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間在上海講學，蒙田雷君贈一本新書《非凡的時光》，是他們六位青年才俊合譯的美國法學名家訪談錄。高鐵上一口氣讀完，饒有興味，因為書中所記十個受訪者，多是哈佛、耶魯的熟面孔。尤其開篇、結尾的兩位，鄧肯·甘迺迪先生與科爾曼先生，讓我想起留學時候的一些趣事，頗感親切，如下：
初抵劍橋，闊別多年的知青戰友M從洛杉磯飛來探望。走進哈佛老院（Harvard Yard），她掏出相機拍照，忽聽身旁有個男中音道：要不我幫你倆來張合影？扭頭看，是一個笑容可掬、微微謝頂的紳士，自我介紹，說是做律師的，剛去過中國旅遊，名叫布萊德利。M走後，布律師就約我出遊，參加他的哈佛同學聚會，遂成了好友。1988年，衛斯理女子學院友人D君以學姐希拉蕊為榜樣，念了法律。暑期她到州長杜卡基斯的辦公室實習，向我談及州府的內幕，法律人如何縱橫捭闔。我心想，這骯髒的法治，莫非上演的是中國的明天？便找布律師商量報考法學院。他非常支持，說：歷史上，法律不就是文學的一支？修辭術而已，奧古斯丁沒當上聖人那會兒的營生。你的情況，像我們一個同學鄧肯；他是天才，原本立志學習羅馬詩人賀拉斯，要給美國文學樹一塊「不朽的紀念碑」。後來鑽研「西馬」和法國後結構主義，痛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權」業已墮落，祖國亟待解放，就上了耶魯法學院。現在他是哈佛「批判法學」運動的領軍人物了。說著，從書架上取下一冊，是鄧肯送他的文集，讓我拿回去讀。
那是我頭一次接觸美國法學，覺得不僅「政權墮落」的各樣問題都是我關心的，論者的辯駁也偏頗可喜。興趣大增，卻不知鄧肯他們一夥耶魯「批派」（Crits）已經「把哈佛變成耶魯」（《非凡》，28頁），跟建制派的「死硬分子」（hard guys）勢同水火，公開決裂了。
詹姆斯·哈尼克編：《非凡的時光：重返美國法學的巔峰時代》聖誕節前，耶魯寄來一隻大信封，首批錄取，應了布律師的預計。他想帶我去拜訪鄧肯，聊聊批派「未竟的事業」，不巧人不在學校。後來一忙，每周榆樹城（耶魯）、安多佛（家）兩頭跑，就沒有再約見了。
《非凡》的編者 / 採訪人，波士頓東北大學的黑人教授哈克尼先生，也是耶魯校友。哈克尼得知鄧肯念完哈佛，報名加入中情局下屬全美學聯（NSA）派駐巴黎，仿佛吃了一驚（26頁）。這段掌故於我卻不是新聞，早聽布律師侃過。他猜鄧肯是思戀巴黎，有點浪漫主義。少年鄧肯從安多佛中學（麻省的私立名校）畢業，曾在巴黎打工兩年，法語流暢，自命「歐洲人」。另一方面，恰值冷戰高峰「布拉格之春」，左翼青年對蘇聯的霸權主義深感失望，中情局趁機招募，摘的是愛國主義的果子。
耶魯法學院的左翼「出走」哈佛以後，「耶魯就變了哈佛」，用鄧肯的話說。果然，迎新派對上，我被分在院長圭多·卡拉布雷西夫婦那一桌，院長太太說：你看，我們這兒除了圭多，全是哈佛來的。
耶魯有個好傳統，跟清華一樣，新生入校，每人派一位教授輔導。我的輔導老師是科爾曼先生。科先生卻是個鶴立雞群的人物，既非哈耶血統，也不是J.D.（法律博士）出身；他是美國法學院的珍稀物種——貨真價實的哲學家。哈克尼整理的成長經歷，科先生同我也聊過：從前，耶魯在我們紐約的普通猶太人家眼裡，屬於新英格蘭「洋基佬」的天下。誰會想來這裡念書？不，我的首選是紐約城大 / 布魯克林學院，綽號「窮人的哈佛」。選哪個專業？哈克尼問。荷爾蒙專業，科先生笑道，那時節我稚嫩天真著呢，跟父母一起住家裡（274頁）。
