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向《鄂爾多斯1943》的作者和譯者致敬，感謝他們為我們奉獻了一部好小說，並為「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這一功德無量的項目增輝。我是該項目所輯作品的終審，因此有幸成為這部小說漢譯本最早的讀者之一。下面這段文字摘自我的終審意見：
一本大地或草原之書。其史詩性不僅來自急劇變幻的歷史風雲，來自不同的民族、政治、宗教、意識形態及其各自代表的不同現實利益，諸多層面彼此交織、紛紜複雜的矛盾衝突，而且來自像歷史風雲或草原一樣廣大浩瀚的日常生活，來自日常生活中人心像草原上萬物競生一樣自然的向背大勢。小說格局闊大，氣勢恢弘，風格厚重，敘事開闔有度，不同的場景轉換靈巧自如，顯示了作者駕馭重大歷史題材，並在錯綜的情境中完成眾多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塑造的不俗功力。
這段文字記錄了我對這部小說的最初閱讀感受，而我今天的發言無非是對這些感受的進一步展開。考慮到時間，這裡謹就其史詩性質集中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鄂爾多斯1943》是一部歷史小說，有史詩性的追求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學者們早就告訴我們，歷史小說脫胎於民族史詩，二者傳統上有某種如影隨形的關係。不過，那更多說的是西方文學傳統。中國的漢民族沒有經典意義上的史詩，但有詩史互證的傳統，其歷史小說更多地受這一傳統的影響。內蒙古當代文學在這方面或許可以說左右逢源：一方面，從《格薩爾王》到《嘎達梅林》，其豐盛的史詩傳統似乎和西方有更多的呼應；另一方面，其蘊含的歷史記憶，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歷史記憶，包括對文化和文學本身變革的記憶，又始終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共同體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這樣的視角看《鄂爾多斯1943》的史詩性，會有一些有意思的發現。
這部小說含5卷，外加一個尾聲。結構是綿延式的，以清末以來，尤其是民國建政後一直如夢魘般糾纏著內蒙古札薩克地方的土地衝突為主要貫穿線索，時間跨度40餘年，不算大也不算不小；空間上則具有全景性質。這當然是其史詩性的一個重要表徵。傳統史詩性的另一突出表徵是讚頌民族英雄的偉大品質和業績：冒險、徵戰、不懼艱困、當機立斷、危急關頭力挽狂瀾，如此等等。《伊利亞特》《奧德賽》，包括《格薩爾王》，差不多都是這樣；《嘎達梅林》基本延續了這一軌跡，不過，主人公身份發生了由王公貴族而平民領袖的變化；《鄂爾多斯1943》則大大推進了這一變化。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時間節點的精心選擇。小說以19、20世紀之交主人公洛瑞的出生開篇，以1944年洛瑞的犧牲收束，這樣的選擇顯然是為了突出洛瑞等形象的塑造之於這部小說的特殊重要性。如果考慮到小說的蒙文版原名《札薩克盆地》，再考慮到小說中出場的大、小人物竟達70餘之多，這一選擇就顯得更加意味深長了。「盆地」於此不僅特指地域地貌，亦可視為一個雙重隱喻，同時指向作者的歷史意識和小說的敘述重心。事實上，儘管標識性的重大歷史事件——辛亥革命、軍閥統治、抗日戰爭、國民黨推行的「大漢族主義」民族政策等——始終是小說所描寫的尖銳而複雜的社會矛盾衝突的震蕩源；儘管伴隨著歷史的一再重新洗牌而加速度展開的多方權力和利益博弈，始終是推動小說情節發展的主要契機；儘管小說對以札王札木斯仁扎布諾彥為核心的蒙古權貴階層及其複雜的社會關聯，包括其內部關聯也投以了相當的筆墨；最後，儘管小說的場景遠不限於札旗地方，時不時地也會轉換到北京、西安、延安等遙遠而風格迥異的文化和權力中心，但真正讓作者傾心傾力的，還是鄂爾多斯草原上廣大底層人民淳樸、平凡而又充滿生趣的日常生活：他們的苦難，他們的關切，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悲愁和歡樂，他們似乎前世就被註定，但又隨時成為挑戰對象的命運。