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全二十四冊）
編著者：清華大學圖書館 編；馮立昇 主編；王雪迎 副主編
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叢書名：珍稀日記手札文獻叢刊
本書選編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十五位作者的十九種日記，編排主要以日記起始時間先後為排序依據，同時兼顧作者的生卒年，共編成二十四冊。十九種日記中，一種為元人郭畀所撰《郭雲山日記》，其餘均為清人日記。《叢刊》所收日記涉及歷代各界名人要員，如元代的郭天錫，晚清受過新思想的官員如楊宜治、陳琪等，這些日記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政治局勢、社會生活、有朋往來以及私人生活等等，內容極為豐富。值得深入發掘的資料很多，可在補充文獻不足、考訂史實方面發揮獨特作用。如在《澄懷堂日記》中記錄了傅增淯從光緒三十年一月任職三江師範學堂，十二月充兩江學務處提調，三十一年六月幫辦江南師範傳習所，約一年半時間在學堂任職或辦理相關事務，這是三江師範學堂創建的關鍵時期，三江師範學堂（後改名兩江師範學堂），是南京大學的前身，該日記提供了有關學堂開辦初期的豐富史料，可補南大校史資料的不足並可訂正相關著述的錯誤。第一冊
郭雲山日記（元）郭畀撰精鈔本一
嵩洛訪碑日記岱巖訪古日記（清）黃易撰精鈔本二一九
壬戌扈從隨筆（清）英和撰清稿本二五七
韓桂舲尚書日記（清）韓崶撰手稿本三五五
第二冊
蘭亭居士日記（清）唐烱撰清稿本一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十年正月至十一年十二月）（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二一五
第三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十二年正月至十四年八月）（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四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十四年九月至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五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十八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六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二十一年二月既望至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七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七年九月）（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八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二十七年十月至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九冊
惜分陰軒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四年十二月）（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第十冊
惜分陰軒日記（宣統元年正月至三年十一月）（清）樓汝同撰手稿本一
皇華勞瘁（光緒十年二月至九月）（清）祥麟撰清稿本三三九
第十一冊
皇華勞瘁（光緒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十月）（清）祥麟撰清稿本一
第十二冊
交軺隨筆（清）楊宜治撰清稿本一
文治日記四種（光緒十一年五月至十一月光緒十五年七月至九月光緒二十三年六月至九月）（清）文治撰手稿本三二三
第十三冊
文治日記四種（光緒二十五年三月至二十九年二月）（清）文治撰手稿本一
張蓉鏡日記（清）張蓉鏡撰手稿本一〇三
甲午日錄（清）端良撰手稿本五五一
第十四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光緒二十三年八月至十二月光緒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五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至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六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七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二年八月十三日至