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壹評險
口罩是個怪東西，起先你恨它，然後習慣它，更久後，你離不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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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24日夜，31歲的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帶著一個助手，急匆匆趕到了滿洲阿勒錦，他此行的目的，是幫助朝廷控制近來爆發的一場瘟疫。
伍連德是馬來西亞華僑，17歲就考上了劍橋大學，大學期間，伍連德把細菌、病毒、寄生蟲傳染病三大病原體學了個遍，並24歲拿到了兩個學士學位，兩個碩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
3天後，伍連德就找到了瘟疫元兇鼠疫桿菌，並明確了傳染源——土撥鼠。鼠疫傳播得很快，每天都有大量感染者死亡，伍連德隨即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全面隔離鼠疫發源地傅家店；第二是集中焚燒鼠疫遇難者屍體；第三就是製作口罩，低價售賣。
這時候的口罩其實相當簡陋，僅僅只是兩層紗布夾著一塊吸水藥棉，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口罩用於傳染病的防治。
伍連德之所以知道口罩能預防鼠疫的傳播，得益於他的留學生涯，這時候，在西方國家，微生物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861年，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用實驗有力地證明了空氣中有細菌存在，隨即，微生物學界開始了一段除菌消毒的鬥爭史，巴氏消毒法、廷氏滅菌法、科赫法則相繼問世。
1895年，德國病理學專家萊德奇發現空氣中傳播的病菌會使傷口感染，為了避免在手術時感染病人或者被病人感染，他製作了一種紗布口罩，用以在手術中掩住口鼻，降低感染風險。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外科醫生們使勁渾身解數，改善口罩的使用體驗：將兩層紗布變成了六層紗布，又加了兩條環形布帶，方便掛在耳朵上，就這樣，醫學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口罩誕生了。
伍連德留學西洋時，口罩已經大規模應用於外科手術中了，因此，他非常清楚這種器材在阻隔細菌傳播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伍連德的三個辦法，立即有效的控制了鼠疫的傳播，中國沒有像中世紀的歐洲那樣，因為「黑死病」，損失大量人口。
在隨後的二十年時間裡，伍連德作為防疫科學方面的權威專家，多次領導了國內多次霍亂、鼠疫等流行傳染病的防治，成績斐然。抗日戰爭爆發後，不願與日本人合作的伍連德回到了馬來西亞，開設私人診所，維持生計。
1960年1月21日，無雙國士伍連德病逝於馬來西亞檳榔嶼，而這時候的中國，已經開始了一場防控傳染病的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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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全國上下掀起的以消滅老鼠、麻雀（後為臭蟲）、蒼蠅、蚊子為對象的「除四害」運動。
農村地區，開展「除四害」運動後，又開展了一次管水、管糞，改水井、改廁所、改畜圈、改爐灶、改造環境的「兩管五改」運動。
這兩次運動，都是為了在新中國醫療條件尚不發達的情況下，以改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為手段，預防和減少疾病的發生。
事實證明，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果的，結合其他措施，到了60年代中期，長期流行於中國的鼠疫、古典霍亂、天花、血吸蟲四大傳染病，被基本消滅。
自上世紀60年代到新千年，雖然爆發過埃爾託霍亂、會寧鼠疫、上海A肝等傳染病，但這都只是在局部地區流傳，並且很快得到控制。
傳染病被基本消滅，意味著口罩的防疫功能暫時消失，直至2003年。
2003年4月的一天，有著「京城女藥王」的北藥控股董事長陳濟生，接到一個來自北京市政府的命令，48小時內籌集20萬個口罩、10萬套防護服，送往一線。
原來這時候，一種源自廣東的名為「非典型肺炎」的呼吸系統傳染病，在北京迅速傳開，應對這種疾病只有三個辦法：管理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
通過集中收治病人管理傳染源，通過減少人員流動來切斷傳播途徑，如何保護易感人群，需要大量的防護用品，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物資——口罩。
陳濟生清點了庫存，發現遠遠不夠，她調動一切資源籌集，最終在上海市的幫助下，完成了這個目標。
最終，非典期間，陳濟生的北藥控股聯合北京物資委員會，一共為北京醫療系統和北京市民籌集了200萬套防護服、1100萬個口罩。
