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影響，發韌於孔子的儒家思想、秦始皇創設的帝制對傳統中國的影響最大，後世基本上都在此籠罩之下，進而規制出一整套的治人與被治人的制度，輔之五千年的歷史，自此國人每每論及皆津津樂道。雖經「五四」中人反省，皆不足改變大局。我們的教育就在此薰陶下成長，變成了標準答案。破山中賊容易，破心中標準答案之難難於上青天。
帝制時代皇帝專權，如果一個皇帝他鐵定要變為昏君，那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是為此理。這是此種制度設計的致命弱點。那麼有沒有理論上的可能，趙老師指出 ：一個是集權，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這是帝制國家的核心所在，國之大體，不容改變。同時，它要保障皇權的安全，保障國家的統一。二是必須要維護整個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要讓老百姓的生產和生活是能夠平穩地延續的，此謂政通人和。三是必須有一個糾錯機制，得容許人們提意見，容許人們獨立思考。這是帝制儒家思想統治下皇權國家的理想國家形態，也是孔子們孜孜以求，經漢代確立正宗，至宋代發於極盛，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整體理想實踐。從現在眼光來看，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我們解讀歷史一定要站在當時的立場，躬身入局方能辨其中真義。倘若一個國家存在一個有效的糾錯機制，同時這個糾錯機制又是能夠有效運行的，那麼這個政府，這個國家，就能夠做到長治久安，一個王朝也就能夠做到萬世一系。這是理論上的可能。
歷史如一條長河，分分合合，我們讀書那會經常聽到老師講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是教科書上的結論，其實這裡頭是有問題的。中國的歷史，分裂多於統一，真正統一的王朝國家有秦（公元前 221—209）、西漢（公元前108-22）、東漢（50-184）、西晉（280-301）、隋（公元589——616）、唐（公元630—755）、元（公元1279-1351）、明（公元1382-1644）、清（1683-1850），共計九百五十年。如果以秦始皇統一開始算約佔百分之四十五；如以有確切紀年的西周共和算，約佔百分之三十五。這裡簡單說明一下，比如清朝，公元1851年興起的太平天國與清朝對抗了十四年，涉及十餘個省，並以天京建立自己的政權，在此期間，清朝內部處於分裂狀態。在太平天國政權被消滅後，清朝對內的統一併沒沒有真正恢復，如租界，如捻軍、回亂等。其他朝代基本有此問題，不一一列舉，有興趣可以查相關資料。
儒家皇權的政治構想，歷經朝代的檢驗，到了北宋仁宗朝基本上形成了。這不光是趙老師的看法，基本上研究中國史，尤其是研究宋史的專家學者的公認。歷史當然不能假設，歷史或許也是靠不住的，歷史的改變往往是一個偶然的因素形成。「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詩詞畢竟是詩詞，對待歷史必須深挖材料，甄別選擇，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利益於宋朝印刷業的發展，使我們看到的資料比較詳實，當然免不了文人們的美化。北宋是文化名人輩出，星光璀璨的一代，通覽歷史，沒有哪個朝代可與之比肩，光是仁宗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就出現在仁宗朝:：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往下拉還有：範仲淹、呂夷簡、杜衍、龐籍、包拯、韓琦、富弼、文彥博、狄青、張方平、趙抃、範鎮、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章惇、範純仁、柳永、晏殊、宋祁、梅堯臣、蘇舜欽、張載、周敦頤、兩程、沈括..這裡既有兄弟、父子，也有師徒、同門。間接證明了科舉制度的有效實行，一大批讀書人階層脫穎而出。難怪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特別是寇準、範忠淹、富弼、司馬光、王安石、三蘇等政治文人光彩奪目，文人治國盛極一時。趙老師這裡把北宋的政治代際分為五代：與太祖共同創業者為零代，趙普是其中代表；掌政於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為第一代，代表人物為寇準和他的同僚們；範仲淹及其同輩政治家為第二代，活躍於仁宗、英宗兩朝；司馬光、王安石為第三代，在神宗朝執政，主導了國家的命運；再往下是第四代，蘇軾和蘇轍兄弟和人品有問題的——章惇、曾布、蔡京。如果我們現在去看文人們對他們前輩的墓志銘、行狀，不單單要看讚美，尤其要注意每個字詞的轉折。讚美不僅是為尊者諱，死者為大，更是北宋士大夫的美德，良好的政治風氣的集中反映。而「轉折」，雖筆墨不多，則顯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追求，也是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的反映。他們太想保持這種來之不得的寬鬆政治環境。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情懷，往上追溯可是孔老先生，三代以後禮崩樂壞的朝代，孔子的理想最終沒有實現，可惜好不容易創造出來的北宋的政治寬鬆，他們所構想的理想架構慢慢地也破壞了。