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八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六年六月十一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十九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至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一年二月）（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一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十一年三月至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二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三冊
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澄懷雜存）（清）傅增淯撰手稿本一
第二十四冊
東瀛觀兵日記（清）陳琪撰清稿本一
赤城羅侯東遊日記（清）羅毓祥撰清稿本九九
龍飛日記（清）李肯堂撰手稿本二二九
日記是人們對自己的活動、見聞以及對事物的觀察與研究心得乃至思想感情的記錄。這種按時間順序逐日記載個人經歷的文獻，因其體裁特殊，往往具有其他種類文獻所不具備的史料價值。日記所記內容多為作者親身經歷，且為日期明確的實時記錄，所載信息具體、真實和確切，記述內容不僅包括個人的經歷，也反映了社會變遷的軌跡。日記中的一些資料，往往可補充和印證一般歷史文獻的記載，也可起到幫助訂正相關史料與著述之訛誤的作用。一些歷史人物的稿本日記和涉及歷史事件的稀見稿鈔本日記，除了重要的史料價值外，還具有文獻保存與收藏價值。
歷代日記類文獻也備受學界的關注和重視，許多歷史人物的日記被整理出版，同時基於日記開展的研究工作在學界也越來越多。但在國內一些圖書館中，仍有一些稀見的稿鈔本日記因沒有整理或影印出版而鮮為人知，利用受到了限制。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近年來致力於國內圖書館收藏的稿鈔本日記的影印出版工作，對日記類古籍文獻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清華大學圖書館支持下，我們對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日記進行了整理和選編，在進一步梳理、訂正著錄信息和考索作者生平的基礎上，集成《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下簡稱《叢刊》），希望通過撰寫提要和影印出版，惠及更多的讀者。
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古今日記千餘種，早期入藏的線裝本有百餘種，其中最珍貴者為清代至民國初期的稿鈔本日記。在《叢刊》出版之際，茲將其所收稿鈔本日記的編排方式、作者與版本信息和日記的文獻價值及特色等問題略加說明和論述。
《叢刊》共選編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十五位作者的十九種日記，編排主要以日記起始時間先後為排序依據，同時兼顧作者的生卒年，共編成二十四冊。十九種日記中，一種為元人郭畀所撰《郭雲山日記》，其餘均為清人日記。
郭畀（約一二八〇—一三三四），字天錫，號雲山，又號思退，江蘇鎮江人。元代書畫家。曾任鎮江路學錄等官職。日記為其從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八月至至大二年十月在鎮江、杭州的經歷與見聞之逐日記錄。郭氏日記在清之前沒有刊本，雍正初厲樊榭曾鈔錄日記手稿客居杭州部分，後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乾隆年間宋葆淳收得手書真跡，並錄成副本，後有數種鈔本流行。直至民國初年才有了據鈔本刊行的日記全本。上海圖書館藏有郭氏日記的五十二葉手書真跡殘本，但已非全本。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趙之玉據宋氏鈔本錄成的清鈔本。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為郭氏日記的精鈔本，首葉鈐「隅卿手校」印，結合入館藏時註明其來源為平妖堂等信息，確定當出自民國初期學者馬廉。經與國圖藏本對比，知馬廉手校本為趙氏鈔本的再錄本，有朱、藍兩色眉批、校勘，趙本硃筆校改處全部照錄，馬廉的校改則採用藍筆。馬氏鈔本過去鮮有人知，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十四位清人的十八種日記，除了黃易的兩種日記為鈔本外，其餘均為稿本。日記著錄的時間，從清中期至民國初年。日記作者均為清代官員出身，多數兼具文人身份。現依《叢刊》編排順序逐一介紹。