回想起這段往事時，陳濟生感慨：
「在一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一旦人人都爭著想要一樣東西時，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哪家企業和哪個政府能夠擔當得起。」
現在看來，陳濟生之所以能「搞」到這麼多口罩和防護服，一方面是因為當年「非典」只是在北京、廣東兩個地區傳播得非常厲害，其他地區雖然偶有零星案例，但沒有大規模傳播，大家並沒有那麼恐慌，也沒有「搶口罩」的意識；另一方面，人們都在搶購另外兩種物資，板藍根和食用鹽，因為有傳言說這兩樣東西可以預防「非典」，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口罩的危機。
6月20日，北京小湯山醫院的最後18名患者出院，「非典」帶給人們的恐慌，終於結束了。
「非典」之後，中國推進了各種醫療器械類標準的製作，加快了諸如口罩、體溫計、塑膠手套、塑膠鞋、消毒液等醫用品的民用化，中國口罩年產量年年攀升，年產量達到數十億。
在這之後，口罩更多時候是以勞保用品的身份，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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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河南新密一名叫張海超的工人，主動爬上了手術臺，要求醫生給他做開胸手術。這種手術的風險很大，術後很容易發生肺部併發症，並導致死亡。
張海超並不是危重病人，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呢？原來他的目的是讓醫生以最直觀的方式，驗證他的肺部是否患上了一種職業病——塵肺。
張海超在一家耐磨材料公司工作3年後，被多家醫院確診為塵肺病，但企業拒絕為其提供相關賠償，在向上級主管部門多次投訴後他得以被鑑定，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卻為其作出了「肺結核」的診斷，這樣他就無法獲得勞動賠償。
無奈之下，張海超以「開胸驗肺」這種最為悲壯的方式，維護自己應有的權益。一時間，「開胸驗肺」也引發了人們對「塵肺」這種嚴重職業病的關注。
塵肺病全稱是肺塵埃沉著病，工人在無保護的情況下，長期工作在充滿粉塵的環境中，是罹患塵肺病的主要原因，中國90%以上的職業病患者，罹患的都是塵肺病。
預防塵肺病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就是讓工人在工作時佩戴符合標準的防塵口罩，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戴口罩逐漸成為了一種時髦，口罩是勞動防護用品，更是工人身份的標誌。除了醫療衛生，科研、實驗室、檔案、幼兒園老師、理髮師、廚師等工作著裝都有要戴口罩的要求，然而，在許多需要佩戴口罩甚至是高規格口罩的工作環境中，勞動者佩戴口罩卻成為了一種奢求。
工作在煤炭、冶金、坑道建設等與粉塵相關的人，最需要佩戴符合標準的防塵口罩，才能抵擋工業粉塵的侵害，但是由於認識不足，或者企業節省成本，他們往往沒有佩戴口罩，或者只佩戴著最普通的面紗口罩，而且是洗洗曬曬，反覆使用，根本起不到防護效果。
2013年的一項統計顯示，中國塵肺病報告人數超過了72萬人，但這只是一部分，由於企業申報不全，大量的鄉鎮煤礦、個體煤礦和部分地方國有煤礦沒有落實職業危害申報制度，實際塵肺病發病人數要遠遠大於統計數，據估算，塵肺病全國發病人數不低於600萬。
塵肺病農民工因沒有納入工傷保險，得不到基本的醫療救治，於此同時又喪失勞動能力，等待他們的是債臺高築、子女輟學、瀕臨絕境的生活。
病情嚴重的塵肺患者，肺部徹底纖維化，甚至不能躺下睡覺，因為一躺下，就會呼吸困難，有種窒息的感覺，只能整夜整夜坐著，他們被稱為「坐著等死的人」。
2011年6月15日，有著「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之稱的著名調查記者王克勤聯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發起了「大愛清塵·尋救中國塵肺病農民兄弟大行動」，旨在救助中國600萬塵肺農民工兄弟，並推動塵肺病預防和消滅塵肺病。
自此，「大愛清塵」每年都會聯合口罩企業，為塵肺病人捐助資金，為預防塵肺病捐助口罩，同時向市場普及口罩防護知識，在粉塵環境中佩戴防護口罩，逐漸成為了一種共識。
當人們以為粉塵對人體的侵害只在少部分特種作業工人身上發生時，2012年的一個新詞，則讓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防塵口罩，家家戶戶都應該準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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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2月，美國大使館通過郵寄購買了一個MetOne BAM 1020空氣監測儀，安裝在使館區，檢測每天的PM2.5數據，該數據的主要提供服務對象是使館工作人員及住在緊鄰大使館的家屬大院中的工作人員家屬，用於戶外活動參考。