剛才所說這種理想的構造，在北宋朝或者是仁宗朝已基本成型，概括一下，無非是這幾點：
一是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君主與宰相、政府與臺諫的相互制衡，禮官的據「禮」力爭、臺諫官的據理力爭。在司法方面，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鞠讞分司」制度（有點類似於英美普通法）。在科舉制度方面，絲毫不亞於現代的高考、中考制度的設計，如「鎖院制」（與外界隔離）；如「封彌制」、「謄錄製」（消除筆跡與暗號）、」三級考校制「、」別頭試「（迴避）等，將人情的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這一制度的實施，使真正有才華的寒門之士有了出頭之日，如範仲淹、歐陽修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童話變為現實，《宋史》列傳中的北宋人物，出身於高官家庭的不過四分之一，而布衣比例則超過一半以上。我們公允一點看待歷史，科舉制度其實 為中國傳統社會 創造了一個開放性的士人政府，一個流動性的平民社會。據學者統計，兩宋三百餘年，總共通過科舉考試錄取進士及諸科登科人數超過10萬名，是唐及五代人數的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8倍。我們最主要的是看政治制度的設計，特點是「分權與制衡「，這種制度文明的設計，包括不誅大臣與言官的祖宗之法、相權與臺諫相制相維的權力制衡、中書舍人與給事中（或者通進銀臺司）的封駁機制等。當然這得益於太祖開了個好頭，祖宗之法從帝制國家角度出發，應該算是完美。
二是權力的有限，皇帝的自覺約束很是難得。從現存的資料包括趙老師的講解來看，北宋朝特別是太祖、太宗、真宗、英宗朝，皇帝的權力很大，皇帝的權力又很小，他們基本上做到了嚴格守法。有時候是皇帝說了不算，宰相府與樞密院（簡稱兩府)，認為不宜，可以直接否定。更何況還有一個專門「挑事」，每天「喋喋不休」的臺諫官。舉個小例子，太祖想要一個燻籠，過了幾天，內庭還沒送來，太祖很生氣，一問是要一整套程序要走，要先給尚書省打報告、再下發本部，本部下發本曹等，然後經宰相批准，才可以採購。太祖一聽大怒，叫來宰相趙普責問，「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燻籠， 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普回答，沒有辦法，這是條貫規定的。太祖想改，趙普說，「此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最後太祖被趙普說服了，大喜道：此條貫極妙，若無燻籠是甚小事也。」在這裡，太祖與宰相共同確立了一項宮廷制度：內廷添置日用雜物、增加生活預算，須經外朝的政府與臺諫審核、批准。這是對古時」惟王不會「傳統的修正（天子的用度不必會計、審計）。至於一些大事要事，給予封駁的例子很多，這裡也不一一例舉。如錢穆先生對宰相副署制度的解釋：「凡屬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須加蓋中書門下這印，即須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再送尚書省（執行機構）執行。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為下面各級機關所承認。宋人認為，君主繞過宰相徑下手詔，是乾綱獨斷的表現，而君主即便英明，也難保不會出現差錯，一旦出錯，卻無法承擔政治責任（只能找個替罪者）。以上種種，取決於皇帝的自我約束，沒有辦法，這是皇權制度的先天弊端。趙冬梅老師在這一段，有一個總體概述，她指出皇帝的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是由一個抽象的皇帝和一個具體的皇帝構成，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應當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國家與社會利益平衡原則，避免個人私慾的過度膨脹，接納士大夫對皇權的約束，對批評採取開放態度，承認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那麼怎麼做到呢？答案應該是無解。不過趙老師給出的答案是教育。的確北宋前期基本上做到了。但又能保證下個不破壞呢？把權力關進籠子若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談何容易。