一、黃易撰《嵩洛訪碑日記》《岱巖訪古日記》，精鈔本，兩種日記合鈔為一冊。清華大學圖書館在編目時將此書版本著錄為「清嘉慶年間鈔本」或「清鈔本」，這兩種說法均不確切。黃易（一七四四—一八〇二），字大易，清代金石學家、篆刻家。日記詳細記錄了黃易在嘉慶元年和二年在嵩洛和岱巖一帶尋訪碑刻、拓本的活動。鈐有「鹿城陳氏」朱方印、「舊燕」朱方印、「蓮痕四十後所得」朱長方印、「根香廬珍藏」朱方印和「季木」朱長印諸印。由鈐印和書末跋文可斷定，是書為陳蓮痕據方地山藏舊鈔本手錄之鈔本。方地山（一八七三—一九三六），名爾謙，字地山，別號大方，為清末民初著名楹聯家、書法家和藏書家，被譽為「聯聖」。鈔錄者陳蓮痕，江蘇崑山人，名陳侃，字燕方，號蓮痕，室名根香廬，民國時期學者、藏書家和小說家。黃易的兩種日記在其在世時均未刊行，直到鹹豐四年（一八五四）《嵩洛訪碑日記》才有刊本（《粵雅堂叢書》刻本），而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岱巖訪古日記》方有西泠印社活字本，黃氏訪碑日記遂廣為流傳。陳蓮痕早在民國七年依據方地山藏鈔本手錄黃氏日記，並加以校勘補正，其鈔本自有其文獻價值。
二、英和撰《壬戌扈從隨筆》，清稿本，上下兩冊。英和（一七七一—一八四〇），字樹琴，號煦齋，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進士，官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日記為英和扈蹕木蘭秋獮大典的完整日記，其所記嘉慶七年（一八〇二）秋獮，是嘉慶帝親政後第一次舉行秋獮大典，具有特殊意義。英和以戶部左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管理造辦處事務、署理理藩院侍郎名義隨扈，其「先是奉命攜記室一人，勸辦避暑山莊筆墨貼落，因約舊友譚通判光祜（字子受）同行，日有筆記，所作詩亦附錄焉」。因秋獮中表現出眾，英和受到嘉獎，「蒙恩賞穿黃馬褂」。在參加秋獮活動過程中，英和與其他隨行官員及好友譚光祜作詩五十餘首，儘管多為恭和御製詩，但也有部分具有文學價值的抒情寫景詩作，如後被英和收入其道光十一年敘刊《恩福堂詩鈔》中的七首詩，屬於其此次出行中所寫的上乘詩作。日記對這些詩的寫作時間和背景有明確交待，以其中之「贈譚鐵簫通判一律」為例，每句詩文均有雙行夾注，並載有譚光祜的和作，對理解詩的內容和了解二人交往及友情頗有助益。而收入《恩福堂詩鈔》的詩文不僅刪去注文，還有兩處改動，名稱也改為「贈譚子受通守」。該日記是研究清代秋獮大典和英和本人生平事跡的重要一手史料。
三、韓崶撰《韓桂舲尚書日記》，手稿本，上下兩冊。韓崶（一七五八—一八三四），字桂舲，江蘇元和人。他工詩文、善行草，歷官廣東巡撫、刑部尚書。韓崶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病歸蘇州故裡，在家鄉文化教育及公益性事務活動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日記記述了他與眾多官員、文人及朋友的交往，為人書寫楹聯、條幅、扇面、壽聯、輓聯等事項及參與文化、教育等活動的細節。其中涉及蘇州問梅詩社活動的記錄頗多，包含了問梅詩社本身及其相關文學活動的一手史料。問梅詩社為黃丕烈所創，是道光年間頗具聲望的文人詩社，在江南地區有相當的影響。韓崶歸鄉後，成為詩社核心人物。日記對於問梅詩社集會在首葉八月二十五日就有記載「詩社第八十三集」，至次年六月初九日「詩社第一百零二集」韓崶與蘇郡名士石韞玉、尤興詩、吳友篪、吳廷琛等往來唱和。道光十年閏四月十一日，問梅詩社第一百集，適逢韓崶新築種梅書屋落成，同社諸公於書屋醵金演劇助興、晏飲賦詩，「並邀創社始事已故黃蕘圃之子桐叔」同坐。韓崶「首唱七言律二章……來觀者共坐廿餘席，吳下傳為盛事」。日記不僅提供了韓崶生平事跡及相關人物的豐富資料，也包含了蘇州文化與歷史的重要信息。
四、唐烱撰《蘭亭居士日記》，清稿本，上下兩冊。日記起於鹹豐六年（一八五六）四月二十四日，終於鹹豐七年二月初七日。唐烱（一八二九—一九〇九），字鄂生，號蘭亭居士，晚號成山老人，貴州遵義人。唐烱為湖北布政使唐樹義之子，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舉人。鹹豐六年報捐知縣，次年分發四川試用，後歷官鹽茶道、雲南布政使、雲南巡撫等職。日記為唐烱鹹豐六年四月離家赴京求官整個過程的記錄，不僅詳述了他從貴陽出發，經四川、陝西、山西和直隸入京的全部行程與經歷，也記載了他進京後的交往活動，歷時九個多月。唐烱對所到之處的環境、文物、古蹟、書肆和風俗乃至地方官的口碑等都詳加考察和記錄，同時與官員、文人廣泛交流，日記既有與當地有關的典故和讀書筆記摘錄，也有對歷史事件與時局的評論和抒發感情的詩作，反映了他的學識和性情。唐烱這次赴京納貲報捐，是其人生重要轉折，他從此走上了發跡的道路。作為晚清較重要的歷史人物，關於唐烱三十歲之前經歷史料頗少，尤缺一手資料。日記不僅詳細記錄了唐烱這九個月的生活經歷，還追溯了此前他經歷過的一些重要事件與交遊活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其早期生平資料的不足。
