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課教師評語：兩位同學選擇研究徐梵澄的翻譯，本文討論其譯論，徐先生的翻譯活動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鍾紫林 翻譯181班
提要：徐梵澄是一位筆走龍蛇的文學家，一位潛心鑽研的梵學家，一位出色的跨語言學習者，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他一生譯著無數，在梵學翻譯領域的成就可謂無出其右，曾譯有尼採著作、《五十奧義書》等，對中、西、印的文化交流與理解產生重大影響。本文旨在通過對《佛教述略》徐梵澄譯本的研究，淺析徐梵澄的翻譯理論及思想。
摘要：徐梵澄；佛學；翻譯理論
（一）作者簡介
徐梵澄，湖南長沙人，原名徐詩荃。1928年，因為文學上的志趣相投，他與魯迅結緣。這位新文學先鋒崇尚批判黑暗封建制度、主張個人意志的思想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徐梵澄，魯迅認為其文風「頗似尼採」。[1]他十分賞識青年時的徐詩荃,時而「放縱」這位有才華的「古怪的英雄」,並親自替他抄寫、修改、校對譯稿。1933年，徐梵澄受魯迅所託，開始翻譯尼採的著作。[2]
徐梵澄幼時即習得英語，後又遠赴德國留學，在那個盛產思想家與哲學家的寶地，徐梵澄萌發了研究佛法的種子。1945年，梵澄首次來到印度講學。印度作為佛教勝地，是佛經傳入中國的發源地。徐梵澄在此處研習梵文、研究佛家經典，以向印度學者傳播中國佛學和儒家思想為己任。[3]
徐梵澄生平譯著無數，大多集中在宗教和文學領域，晚年以梵澄為筆名，淡泊名利，隱居鄉野。他的譯著大體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尼採翻譯，他早年間受到魯迅啟發，翻譯了一系列尼採的作品；二是印度文學作品，其中又以《五十奧義書》、《薄伽梵歌》、《行雲使者》最為影響深遠；三是將英譯中國古代學術精華，如《小學菁華》、《孔學古微》[4]等，從精神哲學的角度，加以自己的理解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傳播出去。
1939年，徐梵澄著手翻譯《佛教述略》。鑑於中國深受佛教文化影響，儒釋道三者交織在文化理學方面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常有文人借佛教故事來針砭時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借「仙佛」之名義提倡科學的信仰和藝術的提高，以推廣教化一代人。[5]徐梵澄在論「陸王學述」也曾提到「有了宗教之益處，而不落宗教迷信之邪魔。」[6]徐梵澄注重對精神哲學的研究，將印度的佛教經典、精神哲學傳播到國內。
佛教為公元前6世紀為喬達摩·悉達多（Siddhartha Gautama）——即佛（「大徹大悟者」）在印度北方所創立的普世信仰。佛陀的教義更多的是對邪惡和人的受難提供解釋的一種道德哲學體系，而不是一種正式的宗教。《佛教述略》全書分為十一個章節，從佛教奧義、佛門宗法等方面闡釋對佛的理解。將佛法要旨歸於四諦，苦諦、集諦、道諦和滅諦，即活著總要受苦；苦難源於欲望；痛苦止於欲望的毀滅；欲望因悟到正確的思想行為而破滅。[7]
底本Buddhism in a Netshell由1982年上海佛教協會出版社出版；譯文《佛教述略》選自孫波編著的《徐梵澄文集》第7卷，2006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譯本。
His contemplative nature and boundless compassion did not permit him to enjoy the fleeting material pleasures of a Royal household. He knew no woe, but he felt a deep pity for sorrowing humanity. Amidst comfort and prosperity, he realized the universality of sorrow. The palace, with all its worldly amusements, was no longer a congenial place for the compassionate prince. The time was ripe for him to depart. Realizing the vanity of sensual enjoyments, in his twenty-ninth year, he renounced all worldly pleasures and donning the simple yellow garb of an ascetic, alone, penniless, wandered forth in search of Truth and Peace.
