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議的現實
文/梁文道
最近在臺灣找到一冊《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雖然早在1995年已公布，卻直到去年此事四十周年的時候才成書上市。這種書，不曉得有多少人會有興趣；這件事，也不曉得今天還有多少人知道。簡單地講，那就是「殷海光事件」之後，臺灣學術界最有殺傷力的政治迫害之一，焦點同樣是在臺灣大學哲學系——蔣經國口中那唯一一個他控制不了的學校的自由思想陣地。那時候，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一連六天連載了一篇叫做《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文章，表面上說是代表小市民，實際上卻是代表黨官訓斥知識分子。於是臺大哲學系副教授、知名的道家哲學專家陳鼓應，便在校內論壇反駁這篇宣傳文字。後來也成了學界一員的哲學系學生馮滬祥，當場就站起來反指陳鼓應專說政府的壞話，認為他對政府不夠公正。結果，當老師的陳鼓應和當時還是大四學生的政治哲學家錢永祥，一起發言批評馮滬祥，直指他是「職業學生」。看來似是一件小事，後來卻釀成風暴，造成一大批學者去職，甚至出亡。
「職業學生」這個說法，今日久已不聞，那年頭卻是種實實在在的身份，大抵可理解為埋伏在學生當中的「五毛」，專門監督同學和師長的思想狀況，同時也承擔一些政治宣傳的工作。就和許多曾經最激烈反共的臺灣人一樣，馮滬祥今天在大陸也很吃得開了，被人稱作「大師」，四處請去演講。
在這份「報告」裡頭，我讀到的，卻是當年那個還在效勞國民黨特工政戰系統的馮滬祥，一個堅決反共的「愛國好青年」。這個學生非常特別，邏輯課考了個零分，不服上訴，多次爭持之後，竟然如此留書給任課老師楊樹同：「楊先生您好，專程來訪，未能拜候，甚覺悵然，後生本為誠懇解釋誤會而來，語云：『冤家宜解不宜結。』而今趙先生向學校稱他倒並不堅持對後生處置（梁按：「趙先生」即當時的代系主任趙天儀），而推說系楊先生之意堅持處置，結果反倒成為由楊先生出面作了『惡人』，後生深恐有損楊先生厚重之令譽，是以不揣冒昧而來拜候，就後生即令有誤會處提出誠懇之說明，況且而今看來系務整飭在即，若能承先生見納，想對大局及楊先生皆不無益處也。」
是什麼樣的學生，才會給老師寫這樣的信？且不論「冤家宜解不宜結」和「惡人」這類言語的無禮。一個普通學生又怎能預先知道「系務整飭在即」？同時還要語帶威脅地勸告老師要以大局為重，要好好考慮他自己的「利益」呢？而這一切，全都只不過是因為老師給了你一個零分。
馮滬祥後來承認，他和「心廬」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心廬」這個既有傳統私塾教育色彩，又具政治心戰任務的古怪機構，正是一時權傾朝野的特工頭子王升手下的親兵培訓班。王升這個名字曾經幾乎可以用來嚇唬不聽話的小孩，可官辦刊物卻把他說成是文武雙全的奇才，不只「著作無論就內容和境界等方面，都是出類拔萃，首屈一指的」，「在文學上，他的造詣也非泛泛可比」，就連演說，據聞也常叫預備軍官感動到「痛哭流涕」的地步。
自詡是「反共奇才」的王升，他最了不起的發明，就是一套把杜威、羅素，心理分析、存在主義，以至於整個行為科學都歸類為共產主義的邏輯。再看當時臺灣社會的背景，政戰系統流行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原因歸罪在美國國務院的「共黨分子」頭上，又將費正清等美國學術界中的要角說成是「蘇聯特務」。其推理之奇，就好比那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論證「敬愛領袖」是「人類感情生活的一部分」，將西班牙大獨裁者弗朗哥形容為「老成謀國」的智者一樣（非常好玩，不論何處，也不論何時，大部分這類自稱是要代表「小市民」、「普羅大眾」和「沉默大多數」的發言，都有相當近似的格調，那就是都不是真正站在小市民那一邊）。
不是開玩笑，臺灣那時還真有特務懷疑「馬克•吐溫」的小說也是「共黨邪說」，因為他和馬克思一樣，都叫「馬克」。就像香港某些專挑「匪語」的新一代語文「警察」，常把自己沒聽過的言詞文字誤為共產中國的產物。這是見識的問題，更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反共反昏了頭，所以無論遇到任何事物都先得辨明它到底「共」還是不「共」。類似推理，大陸亦然，過去要問你姓「資」還是姓「社」，現在則得分清一個人愛國不愛，一套學說民族不民族。
說回《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它裡頭那些顯眼的驚嘆號。主持調查的，全是學有專精、名重一時的臺大教授，他們在這份本該乾枯平實的報告當中，卻時時忍不住驚嘆。許是昔年舊事太過不可思議，如今重溫難免訝異。我卻以為，史上所有被人認為不可能再發生的荒誕事件，其實都是很現實的。
當它們降臨的時候，當它們逐步在地表上凸起成形的時候，當時的人們大都會覺得理所當然，覺得那是勢所必至，自然而然。直到多年之後，來者回顧，才能質問我們這一代人怎能如此古怪，不只坐視悲劇，並且還參與演出。要在形勢之中跳脫出來，以歷史的眼光省視自己身處的局面，著實不易，非常人所能為。故此，族群屠殺總是會回來的，政治迫害也總是會回來的，它們在歷史課中從不缺席。
政治迫害的現實，有時真的是出自現實的需要。「臺大哲學系事件」中的要角，當時的系主任孫智燊，在整件事裡的表現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指控同事時胡言亂語，摘引文句時斷章取義，他那種把人推成是「海外共黨分子」的理路，過火到了你會懷疑他或許真的不是政府特務的地步；因為即便是特務，也用不著這麼大規模地栽贓迫害一群分明無辜的學者。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在排除異己，就像任何機構裡頭都會有的人事鬥爭一樣，他想弄走他心目中的敵人。只不過他利用了手邊最有效的工具，那一整套當時威力最強大的意識形態修辭和文法。類似馮滬祥將自己考試不及格的問題上升到政治立場的層面，孫智燊也借了這把足以燃燒掉整個學系的東風。一切政治運動「打擊面的擴大」，多少都和這種人性的現實有關。
如果這麼解釋，當然可以將「臺大哲學系事件」說成是一場包裹了政治外衣的人事權鬥（至少部分上如此），但它又不幸地造成了臺灣文化學術界言論受制、思想黯然的政治後果。然而，要是放寬政治的定義，拉大對政治壓迫的理解；我則還是要說，它真是一場政治事件。
因為政治從不單純，我們可以在概念上區劃政治鬥爭和人事的糾葛，但現實中它們卻往往黏合得密不可分。更因為這件事發生在那樣的環境，那樣的時代，有一套非常僵固，但範圍又十分有彈性的意識形態，使得任何人都能利用其中的措辭和標籤去打擊對手。這種意識形態的通行和霸道自是政治的錯誤，但利用它的人也一樣要為它的通行和霸道負責；他們就是政治錯誤的具體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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