寫作「門子供養盲父母處」。由於底本的原因，沙畹將「閃子」譯為「les disciples」（即「門徒」）[17]。周祖謨在《洛陽伽藍記校釋》中對這一典故進行溯源，認為「閃」與「睒」同音，「閃子」即《佛說睒子經》記述的孝子「睒子」，故「舊作門子應是傳寫之誤」[18]。王伊同在對《洛陽伽藍記》的不同版本、注釋本和沙畹的法語譯文進行訓詁後，贊同周祖謨的看法，因而將其音譯為人名「Shan-zi」[16]234，並加注說明其翻譯的依據。王伊同還參閱、借用了早期譯者對《洛陽伽藍記》中一些典故的翻譯，如在翻譯曹植詩句「謁帝承明廬」時，直接襲用了傅漢思（Hans H. Frankel）的譯文「I called on the Emperor at theCh』eng-ming Residence」[16]11 [19]；在翻譯《城北篇》中出現的地名「阿周陀窟」時，他直接沿用沙畹譯本中「阿周陀」的法語音譯「A-tcheou-t』o (Acyuta)」，因拼音的變化而將其處理為「A-chou-t』o (Acyuta)」[16]234。對於王伊同翻譯書中典故的做法，趙統指出：「《洛陽伽藍記》所引用各種語種的經典，如果舊譯正確無誤，（王伊同）便遵循舊譯；不妥的，則棄之重譯，以求其真。」[14]27王伊同自稱翻譯《洛陽伽藍記》時曾「參考中外書籍三百一十五種」[2]125，可見這些「非人類行動者」對「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及運作極為重要，也直接確保了王譯本的準確性和學術性。
其二，楊聯陞、周一良等人類行動者也參與塑造了王譯本的最終面貌。漢籍翻譯難度大，《洛陽伽藍記》更是廣徵博引「各種語種的經典」，譯者以一己之力翻譯，總有力所不逮之處。因此，王伊同在翻譯初稿和修潤譯稿的過程中必會求助於方家，而楊聯陞、周一良等人應是他時常請教、求助的對象。楊聯陞曾譯《晉書·食貨志》，因撰寫嚴肅學術書評而名揚漢學界，被譽為北美的「漢學警察」，是美國漢學家公認的「傳統中國研究領域最博學和權威之人」[20]。周一良也在哈佛大學留學，因此相識。他師承陳寅恪，著有《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等，對《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等魏晉南北朝典籍頗為熟稔。加上與王伊同是多年好友的關係，這兩位學者自然是譯者求教的主要對象。事實上，王伊同在「譯者序」中即提及楊聯陞和周一良對其譯稿提過修改意見[16]xxi。由此看來，在《洛陽伽藍記》翻譯生產過程中，一個至少包括楊、周在內的「釋疑解惑行動者網絡」[21]在王伊同的發起下得以構建和運作，這同樣有助於提升王譯本的準確性。遺憾的是，由於筆者手頭缺乏相關文獻資料，只能對此網絡的存在和運作做出推論，而不能進行具體分析，但根據確切資料可對其他人類行動者參與塑造王譯本面貌做出分析的至少有以下兩方面：
一是《洛陽伽藍記》英譯本的封面。其顯著特點是配以一幅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照片，而採用該封面實為由王伊同發起的「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構建和運作的產物。王伊同曾於1979年2月在福布萊特旅臺基金資助下訪問中國內地，並赴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進行實地考察，期間拍攝了不少佛像照片。在英譯本出版前，王伊同萌生了將其在大同和洛陽所拍照片移入英譯本的念頭，但恐部分佛像並非北魏時期所立，與《洛陽伽藍記》記述的時期不匹配，於是請周一良幫忙審查照片中佛像的年代。周一良遂請北京大學歷史系閻文儒教授和龍門文物保管所幫忙審定。閻文儒審定後指出，王伊同照片中的佛像是唐代作品，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內的佛像才是北魏精品。獲悉這一信息後，王伊同再次拜託周一良代尋賓陽中洞照片。周一良隨即聯絡龍門文物保管所李文生所長，請其提供賓陽中洞照片。周一良拿到照片後，在1983年3月30日轉寄給王伊同。王伊同閱後，認為此照片可作為英譯本封面。周一良回信說，「移作書衣之舉如能實現，亦是佳事，但恐不夠清晰耳。」[22]100賓陽中洞佛像照片最終成為1984年普林斯頓大學版王譯本的封面。
二是《洛陽伽藍記》英譯本所附的兩幅地圖。這兩幅地圖分別為《洛陽重要佛寺圖》（Major Buddhist Monasteries inLo-yang Around A.D. 528）和《宋雲、惠生赴烏仗那、犍陀羅朝聖路線圖》（Pilgrimage of Sung Yün andHui-sheng to Udyāna and Grandhāra in A.D. 518）。王伊同在兩幅地圖下方備註曰「based largely on Chou-Tsu-mo’s sketch」[16]14,216,即主要基於周祖謨的草圖繪製而成。王伊同曾盛讚周祖謨在《洛陽伽藍記校釋》手繪的兩幅地圖《北魏洛陽伽藍圖》和《宋雲使西域行程圖》：「又據閻文儒實測洛陽故城城基、元河南志洛陽城圖、汪士鐸水經注圖之洛陽城圖、參以伽藍記、水經注魏書所載寺宗城闕、坊裡，匯制新圖。」[2]130王伊同對周祖謨手繪的地圖讚不絕口，但他自己不懂西方地圖製圖法，無法將兩幅中文地圖搬入英譯本中。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王伊同又招募美國東伊利諾伊大學地理與地質系的文斯·古託維斯基（Vince Gutowski）進入「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古託維斯基參照世界地圖，在英文版地圖中增加了符號（symbols）和縮寫（abbreviations）圖例，並配上以英裡為單位的比例尺（legend），將周祖謨的兩幅手繪地圖成功移植到英譯本中。
