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獲原作者授權，僅供個人學習研究之用。感興趣的夥伴請參閱《外語與外語教學》2014年第2期，第79-85頁。請大家多關注，多引用。
作者簡介：王穎衝，女，浙江杭州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翻譯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譯外、文學翻譯、口譯。已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中國翻譯》《外語與外語教學》等CSSCI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國家青年社科基金項目一項（在研）、北京市社科青年基金一項（在研），完成外文局中國翻譯研究院重點項目一項。
內容提要：中文小說的英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有了長足發展，英譯發起方和渠道更加多樣化：不僅有中國大陸的「譯出」，也有英語國家的主動「譯入」；不僅有官方資助和統籌的譯介，也有大學出版社、非政府機構和個人自發組織的。現有研究對各類譯介類型的梳理和探索尚不充分，本文將分官方組織、學術引導、商業驅動和個人主持四個方面，描述和分析中文小說的英譯活動，以及各類譯介形式對翻譯選材和策略的影響。
引言
二十世紀翻譯文學在英語文化中總體處於邊緣位置，中國文學的英譯也不例外，源語國家出版「入超」嚴重。隨著跨國文化交流的日漸頻繁，中文小說也逐漸打開了局面，通過不同的譯介渠道和方式走向世界。
杜博妮（McDougall 2011: 5-6）在《現代中國翻譯區域》的第一章中提到了學術性、商業性、政治性和個人性質的劃分。但遺憾的是，接下來她只對「官方指令」和「禮物交換」這兩類英譯做了討論，基本可以看作是官方和民間兩條道路。
筆者認為，中國文學輸出的渠道複雜多樣。基於筆者搜集的史料和編纂的英譯書目，本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起中文小說的譯介類型，將其分為官方組織、學術引導、商業驅動和個人主持四類。分時期、分區域來看，翻譯活動的外部環境幾經波動變遷，不僅牽動了中文小說英譯的數量和品種，也影響到譯本在目標語社會的傳播和接受。
1. 官方組織的中文小說英譯
英譯的中文小說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國大陸主動外推的，基本由外文出版社負責，其中官方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文學外譯機構的沿革歷史就說明了這一屬性：
1952年7月，經政務院批准，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1963年5月25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七次會議批准，外文出版社改為由國務院直屬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1982年2月，經國務院批准，外文局成為文化部內設的一個機構；1991年12月，經黨中央批准，外文局全建制地從文化部劃出，1995年中央辦公廳[54]號文件中明確規定「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是中共中央所屬事業單位」。（戴延年、陳日濃1995a：III）
外文出版社自1953年開始有計劃地編譯出版古典和現代的中文文學作品，這個外譯項目時間跨度長，作家數量多，作品範圍廣：僅1953年到1954年間就譯介了50多位現代作家的作品。據筆者統計，從1950到1965年，外文出版社共英譯出版了約42部小說單行本和12部小說集，幾乎都是現代作品，古典小說只有《龍王的女兒》（The Dragon King’s Daughter: Ten Tang Dynasty Stories，1954）、《畫皮》（The Painted Skin，1957）、《杜十娘怒沉百寶箱》（The Courtesan's Jewel Box:Chinese Stories of the 10th-17th Centuries，1957）和《火焰山》（The Flaming Mountain，1958）。「五四」以後的文學作品對讀者更為親近，能夠比較直接地讓外國讀者了解中國當下的社會狀況、思潮走向、文壇動態等。這一時期英譯的作品以解放區文藝思想為主導。例如，1950年到1965年之間外文出版社英譯了12部戰爭題材的小說（見表1）。
表1：1950-1965年外文出版社英譯的戰爭題材小說
六十年代中後期，革命戰爭類小說的譯介明顯減少了。這很可能與1963年國務院外辦討論《中國文學》的會議方針有關，時任副總理的陳毅在會上發表講話：
人家造謠說我們中國不講人情，消滅文化，教條主義，沒有自由，不能隨便發表意見，是個大兵營。看了《中國文學》，裡面有畫，有詩，有真正的馬列主義，他們就會覺得我們不是兵營。[…]人家說中國「好戰「，看看《中國文學》，覺得不是這樣，這裡面各派見解都有。我們不能不搞政治，但主張慢慢來。（同上：166-167）
