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當中，非典仿佛逃不開的歷史陰影，時刻縈繞在國人的心頭筆端。本研究考察新聞媒體如何在疫情報導中調用非典（SARS）往事，理解過去如何介入當下，集體記憶如何充當社會框架。研究發現，新聞媒體不僅積極建構非典和新冠之間的歷史類比，還致力於激活、挪用非典共同記憶，在專業和道德層面為不同世代的醫護加冕。歷史類比和記憶加冕皆是多元主體互動的產物，存在著周期性和內部張力。不過，在認知工具、批判性話語資源和共情框架等層面，非典和新冠之間的「調音」構造出的歷史感較為狹隘，而激發出的瘟疫想像也趨於單薄。
1.
引言：逃不開的非典陰影？
「2019年末，一場『不明原因』肺炎襲擊湖北武漢。它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導致，而『冠狀病毒』一詞，喚醒了人們對16年前另一場影響深遠的『不明原因肺炎』的記憶」。這是《財新周刊》報導《不明原因肺炎忽現》開篇的文字。這篇報導出街的日期——2020年1月20日——堪稱新冠疫情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的2019年末，網絡上出現武漢重現SARS的傳言，一時間人心惶惶。2020年初，官方闢謠，確認「未知病毒」並非SARS，而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1月20日晚，鍾南山院士通過央視宣布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在此之後，一場最終在全球蔓延開來的新冠疫情拉開了序幕。
無論是此前還是此後，人們都對發生在2003年的非典記憶猶新。它頻繁被「喚醒」，並與新冠疫情緊緊糾纏在一起。這種「糾纏」並不局限於媒體報導，而是瀰漫在社會生活當中、不同場景之下：從官方通報和防疫政策，到科學家的評判和一線醫護的診療，再到普通人對疫情的理解、想像與應對，概莫能外。非典仿佛逃不開的歷史陰影，縈繞在國人的心頭筆端：小到通過服用板藍根噴灑白醋「對付」新冠、爭論新冠會不會像SARS一樣隨著夏天到來倏然而去，大到在新冠治療中採納中西醫結合療法、仿照小湯山模式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隨著時間推移，無論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還是在全球的蔓延範圍，新冠疫情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SARS，與1918年肆虐全球的「大流感」遙相呼應。儘管如此，在國人的想像和行動中，非典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歷史參照系。
在這場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當中，奔湧著大量的非典往事，各式新舊媒體平臺則成為不同話語和行動的交匯之處。與非典爆發十周年這種紀念場景（李紅濤，2014）不同，在新冠報導中調用非典往事，其立足點不在於過去，而更多在於現在和未來；其意義不在於追念過往，而在於藉助過去這盞燈照亮現在。本研究以《人民日報》和《財新周刊》這兩種紙質媒體，及新媒體平臺「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為案例，聚焦它們從2019年12月底到2020年5月初刊發的報導，考察新聞媒體如何在疫情報導中調用SARS或非典，追蹤非典往事在不同平臺留下的痕跡及其「跨平臺流動」，以此理解過去如何介入當下，又或者，活在過去的陰影或探照燈之下到底意味著什麼。
對於新聞媒體而言，在報導中調用歷史先例、構建歷史類比（historical analogy）既是新聞生產常規（Tuchman， 1978），也是重要的媒介記憶類型（Edy， 1999；李紅濤，2013）。相關的記憶工作，構成了過去與當下「調音」過程的一部分，有助於理解集體記憶如何充當社會框架（Schwartz， 1996）。無論是挑戰者號事故之於哥倫比亞號墜毀（Edy & Daradanova， 2006）、921大地震之於莫拉克風災（Su， 2012）之類的地區內類比，還是車諾比之於日本福島核洩露（Perko et al.， 2018）、霧都倫敦之於中國霧霾（Li & Svarverud， 2018）之類的跨地區類比，皆是如此。SARS和新冠同屬「冠狀病毒」家族，在DNA序列上存在高度相似性；此外，非典作為二十一世紀國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公共衛生危機，在過去十數年間曾多次被召喚出來，在2009年的H1N1疫情和2013年的H7N9疫情時充當歷史先例。這一切都讓不同的話語主體自然而然地將SARS和新冠相提並論，在病毒和疫情層面建立類比，調用過往經驗判斷「未知病毒」的特徵、疫情的走向，提出應對策略；或者將歷史「教訓」轉化為批判現實的資源。然而，「歷史類比」並未窮盡新冠敘事中的非典往事。十七年前的共同記憶，被激活並挪用為重要的符號資源，為親歷SARS的「老將」和新一代醫護加冕。
本文對經驗材料的描述和分析圍繞「歷史類比」和「記憶加冕」（mnemonic coronation）展開，透過新冠危機當中媒體對非典往事的調用，把握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作用。具體而言，本文擬探討的研究問題包括：
（1）新聞媒體如何在與其他主體的互動中構造SARS和新冠之間的歷史類比，並藉助類比理解當下、想像未來？不同平臺的類比敘事在何處匯流，又在何處分化？
（2）隨著時間推移、新冠疫情持續蔓延，上述類比敘事是否以及如何發生變化？
（3）新聞媒體如何運用非典往事來為醫護個體和群體加冕？親歷者的「具身」記憶被轉化為哪些符號資源？圍繞親歷者的加冕敘事如何延伸到未曾親歷非典的世代，由此建構出跨越世代的英雄敘事？
（4）對非典的大規模重訪和調用，提供了什麼樣的認知工具、批判的話語資源和共情框架？過去和當下的「調音」過程構造出什麼樣的「歷史感」和瘟疫想像？
2.
