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的錄取通知書不會叫我梁同學，他會叫Mr. Liang，香港小學老師叫學生就已經這麼叫，叫小孩都是叫什麼先生，所以這個情況下我不敢說香港人和人的關係比較平等，我能說的是他們的那種身份階級意識比較淡薄。」——7月12日，資深媒體人梁文道做客北京單向街書店，從他的新作《關鍵詞》談開，圍繞自身閱讀與寫作的經歷，解讀熱門事件、熱點話題中的關鍵詞，用常識、常理、平常心、同理心來講述中國故事。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講座內容的摘錄：
向雷蒙•威廉士致敬《關鍵詞》這個名字是我取的專欄的名字，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我再度很無恥地想要向前人致敬，我這回致敬的對象各位可能聽過。在座有聽過我以前有一本書叫《常識》，那本書的名字是因為我當時特別敬仰託馬斯•潘恩，他的一本書也叫《常識》。我叫《關鍵詞》也是向前人致敬，我們中文把他翻譯成雷蒙•威廉士，他有一本書叫《關鍵詞》，他的那本書是非常了不起的書。雷蒙•威廉士是活躍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之間的英國非常重要的大家、學者，他教文學，但實際上他更開闊地影響了我們後來所知道的文化研究。
他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這本《關鍵詞》做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探討了幾個在英國從工業革命前後開始一直到現在很關鍵的關鍵詞跟概念，它們的流變，在這個流變的過程裡試圖指出整個社會、政治、經濟脈絡的走向。他做的功夫是一個大功夫，當年是有開天闢地之功，很多人受到他們的影響開始關注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語言在意識形態系統裡面起到的作用，後來中國很流行一個詞叫「話語」。我為什麼特別想要向這部書致敬？因為我覺得它啟發了我們，讓我們在重新看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治，我們今天所處的局面的時候有一個切入點，就是看我們平常在用什麼樣的語言，什麼樣的詞彙，這些詞彙有時候是我們了解或者描述我們今天的時候很常用的詞彙。那些詞彙被用到我們自己都已經不敏感了，我們自己都覺得很熟悉了，覺得不陌生了，我們已經覺得沒什麼好疑問的了。正是在這種時候，這些詞才可以發揮出它最大的意識形態上的效果，正是因為我們都不敏感，它使我們忘記了它的存在，那才叫真正的有效意識形態運作。
我對這些詞一向非常有興趣，於是我就給自己一個任務，也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挑戰跟不可能完成任務。我每個禮拜都寫，我還是會看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在描述這些事的時候用的最關鍵的詞語是什麼，我盡力試圖去談一下這些詞語。但是我必須坦白告訴大家，正如我以往所做的一樣，我做的事情都是失敗的事情，這些都是一些失敗的嘗試，根本沒做好，很糟糕。各位看了多半是要罵我的，我仍然很高興，你們居然有時間有閒情在上廁所時翻一翻我寫的東西，讓你很憤怒，讓你很生氣，讓你想罵人了，這時候你也有一個思考的過程，起碼你想到你為什麼要罵我，為什麼不同意我，起碼你會有更好的想法出來，我覺得任務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時事評論提醒我們記住歷史這些關鍵詞怎麼選擇出來的？有一些關鍵詞是真的因為我在為一個周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真的會看當時那個星期有什麼很重要的事件，而那些事件有一些詞的出現我覺得相當值得關注。還有一種情況，有一些事件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以時事評論來講叫失去時效性，但是也許過了兩年之後我始終覺得念念不舍、很難放下又重新找了出來，這種事情是什麼呢？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三年前，中國曾經有一陣子恐慌，很多學校幼兒園有人衝進去拿刀砍人，雖然這件事情過去了兩年多，但我決定還是要下筆寫它。為什麼一個該寫時事評論的專欄會寫一些兩年前的事情？這就回到一個老問題，到底時事評論結集出版有意思嗎？如果有意思的話，那是因為你寫的問題、你寫的現象仍然存在，或者它重複出現。當時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今天我又發現另外一種悲哀，這種悲哀和我寫《常識》感到的悲哀不一樣。
《常識》出版的時候是2009年，裡面的文章大部分是寫於2004-2009之間，那個年代跟今天的中國有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這幾年，出現了一個以往不能預見到的公共討論的空間，那就是微博，或者同類型的社交媒體，在這些微博或者媒體上我們談事件或者看新聞。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有時候你早上起來看到一個新聞覺得很震驚，晚上看的時候你發現那條新聞已經不見了，已經不再熱了，或者你努力回想早上看的這件事情仿佛昨天發生的，或者上個禮拜發生的，這就是我們今天資訊密集的時候產生一種時間錯覺，甚至因為發生的事情太多，堆積起來會被壓抑，被埋沒，淡出我們視野。