五、樓汝同撰《惜分陰軒日記》，手稿本，凡五十冊。日記起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歲次甲申正月初一日，終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十一月初三日。樓汝同（一八五八—？），字子樂，浙江仁和縣人。光緒十一年由附貢生報捐通判，指分東河補用，後署運河同知。二十五年任兗州府運河同知，二十六年護理山東運河道，二十七年捐升道員指分江蘇試用，後改分山東。宣統元年調充南運總局會辦。日記歷時長達二十八年，經光緒、宣統兩朝，記錄了他為官和生活經歷，涉及官場、政局、水利、漕運、教育、醫療、人情及習俗等多方面內容，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樓汝同從貢生報捐步入仕途，一路捐資升遷至二品銜。日記詳細記載了他歷次捐官、捐銜、捐封典的經過，以及獲授官銜、進京引見和任職情況，為研究清末納捐問題和人事制度提供了生動的案例。樓汝同長期擔任河運官員，見證了晚清河道與漕運由興到衰的過程，日記中有關於河道治理和漕運事務的記載，對研究清末水利和運河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六、祥麟撰《皇華勞瘁》（祥麟日記），清稿本，凡八冊。日記起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二月初六日，止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祥麟，字仁趾，滿洲正黃旗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翻譯進士。光緒九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一月賞副都統銜為哈密幫辦大臣，十一年七月卸任。後歷任烏裡雅蘇臺參贊大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和察哈爾都統等要職。八冊日記為祥麟任哈密幫辦大臣之赴任、履職及卸任返京過程的詳細記錄。第一冊為赴任哈密《行程日記》，中間六冊為《哈密記事》，第八冊為卸任返京《行程日記》。祥麟是最後一任哈密幫辦大臣，《哈密記事》是他哈密任期內的完整日記。新疆建省是中國邊疆史和新疆近代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歷史事件，而祥麟任期正好在建省前後時期，這十五個多月的日記無疑是非常難得的史料。祥麟日記另有兩種。一種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為其在烏裡雅蘇臺參贊大臣任期內最後一年零兩個月時間內所記日記。另一種藏於上海圖書館，起自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訖於十一月，內缺十月日記，為他任察哈爾都統期間的少部分日記。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日記為祥麟任哈密幫辦大臣一職經歷的完整日記，其文獻價值也更為突出。
七、楊宜治撰《交軺隨筆》，清稿本，凡兩冊。起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七月二十日，終於光緒十三年八月三十日。楊宜治（約一八四五—一八九八），字虞裳，四川成都縣人。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舉人，十三年考取內閣中書。光緒十年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一年隨廣西勘界事務大臣鄧承修前往中越邊境勘界，十八年補刑部河南司郎中，後升太常寺少卿。《交軺隨筆》是他隨鄧承修前往中越邊境勘界與談判經過的詳細記錄。根據光緒十一年中法兩國籤署的條約規定，兩國在六個月內派官員聯合勘查中越邊界。清廷任命內閣學士周德潤為雲南勘界事務大臣，鴻臚寺卿鄧承修為廣西勘界事務大臣，主持邊界勘界事務。楊宜治作為鄧承修奏派參帶的隨員，全程參加了桂越和粵越段邊境的勘界與談判工作。日記完整記錄了他們從領旨起程，赴廣東、廣西長期駐留，親臨邊關談判和測繪、勘界、籤署協議及最後回京銷差的過程。楊宜治對談判和勘界過程的記錄尤為詳盡，既有中方內部意見分歧和統一認識之細節描述，也有對法方玩弄手段和蓄意挑釁行為的揭露與應對紀實。鄧承修等官員在談判過程中做到了有禮有節、寸土必爭，維護了領土和海域的主權。勘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光緒十一年十月開始，至光緒十二年二月止，主要會勘桂越段之東段，由鎮南關起勘，東至隘店隘，西至平而關。第二階段從光緒十二年十二月開始，至光緒十三年五月勘界結束籤署《中法續訂界務商務條約》為止。以往學界對《鄧承修勘界日記》的史料價值有充分的認識，並將其整理出版，廣為學者引用。但鄧承修日記有殘缺，僅存光緒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至光緒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只有桂越勘界內容，粵越勘界部分散失。