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鼓應（臺灣）
在學術上遊走於尼採和道家哲學之間，在空間上輾轉於臺北、柏克萊和北京之間；年輕時曾遭多所大學解聘，時隔近30年又被這些大學恢復教職。這是著名學者陳鼓應傳奇經歷的一部分。1972年，在臺灣大學「民族主義」座談會上，陳鼓應主張國家統一，引發島內青年一場公開性的統獨之爭。1973年發生「臺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遭解聘。這一事件發生在臺灣當局被趕出聯合國、與日「斷交」及保釣運動前後，產生了巨大反響。陳鼓應在《悲劇哲學家尼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之際，首度比較詳細地回顧了他的學思歷程，其中談到了引人關注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編者
1949年前往臺灣，1960年考取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師從殷海光、方東美。陳鼓應於1964年在臺大哲研所取得學位後，於臺大哲學系擔任講師，後升為副教授。陳鼓應與哲學系講師王曉波常常批評時政，主張應在校內設立民主牆並鼓勵學生運動，引發臺灣當局注意。
1973年，陳鼓應因為當局的壓力被調動職務；1974年被臺大不續聘。陳鼓應這一段期間投入黨外運動；之後陳鼓應又與陳婉真分別參與1978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發表《告中國國民黨宣言》，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之後，陳鼓應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擔任研究員，1984年前往北京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講授老莊哲學。1997年臺大平反「臺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回到臺大任教。
臺灣大學生在保釣運動中
呼籲民主自由抨擊特務政治
1971年10月中旬，臺大法代會主席陳玲玉舉辦「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這是自國民黨當局利用戒嚴實施白色恐怖高壓統治20年來之首見，在會上我喊出免於自由的恐懼和恐懼的自由，認為有事實根據的批評是責任感的表現，而言論的開放可使眾多的智慧礦產發掘出來。在當時，「言論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議題，因此主辦同學加上了「在臺大」的框子，將議題限在校園牆內。
我提出在臺大設立「民主牆」或「自由牆」的建議。這次座談會的紀錄，先後在《臺大法言》和《大學雜誌》刊出，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廣泛注意。第一次座談會的風波剛平息，法代會的陳玲玉和洪三雄又在11月中旬舉辦了第二次座談會「民主生活在臺大」。洪三雄和陳玲玉兩位在言論緊縮的戒嚴時期，連續主辦多次演講評論時政，實乃破冰之舉，在臺灣的言論史上有開創之功。
「民主生活在臺大」座談會，我再度應邀，此外政治學界知名學者胡佛、黃默出席發言，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當時出任國民黨知青黨部書記長，亦應邀參加。這次會上我公開支持保釣，並建議在臺大校園內開闢「民主廣場」，會後我將發言稿寫成《開放學生運動》，在《大學雜誌》發表（《大學雜誌》是由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的一批青年講師組成的一本支持改革開放的刊物，楊國樞時任總編輯，我是編委中的一員）。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沒料到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局組成了一個寫作班子，以「孤影」的筆名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4萬字的文章：《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我的論點大肆抨擊（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與「鼓應」同音，以影子孤單來影射我），這篇長文在報上連載了六天，最後一天以整版篇幅刊出許多文化界名人的反應意見，指責我支持保釣學運是「為匪張目」、「散播毒素」、「統戰陰謀」。國民黨的機關報還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印了數十萬小冊子分發到軍公教各單位，通令公職人員研讀。如此，引發了輿論界一場改革與保守兩種對立意見的爭議，但官方嚴禁校園刊物及各大報刊登主張改革的言論。