三是可以大膽開言，可以扭頭便走的開放風氣。這主要利益於代表公議的臺諫系統。北宋的政治治理框架是」天下治亂系宰相「，」執政得失問臺諫「。北宋的一個治國法寶是」異論相攪「，讓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政治主張在朝堂上相互碰撞，讓不同的政治派別互相監督，而皇帝高高在上，擇善而從，做出最終裁決。重大的人事任免必須由皇帝和宰相共同商定，宰相與副宰相集體籤署。當時這批宰府的人也真大膽，但凡有問題的人選，直接給皇帝懟了回去，關鍵是皇帝也沒辦法。所以後來，皇帝要繞過宰相，到了明朝老朱乾脆把宰相制度廢了，老子一手抓，老子說了算。趙冬梅老師在這本書裡舉了很多政策、人事方面的例子。與其他王朝的監察系統相比，宋朝的臺諫更具有獨立性。漢唐時，臺諫只是宰相的屬官，宋代的臺諫系統與政府系統則是平行的結構，不歸宰相統率。宋朝宰相有 組閣之大權，可以」進退百官「，卻沒有權力任免臺諫。」執政官親戚不除諫官「，如果現任臺諫官的親近之人獲任宰執，按貫例，該臺諫官要辭職。北宋的風氣，諫官可以」風聞言事「，這個厲害了，他沒有規定一定要拿出真憑實據，可以聽說，可以按其做事、老百姓的反應來推測。而且說了或者說錯了不承擔後果。言論相當自由。當然御史中臺需要證據了。用蘇軾的話來講，臺諫」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採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厲害了我的天，這種制度居然在北宋執行，並且執行得相當好，形成了良好的北宋開國以來」百年「好局。擁有最終仲裁權的群主當然可能不採納臺諫的瘋，選擇支持政府。這時候臺諫可以再三彈劾，如果再三受挫，那麼臺諫往往是請辭。諫而不聽則去，這固然是士大夫氣節的體現，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更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信任沒有了，那還怎麼合作呢？好比現代的議會制度，如果議會對內閣發起不信任投票，鬧到這一步，要麼是內閣辭職，要麼是議會解散。司馬光就為此，辭官修《資治通鑑》去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北宋朝，對皇帝的任命居然可以不接受。「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成」。祖宗家法，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提意見再尖銳也不犯死罪，而那些敢於當面頂撞皇帝、公開跟宰相叫板的言官，往往全贏得不畏強權、勇于堅持真理的美名。當然這要有一個前提，即：。
四是士人的品德，愛惜自己的羽毛，視名節第一。士大夫群體是宋朝政治的主體與重心。趙老師在這本書裡舉了一個例子，我摘錄一下，「兩個碑」，一個是「諫院題名碑」，碑文的最前面是司馬光親手寫下的一段文字：」.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期間相去何遠哉！「另一個是題名碑（即公示碑）《開封知府題名碑》，上面刻著183人次歷任知府的名字。其中，應當刻著第93任知府名字的地方是一個光滑的凹坑，那個消失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拯的名字被人們的手指撫平了，又摸沒了，刻到人們的心裡去了。當刻入石頭的名字深入人心，不朽才得以實現。注重名節，愛惜羽毛，這是帝制時代士大夫的追求。儒家思想的集中體現，君子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其中有一個叫劉摯的名言「做臣子的，怎能一受到權勢的壓迫，就緘口不言，讓皇帝不知道實際情況呢！殿中侍御史呂陶說：士大夫最可怕的毛病，就是勢利跟風，不能獨立做出公正判斷。勢利跟風這種行為，往小處說，是一個人道德廉恥的淪喪；往大處說，是社會 風俗的敗壞。其實，中國幾千年來，中國的士大夫一直把這虛的，缺乏技術支撐的道德標準作為自己的抱負，基本特徵是，倫理與政治的統一，專制制度下嚴格的等級關係，還有一個是服從。用孔子的話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無疑，這種虛的東西看不見，但不得不承認在北宋朝，這群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他們引用儒家經典、天意人心與祖宗法度對皇權施行約束。司馬光等為代表的群體用生命實踐了修齊治平的理想，「為人臣者，當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在他們的心中，個人榮辱都可以放下，但是非，禮儀，秩序必須去維護。所謂道德，明代的于謙曾經講過一句話，一個國家要治理好，只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可是這做得到嗎？同時，我們要關注的是它在政治的演進過程中，在威權統治下，若沒有人的尊嚴，又怎能體現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呢？司馬光所擔心的風氣後來就一發不可收拾爛了。
