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發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變化為我們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條件和基礎。它使我們可以對官本位體制下所蘊含的種種理念和假設進行批判，並思考如何通過採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會政策的手段來破除人們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緩解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並通過服務型政府的發展來強化以人為本的導向。
官本位制與中國社會發展
在今天，我們經常聽到人們批評權勢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常常公權私用，或者作為社會優勢群體恃強凌弱，甚至肆無忌憚地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權。這些現象一方面強化了人們對於社會公正、社會平等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招致了人們對權力本位和官本位制的批判。作為社會治理的突出問題，人們常把官僚主義、腐敗和特權問題與官本位制聯繫起來，甚至把官本位制看成是各種社會病態和社會問題的根源。這一體制對於中國社會發展所具有的負面影響已為人們所詬病，包括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制約，促使民營企業家的外流，維護社會強勢群體的特權，以及公權私用問題。正如一些學者所強調的，不論經濟體制改革還是司法體制改革，其根本點都會觸及到「官本位」問題。這種狀況反映出官本位體制所形成的社會問題正在日益嚴重，而且正在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因素。
社會輿情是社會發展狀況的溫度計和晴雨表。從大眾輿情的反映來看，民眾對於目前官本位制的盛行給予諸多批評。根據「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於2012年11月份進行的一場關於「國家級難題」的調查顯示，78.99%的回答者把「如何解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作為社會發展的「國家級難題」。在2011年人民網進行的有2227人次參與的調查中，67.5%的網友表示「自古『官本位』難消除 」。在2012年10月人民論壇雜誌進行的關於「中國『官迷』有多少？國人官癮有多大？」的相關調查（有6403人參與投票，以0-10區間來描述官本位的程度），有84.7%的網友認為中國官本位的程度是10級（只有2.1%的網友認為是5級及以下）。在回答「為什麼存在著這麼多的官迷」和「您身邊的『官迷』最迷什麼？」時，有53.3%的人選擇「灰色收入多，正所謂『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
由此，在民眾的眼裡官本位現象不僅僅與中國文化傳統相關，更與現實利益相關。為此，在推進社會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轉型時，政府提出對於權力進行制約的目標，甚至提出「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裡」的口號。這些主張和政策導向與中國社會發展現階段所面臨的問題相適應。由此，我們要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對官本位制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金錢本位制、官本位制、社會本位制和公民本位制四種社會體制模式的比較
要探索「官本位」體制的特點，我們可以通過四種本位制的比較來展開。這四種本位體制模式可以被表述為金錢本位制、官本位制、社會本位制和公民本位制。在這四種本位制中，以往對於金錢（資本）本位制的研究很多，並且與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分析相關聯。在這一本位制中，資本成為支配社會的力量，社會以資本為基礎，圍繞著市場體系組織和運作。在馬克思的筆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高度異化的社會：人成為金錢（資本）的奴隸，而金錢（資本）則成為主人，從而阻礙了人的全面發展；而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克服這種異化，通過非商品化的進程使社會回歸到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上來。
官本位制則是一種把社會按照身份等級和官階組織起來的社會制度模式。這一制度與封建體制有一定的聯繫。特別是在東亞社會中，官本位制在歷史上十分流行。作為社會體制，官本位制的特點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以官位為核心，民眾被分成三六九等，官重民輕。在全社會形成嚴格的上下層級制度，形成了民眾畏官、敬官和追求官職的心理趨向和行為導向。這種體制培育了一種官尊民賤的文化傳統，把是否當官、官位高低作為判斷一個人價值大小、地位高低的主要標準。這些特徵反映了一種集政治秩序、經濟利益、價值觀念、思想文化於一體的社會體制模式，即官本位制模式。
