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可」（Michael）是一個很常見的英文名字，在北大勺園裡，我就有兩位美國朋友的名字都叫麥可；其中一位麥可是義大利裔，來自紐約；我住在勺園四號樓2-222室時，他就住在我隔壁的2-220室。以美國人來說，紐約麥可的個子不算高，大約在176公分左右；他是一位典型的義大利裔帥哥，長得很像好萊塢明星小勞伯‧道尼（Robert John Downey Jr.）與安迪‧加西亞（Andy Garcia）的混合版。
紐約麥可從紐約大學商學院畢業後，在華爾街工作了數年；他說有一天，他突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要待在辦公室裡，面對著那些變化起伏的數字；他想不通長期擔心他人財富的增減，對自己的生命有什麼意義。麥可說在華爾街工作，看起來高大尚，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開始感覺無聊，甚至是升起了一種厭煩的情緒。他不明白他的有些同事，為什麼能夠以一種類似躁鬱症發作的狀態，長期的瘋狂投入這一份工作。他說或許那些人，真的就是患有某種程度的躁鬱症也說不定。
紐約麥可辭職後，決定到中國學習漢語；但實際上，他並沒有給自己設定任何必須完成的目標，或許無目標的生活一段時間，就是他想要的狀態。2001年上半年，我幾乎每周都和麥可進行一到兩次的語言交換，上課的地點都是在他的房間；以一個男人來說，他的房間不算亂，而且一直飄著一種挺好聞的古龍水香味兒。我們的語言互助方式，就是他改我的英文作文，我改他的中文作文。印象中，我幫他改過的中文作文有將近二十篇。當時我確實是非常認真的指導麥可怎麼進行初級的中文寫作，包括為他解釋中文的語法結構、修辭習慣，以及中文的語境等。不過麥可學習中文的態度十分佛系，學了一整年的中文，還沒法兒真正用筆寫幾個像樣的中國字，一直處在只能畫中國字的水平。
紐約麥可在北大漢語中心遇到的作文老師十分奇葩，向來是只管收作業，卻從不發回作業。麥可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他曾經問過他的老師數次，什麼時候會把批改過的作文發回給他們？每次他的老師都是說，下次會發，但是那個下次一直都沒有到來。我告訴他，他的老師肯定沒有批改他們的作文作業，他們的作業或許老早就被扔進了垃圾筒。
紐約麥可和我一樣，也有一輛舊款28吋的自行車，他除了經常騎車去教室、食堂，以及五道口外；心血來潮的時候，他還會騎著他那輛自行車到朝陽區國貿一帶找他以前在華爾街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從北大到國貿，一來一回差不多有六十公裡，從這一點來看，麥可的身體素質相當好。
要判斷紐約麥可是否在屋裡十分容易，因為他的動靜比較大；他的笑聲豪邁，講電話的音量與中國農民沒有什麼不同。每到傍晚時分，麥可經常會以較大音量放送爵士樂，他似乎總是在提醒大家，弟兄們，我們已經幹了一天的活兒了，該是時候放鬆一下自己了。我如果正在學習或休息，就會在自己的屋裡大喊一聲Michael，他就會把音樂的音量調小。在勺園這個小環境裡，第一語言是英文，第二語言才是中文。這兒住有來自全球七大洲五大洋的留學生，有時候在隔壁屋的爵士樂旋律的烘託下，會讓我有一種時空錯置的奇妙感覺，搞不清楚自己是否人在中國。
紐約麥可在2002年的春天，自己一個人從北京出發，搭綠皮火車，乘硬臥到新疆去旅遊。他在烏魯木齊附近的南山牧場騎馬時，放意馳騁，速度太快，從馬背上翻了下來；麥可被送至烏魯木齊的醫院救治，診斷結果：大腿挫傷，小腿撞擊巖石骨折，上臂脫臼。醫生給他打了石膏，在當地住了好多天醫院後，他拄著柺杖回到北京。即便遭此意外，麥可還是決定，應當按原計劃在五月上旬去西藏旅遊；他將與從倫敦飛來的朋友在拉薩會合，兩人同行，在藏區自助旅行。
我想只有專業登山者，去過西藏，或是至少看過vertical limit（顛峰極限）這類電影的人，才能體會出我所說的要在西藏自助旅行的真正意思。1997年，我隨著臺灣的大願朝聖團（陳履安先生主持的佛教基金會，他曾任臺灣的「監察院長」，是陳誠的長公子；我在臺大當研究生的時候，與陳履安的幾個兒子常有交流；他的幾個孩子都很優秀，靠自己的能力分別在哈佛、普林斯頓、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本科與碩士學位，也有獲得博士學位的，陳履安本人也是紐約大學數學博士，陳履安的官聲非常好），去西藏參訪時，由於行前未做任何準備。因此，我充分感受到了高山症的威力，頭痛、發燒、外加流鼻血，連指甲的上半部都因為缺氧而呈現黑紫色。可是有些外國老太婆卻似乎不當回事，至於來登山探險的人就更不必說了。
