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講座教授，學術專長為明清社會史、近世社會文化史，是中國醫療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之一。代表作有《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
《變中謀穩》
作者：梁其姿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明清至近代社會經濟發生急劇變化之時，啟蒙教育和施善濟貧被用來穩定急變中的社會，它們特別有利於宣揚經典中的理想世界與倫理關係，以合理化現存的社會與政治秩序。
存心善堂，是中華民國時期汕頭五大善堂之首，也是目前中國潮汕地區規模最大的善堂，現為汕頭慈善總會存心善堂福利會。
省躬草堂香港分堂舊貌
省躬草堂在民國建立後開始慢慢淡化傳統宗教的施藥方式，轉而強調和推動俗世的理性的施藥方式。
來源：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網站
1905年，年僅十一歲的錢穆喪父，與母親、兄長在鄉間艱難度日。此時的大清帝國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這一年，延續上千年的科舉被廢，讀書人張皇失措，進退失據；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的戰爭仍在繼續，清政府選擇「局外中立」；而短短四年前，席捲大半個北中國的庚子事變剛被平息，人心惟危，社會動蕩，朝廷還平添了高達10億白銀的巨額外債。內外交困的政府自然不會注意到無錫鄉下的這戶人家，但好在有家族懷海義莊的資助和族親的撫恤接濟，年幼的錢穆和他的兄長得以順利念完小學。
錢穆幼年的遭遇是明清以降中國社會大變動的縮影。在這數百年間，中國社會始終處於劇烈變動之中。明清之際，1644年清軍入關，王朝鼎革，異族統治帶來了新的政治文化、地方組織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態；而開端於明代中葉商業文化的繁榮，不僅動搖了原有四民社會的基礎，也引發了世道人心的變化。更大的變動發生在19世紀的晚清，在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文化和政治思想的巨大衝擊下，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和價值觀念幾乎完全崩塌，社會的每個層面都承受著前所未有的急劇變化。面對社會經濟的如此劇變，明清至近代的家族、地方社會和國家如何應對危機，謀求時局的穩定？歷史學家梁其姿的新著《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試圖解答的正是這一問題。
蒙學與濟貧
歷次世變中謀穩的兩個著力點
《變中謀穩》是梁其姿的第四部中文學術著作，收錄了她自20世紀90年代至2015年間的相關論文，共10篇，分為兩個部分，分別討論「明清時期的啟蒙教育」和「明清至近代的濟貧與信仰」。在作者看來，明清以降的中國之所以能在歷次世變中保持基本穩定，啟蒙教育和施善濟貧是兩個最重要的著力點。
啟蒙教育對社會穩定的作用，在於它的道德教化功能。明清時期，啟蒙教育的新變化在於基層學校社學和義學的興起。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即下詔創建社學，維護正統的儒家價值觀。此後政府的力量雖然有所減退，但地方官員和鄉紳成功地將社學與鄉約、保甲、本地糧倉等整合在一起，成為整體地方系統的一部分。明末清初的世變中，兼具慈善性質的義學興起，進一步強化了蒙學的道德職責。在時人看來，社會劇變中的秩序混亂是道德退化的結果，因而基礎教育負有重建道德和維護文化穩定的責任。這一變化相當明顯。明末以來兒童的閱讀材料中，朱熹的《小學》被逐漸棄用，多了《善書》、《三字經》、《太上感應篇》和「功過格」，教育兒童多行善舉，傳統「四書」的學習則被放在了第二階段。相應地，兒童閱讀通俗小說的行為，也在這一時期被教育者們反覆重申，嚴令禁止。
教科書是道德教化最直接的工具。明清的啟蒙教育中，《三字經》是兒童教育最常用的教材，但以「人之初，性本善」這類簡單字句寫成的課本，並非簡單的識字蒙書，而是包含了中國正統儒家倫理和歷史正朔的主流精英範本。書中有對好學、勤學、孝悌、溫良恭儉讓等品質的褒揚，有對歷史人物的臧否，就連最簡單的朝代序列，在不同時期也有所增減，反映出國家和地方精英希望傳遞的正統歷史記憶。這種道德教化的方式不僅在蒙學教育中實行，在明清鄉約的宣講中，忠孝故事的講授也是教化一般大眾的常見手段。