五是道德與實用，術與道該如何選擇？我其實一直在想像司馬光和王安石到底是怎麼樣的人。所有的歷史記載都是過去式，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我讀過他們的很多詩作。從我有限的閱讀來看，王安石的文學水平要略高於司馬光。我也看過他們兩個的若干傳記，但我真說不出好與壞。只能說，他們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成為了自己想要成為的人。如一定要選擇，只能說他們一個選擇了道，一個選擇了術。王安石變法從設計、構想，效用等來說都是相當超前，並且他還是個實踐的能人，能夠把這一套很好地通過強權，甚至繞過制度堅決貫徹下去，為國家理了財，增加了收入，一定程度了緩解了北宋的財政困局。但他忽視的當時宋朝民間代受成本，民間的市場遠沒有匹配他的這種超強運作。趙老師有兩個總結我非常認同，一是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好不容易形成的國家政策傾向，在國家目標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打破了。二是王安石破壞了寬容政治共識，明目張胆地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了目的，什麼都可以幹，在他的治下，形成 了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殺官員個人能動性的用人方針，培養出工具性的「新官僚」，他在後期自己也知道任用的官員道德不行，但只要迎合自己的主張，不管黑貓、白貓了。而司馬光呢，恰恰過分追求理想的「道」，他是個有道德潔癖的人，他要求的人選是德要配於位，他要求目標正義，達成目標的途徑也須正義，這是他秉持的要求。而且他的政治手腕、運作能力是有所欠缺的，「司馬相公」重回朝政，悲哀的發現，他的政治意圖無法貫徹，王安石變法施行18年，滿朝上下都是王安石的人，而且他不想如王安石這般操作，把對方搞下去，他努力地想維持前朝來之不易的寬鬆環境，作為政治能人，他不夠狠，近乎「迂」。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手下沒有一幫自己的人，無論你水平如何高，事情都辦不成。但欣慰的一點是，這兩個人包括北宋前期這一批士人，就算在廷上仿佛不共戴天但卻絲毫不損私人關係。如司馬光對王安石死的定調，對後期臺諫官想要整王安石人員的挽救等，無不保持他的道德水準，他至死考慮的是大宋王朝的整體利益，整個官場氣氛的和解與好轉。王安石欠缺的是氣度，肚量偏小，王安石的理想是「我」最正確，別人都要聽我的，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那麼風氣是如何破壞的，太想有作為了，一個想作為的皇帝與一個想作為的能臣，兩人神遇，兩人神操作，共同演繹了一輪好局。「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潤一樣將新法推廣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日常所面對的正是利益的算計和官位的升遷。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的士風開始形成。」趙老師認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誰聽話，就用誰，誰唱反調，就讓誰滾蛋。神宗皇帝從王安石那裡學會了一種本事，就是統一思想，打擊異端，為了一「道」統，不惜摧毀一切。神宗後期，士大夫的精神氣質徹底敗壞，在績效第一的政策之下，官員習慣了欺上瞞下，來博取上級的歡心。司馬光最為擔心的事發生了，他想糾正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定下五天的徵求意見，而那個後來被我們稱之為「壞人」的蔡京，竟然給司馬光一個完整想要的結果，把事情辦得妥妥的，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結果。這一幫人的原則是，「我只知道執行命令」，他們馬上聞到了政治轉向的氣味。司馬光感到悲哀和氣憤的是，他所熟知的大宋官場風氣已經變壞了，「小人之德草」正以不可阻擋的態勢來了.
讀完這本書，忽然想到了韋伯，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中闡述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秘密，17世紀新教出現後，把原先的進入天堂打破了，它看你在現實中的成就，成就 越高越能證明是上帝最好的選民，所以新教國家的人開始改變了，為了進天堂拼命工作，拼命地賺錢。韋伯認為人的理性有兩種，一種是價值理性，一種是工具理性，價值理性說簡單點就是理想，一種信仰。工具理性，只問要達到這個目標我該如何行動，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方案，又通過什麼樣的一種工具我來實現這個目標。但在今天這個社會，我們突然發現，隨著我們人類財富的增加，欲望的滿足，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的幸福感並沒有因此增加，反而在減少。我們是否忘記了我們為什麼要徵服自然、改造自然，我們追求的終極意義是什麼。
這個時代很太多的聰明人，聰明人幹什麼都行，轉行特別快，特別會取得小成就，但你發現未必能做成大事業，對國家社會建設很少。有時候，我們不是比誰更聰明，而是比誰更「傻」，「傻」就是他認準一個理，認準一個事。我們有時候不是缺少格局，國人的格局都很大，但是缺少腳踏實地與胡思亂想，缺少做事的「遊戲」精神，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一個時代的優雅真正離我們遠去，都是考核、目標，馬上見效，不能胡思亂想，不能無所事事，這不能，那不能，要知道我們熟知谷歌公司竟然是一家，10%的人負責賺錢，90%的人負責胡思亂想的公司。我想讀史明智，應該還是有些用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