五、結語
汪寶榮指出：「華裔學者發起並翻譯、西方學術出版社出版模式是中國文學走進西方重要的譯介傳播渠道，因其明確的市場定位及目標讀者群，至今仍不可替代。」[1]3該模式無疑也適用於漢籍譯介與傳播，因而為諸多華裔學者所採用。《洛陽伽藍記》英譯項目發起是王伊同藉助當時美國漢籍翻譯場域良好的發展態勢，利用其積累的符號資本及其轉化，基於其學者慣習及「訓詁治譯」的譯者慣習而完成的。在翻譯生產過程中，諸多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以文本為主）合力塑造了譯本的面貌。
本個案研究表明，一般情況下，華裔學者發起漢籍譯介項目並翻譯、西方學術出版社出版模式的運作機制及方式是：華裔學者往往在其學者慣習驅使下選擇待譯文本，發起譯介項目；通過「樣譯」或完整譯稿來展現自身的文化資本、出色的翻譯能力及嚴謹的學術翻譯態度，藉此贏得學術基金會、大學出版社等機構行動者的認可，從而獲取翻譯出版項目所需的經濟資本；華裔學者利用其個人資本及其轉化，積極招募相關的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尤其典籍類文本）進入「翻譯生產行動者網絡」，合作完成翻譯生產行動；譯作由學術出版社出版後，宣傳推介力度一般較有限，主要面向學術界和圖書館，用於漢籍在西方的教學和研究。
王伊同等華裔學者身處異國他鄉，仍不遺餘力地推動著中國文化域外傳播。他們的漢籍譯本在美國發起、生產並傳播，反映了特定時期美國漢學場域的結構及其運作機制，值得深入研究。同時，包括「副文本」在內的譯本面貌除了取決於譯者、合作者、機構代理人等人類行動者外，各個時期的傳抄本和注釋本等非人類行動者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由是觀之，典籍翻譯研究要樹立「版本意識」和「副文本」意識，儘可能還原翻譯生產過程及參與網絡構建的主要行動者，全面考察他們對譯本面貌的影響。最後，典籍外譯是規模浩繁的複雜工程，遠遠超出了單個漢學家、華裔譯者或中國本土譯者的能力範圍，如何構建高效的「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並激發網絡內行動者的能動性，是決定譯本生產、傳播成敗的關鍵。
注釋：
哈佛燕京學社從1936年起計劃根據16部大辭典翻譯、編寫綜合性大辭典，後在1952年縮為《辭海》一部，先後由趙元任、洪業主持。王伊同於1952年春受邀加入，至1957年秋結束，但該書最終未能付梓。詳見王伊同：《王伊同論文集》，第307頁。
儘管王伊同20世紀90年代與好友周一良攜手商兌出馬瑞志譯文中四百餘條翻譯失當之處，但他們仍以「西人治漢學，精微若君者，不多見」來肯定馬瑞志譯作的高水準，尤其對馬譯本中長達二百二十七頁的附錄讚譽有加。詳見周一良、王伊同：《馬譯世說新語商兌》，《臺灣清華學報》，1990年第2期，第199頁。
20世紀60年代，英國漢學家詹納爾（W. J .F. Jenner）在霍克斯（D. Hawkes）的指導下完成其研究《洛陽伽藍記》的博士論文，雖附有該書的英譯，但直到1981年才修訂成書，由牛津大學克拉倫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出版。
王伊同參照的《重刊洛陽伽藍記》版本為1960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排印本，1965年受贈於徐高阮。詳見王伊同：《王伊同論文集》，第113頁。
關於王伊同慣用注釋法處理地名，參見汪寶榮、姚偉、金倩：《王伊同英譯地名之策略》，《中國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53頁。
「國家人文基金會」即指上文提及的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for the Humanities，N.E.H.）。
「富兒別來」是王伊同對福布萊特項目的戲譯，參見《鄧嗣禹先生學述》，第277頁。
楊聯陞與王伊同交情深厚，1946年曾向其贈詩一首，曰：「可與斯人瀝肝膽，欲同大化鬥文章。」參見楊聯陞：《哈佛遺墨楊聯升詩文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13頁。王伊同與周一良亦為多年好友，兩人在哈佛期間過從甚密，數十年來多有書信往來。詳見周一良：《周一良致王伊同書信》，第96頁。
例如，周一良曾給王伊同郵寄溫玉成的《北魏嵩高伊闕諸寺考略》，該書對王伊同翻譯《洛陽伽藍記》時訓詁《城北篇》中的「闕居寺」「棲禪寺」「嵩陽寺」的今址大有裨益。詳見王伊同：《王伊同論文集》，第141頁。