正是如此像草原一樣廣袤深厚、真實樸素的生活把上述的一切不斷地推為背景，並像浩瀚的長湧託舉著紛披的浪花一樣，託舉著小說中眾多如走馬燈般轉換的情境和人物的刻畫。「盆地」在這裡又不妨被比做小說中一面無形的凹鏡，它使所有的情境和人物都有了一個聚焦的向度。可以一般地把這一向度稱為人類生存或歷史的正義，還可以用兩句對稱的話來概括這種正義，其一如小說中達日巴拉所言，「人間的苦難從來沒填滿過這紅塵世界的慾念」，其二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詳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顯然，在《鄂爾多斯1943》中，更能體現這一正義，因而也更能喚起讀者同情和共鳴的，只能是以洛瑞和阿日賓朝格圖為代表的底層群體。
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部小說的「平民英雄史詩」性質。這裡的「平民英雄」與其說是一個組合詞，不如說是一個複合詞；與其說是對主人公身份的界定，不如說是基於歷史正義對「平民」和「英雄」之辯證關聯的命名。在這一點上，《鄂爾多斯1943》與《嘎達梅林》可謂既一脈相承，又有所區別。「一脈相承」是明擺著的：就主人公生活的時代、致力的目標、主題及核心情節的平行程度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洛瑞就是小一輩、小一號的鄂爾多斯版嘎達梅林；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有所區別」。這種區別當然不在於前者是虛構的小說人物而後者是曾經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我相信前者或也有與其對應的「本事」），而在於綜合各種要素，雖都是「平民英雄」，但前者應重讀「平民」，而後者應重讀「英雄」。這裡，洛瑞出身更貧寒，經歷更低層尚屬其次，其社會地位較之嘎達梅林的差異（後者被捕時已是旗衛隊的總兵，而前者直到犧牲時仍不過是一名僧兵排長）也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距離權力和衝突中心更遠，是由此所決定的他獨特的存在和影響方式。我們會注意到，儘管同樣被賦予了強悍、堅韌、智慧、人格的感召力等英雄必備的品質，但作者始終沒有試圖把洛瑞塑造成一個平民領袖式的人物：他和以旺登尼瑪活佛和希尼喇嘛為代表的蒙古進步政治勢力——無論是歷史上的「獨貴龍」運動，還是現實中的人民革命黨——更多表現出的是精神、信念上的同質，而幾無組織上的關聯；他也沒有表現出多少通常領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上高瞻遠矚的特質，倒不如說，這位「家鄉衛士」於此更像是一個笑傲江湖、任情率性的俠客；如果說他未能成長為像嘎達梅林那樣的旗幟性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札旗的抗墾起義受多方博弈的牽制，最終未能發展為歷史上昭盟起義那種爆炸性局面的話，那麼，他的犧牲卻暴露了他沒有完全擺脫義字當先的草莽局限，是歷史悲劇，但更是個人性格悲劇。
我希望以上的辨析能配得上作者的匠心——我是說，如此塑造洛瑞的形象不可能是出於某種孤立的動機，而恰恰與小說多頭並進、靈活轉換的敘述策略彼此適應，並在遠為廣闊的意義上，更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這一形象與他由之所出的底層群體，與隱含在種種日常行為和事件中的人心向背和歷史大勢的血肉關聯。正是這種血肉關聯牽動著小說中的諸多方面和層面：民族和國家、政治與宗教、一己私慾和社會公正；蒙古人和漢人、中國人與日本人、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官府和民間、富人和窮人、惡棍和善眾、流氓和義士；勾結與交易、鬥爭與妥協、陰謀與愛情、腐朽和新生……圍繞著以土地為核心利益的控制和反控制、掠奪和反掠奪、出賣和反出賣，所有這些既互為矛盾，在彼此衝突中激蕩出存在和人性的複雜底蘊，又因此而結為一個整體，共同勾勒出一段風雲變幻的歷史時空。