而楊宜治日記則是非常完整的全程記錄，內容也更為詳實和豐富，是中越勘界歷史和疆域沿革地理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八、文治撰《文治日記四種》，手稿本，凡四冊。文治，字叔平，滿洲鑲紅旗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進士。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文治日記四種》四冊一函，編目時定名「隴軺日記附柳雪言懷、兩浙行程」，來源於其中兩冊的封葉題名。但這一名稱未能涵蓋日記全部內容，現重新命名為《文治日記四種》。第一冊封葉題「隴軺日記柳雪言懷憑籍威靈七月廿日題」。為文治典試甘肅鄉試赴任行程日記與主持鄉試過程的日錄。起止日期為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九日。第二冊封葉題「戊申赴秦甘差回京」，下有小字「戊申當作乙酉光緒十一年」。為文治典試甘肅鄉試後返程日記。起止日期為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日。第一冊、第二冊為記錄赴任甘肅鄉試差事整個過程的連續日記，可視為一種日記。第三冊包括光緒己丑科順天鄉試全過程的連續記錄和光緒丁酉科順天鄉試全過程的連續記錄，分別記錄了文治光緒十五年和二十三年兩次任順天鄉試監臨差事，實為兩種日記。第四冊封葉題「兩浙行程」，為文治赴任浙江學政、廣東學政差事與經歷的記錄。日期起於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止於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間雖有不少日期缺記，但大體上可接續起來，因此可視為一種日記。四種日記都是文治主持或處理教育、考試事務的學差、試差日記，對其參與的考試與教育活動及相關事項做了十分詳細的記述，對幾次考試過程的記錄尤為詳盡，是研究清末科舉考試與教育制度的重要史料。目前有關文治的生平資料頗少，日記也提供了考察文治生平事跡的重要資料。
九、張蓉鏡撰《張蓉鏡日記》，手稿本，日記合訂一冊。是書未著撰者姓名，而第一冊、第二冊封葉和書中最後一葉均鈐「戴印恩溥」白文方印、「瞻原」朱文方印，因此入藏清華大學圖書館時，編目人員將作者著錄為「戴恩溥」，並定名為《戴恩溥日記》，進一步考察日記內容，我們確定作者經歷與戴恩溥（一八二六—一九一一）不符。從日記內容可知，作者為直隸河間府阜城縣教諭，而戴恩溥並沒有任職阜城縣的經歷，他應是日記的收藏者。從第一冊光緒十八年二月中旬日記之書眉錄有吏部「札付教諭張蓉鏡」札文，可以確定日記作者為張蓉鏡，因此現重定其名為《張蓉鏡日記》。其第四冊、第六冊封葉均鈐有「阜城縣儒學記」滿漢朱文官印，也可印證作者身份。張蓉鏡，順天府寶坻縣人。同治癸酉年拔貢。檢光緒年《爵秩全覽》《大清縉紳全書》，知其從光緒十七年至二十五年任直隸河間府阜城縣復設教諭，與日記內容均相符合。張蓉鏡於光緒三十三年任吉林省吉林府教授。其子張鴻辰，光緒十九年舉人，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任大名府元成縣教諭，宣統年間以科員揀選山東省知縣。日記較完整地記載了作者長達七年之久的教諭生活，為了解清末教育與官場文化、特別是地方教育與考試制度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原始資料。
十、端良撰《甲午日錄》，手稿本，凡一冊。是書字跡潦草，未著撰者姓名。原書所記日期起於甲午正月朔日，終於丙申正月十四日。《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錄起止時間為「清道光十四年至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經核對內容，發現時間提早了六十年，日記起止時間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正月初一日至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依據日記內容和相關史料，我們考證其撰者為在都察院任職的端良。作者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記「帝於乾清宮引見吏科給事中」，二十六日又雲「補授吏科給事，憶自丁亥四月七日補授御史，又九年矣。錫餘九吏部來賀，遣送交廣東道印鑰」，閏五月初二日雲「到吏科新任」。由此可知作者當時由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調任吏科給事中。檢光緒年《爵秩全覽》《大清縉紳全書》，光緒二十一年只有一人從掌廣東道監察御史升任給事中，就是端良，而端良確實也在光緒丁亥年（十三年）開始任御史。日記記錄了端良在監察御史和給事中任上兩年多時間的經歷，內容涉及公務、會友、宴飲、娛樂和親友、同事及其家人的婚喪嫁娶、祝壽活動及書信往來等記事，日記較簡略，點評朝政內容頗少，只是偶爾表露感受和看法。其中日記對武闈會試監考過程有連續四日的記錄，目前關於武科舉的原始資料比較匱乏，日記的相關記載是當時武闈會試之一手史料。