其實上了年紀，或是有心臟病、高血壓的人是不適合到高原上來的，在西藏十天，是我這輩子連小跑步也沒有嘗試過的唯一一段日子。西藏景色極其優美，隨意取鏡均有意想不到的奇幻之處，初夏時節，隨處可見雪山溪澗，滿山遍野穿梭牛羊，愛琴海般的藍天，卷柔的白雲，特別是日影西斜時，一望無際的雪山頂峰，讓玫瑰紫紅般的晚霞映得通紅，白玉晶瑩般地矗立在暮色中的暗藍色的蒼穹下，顯得瑰奇莫測，景色之美，震撼人心。
我問麥可：「你打算跟誰一起入藏？」他說：「我的一個在英國上班的好朋友」；我再問他：「你的腿都斷了，怎麼旅行？」他說：「沒問題，過一陣子石膏就能拆了。」我又問他：「你的中文能力十分有限，遇到困難了，怎麼辦？」他說：「這沒問題，到了當地，一切自然能解決。」我提醒麥可，要注意人身安全，他居然說：「西藏沒有發生戰爭吧？只要不是正在打仗，就沒問題。」麥可所展現的勇氣，應當也是出自美國個人主義精神的發揚，無論如何，這種冒險精神，讓我深感敬佩。
紐約麥可有一個小本子，他經常會用鉛筆在本子裡寫些東西，我問他：「你在本子上寫什麼呢？」他說：「我在記錄中國，中國有很多神奇，有趣的事情。」或許是因為對北大漢語中心教作文的老師太失望了，2002年底，麥可轉學去了北京語言大學；由於麥可十分英俊，他轉學的時候，有不少同樣住在二樓的臺港澳女生，沮喪了好一陣子。自從麥可轉學後，我們的聯繫就少了；在我畢業之後，我和他徹底失去了聯繫，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麥可有沒有把他這一段中國經歷給寫出來。
在以中國為主題的紀實文學界裡，有一位著名的美國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他的成名作是《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1996年，彼得被「和平隊」（美國政府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組織，由具有專業技能的志願者組成。）派至重慶涪陵的一所師範專科支教兩年。他以真誠，富有感情的筆觸，生動的記述了他在涪陵的生活。彼得是美國人，所以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自帶文化比較色彩，而這也正是他的作品精彩處。我自詡對中國大陸比較了解，但是這個「比較」到底能有多深？多廣？既取決於個人能力，也取決於人生際遇；在紀實的過程中，盡力而為便是。
《江城》的封面，載自網路。
當年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我常覺得我的左鼻孔呼吸的是中國境內的空氣，右鼻孔呼吸的則是中國境外的空氣，我的境外視角，一直影響著我對這個古老城市所發生的一切事務的判斷。只是時間久了，或許真的是某種程度的融入了大陸生活，本來應該新鮮的事情，在我眼中就成了司空見慣。除了涪陵之外，彼得也在北京住過多年，我不記得他寫《江城》的時候，是否住在中國境內。有時候某種程度的抽離，反而能把以前的事情回憶的更清楚。不同的地方，因為氛圍不同，比較的視角，往往更容易浮現。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這樣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但是我常常提醒自己，下筆之際，要經常慮及「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所可能產生的盲點。在紀實的過程中，融入是必要的，出離也是必要的。遠或近，都能讓我們看不清楚，或是看得更清楚。遠近之間的變換，需要許多助緣，我由衷的感謝我的北大本地同學，正是他們的協助，讓我能夠快速的了解這片土地，這個社會；但是我又何嘗不應該感謝麥可呢，正是因為麥可，才讓我能有更多機會，以一種類似彼得˙海斯勒的筆觸與視角，重新回憶與審視我在祖國大陸所發生過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