科先生言辭犀利，底子裡卻是敏感而憂鬱的氣質。大學時代讀卡夫卡入迷，乃至「個人心理和情緒生活」染上一種「自由浮動瀰漫四方的負罪感」。初出茅廬，曾寫書評與法學大佬德沃金商榷，不料遭大佬蔑視，他很難過，覺得不可理喻。而卡夫卡筆下，法律人蠅營狗苟的陰暗世界，卑微者任人擺布的荒誕場景，則刺激了他探索關於侵害的法理（286、280頁）。讀博，他考取了洛克菲勒大學，那是王浩先生的教席所在。我問他聽過王先生的課否。他說因為數學不用功，早早放棄了數理邏輯，只好做「事故的成本分配和正義」之類的題目。
訪談錄還提及，祖父希望他成為一名拉比，所以他認認真真學過猶太法典跟巴比倫大藏。確實，科先生講課有股子拉比論辯、串解律法（midrashim）的狠勁。特別是「法哲學」，一門課從頭至尾，邊沁、哈特、科斯、德沃金，句句引證，層層分析。我更喜歡他的「證據法」，指定讀一部磚頭般笨重的案例教程，但課上他案例幾句話帶過，就領我們進入勝義紛呈的哲學思辨，把耶魯人引以為傲的「ABL」（anything but law，除開法律什麼都教）發揮到了極致。期末，我交了一篇研究證據認定與事實推斷相關性的論文，科先生頗為嘉許。於是，又抽出其中討論的一個案例，改成中文發表，即後來收入《木腿正義》的「未名博士案」一文。
耶魯法學院。光陰荏苒，一晃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鄧肯、科先生都榮休了。這是放下書，望著車窗外三百公裡時速衝不破的霧霾，突然想到的。哈克尼的導言稱，十位受訪者「根子」扎在二十世紀，他們播下的「運動和理論的種子」，將在新世紀「開花結果」（21頁）。可是，受訪者論及美國法學的現狀，似乎並不樂觀。拿科先生來說，他比鄧肯小几歲，但我知道他心底也站著一個光榮的「六八年人」。對九十年代以降學界的「實用主義轉向」——年輕人現在多半棲身於狹小的專業，一畝三分地各自經營，無意也無力重啟「跨領域的廣博智識對話」——他雖然不至於像鄧肯那般「怒吼、咆哮」，宣布「法學理論已死」（55頁），卻也是十分惋惜的。
應當說，主流學界的「理論已死」，或學術的去政治化——經由政治而對政治死去，化用一句傳道者的名言（迦2：19），是冷戰結束，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中國亦不例外。故而這十篇充滿了理論反思的訪談，之所以可稱「非凡」，是要明了那「已死」的語境才能讀懂的。
這麼看，田君組織翻譯《非凡》，是為中國知識界同讀者做了件大好事。誠如此書的中文副標題所示，訪談錄不啻開通一趟「重返美國法學的巔峰」之旅，邀我們近距離聆聽十位引領者的對話（英文書名：對話法學知識分子）。而登上「運動和理論」之高峰，再回望我們自己的墜落與攀援，發現問題、糾正錯誤、總結經驗，應該是不難的了。
詹姆斯·麥克弗森著：《林肯傳》。回到北京，難得的風和日麗。打開信箱，竟又見證了田君的勤勉。原來，他把美國內戰史權威、普林斯頓歷史系教授麥克弗森的《林肯傳》譯出，做一本別出心裁的小書，託人送來了。
我說別出心裁，有兩層意思。一是讚賞此書的內容編排。林肯研究在美國歷來是「熱門」，著作汗牛充棟。譯者挑出麥氏的傳記，是有眼光的。這小冊子省卻了資料堆砌，著力普及歷史知識，文字通俗易懂，作者夾敘夾議，不乏生動的人物性格細節。拿來給中國讀者做入門的嚮導，再合適沒有了。不過，移譯麥氏只是田君貢獻的一半。配合傳記，他不光撰文作一譯序，闡明林肯「再造」憲法、終結「州權主義」的歷史意義，還選譯了林肯六篇著名的演講，包括《葛底斯堡演說》，各具導讀，為本書下編。末尾，則備一份扼要的「林肯書目」並「林肯生平大事記」，便利讀者檢索參閱。