《開放學生運動》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論戰，在當局高壓下終止。不久，蔣經國接見我徵詢國是意見。那時我憧憬的歷史人物是嵇康、聞一多類型的，心想既然我是殷海光的學生，就應該恪盡一個批評者的職責，因此我一開口便直陳時弊，併集中言辭抨擊特務政治造成的民怨。在兩個鐘頭的會面中，我侃侃而談，他一直聆聽，不發一言，最後只說了15分鐘話。事隔30多年，他的話我幾乎全忘了，但他的重點是說：大陸的丟掉主要是教育的失敗。他這觀點，我一直記得很清楚。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真是所謂「少年氣盛」，自以為發言激烈。其實，在他那受到過蘇共思想洗禮的人看來，我只不過是個自由主義者。一席交談，可能他早已看出我這人在「思想上」並沒有什麼「問題」。往後的六七個年頭裡，我在臺灣的論壇上興起了不少風波，雖然歷經駭浪的襲擊，但終未致沒頂，可能和這次的談話有關。1972年暑期，我申請赴美探親，獲得通過。旅美期間，廣泛接觸留美學生，我的思想起了變化，期滿回臺，我的言論種下了「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因子。
旅美激發民族思想返臺引來政治風潮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民主和民族是我生命中的兩個重要的主軸。1972年之前，在白色恐怖戒嚴統治下，追求自由、民主成為我們那代人在社會生活上的理想目標。1972年之後，民主和民族成為我終生關注的時代課題。
1972年7月，我到美國的第一站前往加州聖地牙哥探望妹妹桃桃和妹夫張海燕。其時港臺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方興未艾，我剛到聖地牙哥，留學生便邀我到加大校區觀看一個抗日的歷史紀錄片，片中放映了一段外國記者拍攝到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實況，慘不忍睹，一卡車一卡車運載著被殘殺的屍體，令我永生難忘！
我出生在1930年代，從兒時有記憶開始，便不時聽到敵機飛來前一陣陣拉起急促的緊急警報的響聲，母親慌張的面孔，拉著我和妹妹往郊區奔跑！一直等候到警報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經常看到被敵機轟炸的民房，火勢沿街燃燒，街旁巷口還陳散著被炸死傷的無辜平民。
目擊南京大屠殺的實錄，使我即刻勾起了童年時躲警報的種種記憶，民族的災難意識油然而生！
旅美的一段時間，我在東西兩岸各大城市走了一個來回，所見與所聞，都在我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臺灣的時候，由於受到教育環境和輿論的影響，總把美國當成是支持正義的民主國家，我初到美國時，確有一股「朝聖」般的心情。但我親眼所見和資訊所得的事實，卻令我詫異不已！其一是現實的美國和我書本中讀到的美利堅無法相對應。越戰結束後，軍事工業停滯，美國的經濟也趨蕭條———原來現實的美國是建立在對外軍事擴張的基礎上，霸權的作風與傑斐遜所標示的民主理念全然背道而馳。其二，我在大學受業期間，從方東美和殷海光兩位老師的言行中，憧憬著學術的尊嚴，但到美國各大學所見學術商業化的傾向，使我頗為失望！其三，最使我不解的是，我認識到美國竟然輸送大量的坦克大炮去支持全球各處的獨裁政權。中南美洲出現過好些受人民歡迎的新政府，但美國中央情報局卻又旋即支持軍方獨裁者上臺；亞洲各個極權統治，美國輿論卻仍稱它們為「民主國家」。當然訪美所見所思太多，這些只是使我開了眼界的顯例而已。
我原打算在美國留一段較長的日子，但國民黨當局職業學生和特務布滿了全美各校園，我所到之處都成為他們注視的新焦點。三個月後，我得知訊息，如果不離開美國，有關我的小報告會被越打越多，那就勢必影響我和家人的團聚，於是我在忽然之間，離美返臺。
1972年暑假結束前我自美返臺，在校園內外難免會向朋友和同學談起美國和大陸的動態，這對訊息封閉的政局來說，自然又成為眾矢之的。
首先我對赴美所見所聞的談話，在臺大校園內引起了同學間一場統獨之爭的議題。王曉波參與論戰，成為我們那時代發表反帝民族主義言論的先鋒。
1972年12月4日，「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我在會上的發言，被國民黨中央視為踩了紅線，會後臺灣當局對日益高漲的反帝民族思潮決心採取鎮壓的手段，於是利用寒假期間，逮捕學生領袖錢永祥、盧正邦等人，農曆元宵節（1973年2月17日）夜晚，特務機關警備總部派人前來傳訊王曉波和我，3名便衣人員出示一張菊字第192號傳訊函，不久又來了十來個治安人員，持著搜字第0166號函件，以「叛亂嫌疑」罪名，入屋搜查。
我和曉波被警總保安處拘留了24小時之後釋放。數日後，被捕學生亦相繼釋放。數年後我們才明白這是當局預先策劃好了的一幕捉放劇，但臺灣當局無端逮捕臺大師生，立即引起海外輿論譁然，3月16日《紐約時報》以「10名同情北京師生被捕」為題，報導了臺北校際學生組織讀書會遭拘捕的消息。接著香港《東西風》雜誌連續刊登《捉放陳鼓應的風波》、《臺大解聘陳鼓應》等文章，披露我們被捕時，臺大學生郭譽孚在臺大正門對面的書廊前面，揮刀自刎寫血書以示抗議（經憲兵部隊送醫院急救脫險）。暑假過後，當局勒令臺大不得續聘我，並將臺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保釣愛國運動，引來臺大校園一連串的政治幹預，海外留學生群起抗議，於是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的喉舌《新聞天地》在年底（1973年11月4日）發表臺灣當局說詞《陳鼓應事件水落石出》。此後，當局禁止我出境，並密令任何學校不得聘我任教，也不得在任何學校作學術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