集體記憶、社會框架與瘟疫政治
無論準確與否，集體記憶都可以折射過往的經驗，不僅如此，它還具有導向功能（Olick & Robbins，1998）。集體記憶是一整套文化系統，它具有兩幅面孔，既反映社會現實，又可以形塑之：一方面，它是社會的模型（model of society），「反映了社會的需求、問題、恐懼、心態和抱負」；另一方面，它充當社會構造的模型（model for society），「界定社會經驗、勾勒其價值觀和目標，並為實現目標提供認知、情感和道德層面的指引或導向」（Schwartz，1996：910）。正如舒德森（Schudson，1992：213）所說，個體、群體和組織之所以回顧或調用過去，不僅是為了正當化眼下的利益，「它們以此搜集信息形成特定觀點，藉此理解何為對錯、何為是非。當它們漫無目的，過去可以提供某種方向感。當它們漂浮不定，過去可以提供錨定之所。當它們陷入絕望，便會轉向過去尋求啟示和指引」。在此意義上，集體記憶既是一面鏡子，反映社會的關切，也是一盞燈，照亮社會的價值觀和理想（Schwartz， 2003）。
換言之，集體記憶研究強調「記憶的社會框架」，但集體記憶本身也可以充當社會框架（social frames）。施瓦茨（Schwartz， 1996，1997）探討了一戰和二戰的參與者如何將眼下的危機與美國內戰相提並論，挪用美國總統林肯的形象來闡釋自己的經驗。他指出，闡釋過程（記憶工作）的核心，正是戈夫曼所說的「調音」（keying），它將「公眾能夠觸及的（符號性的）過去的模型（書面敘事、圖像、紀念碑、影像、音樂和歌曲）與當下的經驗匹配起來」，將「原本相互獨立的歷史域聯繫起來」，由此「將集體記憶轉變成一套文化系統」（Schwartz，1996：911）。當中牽涉的核心問題包括：如何在經驗層面區分作為社會模型的記憶和充當社會構造模型的記憶？在什麼情況下過去被調用為理解當下的框架？其目的何在？哪些機構捲入相關的記憶工作，它們與整個社會的關係是什麼？如何判定它們的效果？
毫無疑問，新聞媒體是開展「調音」工作的核心社會機構，其記憶工作與其他文化記憶形式緊密關聯，廣泛存在於不同時空和不同類型的新聞業當中（Kitch， 2008：312）。正如朗和朗（Lang & Lang， 1989：126-127）所說，新聞記者常常將歷史事件當作「語義標記——用來建立聯繫，將新聞事件歸入特定範疇，並作出相應的推斷」，而「對過去的調用服務於不同的目的——描繪時代，充當標尺，建立類比，提供簡便的解釋或者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埃迪（Edy， 1999）將新聞媒體對集體記憶的運用區分為三種類型：歷史類比、歷史語境和紀念報導。其中，歷史類比將新聞事件和歷史先例並置，它既可能出自消息來源之口，也可能由新聞工作者引入。儘管歷史類比棲身於事實報導，它們仍然可以構成強大的新聞框架，參與定義當前問題的性質，找出其潛在原因，制定解決方案和評判標準。
在新聞生產過程中，集體記憶有助於預先設定記者的工作內容和生產流程，讓他們藉助已知了解未知（Berkowitz， 2011）。此外，歷史類比也可以為新聞工作者提供報導工具或符號資源，強化其自主性。例如，研究者發現，在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墜毀後，新聞記者在提問和報導中反覆提到「挑戰者號」太空梭的失事。一方面，將哥倫比亞號比作「挑戰者號」，為記者提供了範圍更廣的參照背景和獨立的視角，平衡了精英主導的新聞框架；但另一方面，記者過於依賴過去的歷史，也使得他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哥倫比亞號」事故機械原因的探查（Edy & Daradanova，2006）。對臺灣921大地震和莫拉克風災類比的研究同樣發現，新聞媒體將921大地震當作評判政府的標準、關於「惡棍」的反派敘事乃至道德寓言，三者共同建構出充滿張力甚至相互對抗的宏大敘事（Su， 2012）。面對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事件，過去和當下的類比也會跳出民族國家的邊界。例如在福島核電站事故的報導中，俄羅斯和歐洲媒體普遍都提到了車諾比，與事故地的地理距離、關於核能的公眾輿論等多重因素都會影響到不同國家在新聞敘事中挪用車諾比相關記憶的頻率和目的（Perko et al.， 2018）。不過，媒體很多時候也會在類比中簡化歷史，剝離事件原初背景和內涵，以適應具有固定含義的「媒體模板」，受眾因而常常無法思考其歷史意義以及與現在的關聯，忽略甚至曲解其內在的豐富含義（Kitzinger， 2000；Su， 2012）。
然而，正如施瓦茨（1996）所說，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調音」不僅牽涉到「類比」；記憶作為社會框架，還會以其他方式來勾勒當下的經驗，形塑其意義。此外，跟其他類型的記憶工作一樣，歷史類比並非靜態並置，而是動態的文化和社會實踐過程。延續「集體記憶作為社會框架」的思路，落實到新聞媒體建構歷史類比這一具體脈絡，本研究以新聞媒體在新冠疫情報導中對非典往事的調用為個案，探究有關瘟疫的新聞生產如何開展「調音」工作，勾連過去、當下與未來。呼應相關文獻，本研究的創新之處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目前對新冠疫情的國內外研究聚焦危機報導（李泓冰，周玉橋，2020）、疫情信息傳播與風險感知（楚亞傑，陸曄，沈菲，2020）、疾病隱喻（Craig， 2020；Feng， 2020）等方方面面的議題，本文則從記憶角度切入，增進對瘟疫政治和瘟疫想像的理解。大疫當前，記憶研究者應當有何作為？布朗（Brown， 2020：366）以笛福筆下的《瘟疫年紀事》為例，強調研究者既要「致力於推動草根和社群層面的瘟疫記憶，也要與跳出第一手經驗的廣闊敘事和視角展開對話」，唯此，方能「不讓瘟疫故事變成英明領袖領導下的一場與病毒敵人的英勇戰鬥」。本文作為「新冠記憶」研究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是對布朗上述呼籲的呼應。其次，具體到歷史類比和新聞生產，與既有研究相比，本研究關注的新冠疫情周期更長，這讓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歷史類比的生命周期和不同階段的話語邏輯。最後，本研究的討論跳出歷史類比的限制，帶入對於記憶加冕的經驗討論，以此更全面把握「調音」過程和集體記憶作為社會框架產生的影響。
3.