美國領事館考慮到來北京居住和旅遊的美國人員，在推特上建立了帳號，定時發布這個數據，但這個數據「出口轉內銷」，也逐漸被中國人所知，人們第一次聽說了PM2.5這個詞，人們開始了解到PM2.5就是大氣中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顆粒物。由於其細小，可直接進入呼吸道，深至肺部，甚至滲入血液，嚴重危害人體健康。2008年8月5日，距離第二十八屆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3天，美國奧運代表團自行車隊抵達北京機場時，幾名隊員戴著把口鼻捂得嚴嚴實實的黑色口罩，引發了媒體和網民的強烈不滿，隨後，這些隊員向北京奧組委遞交了致歉信，他們並不是為了抗議什麼，只是擔憂北京的空氣。
或許，他們受到了美領館PM2.5數據的誤導，這時候的北京，天空晴朗湛藍，空氣清新，一切可能影響空氣的幹擾因素都被排除了。
2011年秋冬，北方各大城市頻發霧霾天氣，極端性的空氣汙染引發了人們的強烈擔憂，藉助於逐漸發達的微博等行動網路平臺，對於PM2.5的討論，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
2012年初，國務院通過新《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把粒徑更小的汙染物（PM2.5）列入空氣汙染監測和治理範圍；同時，要求各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當年即公布PM2.5濃度值，這一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也建議，在這一年全面展開PM2.5的監測。
2012年，也被稱為「PM2.5元年」，但直到2013年1月，環保部才正式將PM2.5納入空氣監測指標中，中國74個大城市正式啟用新版《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正式監測並實時發布的PM2.5數據。
時常「爆表」的PM2.5數據，讓很多北方大城市的老百姓開始購買N95口罩。
2013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首次將PM2.5的治理，納入空氣品質改善的目標中。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則將微型顆粒物的治理，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隨著各種聯防聯控政策效用的發揮，秋冬交替之際，PM2.5爆表的時間越來越少，人們戴口罩的日子，也越來越少。
不過，口罩總會時不時的「提醒」人們，它是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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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韓國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中東呼吸症候群與SARS一樣，都是一種由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傳染性疾病。
中東呼吸症候群具有一定的傳染性，但低於SARS，韓國人民對此似乎並不重視，反而是中國網民表現出格外的關心，畢竟中韓之間地理距離太近，人員流動頻繁，一旦傳染到中國，後果嚴重。
事實上，當時中國確實也出現了一起輸入性病例，一名剛從韓國到中國廣東的密切接觸者被確診。
去韓國的中國人，都戴上了口罩，在當地，戴口罩的也大都是中國人。畢竟距離「非典」也只有十幾年，人們並未忘記這種冠狀病毒帶來的恐懼。
最終，韓國成功控制了這次疫情，感染人數沒有超過200人，但是，中國人的擔憂與謹慎，是非常合理的，對傳染性疾病，無論多麼重視，都不為過，一旦忽視，就將承受慘重的代價。
2019年12月開始，一種新型病毒在武漢流傳，部分病人開始出現不明原因發熱、呼吸困難，並且在收治的過程中，出現了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
一些接觸過或者聽說這種病人的醫生，向身邊親友和同事發出預警，部分社會民眾也接受到了這些預警，他們減少了外出，戴上了口罩，但更多的人，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病毒的嚴重性，甚至有人嘲諷戴口罩的人。
直至2020年1月20日晚，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視連線時明確表示，這種病毒存在明確的人傳人現象。一時間，口罩脫銷，成為了這個春節中國最緊俏的物資，中國人甚至買光了全世界的口罩。
不管是3月底還是4月底，疫情終將過去，戴在臉上的這幅小小的口罩，也終將被摘下。
一副小小的口罩，也見證了中國人對付鼠疫、麻風、天花、霍亂、非典、新冠、塵肺等傳染病和職業病的艱難抗爭史，在這段抗爭史中，醫生、護士、記者……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為此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有些人甚至犧牲了生命。
也正是經歷了這些，人們才知道：
原來，靜好的月歲，如此值得珍重，平凡的生命，如此值得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