第二，《林肯傳》裝幀不俗：淡墨護封，書名加總統頭像燙藍；翻開，歷史照片插圖之外，附一折頁，與護封一色，印著葛堡演說傳世手稿的唯一籤名本，the Bliss copy。眾所周知，林肯是演講天才。少時在小鴿溪農場的木屋裡，如饑似渴地讀兩部書《聖經》和《天路歷程》，練就了他獨具一格的「詩性文體」（第5頁），又樸實，又高貴、堅韌。而林肯演講最著名也是最短的一篇，即葛堡演說。
這演說全文僅二百七十二個單詞，從前英語課本必收，要求學生背誦。或許正因為膾炙人口，漢譯如何，一直沒怎麼留意。如今籤名本折頁在手，便上網查詢，見有四五種譯本；對照原文，各有千秋，但一些關鍵語彙跟風格的把握仍不甚貼切。究其原因，大約是譯者不諳西文修辭，未解演說對英文欽定本《聖經》的借用、發揮。加之宗教傳統不同，觀念相殊，就容易遮蔽了葛堡公墓落成典禮上，林肯以高超的修辭與政治智慧，使之獲「新生」而堪比聖書「垂範萬世」，那是一場「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的憲法獻祭（演講一，107、112頁）。
這麼講，以林肯「串解」林肯，當然只是一家之言——兼向我的拉比科先生致敬。說到底，翻譯經典屬於「再創作」、經驗活（見《信與忘》，第2、107頁），抽象地討論，不給實例，於讀者無大助益。既然如此，我想，何不「下水玩一把」，試試新解是否可能？以下便是籤名本的拙譯，逐句注釋了，供諸君參考、方家指正。
葛底斯堡紀念碑。葛底斯堡演說：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化自欽定本（詩90:10），延緩節奏，適於布道、演講。
接生： brought forth，統攝全文的意象，呼應下句「孕育」、結尾「新生」「消亡」。
新國： new nation，比作奉獻於上帝而承「永約」的以色列聖潔之邦（創12：2, 17：7，出19：6，賽61：8-9）。林肯刻意不提北軍代表的聯邦（Union），標舉國家 / 民族，是著眼於戰後的民族和解，以彌合「分裂之家」（可3：25，太12：25；參《林肯傳》，28頁）。
奉獻： dedicate，原文重複六次，經書熟語（民6：12，利27：17-18，申20：5）。舊譯奉行（原則），不妥。
公理： proposition，主張、提議，此處特指《獨立宣言》引以為據的「不證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s）。
受造而平等： created equal，舊譯生而平等，誤。語出《獨立宣言》，回放《創世記》一章：所以上帝造人，取的是他自己的形象；男人女人，都依照 / 他的模樣（創1：27）。據此，男女一同受造，形象取自天父；人既是神的鏡像，自然不應分尊卑貧富。可是聖法懸於奧秘，緊接著，伊甸園故事顛覆了「平等之公理」。第二章，耶和華「取地上的塵土」摶了亞當。女人雖說是亞當「般配的幫手」，卻是他的一根肋骨所造（創2：22）。而且，不幸偷吃禁果後，上帝詛咒了夏娃，命她「依戀丈夫，要丈夫做[她]的主人」（創3：16）。這是聖言啟示，男尊女卑的成因。奴隸制的出現，則要等到洪水滅了惡人，救主同完人挪亞及逃生的眾靈立約之後。那一天，完人醉酒，得知幼子瞥見父親的「裸相」，大怒，指聖名詛咒方舟的孩兒：迦南該死！將來給哥哥們當/奴隸的奴隸（創9:25）！可見，「受造而平等」並無「生而平等」的階級革命的含義（對比法國《人權宣言》[1789]第一條：Les hommes naisssent... egaux en droits，人生來權利平等），僅指人未食禁果，或者末日受審，在造物主面前的平等。解放黑奴，如林肯多次解釋，本是為贏得戰爭而「必需」的一項軍事措施，目的是打擊南方的經濟、削弱其兵源（《林肯傳》，63-64頁）。事實上，戰後美國南方的種族歧視、壓迫和私刑絲毫沒有消退。