十一、傅增淯撰《澄懷堂日記附澄懷雜存》，手稿本, 三十四冊。其中日記第一冊記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事，起止日期為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其餘三十三冊中，第二冊至第三十一冊為日記，起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止於民國十四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公曆九月二日），最後三冊為雜錄、雜存。其中有十一個多月的缺失。傅增淯（一八五六—一九二五）,字雨農，室名澄懷堂，四川江安縣人。傅誠長孫，傅世榕長子，傅增湘長兄。光緒十一年舉人，十八年進士，二十三年八月簡放貴州學政，二十九年補國史館總纂，保送江蘇知府。後歷任三江師範學堂提調、兩江學務處提調、廣東善後局、關務處副提調等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以山東試用道充調查局會辦。進入民國，先後任中國銀行山東分行行長、直隸民政公署秘書、清史館協修、財政部秘書、鄂岸榷運局局長、政府政治諮議、農商部秘書等職務。日記詳細記錄了傅增淯長達二十多年的為官生涯和生活經歷，涉及教育、政治、稅收、財政、銀行、實業、文學、藝術、醫療和交遊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傅增淯閲歷極其豐富，日記對其每天的活動、經辦之事及所見所聞均有細緻記錄，是《叢刊》中字數最多、信息量最大的日記，文字篇幅甚至超過五十冊的《惜分陰軒日記》，史料價值也最為突出。日記不僅對研究傅增淯本人的生平事跡及其家族歷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由於他本人的特殊經歷，親歷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社會轉變過程中的諸多重要事件，與政商、教育和文化各界人士有廣泛的交往，是研究中國近代教育、政治、經濟、產業和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十二、陳琪撰《東瀛觀兵日記》，清稿本，凡一冊。陳琪（一八七八—一九二五），字蘭薰，浙江青田人。畢業於江南陸師學堂，並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赴湘襄辦湖南武備學堂。陳琪是中國近代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多次受委派出訪日本和歐美等國。他於光緒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兩次赴日考察軍事。三十年被委派赴美國參加萬國博覽會,負責陳設湖南賽品,獲得好評。《東瀛觀兵日記》是陳琪光緒二十八年第二次赴日本考察軍事時所寫的考察日記，對考察過程作了詳細記述。首先赴九州考察日本軍事大演習，由中、英、法、德、俄、奧、意、葡、韓各國代表陪同日本天皇觀閲，包括觀看三次實彈演習和閲兵儀式。期間天皇於行宮召見陳琪，授予勛五等寶綬章。之後赴東京考察教育，他先後拜會了參謀本部總長大山巖元帥、文部大臣兼帝國大學總長菊池大麓、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等重要人物。參觀了日本帝國大學、成城學校、弘文學院、騎兵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軍醫學校、砲兵工廠、陸軍大學等教育和軍事機關，對這些機構的情況作了詳細說明。日記附錄「陪觀大演習軍制識略」，概述了日本軍隊的官兵等級與兵種制度、義務兵制度和軍人的職責任務與對軍人的教育要求。這一未刊日記是中日近代軍事交流史的一手資料，對了解陳琪的生平事跡也頗有價值。目前學界對陳琪相當關注和重視，相關研究論文較多，並有兩部專著問世，但這些著述均未提到《東瀛觀兵日記》。
十三、羅毓祥撰《赤城羅侯東遊日記》，清稿本，凡一冊。日記內文只標記月日，沒有紀年，核查內容，可確定寫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日記始於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止於十月初九日。羅毓祥，字秉真，湖南長沙人。早年從軍臺灣，曾參加光緒甲申臺灣基隆中法之戰。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任直隸承德府建昌縣知縣，三十一年任直隸宣化府赤城縣知縣。日記是他初任赤城知縣時赴日本考察行政和教育的詳細記錄。當時袁世凱在直隸推行新政，為了學習日本的先進治理經驗，分批組織新任官員赴日考察。《東遊日記》詳述了作者考察日本帝國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及中、小學等各類學校和參觀博物館、外務省、司法省、東京地方裁判所、市谷監獄、電話交換局、東京養育院、印刷局、帝國議會、千葉縣署、警視廳、東京府廳等各類機關、機構的經過。羅毓祥是一位具有憂患意識、開放心態和愛國情懷的地方官吏，對日本「鋭意維新」以來的近代文明成果觀察非常細緻，日記中關於中日兩國經濟、科技、軍事和文化狀況的對比和討論，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既指出了中國存在的問題，也給出了關於教育和社會治理的改進建議。他與日本各界人士，中國駐日大使、參贊、領事及留學生進行了廣泛交流，因而獲得了對日本較為全面的認識。他在讚嘆日本近代化成果的同時，對其擴張野心也有清醒認識。指出：「此次東來，常與日人交接，無論其為政治家、教育家、商業家、實業家，多欲往中國經營事業，意在殖民。」日記對研究近代中日交往和直隸新政均有參考價值。羅氏日記在清末有排印本刊行，清華所藏為付梓前之清稿本，但作者刪改不少，也有排印前校對者的文字校訂，因此有特殊的版本價值。
