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呼我『報告文學作家』是不準確的，我更願意被稱為『非虛構寫作者』。」出生於1947年的作家胡平說。
1978年2月，復旦大學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學生——「77級」。他們見證了這所學校的復興，也留下了難忘的青春記憶。胡平畢業於77級中文系，也被稱為是「傷痕文學」的誕生地——當時，77級校友盧新華完成短篇小說《傷痕》的寫作，在文匯報整版發布，轟動全國，引領了新時期第一個文學思潮。
當時班上創作氛圍濃鬱，諸多國內知名作家、評論家、學者均誕生於此，其中也包括胡平：他的創作經歷起始於1980年代，恰逢中國報告文學的黃金時代，截至目前，他已出版報告文學、歷史與文化批評類作品600餘萬字。三四十年間，他一直從事歷史題材的寫作，反思中國近現代歷史與人物，最近十年開始關注物質文化，《森林紀》是他最新的作品。
「我們有那麼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每天有這麼多重大課題，但是並沒有給後代留下全部的完整歷史。」胡平說。「和學者相比，我可能算是『野狐禪』，但我能用文學化的手段來表現事實，強調現場感、代入感，這是我的強項所在。」
為了寫作《森林紀》，年逾七旬的胡平走訪日本、義大利、美國、以色列等眾多國家，得出兩個結論：一，凡是森林長得萬古長青的地方，那一定是民族生態、心態非常好的地方；二，凡是森林能夠長成千年，那這個穩定的地方住著的，一定是對未來有著穩定的預期的民族。
「人類只是整個大自然進化鏈條上的一段產物，只有幾百萬年的歷史。整個地球已經有四億多年，所以人類真的沒權力也沒資格去評判、處決生物鏈上其他的動植物的命運，甚至誰在誰之前消失都不一定。」9月9日，胡平就《森林紀：我的樹你的國》接受澎湃新聞的專訪。
胡平
上海在全國的生態文明意識是最好的澎湃新聞：你出生於1947年，曾就讀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於著名的「77級」，你與上海這座城市有怎樣的淵源？
胡平：我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在復旦讀書。我們班有71人，畢業以後基本留在上海，所以我和上海的淵源很深，四十年來一直保持下來。當時同班同學中，有很多在文學界相當出名的人物，比如「傷痕文學」的代表人物盧新華、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等。
當時的創作風氣比較濃，早期主要是詩歌，後來寫小說。1981年我畢業後回到江西。當時的社會變化非常劇烈。從我個人生活來講，也發生了大變化。當時江西大學要辦法律系，找來找去，發現只有我父親胡正謁一人是法律專業科班出身，所以把我父親從江西師大調到江西大學組建法律系，忙得一塌糊塗。總之，當時無論是中國的社會生活還是我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些都促動了我的創作。
澎湃新聞：從《世界大串聯》《歷史沉思錄》到《情報日本》《瓷上中國》等，你從事寫作四十餘年，出版作品數十本，書寫的題材跨度很大，這次是怎麼關注到生態和森林的主題？
胡平：以前我曾在老家縣城工廠做工人。當時生活很潦倒，一個月只有16塊錢，如果沒有家裡資助，結婚的時候連最簡單的家具也買不起。所以做家具都是自己到山裡去找木材，這是我對森林的第一印象。
之後對森林慢慢感興趣是因為去了日本，他們對島上的生物發自肺腑的深情令我感動。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每一條經絡每一個細胞都清清楚楚。可是相比之下，我們對日本了解太少。在日本，你無法迴避森林，就像在中國無法迴避人群、塵囂和標語。
從2010年開始，每年六月到十一月，我在美國，我兒子就讀的密西根大學在安娜堡，離底特律很近,那裡被稱作「樹村」。開車的時候，要帶指南針，否則走不出那片森林。從那裡到加拿大進關只需要四五個小時，加拿大的森林的莊嚴博大，本身就是哲學，森林文化已經進入當地人的血脈，與他們的生命渾然一體。後來我又到英國、俄羅斯、以色列等國家走訪，「鑽」了太多國家的樹林。
《森林紀》的副標題是「我的樹你的國」。一個大自然的命運和森林的命運，最能透露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是福是禍，是長治久安，還是經常動亂，只要看看山水森林動物在這個國家的處境，就能知道大概。如果森林給人的感覺是艮久的，是美妙的，自然舒張的，那麼這個社會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長治久安的，人和自然融為一體，這樣的社會是可預期的社會，也是我們嚮往的社會。