年二十九漸有所悟。以為眾生之患,在於生,老,病,死,樂者憂之端也,聖,賢,愚,不肖,無所逃於其間。然則離大患,去甚苦,必有以濟之。遂出家,篳路襤縷,遊行於四方,求道。學於當世長者先生之門,未嘗不盡其學輒棄去。蓋當世之士,語人事,誠明且賢,言生死之際則愚且誣,譬若盲者導盲者行,未有不迷者也。
It was an unprecedented historic renunciation; for he renounced not in his old age but in the prime of manhood, not in poverty but in plenty. As it was the belief in the ancient days that no deliverance could be gained unless one leads a life of strict asceticism, he strenuously practiced all forms of severe austerities. " Adding vigil after vigil, and penance after penance," he made a superhuman effort for six long years.[8]
當是時,印度之迷信,以為求解脫始於苦行。王子信之,肥遁陸沈,堅苦刻厲,自放於山林。如是者六年,乃至毛髮衰,血液涸神思大竭。所以自苦者彌甚,去至道也彌遠。[9]
筆者選取Buddhism in a Netshell其中兩段與徐梵澄的譯文進行對照。可以發現，徐梵澄的譯作運用古體雅言，遣詞造句富有韻律，行文優雅，意蘊深長，具有非常高的文學性。
以《佛家述略》為例，原文中「His contemplative nature... no longer a congenial place for the compassionate prince.」徐梵澄略去不譯。原文中簡單的一句「Realizing the vanity of sensual enjoyments」徐梵澄則增譯為「以為眾生之患,在於生,老,病,死,樂者憂之端也,聖,賢,愚,不肖,無所逃於其間。然則離大患,去甚苦,必有以濟之。」文章內容的增減略大，且並不按原文語序排布，譯文的自由度較高。
東晉著名僧人、佛經翻譯大師釋道安曾總結出「五失法，三不易」的佛經翻譯規律：「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嘆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10]
其中的一失本和二失本解釋了由於源語和譯入語之間的存在的客觀差異導致的失本。後三則失本和三不易則更多是譯者主觀判斷導致的增減。[11]《佛教述略》徐梵澄譯本中，由於英語和漢語分屬不同的語系，在構詞和表意上存在不可磨滅的客觀差異，徐梵澄省略了主語和助詞以避免譯文的重複囉嗦；為了避免讀者誤解，同時考率到譯入語受眾的接受程度，徐梵澄引入了更接近儒家思想的仁義的概念。因此徐梵澄譯本裡的這類增減，符合道安所提到的佛經翻譯一般要遵循的規律。
（一）歸化
佛經翻譯自佛經傳入中國已來，已歷經千年之久。根據不同時期翻譯目的的不同，其採取的翻譯策略也不同。
佛經翻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東漢至西晉的翻譯早期，總共翻譯出近570部佛經，這一時期由外來僧侶擔任了翻譯的任務。在佛經傳入的早期階段，為避免出現錯譯，這一時期大多採取異化的翻譯手段，例如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等人的翻譯。第二階段是從東晉至隋朝的翻譯中期，一共翻譯了3155部經書，中國僧人開始參與其中。翻譯逐漸為統治階級服務，蘊含中國本土意識和本土思想，行文不再死板而講求文採，湧現出一批思想傑出的翻譯家，例如鳩摩羅什、道安、慧遠等。第三階段是唐初至唐中葉的翻譯後期，佛經翻譯受到了統治階層的重視和大力扶持，譯場規模更加龐大，組織更加完備，分工更加細緻，更多採取歸化的翻譯手段，譯文本土化傾向更加明顯。[12]