我隨便舉個例子，大家記得溫州動車事件嗎？哪一年的事？我要努力的回想我就想不起來，你開始有點時間錯亂的感覺。你會覺得中間發生了太多事情了，在這種情況下，我重新去看一些已經過去的事件，一些已經結束很久的事情，幾乎被忘記的事情，就會產生另一種悲哀，那種悲哀是什麼？就是這些事情不只像我以前講的沒有過去，沒有結束，它真的曾經造成了一些很具體的傷害，一些活人身上的傷害，那些傷害難道就這樣讓它過去了嗎？就讓那些事情被忘記了嗎？
例如，我念念不忘的幼兒園殺人，或者過去幾年聽說的洩憤殺人，我真的不能輕易放下，不僅因為那些無辜受害的死者，也因為被我們認為洩憤殺人的行兇者，我一樣同情他們，我覺得這都是些傷害，他們受苦了，他們受到壓迫，他幹了壞事，會被罪惡折磨。這些人怎麼辦？我們就這樣忘記他們嗎？所以我有時候在寫專欄的時候，會把一些已經過去一年多的事非常不合時宜地發表在時事雜誌裡，有時候為了提醒自己，更多是為了提醒同代的讀者們，這些事情還在。
在這個意義上，時事評論出現了另一層意義，它提醒我們不久之前的事情，提醒我們記憶之中已經被太多太密集的訊息和新聞排擠的人物和事件，記住他們有時候是一種責任。為什麼是一種責任？是因為記憶就是關乎正義，如果有些事情不記得它的話，我們對歷史是無法交代的。
香港人的階級身份意識比較淡薄這些詞語裡面也有一些詞語跟時事沒關，是日常生活中，任何時代，任何時候我們都會用的，已經用了好幾十年，將來也會再用的詞語。這些詞語我之所以感興趣，是因為我覺得雖然我老在大陸，我出生在香港，少年居住在臺灣，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地方產生過毫無距離的親切感，我是一個無論到了哪裡都覺得有點像局外人的這種人。我到了哪裡都覺得和那個地方很親切，我一年去好幾次馬來西亞，我很喜歡這個國家，我知道有一陣子大家很討厭它，討厭到連馬來西亞的歌手都要抵制，但是我真的很愛這個國家，我去了之後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來北京有回家的感覺，我到香港也有回家的感覺，我到臺灣也有回家的感覺，到底哪個是家我不知道。但是由於我都有這種感覺，又有距離感，我總會意識到一些地方，同樣都是華人社會，都是中國人，我們用的言語不太一樣，我們稱呼彼此的方法不太一樣，那些東西就會讓我敏感，有時候我寫的一些詞是在這種情況下浮上腦海的。
舉個例子，像「領導」這個字眼我早就想寫了，我還沒寫好，我會接著寫很多篇來談「領導」。我為什麼特別喜歡「領導」這個字眼呢，是因為這個字眼對香港人是很陌生的，最近幾年香港人才學懂了什麼叫領導。梁振英出來說話，他說各位領導怎麼樣，以前沒有這麼講——領導您先走，領導您先坐。以前我們不知道什麼叫領導，臺灣那邊有一個詞語，意思和領導差不多，臺灣人用另外一個詞語代替領導，叫「長官」。臺灣的電視劇，經常有說「各位長官，我今天給大家報告」，都是這樣的說話。長官和領導這兩個詞語是很流行的，我就在想，香港用什麼詞語來表述「領導」跟「長官」要表述的身份呢？我發現找不到或者不容易找到，頂多是一個老闆。但是老闆意思又不完全一樣，更重要的分別在哪？「領導」跟「長官」它不只是一種身份，它還標識著某種身份背後一整套人和人的關係。比如，今天這裡要是火災了，我們最正確的做法就是大家坐下來，領導先走。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出現？這種人的關係跟這個詞是什麼關係？我常常想這種事，我就發現，在兩岸之間，香港果然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香港有一個習慣，香港人很流行取英文名字，幾乎每個人都有英文名字，在我看來取英文名字的習慣非常有趣，使得香港不會擁有兩岸共有的領導長官意識。
舉個例子，在臺灣如果你見到一個領導，你也說「某某總」或者「某某董」，其實兩岸一樣，你稱呼的時候要連頭銜稱呼才比較尊重，因為領導的位置跟意識非常重要，一定要在稱呼裡面體現出來。香港由於用英文名字就不一樣，在英文名字裡面就算我們見到曾蔭權，我們不會叫他曾領導，我們會叫他特首，大部分人會叫他Donald，因為用英文名字是一種比較不用顯示你的階級身份的一種稱呼方法，所以香港人在這個角度上面不喊領導，不喊長官，他用洋名喊名的時候，某方面消掉了這種長官意識。
另外一個例子是學生，在場也有一些在念書的大學同學，不知道你們大學發通知，信的抬頭怎麼寫，是不是某某同學，臺灣也是這麼寫，香港怎麼寫？港大的錄取通知書不會叫我梁同學，他會叫Mr. Liang，香港小學老師叫學生就已經這麼叫，叫小孩都是叫什麼先生，所以這個情況下，我不敢說香港人和人的關係比較平等，我能說的是他們的那種身份階級意識比較淡薄，不會時時刻刻提醒你，你是領導還是被領導，你現在在這群人裡面是領導，到了那一群是被領導，你應該有什麼行為的表現。他們不會，你到了哪裡都是Donald，到了哪裡都是Mr. Liang，雖然還是會有待遇的差別，但是不會太明顯。這種情況下，我就把領導列為我的關鍵詞，來認識我們今天的國家的一些狀況。
演講人簡介:生於香港，長於臺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現為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主持人，鳳凰衛視評論員，中國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多家報刊雜誌專欄作家，同時也在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著有《常識》《我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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