無論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否如當時西方世界想像的那樣，在上述譯介原則的指導下，軍事題材的小說英譯便會受到壓制。事實上，1962年《中國文學》的個別編輯就提出，選譯的杜甫詩歌中有太多是描寫戰爭殘酷的，不適合目標讀者群（周東元、亓文公1999：215）。在編者與譯者的精挑細選下，譯作中呈現的國家形象將趨於柔和，甚至於比實際更和平、更文明。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通過翻譯來建構國家形象的意願尤為明顯，正如馬士奎（2007：11）所說：「在『文革』意識形態背景下，對外文學翻譯進一步成為對外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其意圖在於向外界展示新的自我文化形象，同時也是配合當時國際間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一種方式。」
經歷了十年「文革」的譯介蕭條期，中國大陸重新蓄積力量，終於在八十年代初又投入了中國文學英譯的事業。1981年起，中國文學雜誌社有計劃地將優秀的中文作品譯成英、法等語言出版（以英語為主），以贈閱和通過國際書店出售的形式在150多個國家發行。
相比第一時期的官方英譯，「熊貓叢書」最顯著的特點在於選材和主題都豐富得多，前期被「雪藏」的作家也相繼獲英譯，包括沈從文、老舍、蕭紅等；女性文學、意識流小說陸續出了譯本。據耿強（2010：99）統計，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Chinese Profiles，1986）在全球500多家圖書館有館藏記錄，在這一系列所有圖書中居首位，網絡上也好評如潮。
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學外譯是重要的政治宣傳手段，選材重在表現革命建設情懷，渲染勝利的喜悅和美好的前景。到1980年代，這一局面有所調整，革命戰爭、英雄人物不再是主流話語，取而代之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983年2月，外文局在總結《建國以來外文書刊出版發行事業的十條基本經驗》時指出：「必須清除以『推動世界革命』為目的的『左』的指導方針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堅決貫徹『真實地、豐富多彩地，生動活潑地、儘可能及時地宣傳新中國』的指導方針，但也要注意防止忽視政治宣傳的傾向。」（戴延年、陳日濃1995b：4）「熊貓叢書」收放有度，有效地執行了上述出版方針，一部分當時十分走紅的先鋒小說並沒有英譯出版。叢書側重現實主義小說的譯介，希望借文學展現當代中國的社會景象，但選材基本要求仍然是「適合對外」，只不過尺度較六七十年代放寬了一些。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主動譯出的小說數量可觀，但缺乏人文人性的關懷，在英語世界產生較大影響的幾乎沒有，反而形成了中國文學「重社會性、輕藝術性」的刻板印象，與發起人希望構建的積極形象反差很大。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文藝環境稍有寬鬆，但限於譯介模式、翻譯質量等原因，「熊貓叢書」的接受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只有女性小說較受歡迎，這與六十到八十年代西方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密不可分。官方組織「譯出」的中文小說在英語世界總體反響一般，發起人和執行者的初衷與目標語讀者最終獲得的印象未必吻合，還可能適得其反。
2. 學術引導的中文小說英譯
二十世紀下半葉，不少中文小說的譯介是在學術因素的策動下展開的，並由大學出版社組織英譯和出版，其中以中國香港地區和美國最為典型。
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最大的譯介中心，其翻譯研究中心長期以來從事英譯出版活動，編輯團隊、稿件來源和目標受眾都具有國際性。《譯叢》雜誌（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誕生於1973年秋，由宋淇（StephenSoong）和高克毅（George Kao）共同創辦。《譯叢》聲稱的定位也是面向大眾讀者，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李卓敏（Li 1973: 3）在創刊號的前言中明確指出，有關中國研究的英文學術期刊林林總總，但《譯叢》的目標群體則是「受過良好教育、對中國文化有好奇心的大眾讀者。」不過翻閱過刊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良好教育」的標準顯然高於人們通常理解的，刊物的學術性比一般文學讀物強得多，所聘譯者和編輯也大多是資深學者。期刊收錄的小說、散文、詩歌和理論性文章所佔篇幅均衡，古典和現當代的都有；雖然不是雙語讀物，有的內容還是保留了中文，如標題、人名、詩文、古典小說片段等，以便學生和學者追溯源文進行對比研究。
取得良好反響後，高克毅和宋淇又開始醞釀叢書。1976年起，雜誌社便開始推出「譯叢精裝系列」，主要供各大圖書館館藏，西方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是「譯叢精裝系列」的核心讀者群（Heijins 2003: 33）。隨後1986年的「譯叢文庫」平裝系列則選擇了一條更加「親民」的路線，至今共出版28部。