捲入： engaged，意謂「新國」是被迫應戰，經受「烈火的考驗」（演講四，158頁）。
將士：舊譯烈士，不妥。因公墓安葬兩軍的亡靈，所謂「捐出生命」的「勇士」，是包括失敗者在內的。後者抵抗的不是別的，正是林肯誓死捍衛、不許分裂的「國家」；而南方邦聯（Confederacy）的旗幟，如作家門肯（H.L. Mencken, 1880-1956）指出，是各州人民自決、自治的自由。當日，公墓落成典禮的主題演講嘉賓並非合眾國總統，而是哈佛校長艾弗列（President Edward Everett, 1794-1865）。艾校長滔滔汩汩，奏響華章，一派拉丁化的靚麗大詞。他稱陣亡者為「英烈」（martyr-heroes），驕傲地站在「義師」一邊。輪到林肯，他只言「死者」（the dead），將雙方的犧牲一同紀念，一顯政治家清醒的頭腦於聖者的謙卑與寬仁之中。且不說修辭高下，僅此一點，總統的兩分鐘致詞（address）就勝過了校長的兩小時演講（oration），一如「新耶路撒冷」完勝羅馬（啟3：12, 21：2）。
合宜而正當： fitting and proper，也是經書熟語，強調一同紀念之必要。
祝聖而歸聖： consecrate, hallow，《聖經》術語，詞根（qdsh）本義分別、隔開，轉指獻歸至聖（上帝）的物或人，稱「祝聖歸主」，如子民供奉祭品，立會幕、祭壇、大祭司等（出29：1, 33, 43-44, 30：30）。
那生還的和犧牲了的： living and dead，「勇士」的同位語。國土歸聖，「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是雙方「浴血」犧牲換來的。
未竟的事業： the unfinished work，重點在生者：未竟，因為後人不忘。故聖潔之邦的「自由之新生」，不是一場內戰能擔保成功的；民主作為「政治宗教」要求每一代人的犧牲與「盡忠」（devotion）。
民有、民治、民享： of, by, for the people，借自廢奴主義者帕克牧師（Theodore Parker, 1810-1860）：民主即直接自治，self-government, over all the people, for all the people, by all the people。此短語的源頭，學者考證，在「宗教改革之啟明星」威克利夫的英譯《聖經》序（1384）：This Bible i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參《信與忘》，53頁）。
政權： government，對應上句「國家」。語出欽定本《以賽亞書》，希伯來文：misrah，本義君權、治權，轉指治權之行使、掌權者（賽9：6-7，羅13：1-4）。舊譯政府，不確；由苦難和犧牲的獻祭中獲「新生」的，不是聯邦行政機關，是全國人民做主之權。
永不消亡： shall not perish，經書熟語（出9：15，耶10：11，箴2：22，伯18：17），回應起頭的「接生」、「孕育」。
2016年勞動節於清華園■
（本文載2016年6月12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那生還的和犧牲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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