對於這一體系，中國古代的智者賢人和仁人志士都提出了種種批評。從孟子的「民貴君輕」到黃宗羲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表述都反映了以民為本的理念。在近代，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對封建主義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中國共產黨推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則高舉反封建的旗幟推進社會民主的建設。然而在中國，儘管對於官本位制的批判具有很長的歷史淵源，但由於中國封建基礎根深蒂固以及東亞威權主義的背景，因而對於官本位的批判從未徹底，對於官本位的分析也常常停留在文化批判的水平上，缺乏對其社會基礎的理論分析。
社會本位制的體制模式則強調市民社會的自我運作。其社會運作的基礎在於具有強大的自我運行的市民社會組織，並影響到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政策決策過程。在這一體制中，社會呈現出強大的自組織性和自治能力，而政府對於社會生活的幹預程度較低。正如我們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看到的，社區組織、社會網絡、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管理方面起著強大的作用，並且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在這類社會中，其社會發展的理念並不在於政府的直接幹預或對市民社會的直接影響，存在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然而，在理論形態中，有關社會本位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
以公民為本的制度理念則超越了金錢本位、官本位和社會本位的理念，把其社會理念落實到人的發展上。這一理念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是人類社會追求的最高目標。這種理念也是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克服各種異化回歸人性的要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未來社會中，國家職能將逐步消亡，社會將依靠自由人實現自治，成為「自由人聯合體」。這種「自由人聯合體」的實質是公民自治的社會。當然，作為社會體系，以公民為本的體系迄今為止尚未出現而僅僅是種社會理想模式。
要實現以公民為本的理念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為此，一些學者倡導可以通過不斷拓寬社會自治範圍、提高社會自治程度的途徑，有步驟、分階段地探索建立「自治社會體制」，通過由「國家管控體制」向「強國家——弱社會體制」，並進而向「強國家——強社會體制」發展，並最終走向「自治社會體制」。在此進程中我們要進行許多工作。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官本位制在歷史文化基礎和價值導向上與其他社會模式具有明顯區別。與金錢本位制相比，官本位制常常會表現出對於人的生存權利的侵害和野蠻剝奪，體現出非經濟的強制特點。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本位制一方面導致了人的異化，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遵循的等價交換原則摧毀了人與人之間在身份等級上的不平等性，使人開始具有生而平等的普遍價值。與官本位制下的人對人的屈從和依附相比，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中人對資本的依賴具有歷史進步性。
社會本位和公民本位的體制模式是比金錢本位制更為優越的制度模式。在社會本位制下，市民社會能夠與官僚特權相抗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市民社會給政府權力設定邊界，要求政府與市民社會組織相互合作。社會本位制反對政府把整個社會管控起來，批評由自上而下的社會管理方式所造成的低效率。它也要求強化來之於社會底層的社會創新活力，倡導以服務型政府為導向的管理模式。
官本位制以權力至上、官員至上、唯上是從理念為其基本內容
官本位制在中國已經延續上千年，難以一下子根除。特別是在中國，近現代以來，資本主義體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土壤上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過，而封建主義的遺產也從來沒有徹底地清除過。因此，官本位體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得以存在的社會土壤。例如前段時間社會熱議的「五道槓」一事，反映出官本位觀念在小學生中也有流行的土壤；而媒體對一個縣44名正副縣長這種社會怪現象的討論也折射出，現體制所具有的濃厚的官本位文化的現狀。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反映官本位制 「症候」。
在觀念層面上看，官本位制以三大理念為其基本內容：一是權力至上的理念，認為權力可以支配一切，誰擁有了權力就可以號令天下。在對權力的崇拜中，法制和理性顯得十分蒼白。權大於法，官員意志可以凌駕於法律和行政法規之上，而且誰的權力大誰就是對的，即「權力真理論」。這種信念容易導致權力濫用，或者把權力作為營私工具。基於這種理解，權力被看成是一種可以與其他價值（金錢或名譽）進行交換的價值，從而促使一些人把追求官位看作是獲得社會資源分配和享有特權的基本途徑。