研究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一方面呼應當前的新聞生產生態，另一方面考慮在新冠疫情中公眾的信息接觸渠道和專業媒體的表現，在此基礎上確定研究樣本，並依據疫情發展階段和媒體報導周期確定樣本周期。具體而言，本研究選擇的媒體包括《人民日報》、《財新周刊》兩種紙質媒體、「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和「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兩家新媒體平臺。其中，《人民日報》和《財新周刊》分別代表官方媒體和市場化專業媒體。在新冠疫情中，無論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還是《財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等市場化媒體，其專業表現和影響力都達到了近年的高峰（李泓冰，周玉橋，2020；楚亞傑，陸曄，沈菲，2020）。相應地，從2020年1月底到2月中旬，公眾對疫情信息公開及時性和透明度的評價也呈上升趨勢（王俊秀，應小萍，2020）。而從疫情期間公眾信息獲取渠道來看，中央級權威媒體的重要性僅次於微信和搜尋引擎（楚亞傑，陸曄，沈菲，2020），它們也是疫情爆發初期人們最信任的消息來源（王俊秀等，2020）；相比之下，市場化媒體的重要性較低，不過，它們更早介入疫情報導，報導消息來源更為豐富，視角也更加多元（人大新聞系，2020）。其中，財新不僅持續跟蹤報導疫情，還在1月下旬開通疫情報導的「限時免費閱讀」，其安卓版本APP在2020年1月至2月中旬下載量達120餘萬次（李泓冰，周玉橋，2020）。
在《人民日報》和《財新周刊》兩種紙質媒體之外，之所以選擇「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是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量：第一，調查顯示，疫情期間，微信是最重要的信息獲取渠道（楚亞傑，陸曄，沈菲，2020；王俊秀等，2020）。第二，作為央媒的公眾號，它們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根據清博指數數據，「人民日報」微信傳播指數（WCI）長期居微信公眾號第一位，「央視新聞」也長期位居前列。第三，在疫情期間，兩家公眾號的報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020年第一季度，「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發布的疫情推文中，各有數百篇閱讀量達到10萬+，其累計「在看」數則分別高達640萬和165萬，在所有微信公眾號中居第一位和第三位（張毓強，2020）。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疫情報導呈現出與母報母臺「有區分度的話語形態」（李泓冰，周玉橋，2020），譬如，「人民日報」2019年12月31日即對武漢衛健委通報作了報導，比母報的第一篇報導早了三周。這既折射了新的新聞生產形態，也展現出官方媒體在新媒體空間中的存在方式。
本研究涵蓋的媒體報導周期從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5月4日。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下發內部文件《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網絡流言四起，媒體確認紅頭文件的存在。12月31日午後，武漢衛健委發布情況通報，稱發現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媒體跟進報導。隨著疫情進入迅速擴散階段，在2020年1月中上旬短暫的沉寂過後，專業媒體報導從1月20日起全面鋪開。本研究的終點設定在2020年5月2日，當日，全國所有省份的應急響應級別均調整到二級或以下。鑑於《財新周刊》以周為出版周期，資料收集的實際截止日期為2020年5月4日。
我們運用慧科新聞資料庫、使用「非典」和「SARS」作為檢索關鍵詞收集《人民日報》和《財新周刊》的相關報導、評論或副刊文章，之後人工核查，將提到「非典」但與新冠無關的報導剔除。至於「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我們瀏覽了樣本周期內所有的新冠疫情推文，收集在文字、圖片和視頻中提到「非典」和「SARS」的全部內容。樣本報導總共482篇，其中，《人民日報》最多，共211篇；《財新周刊》和「人民日報」、「央視新聞」數量相當，分別為85、91和95篇。
圖1呈現了四家樣本媒體在不同時段的報導量變化，鑑於《財新周刊》每周一期，我們將其他三家媒體的報導也按照星期合併呈現。從中可以看到，各家媒體對非典往事的鉤沉和調用具有相當長的生命周期，從1月20日一直綿延到5月初，貫穿整個樣本周期。不過，調用更多發生在疫情暴發的早期，隨著疫情的推進，非典往事的關聯度和生命力愈來愈弱。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疫情報導規模和公眾關注度並行，但也存在其獨特性。具體而言：第一，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0日這三周內，樣本量非常少，但這並不是因為疫情報導沒有調用非典，而是疫情報導本身就比較稀少（李泓冰，周玉橋，2020）。第二，從2020年1月21日-1月27日這一周開始，調用非典的媒體報導迅速增加，很快即達到峰值。第三，與《人民日報》和 《財新周刊》相比，「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中「非典往事」的生命周期似乎更為短暫，它們的峰值均出現在疫情全面曝光的第一周（1月21-27日），而《財新周刊》和《人民日報》的峰值則出現在二月中下旬。
我們對所有報導和公眾號文章展開文本分析。首先，反覆閱讀全部語料，結合相關報導的主題理解對非典或SARS的調用在文章中扮演的話語功能。其次，提取出全部相關語段，展開橫向比較，從中識別出歷史類比和記憶加冕這兩種基本的記憶工作，把握它們各自的敘事元素和話語邏輯。對歷史類比而言，具體分析維度包括：對非典的定位、並置歷史案例、類比主體、類比建構者、時間指向、出現階段、類比敘事、話語目的和批判潛力。對於記憶加冕而言，具體分析維度則包括加冕對象、挪用的記憶元素、符號資源、過去與現在的勾連方式和加冕敘事。最後，數字記憶實踐通常不會限於單一渠道，而是會跨平臺流動。因此，在描述與分析特定案例時，我們會跳出靜態的文本，追蹤記憶元素在平臺之間的流動過程，這種追蹤還會溢出本研究處理的樣本，進入抖音和微博等社交媒體空間。
4.