在美國，各家大學出版社也是中國文學英譯的主力。1978年起，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文學譯叢」（Chinese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Series），其中小說和小說集共10部，古典小說譯有五卷本的《紅樓夢》。1990年代，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現代中國小說叢書」（Fictionfrom Modern China）共12部。進入21世紀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臺灣當代中文文學」（Modern ChineseLiterature from Taiwan）、「維澤赫德亞洲叢書」（WeatherheadBooks on Asia）等也是知名的叢書。
香港和美國的這幾套叢書都由知名學者擔任編委會成員。「譯叢文庫」的總主編孔慧怡主要從事翻譯研究，美國這兩套叢書的主編則都是身處海外的漢學家：「中國文學譯叢」的編者是羅鬱正（IrvingYucheng Lo）、劉紹銘（Joseph S.M. Lau）、李歐梵（Leo Ou-fanLee）和歐陽禎（Eugene ChenEoyang）；「現代中國小說叢書」的總編是葛浩文，他是迄今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數量最多的譯者。這種由學者主持翻譯工作的傳統在二十一世紀得以延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另外兩套叢書：「維澤赫德亞洲叢書」（WeatherheadBooks on Asia）文學類的主編是王德威；「現代臺灣文學」（ModernLiterature from Taiwan）的主編是齊邦媛（Pang-yuanChi）和馬悅然（GoranMalmqvist），該編輯項目由王德威負責協調。
在編纂和翻譯方面，「譯叢文庫」延續了《譯叢》的辦刊宗旨，以「翻譯這種藝術」為中心，並沒有把它視作宣傳或科普的工具，而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希望順勢也能向讀者展現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Li 1973: 3）譯者署名齊備，比同期的「熊貓叢書」更關注翻譯和譯者的地位。美國大學出版社的出品亦是如此，其副文本不是「故事導讀」，重在介紹作家的生平背景、寫作時的文學氣候、藝術風格和成就，學術性比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兩套書更強。例如，在「現代中國小說叢書」中，《草葉：老舍短篇小說選譯》（Blades of Grass，1999）最後就是威廉·萊爾（William A.Lyell）的譯者後記「The Man andthe Stories」，長達35頁，而小說正文部分總共只有225頁。這則譯跋沒有講述十三則短篇小說的情節，而是介紹了老舍的生平、寫作風格，肯定了其作品的藝術性，並從道德關懷、人物塑造等方面與魯迅的作品作了比較，因為譯者恰是美國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類似的情況還有林培瑞（Perry Link）、劉紹銘（Joseph S. M. Lau）、韓南（Patrick Hanan）和葛浩文等漢學家，他們在「中國文學譯叢」各冊中的序跋都是面向專業讀者的研究性論文，而不僅僅是通常讓大眾讀者快速融入到故事中去的情節提要。
英譯活動由知名大學和學者引導，一方面說明中文小說的翻譯離大眾讀者和商業化運作尚有一段距離，傳播範圍只能從學者到學生，再逐步擴展閱讀群體；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研究正積極融入國外的大學課程，部分譯文成為相關課程的閱讀材料，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興趣和需要日益增長，並體現到了大學教育的課程設置上。長遠來看，這也為英語世界普通讀者了解中國文學提供了基礎。
不過，海外英譯的許多中文小說也隱含著意識形態層面的動機，原文的選擇並不是從純粹文學和美學的角度來考量的。贊助機構往往堅稱「純藝術」、「純學術」的立場，如馬悅然（2008：2）在評述蔣經國基金會時寫道：「不能否認基金會的名字是有些政治敏感的。然而多位董事會的成員是優秀、廉正的臺灣學人，歷年來已證實了基金會與政治絕無關係。」這樣的觀點似乎只能是有待證偽卻無法證明，況且我們也無法追溯這些機構實際的資金來源和資助原則。不過，蔣經國基金會資助出版臺灣小說的英譯，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香港小說的英譯，地域的框定除了出於文學性、藝術性角度的考慮，至少還流露出保護主義的傾向；而個別小說的意識形態傾向也是顯而易見的。
3. 商業驅動的中文小說英譯
勒菲弗爾（Lefevere 1992: 13-15）認為，翻譯的三要素是意識形態（ideology）、贊助人（patronage）和詩學（poetics），其中贊助人包括政黨、社會階層、宮廷、出版社和媒體等。雖然三者並列，贊助人與其它兩項並不在同一層面，只有它能夠具象化，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體；可以是一方，也可以是多方。贊助人自身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取向，而這兩者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譯者和編者的選材標準和翻譯策略。