十四、李肯堂撰《龍飛日記》，手稿本，四冊。是書未著撰者姓名。日記始於宣統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止於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錄起止時間「宣統元年七月至宣統二年九月」，存在差誤。依據撰者在日記中自稱「李某人」，其同事稱其為「肯堂」，可確定撰者為李肯堂。日記中作者自稱或被稱為杭州織署「總辦」，可知其為杭州織造局之總辦。杭州織造局為清朝內務府下屬的江南三織造之一，為專辦清廷御用及官用紡織品的機構。織造局由織造衙門和織染局組成，織造衙門是官署，織染局是從事織造生產的官營工場。《爵秩全覽》中「杭州織造衙門」的最高官員是「織造」，之下設有「司庫」「庫使」和「筆帖式」，而沒有列「總辦」的官職，總辦應屬臨時委派差事。由日記內容可知，李肯堂是由京城委派至織署當差，寫日記時已到織造衙門兩年之久。日記記述了作者在織造局任職半年多時間的生活經歷和參與的各種活動，涉及織造局承辦的活計驗收、開庫放款、選擇匠役、報銷錢糧、解交及發運織品等各類業務活動，對杭州織造與浙江巡撫、布政司及財政局、運司、釐餉局等官署的公務往來也多有記錄，特別是作者與織局內外各類人員的交往記述尤詳。日記記錄雖只有半年時間，但對作者每天活動記述非常細緻，而此後不久織造局就因清朝滅亡而關閉，因而為了解杭州織造局最後階段管理運營情況，提供了可貴的史料。
《叢刊》所收日記內容十分豐富，值得深入發掘的資料很多，可在補充文獻不足、考訂史實方面發揮獨特作用，下面略舉數例，試加闡述。
一、自然科學方面的史料價值突出，可彌補原始資料的不足。如祥麟在哈密期間，發生了兩次月食，他主持了哈密的觀測和救護活動。《哈密日記》詳細記錄了觀測過程和結果，是較重要的天文學史料。特別是光緒十年八月十七日的月食觀測記錄具有特殊史料價值。其原文如下：「戊子月有之食，原鈔初虧寅初二刻一分，食既寅正二刻一分，食甚卯初一刻三分，生光卯正初刻六分，入地平卯正初刻十四分，帶食八分卅八秒，復圓辰初初刻六分，在地平下。乃醜正三刻十分即初虧矣，寅初二刻即食既矣，寅初三十分即食甚矣，寅正二刻即生光矣，卯初二刻即復圓矣，未在地平下。不知甘肅來文有無筆悞，抑關外與內地不同，抑欽天監測量有差歟。麟謹遵哈密向章，上香行禮救護如儀，當調辦事衙門藩署來文，時刻與原鈔無訛。」欽天監在月食發生前已推算出發生時間，並將預報發給各省。祥麟指出月食實際發生時間早於預報時間。哈密收到的應是甘肅蘭州的預報，因哈密在蘭州以西較遠的距離，月食發生時間早於蘭州也屬正常。但也不排除預報的數據誤差偏大的可能。對於此次月食，欽天監在北京也進行了觀測。根據欽天監檔案資料，北京的觀測因天氣原因而失敗。祥麟的記錄堪補欽天監史料之不足。關於日食、月食等天象的記錄，在英和、樓汝同等人的日記中也有記述，均有一定史料價值。日記中有關天氣和氣象的記載，對研究氣候變遷和氣象史均有重要參考價值。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曾引用了郭畀的日記：「根據江蘇丹陽人郭天錫日記，公元一三〇九年正月初，他由無錫沿運河乘船回家途中運河結冰，不得不離船上岸。杭州浙江省圖書館有手錄稿，僅存公元一三〇九年冬天兩個月的日記。」以此說明十三世紀初和中期比較溫暖的期間是短暫的，「不久，冬季又嚴寒了」。並結合有關史料，得出十二、三世紀整體上為嚴寒期的結論。《叢刊》中的清人日記，都有關於天氣情況的記錄，涉及晴陰、雨雪、氣溫、大風和霧等方面的內容，特別是一些行程日記對氣象尤為關注，傅增淯赴任貴州的行程日記，從進入湖南沅陵縣開始至貴州，有每日氣溫的實測記錄。如十一月十六日記「是日晴，午後寒暑表升至八十度」，十八日載「寒暑低至卅八度」，這當為實測記錄，是重要的科學史料。
二、在歷史事件考證和人物活動研究方面具有尤為重要的作用。由於日記作者每天及時寫作，涉及的時間、地點和人物一般都非常確切和具體，可補史料的不足和訂正相關文獻與著述的訛誤。創辦於光緒二十九年的三江師範學堂（後改名兩江師範學堂），是南京大學的前身。三（兩）江師範學堂是清末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最高學府，也是實施新教育後全國最大的師範學堂，但三江師範學堂是南京大學校史中論述最不充分的階段。傅增淯從光緒三十年一月任職三江師範學堂，十二月充兩江學務處提調，三十一年六月幫辦江南師範傳習所，約一年半時間在學堂任職或辦理相關事務，且是三江師範學堂創建的關鍵時期，其日記提供了有關學堂開辦初期的豐富史料，可補南大校史資料的不足並可訂正相關著述的錯誤。