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它不僅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並且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提出了科學的預見。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提出以來，學術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讀。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也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出發，才能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避免陷入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陷阱之中。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統一的原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係。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係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係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係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於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有機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係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係體系對於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鑑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於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製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於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餘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餘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餘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於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餘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餘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並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餘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於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餘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佔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於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並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並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並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係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係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於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並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係，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於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係，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於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於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於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於供給側，也來源於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採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沒能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據這兩種經濟學理論所制定的，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決抵制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的幹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具體政策。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