澎湃新聞：寫出《森林紀》後，你又一次回到上海接受採訪，在你心中，如何看待上海的森林和生態文明建設？
胡平：我可以這樣說，上海在中國所有城市裡面，生態文明的意識是最好的。百年以來，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經過充分的反思認識的東西不是太多，很多還在補課。但是有一條：這十幾年來，在生態問題上，從政府到民間都取得了某種共識；中國的生態和森林面貌發生了不可想像的變化，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在文明的尺度上，還有很大距離。
中國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儘管有美學教育，也都是皮毛，並沒有教人們怎麼認真對待自然、對待生命，也沒有機會到森林裡去感受四季變幻的奧秘。我到很多地方，看到很多城市把一排樹木穿上小燈管做成「燈光秀」，把樹綁得像個流浪狗一樣，樹不會感到痛嗎？樹本來在大山森林裡面可以舒暢地生長，人不顧它們的自然生長規律，硬生生地把它移到城市裡來，甚至是馬路邊上，只挖幾米深的土，整個樹的根系就被閹割，長得憋憋屈屈；最後還用水泥蓋上一個小的坑。
上海的美學修養是有的，所以上海這座城市給人的感覺不會突兀，是讓人感到舒暢的。要讓更多人在自然裡感受四季，去森林裡感受動植物相處的和諧，感受並尊重每一個生命。努力展示經濟畫卷的同時，也要展現人與山水和諧相處的畫卷，這座城市才能長遠得到發展。1980年代的報告文學熱潮是非理性的
澎湃新聞：1980年代曾是報告文學的「黃金時代」，你從那時投身於報告文學創作，迄今已經數十年，當初選擇報告文學創作的機緣是什麼？如何看待報告文學在這數十年間的發展？
胡平：1980年代的時候國門剛打開，來自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突然湧入中國，一些歷史事件也得到了重新的審視。人們就要把往事記下來，希望將來不會再發生。所以那個時候，報告文學噴湧而出，最先是《哥德巴赫猜想》，之後不斷有作品出現，將積壓多年的話語一併吐露。不是我選擇報告文學，是報告文學選擇了我，因為這個時代需要有人來表達。
但是1990年代以後，報告文學就徒有其名了。我們有那麼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每天有這麼多重大課題，但是並沒有給後代留下全部的完整歷史。
從1980年代一路寫來，至今，人們還是叫我「報告文學作家」，可是我認為應該叫「非虛構文學」才比較準確。虛構文學寫人物故事情節，可我不能編故事，但我要發現人物故事情節，用思想的力量把它們聯繫起來，形成較高意蘊，讓人們的理性受到洗禮，同時在文學上得到快樂和提高，就像《森林紀》。非虛構文學比虛構文學更需要細節和故事，這樣才能生動。
非虛構文學和學術文章也不同，我雖然了解一些知識，也不可能在外部成為學者。但我可以用文學化的手段來表現事實，強調現場感、代入感。我對文字的場域有一定的管控。其他學者寫森林可以寫得很專業，但他們要把握三十多萬字的篇幅並成立一個系統，是很難的。這就是我的強項。
澎湃新聞：李敬澤曾在《南方周末》發表《報告文學的枯竭和文壇的青春崇拜》，拉開了一場關於報告文學生死存亡的討論。你如何看待報告文學在1990年代的衰退？
胡平：那是商業環境下整個時代驕子的邊緣化，是一種自我失落。他們沒有認識到1980年代處於社會聚光燈下社會中心登高一呼的繁榮、代言人角色，也是一種非正常的狀態，沒有及時調整心態。那種代言人角色，代過去社會被遺忘者、受難者發言，甚至代上帝立言。1990年代這種讀者、聽眾已經散場，而報告文學家仍在那裡布道，當然就沒有聽眾了。
這與現在有所不同。《南方周末》《東方時空》等出來後，報告文學的功能被媒介承擔。還有一種原因就是，進入1990年代，整個社會「洗牌」，人們的選擇、關注點已經多元化了，如鄧麗君的歌、各種外國文學等等。報告文學的邊緣化與文學的邊緣化是一樣的。
澎湃新聞：你提到「報告文學選擇了你」，你的報告文學的創作，是不是國家與時代的需求所致？你這個時代的寫作者，同行者，普遍認為文學是為了國家而創作。然而當代的文學中，這樣的情懷削弱了，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胡平：當年報告文學確實反映時代的呼聲，解決時代要解決的問題，小說也是，但也存在為寫作而寫作的情況。太多的雜誌發表報告文學，像催生婆一樣催生了，當時的風氣像一種傳染病。但反過來說明，當時的文學活動、思想空間很大，當時的文學界真正認為自己是可以用來安身立命、春風萬裡的。
現在的時代已經發生巨大改變，思想觀念變得更加多元化。現在我寫東西，不考慮「國家」「時代」這種宏觀的概念，我就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給時代留下一點東西，就已經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