在這樣一種諸多關係交叉並存的歷史時空中完成的洛瑞形象塑造當然只是網上紐結之一，然而卻是最重要的紐結；其功能不僅如前所說，在於集合起他由之所出的底層群體，並在對比中揭示隱含在種種日常行為和事件中的人心向背和歷史大勢，還在於作為二者的綜合體現，構成了沉默的草原或大地心聲的一個能指，其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的一個啟示。由此這一人物大大深化了小說的主題，並使一部歷史小說因容涵了太豐富的日常細節，而同時兼有民族志和地方風情志的性質（典型的如第一卷中的阿瑪圖寺院廟會和第二卷中龍騰嘎的婚禮）。不能在這篇發言中就此做充分展開令我感到遺憾，因為所謂「兼有民族志和地方風情志的性質」絕不是小說趁便的副產品，而正是其史詩性的又一個重要標誌。
但願以下對阿日賓朝格圖形象的簡略分析能對這一遺憾有所補償。作為小說著力塑造的另一位蒙古族平民俊傑，有關阿日賓朝格圖的筆墨儘管大多平行於洛瑞，但從根本上說，二者卻猶如一對孿生兄弟。這不僅是說他由小羊倌而僱工而亡命者而革命戰士的命運軌跡——包括痛失初戀情人——與洛瑞大略相似，更是說他們都有同一副摯愛故土、嫉惡如仇、敢做敢當，不吝面對命運挑戰的肝膽；而無論性格有著怎樣的差異，其形象功能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重疊的。問題是，塑造這樣一個人物的獨特意義何在？在我看來，回答這一問題的關鍵隱身於作為高潮的第五卷後半部分：1943年爆發的札旗抗墾起義由於上層統治者的軟弱無能陷入危局，兩位一直惺惺相惜的英豪於此再度相遇；危局暫得化解，阿日賓朝克圖勸洛瑞投奔延安，然而洛瑞思忖良久，還是婉言謝絕了。他的想法至為樸素：只想為札旗的老百姓做點事。兩位兄弟就這樣經此生離死別而奔赴各自不同的結局：洛瑞很快犧牲，而阿日賓朝克圖則在「尾聲」中大放異彩。在因作戰勇猛而獨享「紅匪阿日賓朝克圖」的盛譽之後，他帶著傷疤和勳章，以勝利者的身份榮歸故裡，回到了妻子達日巴拉身邊。小說這時給出的是一個牧歌式的場景，但我們都知道，歷史從來就不是牧歌。換個角度，勝利者的返鄉就不是結束，而是意味著新一輪博弈的開始；犧牲者也沒有被封閉在他的悲劇結局裡，而是和他試圖衛護和服務的鄉土及其沉默的願望結為一體，作為永不衰竭的力量，繼續參與著這新一輪的歷史博弈。在這個意義上，阿日賓朝克圖乃是一個涵括了洛瑞（反之亦然），並把我們的思緒引向更多可能性的複合形象，其所指遠遠超出了那一段特定的歷史，以至可以認為他不僅直通當下，而且拓向未來。
由此也提示了閱讀和評價《鄂爾多斯1943》及其史詩性質的一個新維度——正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語）一樣，所有的歷史小說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當代小說。這樣的維度必然令小說中變幻的歷史風雲溢出文本，打通歷史和當下的聯繫，成為當代視野的某種反向延展或彼此映證。在這樣的反向延展或彼此映證中，所有的逝者，從人物到事件，都將重新復活並得到二度闡釋；半個多世紀以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抗墾鬥爭將更顯驚心動魄，其不畏強權、捍衛家園的核心主題，連同草原大地自身的訴求，將不僅再度得到伸張，而且和例如生態保護這樣的時代主題融合在一起，匯入更為波瀾壯闊也更為風波險惡的人類文明變遷和民族文化融合這一跨時代的母題。
如此辨析其史詩性質，是否如某個朋友所質疑的，一直在冒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包括使小說本身）落入早已被人們棄如敝履的「宏大敘事」窠臼的風險？對此我只能付之一笑，因為我無意加入某種類似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式的喜劇。在我看來，一個詞受累於曾經的主流意識形態，在致力反撥的語境中被賦予貶意是一回事，在追求「現代性」的時尚籠罩下成為一個方便指斥的惡諡或原罪標籤是另一回事；反倒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相對於人人趨之若鶩，本質上更像是同一回事。