二是官員至上的理念。在官本位制下，整個社會以官位高低來評價個人價值、身份和社會地位。官員在社會中高人一等，「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正如，一些人評論說，「官本位抹去了一切其他職業的靈光」。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與政客與官僚相比，科學家和藝術家從來就沒有成為社會尊崇的榜樣和追求的人生理想，對許多鄉紳階級來說當官才是正途。這種「官貴民輕」、「官尊民卑」的意識，摧殘人們的精神自主和人格獨立，培育依附性格和奴性心態，並習慣於將自己的待遇和地位等與官員相比來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價值。同時，在官本位制下，人們把官員作為社會利益的代表、是「父母官」、掌握人們的生死禍福，因而對他們心懷敬畏，而且「子民」對「官老爺」要感恩戴德，即便這些「官老爺」未必是清官。
三是惟上是從的理念。由於在官本位制下官員只需要對上級負責，因而迎合上級的偏好和遵從上級命令就成為其行為導向。由此，官本位制形成了官僚體系內惟上是從，惟官是從，自上而下的支配與服從的關係。這種專制體制的特徵和人治的價值理念都會助長腐敗現象，正如阿克頓所指出的那樣「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官本位體制下，對於權力的有效監督常常是缺失的。而且，在官僚階層內部，通過自上而下的監督機制來自己監督，自己的願望常常也會落空。由於官本位制抑制了市民社會的發展，因而市民社會的力量難以對官員進行有效監督。
當然，討論官本位制，就要討論這一體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問題。在中國，封建主義社會為官本位制的產生和存在提供了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在封建集權的體制下，專制主義和家長制治理模式造成了嚴格的身份等級和官民界限，也維護了封建官僚的社會地位和絕對權威。封建宗法制度和以血親宗族為根基的權力結構為官本位制提供政治制度保障。而且，封建官僚政治與土地所有制相互依存，為官本位的發展提供了經濟條件：官僚體系依靠地主階級提供的賦稅來維持官僚體系的運轉，地主階級依賴官僚體系提供支持和保護。然而，在現代社會，這一體系已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必須被打破。
只有打破官本位癥結才能夠使中國社會走上新的發展軌道
在中國發展的現階段所面臨的各種矛盾中，官本位是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之一。只有打破這一癥結才能夠使中國社會走上新的發展軌道，而不是在幾千年來所留下的歷史怪圈內循環。特別是在今天，這一體制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官僚體系本身，而且也涉及到市場、企業、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導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所體現，因而，這一體制對整個社會發生全面的和基本的影響。
在中國，這一體制模式歷時幾千年並流傳到今天。近代以來，人們對於這一體制模式進行了革命性的批判。但是，由於當時公民權、社會公正和社會保障這些概念尚未流行，人們缺乏新的立腳點、視角和經濟基礎來深入地分析官本位，這些狀況阻礙了人們對於官本位的深刻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使我國市民社會有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政府也注重對市民社會的培育，並且在各地的地方治理中出現了諸如杭州市政府提出的「社會複合主體」的理念來進行城市治理，這些實踐有助於推進民間組織發展和公民參與。在社會發展戰略的討論中，學者和媒體已經把其關注點放在生活質量的提升、社會質量的增進、人們幸福感的訴求等問題上，反映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和思想觀念的改變。
就公民本位的分析而言，它弱化了以權為本的思想，而將關注點由社會地位和權力金錢等外在的評價標準轉向生活方式和人的價值等內在的標準上來。它促使人們對權力的屈從現象日益淡化，而公民權的理念和法治精神逐漸成長起來。由此，中國社會發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變化為我們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條件和基礎，使人們能夠積極參與社會改造進程，形成充滿活力的社會體系。同時，它也使我們可以在新的條件下對官本位體制下所蘊含的種種理念和假設進行批判，並思考如何通過採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會政策的手段來破除人們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緩解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並通過服務型政府的發展來強化以人為本的導向。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