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研究：「需求側管理」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張佔斌、杜慶昊（均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2020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需求側管理」被首次提及。供給和需求是構成市場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沒有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供給，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得不到滿足。沒有需求側的消費需求牽引，供給也無法實現。進入新發展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把「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是大勢所趨。近年來，我們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動搖，供給的質量和效率大幅提升。但受疫情衝擊和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國內市場需求被壓抑。在全球經濟遲遲無法復甦、外部市場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內需市場，成為當前和今後必須堅持的戰略基點，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迫切要求。
「需求側管理」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戰略抉擇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需要。加快構建完整內需體系、建強國內消費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基點。當前，我國消費率偏低，消費呈現疲軟態勢。2019年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5.4%，雖比幾年前有所提高，但仍大幅低於發達國家平均80%的水平，也顯著低於我國改革開放後、2000年以前的平均63%的水平。2020年以來，受疫情衝擊，居民消費更加疲軟，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僅增長0.6%，而人均消費實際下降了6.6%。實施需求側管理，有助於提振消費，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這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發展大國經濟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需要。大國經濟的最大優勢是內需拉動、內部可循環。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1萬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蘊含巨大增長空間。大國經濟的重要特徵是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可控，這次疫情是一次實戰狀態下的壓力測試，我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強大的動員組織和產業轉換能力，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物質保障，既顯示出多年來培育內需市場的成效，也顯示出暢通內循環的重要性。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全面構建比較穩固的現代農業、發達的製造業尤其是高級裝備製造業以及門類齊全的現代服務業，實現產業門類的完備和產業結構的高端化。這些都離不開內需的支撐，離不開消費對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
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的需要。供給和需求總是處在動態變化之中，一個能夠自發和及時實現供求平衡的市場，是健康和高效率的市場。近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成效，有效激發和激活了市場需求，也催生和創造了新的市場需求，真正形成了供給創造需求的良好局面。但由於國內循環體系尚存在很多短板，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各環節堵點尚未完全打通，在需求牽引供給、實現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方面還有很多不足。注重需求側管理，就是要在需求牽引供給方面做出更積極的努力。
有效應對疫情衝擊和國內外風險挑戰的需要。總的來看，疫情對供給的衝擊小於對需求的衝擊。因為疫情，很多企業停工停產，居民就業和收入受到較大影響。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又加重了居民謹慎消費的心理。央行數據顯示，2020年前三季度，我國住戶存款增加9.95萬億元，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義增長3.9%、實際增長0.6%的情況下，住戶存款增加值反而較2019年同期增長了16.7%，顯示出居民對經濟發展信心不足。此外，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疫情導致的逆全球化等衍生風險日趨顯現。在此情況下提出需求側管理，是黨中央堅持問題導向、沉著應變、因時而變、主動求變的戰略選擇。
「需求側管理」應牢牢把握的原則和方向
把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是我國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長期增長動力。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會發生變化。在高速增長階段，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總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側，宏觀調控側重於解決總量性問題，通過需求牽引供給，增加經濟總量。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周期性、總量性問題雖然也有，但結構性問題更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宏觀調控側重於解決結構性問題和供給側問題，以切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經濟運行面臨的情況比較複雜，既要堅持解決結構性問題不動搖，又要實現經濟維持在一定增速水平上的高質量發展，把解決總量性問題擺到重要位置，需要我們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不動搖的同時，注重需求側管理，把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有效結合起來。
把需求側管理與長期性制度安排有機結合。我國對總需求的管理歷經擴大內需、穩定總需求、需求側管理等階段。在擴大內需、穩定總需求的時期，多是通過調整短期需求管理工具，達到擴充總需求的目的。與以往不同，當前提出的需求側管理，是聚焦制約總需求增長的中長期、系統性問題，致力於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強調擴大居民消費，提高居民消費在國內需求中的比重；注重促進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堅持擴大開放，提高雙循環的暢通性，等等。為此，必須及時啟動中長期、涉及制度變遷的需求側管理工作，以緩解需求與供給之間的長短錯配問題，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把需求側管理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有機結合。需求側管理的本質是合理擴大需求，促進消費，尋找內生動力。從短期看，促進消費最根本的舉措在於促進就業；從長期看，促進消費最根本的舉措在於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縮小收入差距。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億人，佔總人口的比例不足30%；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的約有6億人，佔總人口的比例超過40%。總的來看，中低收入群體還比較龐大，對消費增長具有制約作用。此外，疫情給一些生活性服務業帶來較大衝擊，這些行業從業人員就業和收入受到較大影響，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因此，實施需求側管理必須與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推進共同富裕結合起來。
把需求側管理與新發展理念有機結合。需求側管理不是簡單的擴大需求，而是要在激活潛在需求、釋放新需求的同時，注重需求質量的提高，通過高質量需求牽引高質量供給，核心是堅持新發展理念。一方面，引導社會消費聚焦高科技產品、新型服務業，以此帶動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攻關，帶動前沿技術、顛覆式技術的發展應用，帶動高端製造、新型服務業等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另一方面，堅持綠色消費，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通過制度性安排，引導消費向低碳化、綠色化方向發展。
「需求側管理」的主要領域和舉措
合理引導消費、儲蓄和投資，形成有效制度安排，形成強大國內市場。2020年下半年以來，投資增速已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居民儲蓄增速很快，但消費增速遠低於預期。加強需求側管理，處理好消費、儲蓄與投資的關係，有效釋放潛在消費需求，對於形成強大國內市場至關重要。一方面，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引導居民適當擴大消費，降低儲蓄率，確保儲蓄率維持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根據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內在趨勢，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實施精準投資、有效投資。
積極促進就業和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需求側管理的目的是擴大消費，根本途徑是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關鍵舉措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紮實推進共同富裕。一是以更大力度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深入挖掘各類市場主體的用工需求，加快釋放就業崗位；加大職業技能培訓支持力度；鼓勵平臺經濟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新型就業形態；強化民生兜底保障，將困難群眾按規定納入政策保障和就業援助範圍。二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收入分配製度。建立統一、規範的勞動力市場，消除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和就業中的身份、性別歧視；建立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提高工資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佔比；建立符合教育、醫療等各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激發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和創新力；加大對低收入和貧困人口轉移支付力度。三是解決好大城市住房問題。堅持房住不炒，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保持投資適度合理增長，發揮投資對優化結構的關鍵作用。加強需求側管理的手段之一就是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間。政府支出是撬動社會投資的重要支點。一方面要發揮中央預算投資、政府投資的撬動作用，發揮中央預算內投資在外溢性強、社會效益高領域的引導和撬動作用，擴大內需增長空間，激活民間投資；另一方面，有效推動社會投資，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加快實施城市更新行動，補足城市基礎設施短板；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農村基礎設施短板，促進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釋放鄉村消費潛力；加大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推動製造業向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加快現代流通體系建設，降低社會流通總成本。
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消費提質升級。推動產業數位化轉型，促進供需精準對接，有利於為經濟轉型升級開闢新路徑，也有利於開拓新的消費空間。一是大力發展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社區團購、無接觸式消費等新消費形態，打造新業態和新的消費熱點；二是著力發展智能製造、智慧機器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三是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城際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等投資力度，既有利於穩增長、穩投資，也有利於消費升級。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與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釋放內需潛力。如果沒有統一的市場，市場處於分割狀態，很難為內循環形成支撐，也很難把內循環和外循環連接起來。為此，一方面要堅決破除制約一體化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建立統一規範的制度體系，形成要素自由流動的統一開放市場；另一方面，要繼續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主動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投資規則對接，積極穩妥擴大外需。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05日 11版）
[ 責編：孫宗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