1934年，徐梵澄曾發表文章《論翻譯》闡明他的翻譯原則。他提到在西譯中時，列出了三種原則：一是精通華文；二是精究原文；三是志在益人。[13]從源語、譯入語和翻譯的目的三個角度闡明了他對翻譯的理解。徐梵澄認為只有懂中文的人翻出來的文章才像中文，又要兼懂原文。不過，這其中要把握好一個度，假如過度善於原文而進行重寫，就得不償失了。在選取譯文時，也要講求效益，將西方學術思想的精華通過譯作傳入中國。因此徐梵澄在翻譯時並不拘泥於原文，行文靈動，適於目的語讀者接受。
除此之外，徐梵澄譯《佛教述略》的目的，是為了傳播佛教經典，探索中印思想的共通之處，因此對許多梵文專有名詞，徐梵澄都延用了已有的譯文。例如「Siddhatta Gotama」並不是直譯為「悉達多·喬達摩」，而是選擇了更為中國人接受的表述，即釋迦摩尼佛。增譯了許多佛教表達，如「菩提」、「涅槃」使語篇行文更為流暢。作為一位梵學研究專家，在翻譯《佛教述略》時，他所掌握的梵學知識很大程度的幫助他對原文的理解。因此在翻譯策略的選擇時，徐梵澄更偏向歸化的手段。
（二）創譯
徐梵澄主張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翻譯，提倡「以哲譯哲、以詩譯詩、創譯為主。」[14]在翻譯《佛教述略》時，徐梵澄融入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學中儒釋道的理解。其譯作與原作並非一一對照。
譯文中的許多表達，如「眾生之患」包含了仁愛眾生、心懷天下的思想，是譯者在對原文寥寥幾筆深刻感悟後的擴寫，雖有加工點綴，卻不破壞文章的內容與風骨。
由於英語語序與句式結構的特性，徐梵澄在翻譯《佛教述略》時，借鑑了漢語佛經的一般表述，保留了佛經中梵語的神聖性和故事性。比如佛謁的翻譯：
原文：A woman child, O Lord of men; may prove a
Even Better offspring than a male.[15]
譯文：我王善思維 女子當男子
更為聖善裔 當生大歡喜[16]
因此徐梵澄的創譯並不是毫無邏輯天花亂墜的編寫，而是為了保留原作美所做出的必要的改變。
這種創譯尤其體現在《行雲使者》的翻譯中，為了儘量體現原文氣勢恢宏、辭藻華麗的特點，徐梵澄採用以詩譯詩，創譯為主的方法。[17]簡單來說，就是「取原文之義自作為詩」。[18]徐梵澄提到「顧終以華梵語文傳統不同,詩詞結構懸隔,凡言外之意,義內之象,旋律之美,回味之長,風神之秀,多無可譯述;故當時盡取原著滅裂之,投入鎔爐,重加鍛鑄,去其粗雜,存其精純,以為寧失之減,失之增,必不得已乃略加點綴潤色,而刪削之處不少,迄今亦未盡以為允當也。」[19]因此，徐梵澄追求的是譯文的神似而不是形似。
（三）不可譯性
此處列舉的不可譯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專有名詞的不可譯性，一種是文字內容的不可譯。
《佛教述略》中列舉經書名目時，保留原文。例如「Mangala Sutta」、「Karaniya Sutta」等，應是「吉祥經」、「慈愛經」的意思。在另外一些專有名詞上則採取音譯法，例如「敘那者」，即「Sila」倫理的意思。[20]
另一種文字內容的不可譯，指的並不是不能翻譯，而是徐梵澄認為原文之精妙是譯者無論如何都不能完全傳達的。「原著文辭之滂沛，意態之豐饒，往往使譯者嘆息。然為求不負著者和讀者起見，竭力保存原作的風姿；所以句子每每倒裝，或冗長，或晦澀。」[21]
同時，徐梵澄也提出了「凡詩皆不可譯」[22]的見解。徐梵澄對語言的特性和翻譯的本質有著深刻的思考，在他看來，詩歌蘊含著詩人在特定時刻某種靈感和情緒的迸發，是不能被復刻的。然而，在世界文學發展的步伐下，詩歌又必須翻譯。因此原詩的聲音、詞句、韻律、意向必須「重加鍛鍊」，方能再造詩鏡。[23]這又與前文所提到的重譯相對照。如《佛教述略》這段對於佛法要旨四諦的翻譯：集諦者何，生、死、輪迴也，情慾相結，貪愛交雜，一日愛欲，二曰生欲，三日滅欲。[24]徐梵澄儘量保留原作詩的感覺，在詞句和韻律上並未特意求對仗工整。
除此之外，徐梵澄文學與宗教哲學上的博識並沒有使他驕傲，而是讓他更加謙遜地看待譯作的多樣性與可能性，因此他也號召後來者重譯。
《佛教述略》是徐梵澄譯著的印度教哲學書目，它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由英文譯介而成。本文從《佛教述略》出發，從歸化、創譯、不可譯性三個角度淺談徐梵澄的翻譯理論。從翻譯目的論的角度看，徐梵澄在翻譯時更傾向歸化的策略；根據他自己對於梵學的理解和翻譯經驗，提出重神似而非形似的創譯理論；同時，他始終認為譯文無法還原原文的美感，提出了翻不可譯的理論。徐梵澄在翻譯上的成就尤如高山仰止，其翻譯思想和翻譯理論也尤為珍貴。因此研究徐梵澄的翻譯理論，對後世的梵學翻譯意義重大。