作為一個批評概念，「宏大敘事」和例如「微敘事」一樣，無非是一個方便指陳的術語；而就一部歷史小說而言，從方法、調性到相應的語言策略，是採用「宏大敘事」還是「微敘事」或其他什麼敘事，從來就不是成敗的關鍵，而僅僅意味著與作者不同的表達需要和探索意向相對應的不同的小說可能性。沒有比把這種可能性預設為價值尺度更無聊、也更能傷害寫作的了，因為對寫作來說，真正有效的價值尺度只能來自寫作行為和作品之間的動態平衡。那是通過寫作過程中的殫思竭慮，克服了所有的敘事都必須面對的同一難度之後才能談論的綜合尺度：其形式和內容在互為表裡、彼此指涉的意義上衝騰轉切得是否足夠完美？其思想的探詢、人物的塑造、經驗和想像的描敘，是否在語言刻畫的層面上相擁相濟，達成了足夠精確也足夠充分的整體呈現？這種整體呈現是否既有助於我們認知人類歷史性存在的真實境遇，又有助於我們在不斷變化的歷史境遇中認知人類自身？等等。按照這樣的尺度，我實在很樂意稱《鄂爾多斯1943》是一部成功地實現了「宏大敘事」，並在價值多元的當代小說語境中成功地為「宏大敘事」正了名的歷史小說，又怎麼會擔心落入什麼莫須有的「窠臼」呢？
有關這部小說的史詩性質還有很多話可說，尤其是與之匹配的藝術手法、修辭技藝和美學特徵，我姑名之為「大地詩學」。我一直在暗中使勁，敦促自己必須說，儘可能充分地說，以使那些過於抽象、粗放的看法能最終落到實處。然而，現在看來只能是一種奢望了。為表誠意，謹做如下幾點提示：
一、沉穩從容的敘述節奏。由開篇數章反覆由遠景而中景而近景而特寫的手法所奠定。類似電影中的鏡頭推拉。場景轉換亦跡近電影中的漸顯漸隱。以下各卷根據情節的發展有所變化，但總體說來一以貫之，內在地呼應了草原大地及遊牧民族生活的遼闊迂緩。
二、豐茂的語言。質樸本色，有沃土勁草之感。既反映了蒙古民族由日常口語到書面語的特色，又廣泛汲取並整合了傳統說唱、民間傳奇和故事的語言資源。包括：一是，在敘述和人物對話中密布比喻。旺登尼瑪活佛在法會上的講演通篇幾乎皆由比喻構成。妙喻，「在亂世當官的札木斯仁扎布諾彥現在猶似插在芨芨草上的牛犢子糞蛋一樣左右搖擺。」奇喻，「倉斯特索德巴似一顆落地的骰子般盤腿坐在秀仁其其格家裡。」二是，大量徵用格言和諺語。「富人有八十個毛病，遊僧有一生的毛病」，簡捷、精警、一針見血。三是，歌謠。不止是現成的徵引，也包括文本內在的歌唱性。
三、戲劇化。歷史的急劇變化或轉折作用於人物關係、人物性格成長或自身命運的產物，反過來又折射出歷史風雲的變幻。虛偽的富人班茲爾嘎日迪一心想攀附權貴往上爬，最後卻不得不成了一個土匪，直至死於非命。阿日賓朝格圖和達日巴拉最初完全不可能的婚姻。
四、細密畫式的描敘功夫，包括心理描寫。據此獲得一種對應於存在的複雜和幽昧的質感。當代漢語小說作者中已經罕見有人持有這樣的耐心。
期待能有另一個場合或另一篇文字對以上諸點做逐一展開。我是多麼希望，這一自我允諾不過是一場小說對我施展的欲擒故縱的計謀。
注釋：《鄂爾多斯1943》，莫哈斯巴根著，馬英譯，作家出版社出版，2014年。
《鄂爾多斯1943》作者簡介：
莫哈斯巴根，蒙古族，1950年生於鄂爾多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鄂爾多斯1943》《在那遙遠的地方》《灰濛人世》《故鄉的熱土》《國之匹夫》等、中短篇小說一百二十餘篇、電視連續劇本《鄂爾多斯婚禮》。作品曾獲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獎。榮獲「全國職工自學成才標兵」稱號。
《鄂爾多斯1943》譯者簡介：
馬英，蒙古族，蒙名莫·策登巴拉，1969年出生於內蒙古阿拉善盟阿右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內蒙古音樂文學學會副主席、內蒙古政協委員。現任內蒙古阿拉善盟文聯主席、內蒙古文學翻譯家協會副主席。自1987年開始文學創作及翻譯，在國家級刊物發表詩歌、評論數百篇。出版有詩文集《詩的歲月》《岔路之鬼》等五部，民間文藝專著《阿拉善長調民歌的生態理想》。翻譯作品有長篇小說《蒼茫戈壁》、詩集《蒼天的暗語》《瀚海鈴聲》、兒童科幻系列《鼻煙壺的故事》等十餘部。先後獲得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獎、朵日納文學獎、八省區蒙古文學翻譯獎，《花的原野》小小說大賽第一名等獎項。
（作者唐曉渡系作家出版社終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