從非典到新冠：歷史類比的匯流與分化
儘管新冠疫情的嚴重程度、廣度和影響遠遠超過了SARS，多重主體之間的記憶互動仍然讓後者成為媒介話語場域中最強大的參照坐標。SARS和新冠的類比在不同層面展開，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從病毒、疫情延伸到社會危機。歷史類比廣泛存在於官方媒體和市場化媒體，兩者之間既有匯流，也存在分化。在「匯流」意義上，歷史類比發揮面向當下和未來的認知功能——把握病毒特徵、提供疫情應對經驗、預測疫情走向和對經濟的衝擊；在「分化」意義上，類比要麼面向未來展開社會動員，要麼面向過去展開批判。
（一）從「沒有SARS兇猛」到「比SARS狡猾」
SARS和新冠之間最微觀的類比，發生在病毒層面。在疫情暴發之初，官方、媒體和網絡爭議的焦點在於未知病毒到底是不是SARS，而在1月初確認未知病毒為新冠病毒之後，類比重心轉移到冠狀病毒家族新老成員的相似和不同之處。這套類比主要靠科學醫療界建立，但新聞媒體也會主動將兩者關聯起來，「認識」新冠這種未知的病毒。
民間懷疑不明原因肺炎為SARS、官方之後闢謠同時確認病原並非SARS的過程，構成了SARS和新冠相互糾纏的開端，此間媒體基本跟隨官方通報的腳步，但也會有意無意之間凸顯「SARS」。譬如，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衛健委的通報點出「病毒性肺炎」，但並沒有對「疑似SARS」傳言作出回應。當日「人民日報」的報導《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則明確將SARS帶入進來，指出：「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體系，市民不用恐慌」。這段表述意味深長，它暗示出，非典集體記憶讓公眾聞SARS色變。
有趣的是，SARS和未知病毒之間真正意義上的類比要等到官方「排除SARS」確認「新冠病毒」之後。2020年1月5日，武漢衛健委再發通報，稱「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等呼吸道病原」。在眾多被排除的病原中，媒體更多強調「排除SARS」。1月9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和MERS同屬冠狀病毒家族，這一事實自然而然地將SARS帶入類比關係之中。在SARS之外，醫療和科學界偶爾也會將新冠與MERS對舉，但它並沒有廣泛地進入專業媒體報導，成為認知框架。這是因為，與SARS對中國人造成的深刻烙印相比，MERS病毒最早於2012年在沙特發現，之後向外擴散，於2015年在韓國引發嚴重疫情。可以想見，在韓國媒體和公共話語中，MERS或許會構成與SARS同樣重要乃至更為重要的參照框架。
在1月20日鍾南山宣布新冠疫情存在「肯定的人傳人」之後，新冠與SARS之間的類比迅速達到高峰，當中尤以兩家微信公眾號的「科普」文章為最。基於類比的描述和預判很多時候來自於官方和科學醫療界，但新聞媒體也會主動帶入SARS類比。以1月20日晚央視「新聞1+1」欄目和鍾南山的連線為例，連線當中，主持人白巖松共問了8個問題，其中3個直接提到SARS，分別是「它跟SARS區別是什麼」、「（確診和死亡病例）數字（較少）是否意味著……威脅性遠遠小於2003年的SARS」，以及「這次跟SARS去比較的話……集中在武漢……這對於防控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嗎」。SARS和新冠病毒類比的廣泛性，突出體現在1月20日刊出的《財新周刊》文章《不明原因肺炎忽現》中，該文四十多次提到SARS，既涉及兩者基因組的相似性、病毒傳染性、致死率差異，也延伸到治療措施、病毒檢測、溯源等方方面面。
隨著確診病例急劇增長、疫情迅速擴散，SARS和新冠之間的病毒類比敘事也在短期內經歷了「沒有SARS兇猛」到「比SARS狡猾」的轉變。疫情初期媒體更多強調新冠病毒「沒有SARS兇猛」，這既是基於對新冠病毒的有限了解，也帶有安撫公眾情緒、消除恐慌的目的。但新冠疫情爆發不到一個月（2020年1月底），確診病例即已超過SARS，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歷史類比的關鍵節點。官方、科學界和媒體一面強調「無需對病例數過於恐慌」，另一面也指出，新型冠狀病毒「比SARS『狡猾』，傳播速度快」，「倍增時間相對比SARS要短」。之後，媒體仍然時不時將新冠病毒和SARS相提並論，討論後遺症概率、遺體解剖特徵等。病毒層面的類比一直延續到2月底，但其頻率日益降低，這一方面是因為曾經「未知」的病毒慢慢變得「已知」，另一方面，兩者的可比性也越來越低。
（二）非典「經驗」與社會動員
隨著抗疫活動的展開，SARS和新冠之間的類比很快從病毒延伸到了疫情。病毒肉眼不可見，但疫情場景卻可見可感，防護服的畫面和空氣中消毒液的氣味都會喚起非典親歷者的記憶。因此，「多名身著防護服、背著噴霧器的醫務人員出現在市場裡消毒」，才會「猶如2003年SARS來襲時的場面，激起了恐慌情緒」。不過，與病毒層面意在「認知」的類比不同，疫情的類比在不同媒體和平臺之間出現分化，並呈現出三條敘事線索：一是根據非典疫情來推斷新冠疫情的走向和它對經濟的影響，意在把握當下、預判未來；二是對非典經驗的強調，它既體現在傳染病防治框架內的借鑑，也在官方媒體中升華或抽象為「偉大鬥爭」，用以面向未來斷言中國必將戰勝新冠疫情，帶有社會動員的意義；三是凸顯非典應對中的教訓，並循此面向過去探討新冠疫情應對初期的缺失，這條線索主要存在於市場化媒體，展現出較大的批判潛力。
與對新冠病毒最初的判斷類似，藉助非典對新冠疫情走向及其影響的最初判斷也趨向於樂觀，當中同樣存在平復社會恐慌的考量。但隨著疫情日趨嚴重，類比和現實之間的錯位愈發顯豁。在官方媒體的敘述中，新冠「疫情不會像17年前SARS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經濟損害」，疫情衝擊帶來的「影響是暫時的，也是階段性的」。這一評判的依據一方面源於非典經驗，譬如，「外貿出口恢復正常後，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依然會強勁」，因為「2003年非典過後也是如此」；不僅如此，非典還化危為機，「電子商務、在線支付、物流配送等行業順勢獲得跳躍式發展」。另一方面則源於非典之後公共衛生體系和經濟實力的進步，譬如，「與2003年抗擊非典時相比，今天中國經濟的規模與質量、物質基礎以及應急處置能力、宏觀調控體系，都已經取得顯著進步」。這套敘事一直延續到2020年3月中下旬，尤其體現在《人民日報》一組題為「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的系列述評中。當然，與其說這是歷史類比的力量，不如說非典往事被整合到一套以安撫民心和社會動員為核心的疫情敘事中。相比之下，作為財經類專業媒體，《財新周刊》有更多文章探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過，它們更傾向於作出專業的「經驗」判斷。儘管不同評論者在不同場景下的判斷各異，但哪怕到了研究樣本時間中後期，非典仍構成重要的參照框架。