如果說蒙學對社會穩定體現在文化和道德人心上，那麼善堂的建立和濟貧活動的開展，則在更基礎的層面構成了時局穩固的重要力量。「貧窮」有兩層含義，一屬社會經濟層面，一屬道德層面。明末清初，「貧窮」觀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早年的儒家傳統中，貧窮是道德中性的，甚至「安貧樂道」還是很多儒者自許的境界。明代中葉商業興起，社會流動加劇，混亂了原有的貧富道德觀念，財富的獲取和喪失變得更加容易，也造成了新的焦慮。濟貧成了紓解焦慮的最佳方式之一。在濟貧中，通過富人的施救與貧者的接受儀式，以及對被救濟對象加以道德區分，救助有德福薄之人，放棄敗德者和賤民，明清的社會精英嘗試重整鬆動的社會秩序和混亂的價值系統。明清善會、善堂的大量湧現，正是這一背景之下的產物。
清末民初的慈善機構，包括綜合性善堂和新式醫院，較之此前的傳統善堂有了很大轉變。建立於太平天國十餘年戰亂之後的這些機構，不僅肩負著社會重建的任務，同時也面臨晚清以來西方科學主義、國族觀念和性別意識的衝擊，而基督教在中國開展的救濟活動，創辦西醫醫院、麻風病院，收容棄嬰，培訓女性醫生，倡導「科學」與「現代」的慈善事務，更是對中國傳統慈善模式的實際挑戰。
新舊之糾葛
士人與世相在中西交替中改變
晚清以來，政府力量衰退，慈善機構的領導權越來越集中到地方士紳和富商手中。晚清廣州最大的慈善機構愛育善堂可以在短期內籌措到巨額的資金，有自己經營的產業，善堂的董事會與城市行會、商會相互重疊，成為「小議會」。這些現象反映出晚清以降，城市紳商勢力的壯大，慈善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起了本該由國家承擔的社會責任，但它的存在事實上也挑戰了政府的權威。因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麼上世紀20年代國民黨政權逐漸穩固後，他們會對慈善機構進行限制和打壓。以國民政府最早控制的廣州為例，1925年廣州市政府設立「廣州慈善總會」，監管市內全部的23個善堂，善堂的會計帳簿被收到政府辦公室，由政府評定各機構的財政和經營狀況，對被認定為衰敗的善堂予以關閉，合規的慈善機構也必須依法向政府登記註冊。
國民政府對慈善機構的限制中，「迷信」是一個最好的藉口。中國的慈善機構，無論是善堂還是早期的醫院，與傳統宗教信仰之間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普通人對於慈善事業的投入，有社會文化的因素，也有出於宗教的影響，因為行善可以滿足施予者精神上的滿足，可以救助社會，也可以積德改善自身和子孫的命運。在明清江南的惜字會和清末廣州的省躬草堂中，宗教因素都極為明顯。惜字會的出現源於道教的文昌信仰，後來逐漸摻雜進佛教和其他民間宗教因素，成為社會中相當普及的宗教信仰，以敬惜紙字積累功德。省躬草堂早年作為鸞堂存在，扶乩是草堂的重要活動，有整套的宗教儀式，瘟疫流行時還分發符咒和無根水。
在近代科學取得天然合法性的話語體系中，這些做法都成了「迷信」的明證，亟待剷除。面對這樣的指責，傳統善堂開始了艱難的轉型。以省躬草堂為例，將外部社會生活和內部宗教實踐嚴格區分開來。在公的領域，他們將慈善活動的重心轉向施醫贈藥，並刻意配合新「公共衛生」體制的要求，將救濟網絡擴大到全省乃至全國；在私的領域，草堂仍然頑強保留著原有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療法，以信仰凝聚信眾，維繫傳承。道堂與善堂雙重身份的糾葛，折射出近代中西新舊交錯下中國士人文化和心態的內在緊張。
本土醫院是清末民初中國慈善機構出現的新形式。它的出現，深受晚清西人在華建立西式醫院的影響，但又不完全是西式醫院的翻版。自建立之初，本土醫院就面臨傳統善堂和西式醫院的挑戰與競爭。因此，早期的本土醫院往往呈現出新舊混雜的形態，既強調以傳統醫學治病，施棺助葬，照料病人的身後事，以適應國人的傳統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又借鑑了西醫院的組織形式，並包容進一些已被本土社會接受的西式療法。它們的存在，擴大了傳統善堂的救助範圍，同時也為新醫學知識的創造和傳播提供了更現代化的平臺。而通過本土醫院的醫療救助活動，西醫這一外來知識體制被容納進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國社會的面貌也因此開始發生變化。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啟蒙教育和施善濟貧之所以成為明清以降中國變動社會中的著力點，正如梁其姿在書中所指出的，在於「兩者均特別有利於宣揚經典中的理想世界與倫理關係，以合理化現存的社會與政治秩序」，而「施善組織更讓世變中的富人與貧人產生同舟共濟的共生關係」。幼年的錢穆喪父以後可以安然度過最艱難的時刻，並順利完成學業，正是得益於明清以來鄉裡對啟蒙教育的重視和社會中施善濟貧制度的存在。在現代化史觀下，我們很容易忘記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這些傳統，但它們或許正是錢穆後來所感念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這也正是我們在當代閱讀《變中謀穩》的意義。
□李恆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