[1]方夢之：莊智象主編：《中國翻譯家研究》當代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13頁。
[2]方夢之：莊智象主編：《中國翻譯家研究》當代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14頁。
[3]姚錫佩：《著名學者徐梵澄的心路歷程》，《新文學史料》期刊，2003.01，第78頁。
[4]王治國、宋婷：《不應被「忘卻」的翻譯家——徐梵澄其人其譯其論其述考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10，第38-39頁。
[5]姚錫佩：《著名學者徐梵澄的心路歷程》，《新文學史料》期刊，2003.01，第78頁。
[6]徐梵澄：《徐梵澄著譯選集-陸王學述》，崇文書局，2017.08，第244頁。
[7]（美）阿瑟·格蒂斯，（美）朱迪絲·格蒂斯，（美）傑爾姆·D·費爾曼著：《地理學與生活》第11版，世界圖書上海出版公司，2013.07，第309頁。
[8]Narada·Mahathera:Buddhism in a Netshell,Buddhist Pubilication society,p3.
[9]孫波：《徐梵澄文集》，第7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02，第3頁。
[10]林煌天主編：《中國翻譯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1，第1083頁。
[11]劉朋朋、藍紅軍：《佛經翻譯方法論》，《中國文化研究》期刊，2019.01，第133-143頁。
[12]於飛：《歷史上的佛經翻譯》，中國人民報，《宗教周刊·人文》，2020.10，第8頁。
[13]方夢之：《中國翻譯家研究創譯當代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15頁。
[14]王治國、宋婷：《不應被「忘卻」的翻譯家——徐梵澄其人其譯其論其述考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10，第37-42頁。
[15]Narada·Mahathera:Buddhism in a Netshell,Buddhist Pubilication society,p12.
[16] 孫波編著：《徐梵澄文集》第7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02，第11頁。
[17]王治國、宋婷：《不應被「忘卻」的翻譯家——徐梵澄其人其譯其論其述考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10，第37-42頁。
[18]鬱龍餘，劉朝華：《中外文學交流史》，印度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12，第283頁。
[19]鬱龍餘，劉朝華：《中外文學交流史》，印度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12，第283頁。
[20]孫波編著：《徐梵澄文集》，第7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02，第8頁。
[21]方夢之：莊智象主編,中國翻譯家研究 當代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04,第308頁。
[22]孟昭毅：《中國東方文學翻譯史》下，崑崙出版社，2014.04，第587頁。
[23] 陳歷明：《凡塵洗盡即梵澄——翻譯大家徐梵澄的翻譯與思考》，《外國語文》期刊，2014.05，第126頁。
[24]孫波編著：《徐梵澄文集》第7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02，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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