對非典「成功」經驗的討論也是歷史類比的重要層面，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類比在很多時候牽涉到個體或集體行動中對過往經驗的挪用，而並不局限於媒體話語。首先，在最微觀的層面，非典經驗指向具體的治療方案，特別是中醫藥的運用和中西醫結合療法的推行。無論是著名科學家執筆的文章還是官方媒體的評論，都通過凸顯中西醫結合療法在抗擊非典中取得的成效來論證其有效性。正如張仲禮在一次訪談中所說，「如果沒有17年前的那場『戰爭』，就沒有今天中醫的底氣」。其次，非典經驗指向抗擊疫情的策略，包括武漢中南醫院「按照對待SARS疫情的標準進行病房改造」，武漢參照北京小湯山醫院模式開建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及取締野生動物交易、推動網格化管理等。再者，非典經驗還指向抗疫中的區域和國際合作，特別是中國和東協攜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和海嘯」的經歷。
在具體的抗疫經驗之外，非典的參照點還會落在最終的結果上，即「17年前我們能戰勝非典」，這預示著，「今天我們也能戰勝新型冠狀病毒……打贏防控疫情這場攻堅戰」。《人民日報》2月3日頭版「本報評論員」文章《凝聚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磅礴力量》展示出其間的類比邏輯：
「萬夫一力，天下無敵」。從1998年的抗洪搶險，到2003年的抗擊非典，再到2008年的抗震救災，一次次偉大鬥爭告訴我們：越是面對挑戰，越需要團結的力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有中國人民克服不了的困難、邁不過去的坎。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們有信心，我們有能力！
在這裡，非典不僅被作為成功經驗，而且跳脫了傳染病防治的狹隘範疇，與98抗洪、08地震等重大事件並置，構成一個新的類別，即「偉大鬥爭」。過去和現在的「鬥爭」之間的類比更多指向未來，從社會動員的角度凸顯「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歷史必然性，其邏輯體現在「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中國的脊梁，永遠是壓不彎的」。這套類比敘事在《人民日報》的評論乃至理論版文章中不斷再生產，偶爾也會帶入其他並置案例（例如針對武漢提到「2008年的雨雪冰凍災害」），但大多數情況下「抗洪搶險—抗擊非典—抗震救災」幾乎成了並置的固定搭配。由此更進一步，這種類比還被帶入更為縱深的歷史脈絡，成為宏大的歷史進步或勝利敘事的一部分。例如「面對洪水、地震、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的考驗……總能履險如夷、化危為機」，乃至「無論是在長徵途中血戰湘江、飛奪瀘定橋……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應變局、平風波、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都是這種鬥爭精神的生動體現。今天，這種鬥爭精神正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熠熠生輝」。不過，這套宏大敘事在「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難覓蹤跡，顯示出官方媒體在歷史類比上亦存在內部差異或「分工」。
（三）非典「覆轍」與歷史類比的批判性
不過，17年前的非典不光是正面的「成功經驗」，也有著負面的「慘痛教訓」，這構成了另一條調用非典的方式與歷史類比的線索。在疫情暴發之初，「人民日報」公眾號刊發評論，指「當年在應對SARS的過程中，我們是有過教訓的」，以此提醒「千萬不可產生輕敵心態和麻痺思想，更不能犯下和當年一樣的錯誤」，但對於「教訓」或「錯誤」為何則語焉不詳。相比之下，《財新周刊》對非典教訓的挪用和類比敘事更為系統。其中一種勾連方式是將昔日「教訓」轉化為今日「經驗」。如長篇報導《廣東：以非典打新冠》聚焦當年那場疫情的風暴中心，詳細記述廣東如何「吸取非典應對的沉重教訓」，將之轉化為「當下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基石」。另一篇封面報導《他們打滿全場》聚焦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追述醫院如何「從一開始就把這次疫情當成大號SARS看待」，遵循著類似的邏輯。在報導中，「SARS的慘痛教訓」體現在一份「2003年SARS大事記」，其中記錄了SARS「教訓」的關鍵片段，包括「2003年4月3日，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在新聞發布會上稱SARS可控；2003年4月20日，中央免去北京市長孟學農、衛生部長張文康職務」。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這個歷史片段唯一一次出現在樣本媒體的數百篇報導中。
上述兩篇報導都將SARS視為沉重或慘痛「教訓」，但其立足點在於當下如何「吸取教訓」。另一種勾連非典和新冠的方式，則是將過往的「教訓」轉化為批判性的話語資源，這突出體現在疫情暴發初期《財新周刊》的兩篇社論中。第一篇題為《疫情防控務必全過程透明》，最後一段寫道：
透明不會帶來恐慌，只有真相缺席，才是公眾的恐慌根源。這是17年前SARS留給我們的啟示，此次疫情再次以慘重的代價證實了這一點。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這段表述是整篇社論唯一提到「SARS」之處，換言之，無論社論本身還是該期封面報導《新冠病毒何以至此》，都沒有明確提到非典教訓到底是什麼。它更多以預設的方式，用「慘重的代價」帶出非典暴發初期「疫情披露不及時」，而「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則暗示出新冠疫情「幾乎重新上演了17年前的一幕」。與這篇社論的「含蓄」相比，下一期的社論則將非典教訓和啟示落實在「怎樣保護醫生」上，其中明確提到，「17年前的SARS疫情中，醫務人員被大面積感染，多位獻出生命，成為中國醫學史上最慘痛的一幕」，並以此發出警示，提醒「政府應全力避免重蹈覆轍」。社論還指出，「醫務人員最需要的，不是『白衣天使』式的頌歌，而是有力的保護、周到的關懷、真切的理解」。不過，「重蹈覆轍」敘事在短暫登場後，很快便從公共話語中淡出；而「非典」也日益被納入致力於構造「逆行者」敘事的記憶加冕過程之中。
5.