張之洞是三江師範學堂的重要創始人，對學堂的籌辦和早期發展有重要影響，但相關著述在介紹張之洞對學堂的貢獻時引用的原始資料，主要是其光緒二十八年奏設學堂的奏摺，缺乏更為具體、細緻的史料。實際上，張之洞卸任江督後一直關注三江師範學堂的建設與發展，傅增淯日記提供了重要的相關史料。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記云：「晨至學堂，午後聞張香帥至，同恩（詠春）、汪（佩丞）兩提調去見，未見而回。」四月初三日記：「八鍾前，藩臺黃建莞，糧道胡延，首府羅章，俞恪士明震、劉世珩聚卿兩觀察，張子虞預及魏制軍均先後到。約九鍾香帥亦到，同來者為桑道鐵珊寶，準補黃州府汪芸荃鳳瀛及寧省所派辦供應之王太守運嘉、謝委員也。用點心後即至堂聽講教育、日語兩科後遂開席，席散復聽講生理、圖畫、博物、農學、理化、理財、手工各科。」胡鈞編《張文襄公年譜》所記張之洞在光緒三十年四月在南京活動的內容，只有一句話「遍遊諸名勝、有遊覽詩一卷」。其注也極簡略：「甲辰春奉使金陵，公事多暇，乃遍遊諸名勝。按壬寅權篆時，度地建師範學堂。便道至雞鳴寺，下瞰臺城，賞其幽曠。」日記可補年譜記事和相關校史資料的不足。《南京大學百年史》（二〇〇二）和《影像南大——南京大學百年圖傳》（二〇一五）均採用了一幅彌足珍貴的歷史照片，為張之洞、魏光燾與眾人的合影。並均認為是前後兩任總督於一九〇三年三月交接關防印信時所拍攝，前者稱「前後兩任總督隨即與有關官員合影留念，其中包括兩江學務處和三江師範學堂的官員」。照片第一排最中央者穿著西服，兩總督張之洞、魏光燾分坐其兩邊，第一排其餘人員均穿著西服，顯然不是清朝官員。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三日的日記記錄了照片拍攝的真實情況：「午後張、魏兩帥與同堂各員並東教員及隨來各員在堂共拍一照。」交代清楚了合影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除了三江師範學堂和隨來官員外，穿西服者當為學堂之日本教習，前排中央的人應為總教習菊池謙二郎。
日記對其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跡的考證，更是極為重要的一手資料。英和、韓崶和唐烱都有自撰的年譜，但同時段內日記的內容更為豐富，可補年譜的不足和訂正其訛誤。如唐烱的《成山老人自撰年譜》對其鹹豐六年的記事僅記「五月朔自家行而蜀而秦，十一月至京師，報捐知縣分發四川試用。」他自注云：「用王蓮生，澤春，時宰禮泉，助千金；章少青，禮筠，奉天人，時宰甘肅皋蘭，寄助鈔票一千二百兩，乃得報捐。兩君情極可感。」由日記可知，唐烱是四月二十九日離家上路，而非五月一日出發，年譜所記只是大致時間。由日記所記知，王蓮生贊助一千金報捐資金外，涇州俞夢蓮與章少青共助他千金。章禮筠，字少青，是唐烱父親的門生。查鹹豐年《爵秩全覽》可知，章禮筠時任甘肅伏羌縣知縣，為安徽銅陵人，非奉天人。他以前曾任皋蘭知縣，給唐烱贊助時在伏羌知縣任上。《蘭亭居士日記》載「（十月）二十四日晴，作書寄章少青伏羌」，也可證明其當時不在皋蘭任職。唐烱的年譜是其晚年所作，記憶已不準，可靠性顯然不及其日記。有學者曾在《近代史研究》（二〇一六年第六期）上發文，考辨《義和團史料》所收《庚子紀聞》的作者，該學者依據作者自言「餘己亥到浙，次年庚子按試各府」，推定作者為文治，其結論有說服力，但論證過程也存在一些問題。文治的《兩浙行程》日記是其赴任浙江學政、廣東學政差事的詳細記錄，可提供更確切證據支持其結論並糾正其不確的論證。光緒己亥年文治確實任浙江學政，與作者身份相符。但該書下冊有作者記述：「庚子八月……遂成此冊存之。辛丑五月十九羅江次記。」論文作者認為「辛丑五月十九羅江次記」頗為關鍵，並對此進行了考證。認為「羅江」有三處，一為四川羅江縣，另兩處為水名，即浙江羅江和廣東羅江。最後確定「羅江次記」之羅江是廣東羅江，為鑑江之支流，以證與文治任職廣東經歷也相符。實際上，此「羅江」並非指鑑江支流之羅江，文治的辛丑五月的日記可提供直接證據。文治辛丑五月十七日記「初至羅定江江口住船」，十八日記「入羅江後境漸清」，說明「羅江」實指「羅定江」，即文治是在廣東羅定江船上作記。這也表明文治在「辛丑五月十九羅江次記」可信，證實作者確為文治。
綜上所述，已可略知《叢刊》的種種史料價值。隨著《叢刊》的公開出版和發行，相信學界對它的價值和認識會有更多的發掘和顯著提升。
《叢刊》的日記選編與整理工作由馮立昇、王雪迎承擔，全部日記的提要由王雪迎、馮立昇撰寫，其中馮立昇撰寫了《郭雲山日記》《惜分陰軒日記》《皇華勞瘁》（祥麟日記）、《甲午日錄》和《澄懷堂日記》五種日記的提要，其餘日記提要均由王雪迎撰寫。在《叢刊》整理過程中，還得到了其他同事的幫助。
《叢刊》能夠在較短時間順利出版，得益於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的資助。在申請立項和整理彙編過程中，得到清華大學圖書館蔣耘中書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殷夢霞總編輯、張愛芳主任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責任編輯張慧霞為《叢刊》的編輯和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馮立昇
二〇一九年二月於清華園