贊助人對翻譯活動的影響往往通過三種方式來具體實施：提供經濟資助、提高譯者地位，以及在意識形態方面加以限制；這三方面的作用力可以統一於同一個贊助人身上（undifferentiated），也可以分化於不同的贊助人身上（differentiated）（ibid: 16-17）。在「熊貓叢書」的案例中，翻譯活動就是在中國外文局的獨家資助和掌控下進行的。
二十世紀末起，商業目的驅動的中文小說英譯日漸繁榮，官方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壟斷不再，企鵝出版社（Penguin）和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旗下的威廉•摩羅出版社（William Morrow）也積極參與其中，它們都是綜合性、商業性的出版社。許多銷量突出、反響巨大的譯本就是在商業環境下誕生的。
例如，2007年李安執導的電影《色·戒》大熱之後，張愛玲的同名小說才被重新挖掘，蘭登書屋集團（Random House, Inc.）旗下的安克爾圖書公司（Anchor Books）和眾神圖書公司（Pantheon Books）同年在紐約出版了英譯本Lust, Caution: The Story。此前，類似知名的譯介案例還有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張藝謀1987年的電影率先讓小說享譽全球。紐約的維金出版社（Viking）推出了英譯本（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1993），次年企鵝出版社發行了平裝本，標題和裝幀都借鑑了電影，順水推舟地在域外獲得了認可。2009年時，《紅高粱》的英譯本已經發行了兩萬冊左右，《豐乳肥臀》也超過了一萬冊，這對翻譯文學來說很不容易（季進 2009：47）。譯者葛浩文經談恩美介紹認識了出版經紀人珊迪（SandraDijkstra），後者為其爭取到了更多的版稅（賦格、張英 2008：D22）。
事實上，在海外影響較大的中國作家大多經由商業出版的渠道走出國門，包括莫言和餘華，其中有一些還出了平裝本，降低了價格，吸引了更多大眾讀者（見表2）：
表2：非學術機構英譯的莫言和餘華小說
近年來文學中介（literary agent）、版權代理在中文小說英譯中擔任了「星探」或「獵頭」的職能，不僅要尋找好的作品，也要聯絡合適的譯者，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Sartor 2007）。2005年，企鵝出版集團搶得《狼圖騰》的英文版權，2007年英譯本「Wolf Totem」由企鵝出版集團推出，這是第一部在全球英語國家同時出版發行的中國小說，一時間在文壇和譯壇引發了轟動，作品還獲得了曼式亞洲文學獎（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籍作家。這一切離不開譯者的苦功和商業化出版運作下迎合市場的決策，正如葛浩文針對莫言小說的英譯刪節所作澄清：
其實，他的小說裡多有重複的地方，出版社經常跟我說，要刪掉，我們不能讓美國讀者以為這是個不懂得寫作的人寫的書。如果人們看到小說內容被刪節，那往往是編輯、出版商為考慮西方讀者閱讀趣味做出的決定，不是譯者刪的。（賦格、張英2008：D22）
對最終翻譯成品負責的不僅僅是署名譯者，而是凝聚了多方的努力和建議，包括譯者、作者本人、編輯、出版人、贊助人等。《狼圖騰》的英譯本刪去了每章前的引言和最後一章議論部分，也是擔心因篇幅過長銷路不好，以刪節來迎合目標語讀者的偏好。
英語世界的文化出版行業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和完備的體系，域外文學要進入它會遇到許多障礙，包括語言、風土人情、閱讀習慣等各個層面的文化隔膜。如今，國際書展、版權代理、海外宣傳等方式都打開了譯介渠道；作家和譯者的各類訪談、見面會也令紙面的文字融入鮮活的、人的生活，幫助中文小說自然、順利地進入西方讀者群，儘管這個群體的人數和背景仍然頗受局限。作者、譯者、編者、出版人和文學中介等各方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密，形成了相對規範的網絡化運作模式。
4. 個人主持的中文小說英譯
無論譯介的發起者是誰，實際的翻譯工作歸根結底要落實到譯者本人。杜博妮將作者或譯者發起的翻譯歸為「個人翻譯」，這類譯介不是由第三方（如出版社、政府機關等）發起的，對作者或譯者自身來說也未必有利可圖。個人主持下的翻譯成果最終可能由商業性質的出版社出版，也可能是大學出版社。
馬會娟（2013：64）認為「個人翻譯」的發起動機是譯者個人的文學興趣，這樣的情況比較常見，一些譯者幾十年中只翻譯了一部小說，或專門翻譯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有的譯者自己就是出版人，如翻譯老舍小說的伊凡·金（Evan King）擁有自己的書店；艾梅霞（Martha Avery）翻譯過張賢亮的多部小說，她擔任美國出版在線集團的執行總裁，對亞洲文化和出版業有濃厚的興趣。不過，個人主持的譯介活動不能一概歸因於文學旨趣，也許杜博妮（McDougall 2011: 6）自己概括的更為恰當「Personal translations were initiated by thewriter or the translator on the basis of a personal relationship」。作為翻譯研究者，我們了解的往往局限於譯者作為譯者的一面，卻常常忽略了翻譯以外的生活如何影響他們的翻譯主張和策略，包括：學人譯者的學術背景、譯者的個人興趣愛好、譯者與作家的私人關係、譯者與出版界的關係等。