記憶加冕與「逆行者」敘事的建構
SARS與新冠在病毒和疫情層面的類比並沒有窮盡疫情報導中的非典往事。在歷史類比之外，我們看到既往研究沒有觸及的一種記憶工作：記憶加冕。與歷史類比不同的是，在記憶加冕中，連接過去和現在的主體並非病毒或疫情，而是醫護群體。此外，新聞媒體打撈塵封多年的個體或群體記憶，也不完全是為了「理解」現在，而是為了構造出橫跨十七年的英雄敘事，為當下提供道德啟示或指引：個體經歷被納入集體記憶的洪流，非典被用作符號資源，凸顯醫護個體和群體的專業經驗和道德情操，進而為「最美逆行者」群體加冕。這套敘事並不局限於SARS親歷者，也藉助「代際傳承」延伸到新的世代。
（一）記憶加冕的話語邏輯
在國人的非典集體記憶中，不乏醫護的身影，其中極少數佔據著核心的位置。對於他們而言，新聞媒體的加冕工作只需要簡單調用集體記憶，便可以勾起公眾的回憶，喚起共鳴。以婦孺皆知的「國士」鍾南山為例。十七年前，他面對非典的那句話「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這裡來」，擲地有聲，言猶在耳；如今，在新冠疫情中，他又出任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非典記憶進入媒體對他的描繪，似乎再自然不過。不過，這種出場有時候反而是以「不在場」來實現的。鍾南山於2020年1月18日傍晚乘高鐵赴武漢，坐在餐車中閉目養神的場景被抓拍下來，成為新冠疫情中流傳最廣的標誌性圖像之一。正是以此為基礎，媒體建構出最早的「逆行者」敘事，其核心濃縮在「他讓大家別去武漢，自己卻義無反顧地去了」這樣的標題中。不過，有趣的是，「央視新聞」這篇文章通篇都沒有提到「非典」或「SARS」，而只在開篇提到「鍾南山教授再次臨危受命」。所謂「再次」指的自然是鍾南山曾在抗擊非典中「臨危受命」，但至於17年前，鍾南山「受命」做什麼則隻字未提。很明顯，這段往事被預設為盡人皆知，不必贅述。而在其他確乎提到「非典」的描述中，也往往只是點出「17年前奮戰在抗擊非典第一線」或者「2003年抗擊非典，讓人民記住了他的名字」。這說明，媒體更多是在調用與鍾南山有關的非典集體記憶，而根本無須細緻追述，即可以完成過去和現在的「調音」。
跟鍾南山相比，其他曾參與抗擊非典如今再度踏上新冠戰場的醫護人員，其非典經驗更多停留在個體的「具身」層面，是萬千人集合成的非典「共同記憶」（Margalit， 2002）中的一朵朵浪花，不為公眾所知。無論他們自身，還是新聞媒體，要藉助非典展開記憶加冕工作，就需要將共同記憶轉化為共享記憶。這種轉化主要通過兩種路徑實現：一是詳述非典經歷，讓個體經驗中的歷史片段更為可見；二是將無名個體與非典集體記憶的核心要素關聯，以便喚起受眾的共鳴。
我們是2003年奉命赴北京小湯山抗擊「非典」的南方醫院醫療隊隊員，當年為全國抗擊「非典」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同時做到了醫務人員「零感染」……作為一支有豐富經驗、戰勝過「非典」的英雄集體，我們更是責無旁貸！……為戰勝新SARS樣疫情，隨時聽候調令，我們小湯山全體隊員都義無反顧……積極請戰：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
上述段落除了將新冠疫情比作「新SARS樣疫情」之外，其他對非典往事的調用都可以納入「記憶加冕」的範疇。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在短小的篇幅內對抗擊非典經驗的詳細描述和對「小湯山」的強調。小湯山醫院堪稱非典記憶的「物質」載體，乃至最重要的「記憶之場」。實際上，請戰書將非典經驗與「小湯山」並置並非孤例，新冠公共話語對小湯山的調用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仿照小湯山模式建設，被官方和媒體稱為武漢版小湯山；其二，2020年3月，小湯山醫院重新啟用，同一個場所疊加了新舊兩場疫情；其三，與請戰書類似，「小湯山」成為眾多再上新冠戰場的醫護個體或群體的「記憶標籤」。
在「南方請戰書」中，以「小湯山」為中心的非典往事，扮演著重要的話語職能。一方面，非典記憶被用來強化「醫療隊隊員」的專業素養，顯示出他們具有「豐富經驗」，而當年的「醫務人員『零感染』」戰績也成為今日的專業資本；另一方面，非典也充當著道德資源，凸顯出「英雄集體」在新冠疫情面前「責無旁貸」，「若有戰，召必回」的堅定決心。「專業」和「道德」兩個層面的加冕，最終濃縮在請戰書的署名「原第一軍醫大學赴小湯山醫療隊全體隊員」上，它凸顯出對這所大學更名前的光輝歷史的召喚。
（二）請戰書的「跨平臺流動」
這封由醫護人員生產的請戰書或許可以被視為「自我加冕」，其目的是為「請戰」增添歷史的分量。然而，倘若它始終停留在所在醫院內部，也就只是地方情境下對「共同記憶」的調用。從「共同記憶」到「共享記憶」的轉化，還有賴於請戰書的「跨平臺流動」和再生產。這封請戰書先是在微信朋友圈、公眾號、微博乃至抖音等社交媒體平臺之間擴散，之後迅速進入官方話語空間，能見度日益提高，變成「媒體加冕」。1月23-24日，「央視新聞」和「人民日報」各自發布了兩篇有關「這封17年不改本色的請戰書」的推文，其中「人民日報」公眾號推文《請戰！！！》，其內文只有一幅圖片（見圖2）。作品最核心的視覺元素是佔據畫面重心的紅色指紋手印，代表著援鄂醫療隊的「義無反顧」。指紋縫隙間的文字，取自不同的請戰書，但基本提煉出了「南方請戰書」的「精華」。文字和視覺元素的疊加，既是對各地援鄂醫療隊的加冕，也具有強烈的動員意義：在武漢封城的當口，動員全國上下像醫療隊一樣「同舟共濟馳援武漢」。