[參考文獻]
[1] 汪寶榮.中國文學譯介傳播模式社會學分析[J].上海翻譯, 2019 (2): 1-6.
[2] 王伊同.王伊同論文集[M].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8.
[3] Brook, T. Review of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 44 (4): 835-836.
[4] 汪寶榮.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模式——以西方商業出版社為中心[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0 (2).
[5] 汪寶榮.國家外宣機構發起中國文學外譯運作機制社會學分析——以魯迅作品英譯出版項目為例[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 2019 (4): 10-16.
[6] 陳毓賢.洪業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7] 王育伊.五朝門第[J].圖書季刊, 1944 (1): 61-66.
[8] Wacquant, L. Pierre Bourdieu[C] //Rob Stones. KeySociological Thinkers.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261-277.
[9] 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9.
[10]汪寶榮.中國文學譯作在西方傳播的社會學分析模式[J].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7 (4): 1-7.
[11]吳原元.隔絕對峙時期的美國中國學（1949—1972）[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8.
[12]龔獻靜.二戰後美國資助翻譯中國文化文本的項目特點及啟示[J].中國翻譯, 2017 (1): 42-48.
[13] N.E.H.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Annual Report (1977/1978) [DB/OL].2020-02-20.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iug.30112106708685.
[14]趙統.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王伊同[C]//卞宏.江陰人文風情（第4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9: 22-31.
[15]王伊同.鄧嗣禹先生學述[C] //燕京學報（第四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271-278.
[16] Yang, H.-C. 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M]. Wang Yi-t』ung (Tran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 Chavanne, E. Voyage de Song Yun dansl'Udyana et le Gandhara[J]. Bulletin de l'Ecole fran aise d'Extrême Orient,1903 (3): 379-441.
[18]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 1963.
[19] Frankel, H. H. 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h: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4, 84 (1): 1-14.
[20] Hucker, C. O. Review of Studies in ChineseInstitution History [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2, 21 (2): 224.
[21]汪寶榮.葛浩文英譯《紅高粱》生產過程社會學分析[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4 (12): 20-30.
[22]周一良.周一良致王伊同書信[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 (1): 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