每一位譯者的身份都不是單一的，皮姆（Pym 1998: 160-176）在《翻譯史研究方法》中強調譯者的多重身份、個人利益和流動性。從事中文小說英譯的人很少單純以文學翻譯為生，大多兼從事多種類型的翻譯工作。更多情況下，翻譯只是譯者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那一部分。這裡面學人譯者佔了相當比例，包括海外漢學家以及文史、翻譯等領域的研究者。他們一般都擁有相關專業的博士學位，出版過中國文學方面的專著，如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杜博妮等。許多年輕一代的國外譯者也都在大學裡擔任教職，如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尼基·哈曼（Nicky Harman）、倫敦大學的藍詩玲（Julia Lovell）等。
閱讀一部小說也許是機緣巧合，大可以隨意翻翻，但要把它譯成另一種語言則要耗費許多時間和精力，需要下更大的決心。任何一個譯者，大多是從個人的閱讀喜好和研究興趣出發，因喜愛一位作者、一部作品才去著手翻譯和研究，反過來又在翻譯和研究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作品的感情，培養為一種情結。學者型和職業型譯者能夠把翻譯場域內的資本轉化到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所以更容易堅持下來。金介甫譯沈從文、葛浩文譯蕭紅，起源都是譯者博士論文的主題。論文需要引用小說段落，卻沒有現成的譯本，研究者不得不自己動手，之後全書的英譯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作為譯者，他們也是最細心的讀者，熟稔文本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種資本的積累及其在不同領域內的轉移，也令「譯」之外的譯者身份有所重合和轉變。
譯者的個人喜好、學術背景、人際關係等因素也可能使他們傾向於翻譯某一部或某一類作品。事實上，一些譯者和作者關係密切，對「譯什麼」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謝冰瑩的《一個女兵的自傳》是較早的個案。林語堂對謝冰瑩曾有知遇之恩，1927年他將謝冰瑩行軍作戰間隙所寫的隨筆譯成英語，在《中央日報》上連載。林的兩個女兒林如斯、林無雙（Adet Lin & Anor Lin）在父親的建議下翻譯了《一個女兵的自傳》（Girl Rebel: The Autobiography of Hsieh Pingying, With Extracts from Her NewWar Diaries，1940）。後來，謝冰瑩的女兒和女婿（Lily Chia Brissman & Barry Brissman）重譯此書（A Woman Soldier'sStory: The Autobiography of Xie Bingying），作者親自為新譯作了序，2001年這個譯本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當代小說英譯中這類例子也很多，親密的關係無疑促進了作者和譯者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例如，嚴歌苓的丈夫勞倫斯·沃克（Lawrence A. Walker）將《白蛇》（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1999）譯成了鮮活的英語；虹影也有兩部小說是當時的丈夫趙毅衡（Henry Zhao）翻譯的；馬建已出版的四部小說英譯都出自妻子佛羅拉（Flora Drew）。
此外，一些很偶然的事件也會左右英譯的選材，所謂可遇而不可求。例如，蘇珊·多琳（Susan Wan Dolling）翻譯王文興的《家變》（Family Catastrophe，1995）就是出於巧合：1985年史丹福大學的一次會議上，著名華裔漢學家劉若愚（James Liu）初識譯者，並把她介紹給了自己的學生張誦聖（Yvonne Sung-Sheng Chang），後者又把自己老師王文興的《家變》推薦給了她（Dolling 1995: 253）。這些微觀層面的因素複雜多變，有時直接成為英譯選材的初衷，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的關係親疏和交流過程也可能影響翻譯策略和方法，這些都可以落實到具體譯例中來探討。
5. 結語
二十世紀下半葉起，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學作品經由翻譯走出國門。國內和海外的各類機構和個人都對中文小說的英譯投入了更多精力和資源，發起者包括政府機構、學術機構、商業出版社和個人。
值得注意的是，譯介類型的劃分並沒有嚴密的區隔，有許多彼此重合、界限模糊的部分。例如，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一些譯本也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官方組織的譯介項目也會考慮到成本和收益的問題。每一項翻譯活動都可能融合了不同方面的因素，而極少單純出於某一種動因。深入了解各類譯介性質及其對接受效果的影響，對促進中國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或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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