更重要的是，「南方請戰書」並沒有像眾多網絡熱點一樣，變成社交媒體上轉瞬即逝的記憶（fleeting memory），相反，它進入《人民日報》的敘事，先後10次出現在其報導或評論中，最後一次遲至4月29日，由此成為能見度最高的請戰書，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其中，最早的一篇報導幾乎與社交媒體同步，出現在1月24日。「南方請戰書」的頻繁「出場」，一方面或許是由於疫情初期新聞素材匱乏，另一方面則凸顯出這封請戰書的獨特性。1月27日頭版的本報評論員文章清晰展現出記憶加冕和抗疫動員之間的勾連，「面對疫情，廣大醫護人員衝鋒在前，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曾奉命赴北京小湯山抗擊非典的南方醫院醫療隊主動請戰，誓言『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我們就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無論是「南方請戰書」，還是它在各類平臺的流動，其敘事都意在從專業和道德兩個層面為醫護「英雄」加冕，這套加冕敘事也在大量醫護報導中再生產出來。一方面，非典往事以具身性的方式轉變為傳染病防治經驗，在此過程中，當事人參與的其他疾病救治——禽流感、伊波拉——也被帶入進來，與非典並置，以凸顯醫護的專業度。在大多數情況下，非典往事都在抽象和寬泛的意義上彰顯專業度，但有些時候，非典往事也會跟具體而微的防治經驗或行動策略對接起來，譬如強調醫護從中「學到的經驗是沉著冷靜、科學應對」；「敏銳和防護意識，來自於『非典』時期的鍛鍊」。另一方面，非典也成為最重要的「道德」符號資源，在個體層面構造「17年3次主動請纓衝在最前線」、「在生死線上走過一回……56歲的他又來到火線」的「白袍勇士」形象；在集體層面建構「17年前，他們是抗擊非典的生力軍，17年後，他們義無反顧」的敘事。
不過，「專業」和「道德」二者並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纏繞、彼此強化，構成了「逆行者」敘事的雙螺旋結構。此外，與「南方請戰書」的命運類似，運用非典往事展開的記憶加冕也一直活躍在新冠疫情報導中，從1月23日武漢封城、各地醫療隊馳援武漢，延續到3月中旬之後醫療隊踏上歸程。從3月1日開始，央視新聞推出#我的同鄉英雄#融媒體活動，拍攝各省市醫療隊部分成員的海報照片。在照片呈現的醫護自述中，非典往事頻頻出場，譬如「我是護士長，又有抗擊非典經驗，我不上誰上」；「2003年抗擊非典，我的戰績是『零死亡』，這一次，我有信心保持戰績」；「十七年後再請纓」；「2003，SARS，戰鬥過；2009，H1N1，衝鋒過；2020，新冠肺炎，奮戰著」等等。這些海報圖片不僅在微博、微信公眾號中流通擴散，還在婦女節和3月18日、19日登上全國各大城市的數萬張戶外大屏幕，由此使得記憶加冕從媒體平臺流動到城市空間當中。
（三）「傳承」敘事與記憶加冕的延伸
無論是「南方請戰書」的自我加冕，還是媒體通過打撈、激活共同記憶展開的加冕工作，非典「具身」記憶無疑成為「逆行者」敘事中最重要的符號資源。然而，並不是所有參與抗擊新冠疫情的醫護人員都曾抗擊過非典，年輕一代構成了醫療隊伍的主體，但卻無法被納入以「具身」記憶為紐帶的記憶加冕過程。有趣的是，新聞媒體並沒有就此徹底放棄「非典」，而是通過構造代際「傳承」敘事，讓圍繞非典展開的記憶加冕延伸到新的世代。
第一種傳承是血緣意義上的家庭傳承。「央視新聞」推文《長大後，我就成了你》（2020年2月22日）介紹了三位援鄂醫護，她們的父母均曾參與抗擊非典。推文標題直接構造出「傳承」敘事，而在父輩和子輩「時隔17年的接力出徵」中，父輩的非典記憶更多作為道德資源為兩輩人加冕，因為「具身」記憶所承載的「經驗」畢竟無法在代際之間傳遞。三對父（母）女中，來自山西醫療隊的王婷和父親王衛國的「傳承」故事最早於2月3日出現在「人民日報」微博，它將2003和2020兩張送別的照片並置在「傳承」的標題之下，圖片說明是「2003年，70多歲的母親坐著輪椅把兒子王衛國送上支援太原抗擊非典的戰場；17年後，66歲的王衛國把同為醫生的女兒王婷送上前往武漢的飛機。」之後，故事不斷被「央視新聞」、「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重述，先後出現在七篇報導中，其核心敘事始終圍繞「相似的戰場，三代人的接力」展開。部分報導還提到一處細節，「父親王衛國將17年前他去防控非典一線時的箱子『傳』給了王婷」，成為女兒抗疫的「特別的陪伴」，「每次看到這個皮箱，王婷就仿佛看到17年前在非典一線戰鬥的父親的身影」，「父親的箱子就是囑託」。在抽象的精神或「家風」之外，箱子作為非典共同記憶的「物質」載體扮演著傳承中介物的角色。
6.
結論
在2020年春夏的這場新冠疫情中，奔湧著大量的非典往事。這一經驗觀察構成了本研究的起點。我們關心的問題是，記憶如何切入當下的話語和行動，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調音」又激發出什麼樣的瘟疫想像？本文結合「記憶作為社會框架」視角和對歷史類比的研究，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我們發現，SARS和新冠之間的歷史類比是非常普遍的記憶工作，帶有強烈的「不由自主」（involuntary）的特性，非典仿佛是逃不開的歷史陰影。這種類比在病毒和疫情層面展開，在疫情暴發初期和中期主導著對新冠的理解和想像，而不同媒體的類比敘事既存在匯流，也存在分化。與歷史類比相比，記憶加冕是以往研究較少觸及的理論議題。非典之所以被納入加冕過程，一方面是因為SARS和新冠相隔十七年，大量非典親歷者的「具身」記憶能夠銜接過去和現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以歌頌白衣天使為核心的「逆行者敘事」成為官方媒體新冠疫情報導中的主導敘事。記憶加冕帶有強烈的「自發自願」（voluntary）特性，在橫跨十七年的英雄敘事中，非典被用作符號資源，在專業和道德兩個層面為醫護群體加冕。更重要的是，這套加冕敘事藉助「代際傳承」延伸到90後等新的世代。
在本文的論述中，「記憶加冕」更多呈現為經驗概括，但它作為一個概念，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潛力。在經驗層面，「加冕」這個表述讓人想到2020年9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會上鍾南山被授予「共和國勳章」，張伯禮、張定宇、陳薇等被授予「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在理論層面，這個表述很容易讓人想到戴揚和卡茨（Dayan & Katz， 1992）提出的媒介事件的「加冕」腳本，或者希爾斯和楊（Shils & Young， 1953）更早對「加冕」儀式社會和文化意義的討論。跟上述理論或經驗層面的加冕儀式或典禮相比，本文討論的「記憶加冕」介於神聖與世俗之間，更具有日常性和瀰漫性；它們呈現為一個個的話語時刻，未必盛大，但卻有可能更具滲透性。此外，儘管記憶加冕不具備「儀式性」，它卻在更微觀的層面發揮著與加冕儀式類似的文化功能：在社會衝突或危機場景下，歌頌英雄，凸顯共識價值。它由此變成當代「神話工作」（Barthes， 1972）的一部分，凝結並生產出共享的意義，呼應政治、社會文化經驗、行為和需求（Bottici， 2007）。
歷史類比和記憶加冕構成「非典往事」在新冠疫情中出場或在場的最主要方式，它們也體現出相關記憶工作的幾項重要特徵。首先，記憶挪用存在著內在的周期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冠疫情的發展，歷史類比的力量逐漸耗盡，但記憶加冕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次，不同媒體的記憶工作存在內部差異和張力。一方面是官方媒體和市場化媒體的分化，這表現在記憶加冕更多由官方媒體主導，而在歷史類比層面，則只有市場化媒體在有限的意義上凸顯非典教訓；另一方面則是官方媒體內部的分工，《人民日報》大體上仍然沿襲著災難報導的固有思路，而官方媒體的新媒體平臺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宣傳色彩，強化信息服務和情感動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傳播調適」（龍強，李豔紅，2017）的過程。再者，新聞媒體並非勾起非典往事的唯一主體；「逃不開的SARS陰影」深刻影響著官方、科學社群乃至普通民眾的瘟疫想像、話語與行動。即便是媒體話語，也牽涉到多元主體的互動，這在歷史類比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記憶加冕基本上由媒體主導，但同樣存在自我加冕和媒體加冕的互動。最後，在對記憶加冕的討論中，少數案例清晰展現出「跨平臺記憶流動」的軌跡。在新舊媒體混融的媒介生態中，愈來愈難將記憶工作限定在特定渠道或平臺做靜態觀察。至於「跨平臺記憶流動」在概念化和方法論層面的意涵，則要留待進一步的研究繼續討論。
人類學者劉紹華（2020）曾論及愛滋、麻風的防治經驗，她指出，如果「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煙滅……（以致）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歷史感是一個重大議題，無法詳加討論，只能從新聞媒體勾連非典與新冠的角度稍作拆解。呼應本文的討論，我們從認知工具、批判性話語資源和共情框架等三個維度來考察對非典往事的調用構造出什麼樣的歷史感。首先，非典的確提供了理解和把握新冠病毒與疫情的認知工具，在疫情暴發初期尤其如此。但隨著疫情的迅速擴散，SARS很快便不再是合適的參照框架，在「照亮」局部現實的同時，也造成了「遮蔽」效果。其次，劉紹華更多從「歷史教訓」的角度探討「歷史感」，它一方面指向對過去的理解，另一方面則寄望於從過去「吸取教訓」。《財新周刊》在疫情暴發初期曾以類似方式挪用SARS，批評新冠疫情應對初期的缺失。但在媒體的新冠報導中，這套敘事處在非常邊緣的位置。
再者，媒體對非典往事的調用不乏情感元素，而記憶加冕更是充斥著情感運作，將崇高感的構造和煽情主義雜糅在一起。當中牽涉到的「情感」更多是「感動」，這生動體現在微信公眾號文章標題中的類似語句：「這些按滿紅手印的請戰書，看哭了」、「這幾十張照片，張張讓人想哭」、「5張對比圖，看完淚目」、「讓人淚目的傳承」。「感動」在疫情當中具有強大的情感力量，但由感動主導的共情框架也存在若干問題：其一，它與社交媒體上的情感運作呼應，導向煽情和刻奇；其二，它在某種程度上與疫情期間的社會心態並行，但也存在脫節甚至背離之處；其三，「感動」一旦取得支配性，便有可能遮蔽乃至排擠悲傷、憤怒等情感。概言之，過去和當下的「調音」構造出的歷史感相對單薄，而激發出的瘟疫想像也趨於狹隘。歷史類比和記憶加冕看似分立的記憶工作，但實際上與瀰漫的戰爭隱喻一起合力構造出同一套瘟疫想像：新冠疫情是人與瘟疫間戰爭的最新一頁，憑藉英勇的戰士，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這套瘟疫想像進一步與宏大的社會進步敘事疊加鼓蕩。如何跳脫這套敘事，建立更為多元的瘟疫想像，不僅是媒體的職責，也關乎知識界乃至社會公眾。
如果我們說，在新冠疫情中SARS或非典構成了「逃不開的歷史陰影」，這裡的「逃不開」到底意味著什麼？SARS和新冠疫情之間隔著十七年，這讓前者成為新冠一代腦海中「活生生的記憶」（living memory），讓它可以被輕易「喚醒」成為認知的框架或者加冕的工具。但如果跳出「具身」記憶的限定，非典是否還具有更深遠的符號或道德力量，充當「自我界定的框架記憶」（self-defining frame memory）（Schwartz， 1996）？同樣的問題，面向未來，或許也可以拋給新冠。畢竟，我們今天如何在倉促之間追憶非典，或許也就預示著，有朝一日，2020年春夏的這一場瘟疫如何架構人們對於另一場危機的理解、形塑人們在危機之下的行動與想像。
（李紅濤 韓婕：《新冠中的非典往事：歷史類比、記憶加冕與瘟疫想像》，2020年第10期，微信發布系節選，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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